论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8)07-0060-06
一、引言
近年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吸收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思想。虽然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斯密和俄林时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但是把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因素结合起来并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却绝对是一个开创性的突破。其次，由于在研究中运用了一系列寡头博弈模型，新的理论发展彻底偏离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国际贸易被认为是在不完全竞争环境中进行的，分工模式取决于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策略竞争。企业策略的核心在于以竞争对手的损失为代价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样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影响企业策略选择和最终均衡结果的重要性也就被凸现出来。这些新的观点往往被统称为“新国际经济学”。本文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演进路径进行回顾和述评，并探讨是否确实存在着“新国际经济学”。
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局限
大卫·李嘉图(1817)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其基本观点是：在两国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占绝对优势，另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则优势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那种商品，劣势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那种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双方仍能从中获益[1]。上个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进一步推进了对比较优势形成原因的研究。俄林认为，产品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度。如果一国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比较充足，其价格就会比较低，因而生产时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成本也会比较低。最终形成的贸易格局是每个国家出口用本国相对丰裕而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用本国相对稀缺因而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2]。由此可见，俄林和李嘉图的思路是殊途同归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完全预先决定的，不可改变的，由此形成的均衡模式是唯一的、稳定的、最优的。
古典贸易模型实际上反映的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的特征。正如戈莫里和鲍莫尔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假设确实非常合理。因为在农业中最好的，或者说最容易获得的土地往往最先被利用，然后当产量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时，生产率较低或者较难得到的土地才开始利用。或者换句话说，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农业用地有时候被更加密集地使用，农民试图在既定数量的土地上谋求更多的粮食产出，这通常使得单位追加产量的成本上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能在农业中看到收益递减的规律”①。因而在这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通常只有一种稳定的可能结果。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这种惟一的均衡状态是一种商品和服务的组合，自由市场力量总是推动经济趋近于这样的组合。这就是看不见的手自动选择的结果”②。由此可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假定基础之上的，基本排除了通过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者国家政策改变原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留给政府通过积极的贸易或者产业政策提高本国福利的空间很小。即使有一些理论致力于研究通过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而获得竞争优势，往往也被归入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被排除在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之外。这种趋势直到产业内(Intra-industry)贸易和具有不完全竞争特征(Imperfect competition)的寡头垄断(Oligopoly)产业的出现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产业内贸易指的是一国同时进口和出口属于同一产业的产品。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共同体(EEC)内部发达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的双向贸易之中。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不同国家应该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产业的产品而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即这是一种产业间(Inter-industry)的贸易。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内部，产业内贸易的绝对值和增长速度远远超越了产业间贸易而更为重要。根据Rayment(1984)的估计，在1973年，产业内贸易占到了美国总贸易额的60％。欧洲国家的相关数据分别是：英国的76.8％、瑞典的67.5％和前联邦德国的59.2％[3]。产业内贸易这个新兴的经济现象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逐渐引起了经济学者们的重视。Balassa(1966)第一次明确指出产业内贸易在EEC国家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增长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4]。Grubel和Lloyd(1975)则首先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研究[5]。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投资、规模经济以及学习效应等诸多因素先后被引入分析框架中来解释这一有悖于传统思维的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致力于解释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贸易以及其交换的产品构成具有很明显相似性的原因，并一般与垄断竞争、产品细分和规模递增联系在一起。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生产的规模递减。