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集市贸易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市贸易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1674 （2000）01—0037—04
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似在乱，其实在变。于市亦然。该时期城乡集市贸易的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运行，均显示出在动荡中发展的特色。
一 三国时期北方与南方集市贸易的发展
1、曹魏统治下的北方市场交换
曹操统一北方后，在一片废墟上再建社会秩序，卓有成效。在经济上，采取“劝农”、“广田”、“垦荒”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等措施，致令“仓廪皆满”，“器用充实”，市场繁荣。在北方集市上，有朝歌的
绮、清河的缣总、襄邑的绵绣、上党的麻布。林林总总，光彩夺目，四方客商争相购买。在漳河边上，曹操筑铜雀台的邺（今河南临漳），是为新兴都会，商业气息甚浓。邺都，有三大集贸市场，每个市场都有围墙和市门。在市场中，人声鼎沸，