对于其提出的年代来说，这样的假设确实非常合理。而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很多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产业，例如汽车、电脑、半导体和电视机产业。它们往往具有高成长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并且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竞争激烈。同时这些产业往往具有很高的规模门槛，只能同时容纳少数几家厂商相互竞争，小规模的进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你的车库里白手起家用手工生产一辆汽车，然后去和通用汽车的大规模生产竞争”③。这使得先进入这些产业的厂商对后来者拥有排他性的竞争优势从而保证了“租”(Rent，即垄断利润)的长期性。由此形成的均衡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动态的，随机的，后天优势而不是先天的自然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情形完全不同于葡萄酒——羊毛的例子，惟一确定的自然结果不复存在。如果美国和日本展开半导体、汽车和飞机方面的贸易，我们很容易想象美国在飞机和半导体方面占有优势而日本汽车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如下情况显然也很有可能发生，即美国的优势逐渐转向汽车和半导体领域，而日本则转向飞机制造。就上述情况而言，几乎所有的其他组合都有可能出现”④。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特定国家而言，可以达到多种可能的均衡。该国的政府可以运用贸易和产业政策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那种均衡。最优均衡一旦获得，由于高启动成本的存在，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最早依然出现在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国家。由于意识到自身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竞争关系，欧洲共同体国家运用产业政策试图改变旧有分工格局，形成对本国有利的均衡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亚洲，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则是日本通产省(MITI)对产业和贸易政策的运用直接导致了本国当时较为落后的半导体产业赶上并超越了原来的领先者美国。另外一个典型的例证发生在韩国。由于缺乏必需的原材料，同时国内市场狭小，表面上看起来韩国在钢铁行业上不具备比较优势，然而韩国政府于1973年出资建立了浦项制铁公司(POSCO)，并对该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大量的投资补贴。结果浦项制铁迅速成长为生产成本最低的世界大型钢铁公司之一。到了1988年，浦项制铁就跻身于世界11强，下属工厂达到了80家。很明显，韩国政府确实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创造出了新的均衡。但是如果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对这一现象认识的本身尚不足以直接动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统治地位。经济学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通过在国际贸易现象分析中引入产业组织理论(IO)的研究成果完成了这一质变的过程。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对与寡头竞争和进入壁垒的研究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中心内容。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进入壁垒有两种主要的形式：结构壁垒(Structural Barriers)与行为壁垒(Behavior Barriers)。Salop(1979)则分别称之为合法壁垒(Innocent Barriers)和战略壁垒(Strategic Barriers)⑤。结构性壁垒与产业的需求和技术特征有关。对于企业来说，结构性壁垒是外生的。它可以使市场结构处于一种自然的不完全竞争状态，也就是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可以生存。Bain(1956)在其开拓性的研究中指出：结构性壁垒包括产品差别，绝对的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6]。产品差别是指由于消费者要准确评估一种新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对于最先使用的品牌有一种自然的依赖心理。对于消费者而言，尝试一种未知的全新品牌需要冒风险，也就是机会成本可能很高，因此后进入市场的竞争企业通常很难说服消费者投资于自己的产品。绝对的成本优势是基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思想的。“一个厂商生产得越多，它便会更有效地从事进一步的生产，这被称为厂商在他的‘学习曲线’上向下移动”⑥。由于这种学习效应的存在，先进入该行业进行生产的企业相对于后来的竞争者往往成本较低，同时还有获取技术、区位以及要素等各种资源的优势。规模经济则使得一个产业内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可以获取正利润。竞争企业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在次优规模上生产从而导致成本劣势或者在最优规模上生产但面临一个下降的产品市场价格。
通常情况下，结构壁垒已经足以保护现有企业应对新厂商的竞争，其造成最极端的结果就是自然垄断。然而，战略壁垒更加重要，它可以大大加强结构壁垒的阻断效果。战略壁垒是指产业内的现有企业采取某种可置信的策略，用于改变潜在的竞争者对进入产业后的利润期望。当然，要使这种策略是可置信的，它必须是当竞争厂商的进入威胁实际发生时，现有企业所能采取的最优应对策略。这就要求现有企业先于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行为作出某种不可逆转的投资。这种不可逆转的投资对潜在竞争者构成有效的威胁，从而彻底阻止其转化为实际的竞争者。关于这一思想，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加以具体说明⑦：如果潜在的竞争厂商并不实际进入该产业，现有的垄断企业将获取
的垄断利润。如果潜在的竞争者最终付诸行动，垄断者有两个选择：与其进行价格战并获取正利润
⑧，或者与之分享消费市场并对等地获取正利润
。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那么很显然价格战的威胁是非理性的，也是不可置信的。竞争者很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者绝对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价格战不会发生，垄断者将被迫接受他进入的事实。现在假定垄断者在竞争者实际进入前，先进行不可撤消的投资承诺(Irrevocable Investment Commitment)，并发生成本C。此时对于垄断者来说，如果进入成为现实，他的利润将变为-C。如果垄断者成功地使得-C＜，无疑价格大战将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者有可能放弃进入该产业的想法。如是，垄断者的利润将变为-C。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条件：
如果-C＜，垄断者将进行价格战，竞争者放弃进入。
如果＜-C，进行战略阻断的收益大于接纳对手的收益。
结合上述条件，可以得到当-＞C＞-的时候，垄断企业进行战略阻断将成功。也就是说，不可撤消或者不可逆转的投资使得战略阻断的策略选择有了实施的物质基础，从而成为可置信的。总之，垄断企业在竞争者实际进入前(Pre-entry)实施的战略性投资⑨改变了竞争者对于进入后(Post-entry)收益的期望，从而形成了对自己有利的博弈格局。战略阻断的其他方式还有：建立一个不妥协的名声，即在位厂商一开始就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任何企图进入者，即使短期内会遭受到一定的利润损失。这样做可以吓退后续的其他潜在竞争者。在位厂商未来的垄断利润将得到保证，其贴现值足以弥补现在进行阻断所造成的成本；或者大量投资，开发多种品牌抢占市场，以使竞争厂商得不到很大的发展空间⑩。无论采取以上哪种阻断策略，可以看出，是由于在位厂商先行进入该行业进行生产给了其构筑战略壁垒的机会。这种先发优势确保了在位的垄断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免于其他竞争者的挑战。
产业组织理论对于进入壁垒的研究主要还是放在企业层面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这一研究的重要发展在于考虑了政府如何通过主动干预影响厂商之间博弈形成的均衡。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新国际经济学”的核心，也就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法，把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成果拓展到了国际贸易领域(11)。当贸易发生在不完全竞争环境下时，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可以采用战略性行为来影响市场结构。我们可以用Dixit和Kyle(1985)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来加以阐明[7]。假定国际市场上有两家对手企业，在位厂商是美国企业，潜在的竞争者属于欧盟。美国企业已经发生了沉淀成本K。在美国市场上，如果形成垄断，垄断者将获得超过生产成本后的净收入PU1。如果形成双寡头竞争，双方都将获得超过生产成本后的净收入PU2。前一种情况下的消费者剩余为SU1，后者为SU2。类似地，定义欧盟市场上的对应值分别为：PE1，PE2，SE1和SE2。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欧盟都必须在允许自由贸易和禁止进口之间选择。除此之外，由于在位的美国厂商已经发生了沉淀成本，欧盟还要考虑是否对自己企业的对应投资进行补贴。欧盟企业需要决定的则是是否进入该行业与美国对手竞争。表1列出了两方不同政策选择组合的具体结果：表中前面为美国的收益，后面为欧盟的收益。现在假定SU2＋PU2＞SU1＋PU1，那么不管欧盟采用什么政策，美国政府的选择都是自由贸易；同理，如果SE2＋PE2＞SE1＋PE1，那么欧盟的选择也是自由贸易，不受美国政策的影响。因此在这种假定下，自由贸易是最终的结果。欧盟厂商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要PE2＋PU2-K＞0，他就会决定进入。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社会中的很多产业是不完全竞争的，要求很高的沉淀成本(或者说启动成本，规模门槛)，这样PE2＋PU2-K就很有可能为负，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就不会发生。Dixit和Kyle的分析显示，如果此时欧盟能够先行一步，做出不可撤消的政策承诺(Policy Precommitment)，即承诺补贴自己厂商的进入成本K，那么最终双头寡占的均衡结果将因政府的这一战略行为而得以确保。对于欧盟来说，这样的局面无疑是优于禁止进口的；对于美国亦然。通过以上这个简要的模拟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重新考虑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基础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催生所谓“新国际经济学”的直接原因，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演进。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个别时期，美国总体上一直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当时对于大多数美国企业来说，产品主要是针对国内的消费群体，与本国对手竞争。因此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对自身利润的贡献都非常有限。即使有少数产业遇到国际竞争，美国经济依然可以维持强劲增长的趋势。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外贸易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60到1980年间，美国制成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一倍多，国际性因素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继续繁荣的关键性因素。而由于此时美国实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美国企业在越来越广的产业范围内遭遇到外国厂商的挑战，进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出口增长的速度，这就造成了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而且用常规的经济手段根本无法治愈这一痼疾。当美国的贸易伙伴们享受着出口剩余的时候，美国自己的制造业部门却遭受严重的失业和工资率下降。而且这种冲击逐渐从一些成熟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如服装、鞋袜、玩具等逐渐扩散到了半导体等原来美国占绝对优势地位的高科技行业。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些国际竞争从四个方面损害了美国经济：剥夺了美国人就业的机会；工会力量造成美国的钢铁和汽车制造业工资不正常地高于其他制造业部门，由此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分配扭曲，外国竞争使这一扭曲更加恶化；许多制造业部门的不完全竞争特征给了外国竞争厂商借助其政府的帮助实现战略优势的机会；外国竞争冲击了美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是这些产业的R&D投资大大减少，而这些投资对于美国经济有着重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外溢效应。由于美国大众认为这些外国竞争厂商背后往往有很深的政府干预背景，对本国经济绩效的担心就逐渐转化成对传统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贸易原则的质疑，这又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为积极的干预政策寻求理论依据。与此同时，类似的对自由放任精神的质疑和争论也在美国的邻国加拿大进行着。在这种背景下，从1981年到1985年，加拿大经济学家Brander和Spencer、美国经济学家Krugman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论文，奠定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框架，也标志着“新国际经济学”的正式出现。
Brander和Spencer在其系列论文中明确指出，由于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存在着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即超额利润)，一国政府可以积极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进行主动干预，将这些垄断租金转移给本国企业，从而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在于不完全竞争产业中，本国政府或者企业可以运用沉淀成本投资做为战略性预先承诺(Strategic Precommitment)的工具，改变竞争对手对未来竞争结果的预期，从而间接影响他的策略选择。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区别于一般以贸易条件效应为基础(从而是非战略性的)的关税理论的地方。
根据Brander(1995)的定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基于或者可以改变不同国家竞争企业之间战略性互动形成的均衡的贸易政策[8]。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其理论体系确实是与产业组织理论紧密结合的，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立论的重要条件是竞争对手认识到策略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换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能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因为在完全竞争假设下，众多厂商的策略行为是独立的，它只能建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之上。因为在这种市场结构中，相互竞争的厂商数目非常少，策略行为彼此依赖，外部的干预足以改变初始博弈结果并形成对本方有利的均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形式有：(1)财政支持，主要指对于要扶持的重点企业给予减免税收(Tax Relief)和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Financing)，或者直接对该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进行补贴；(2)对市场进入路径的控制(Control of Market Access)，包括关税、配额、政府或者政府控制的厂商对于要扶持的重点企业的产品以优惠条件直接进行采购(Preferential Procurement)以及直接对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提供指导；(3)对市场结构和行为的干预，包括政府设计的企业间兼并，其目的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放松反托拉斯限制，即政府对于能从国际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卡特尔组织采取一种纵容、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以及政府主导的企业间的研发合作。
概括地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思想一般包括：阻断或者至少限制外国厂商进入本国市场，从而增强本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向本国企业提供补贴以降低其成本，本国企业借此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利润增加；协调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大力支持具有高科技内涵、并对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有技术外溢效应的产业。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背后隐含着特定产业或者特殊集团的利益和需求，但从追求更高国民收入的角度看，这种利益和需求被认为是和国家整体利益同一的。
五、结语
那么，该如何看待“新国际经济学“呢？事实上，Brander和Spencer的开创性工作是基于古诺模型的，在他们之后，又有一大批经济学者运用不同的垄断竞争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问题在于，这些垄断竞争模型往往依赖于一些特定的假设，通过不同的参数设置得出的结论也迥异。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则和标准的范式，因此立即断言存在“新国际经济学”为时尚早。
另一方面，经济学理论必须经过实证检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不例外。Dixit(1988)曾经指出：“对经济学家和出于不同原因鼓吹积极干预的人来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出现是大受欢迎的，但如果缺乏认真的实证检验，理论结果的使用范围和重要性都会受到质疑”(12)。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诞生以后，也催生了大量的实证文献，如Dixit(1988)[9]、Laussel和Montet(1988)[10]、Baldwin和Krugman(1988)[11]、Smith 和Venables(1988)[12]、Venables(1994)[13]、Krishna et al.(1994)[14]等等。但这些实证工作使用的主要是“校正”模型，由于“校正”模型自身存在着一定缺陷，因此凭借这一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无疑也欠精确。用精确的计量模型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评估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相关文献依然寥寥。
笔者认为，回顾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演进路径，新发展的最大贡献应该在于澄清了一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论断，即：自由贸易是最优的。事实上，这些新的理论发展并非试图回归到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而只是在“自由贸易是最优的”这一论断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制语：在特定的环境下，“自由贸易是最优的”。换言之，在另外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政府的积极干预可能是最优的选择。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架构的不断完善，这些新的发展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贡献将会越来越明晰。
注释：
①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②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③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④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7页。
⑤Salop,S.C.,Strategic Entry Deterr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9,no.2(May 1979),p 335.
⑥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⑦Dixit,A.,Recent Developments in Oligopoly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2,no.2,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y-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82),pp.12-13.
⑧由于价格战的原因，可能非常低。
⑨比如在位厂商投资扩张生产能力，竞争企业的进入一旦发生，在位厂商可以迅速地扩大产出，使自己产品充斥整个市场(当然以价格下降为代价)。
⑩很明显，这是结合了不可扭转的投资和产品差别的思路后形成的一种综合策略。
(11)事实上，在创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前，Brander和Spencer的研究重点还是在产业组织领域。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深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其他经济学者们，也大都在产业组织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贸易理论。
(12)Feenstra,R.C.,Empirical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MIT Press,1988,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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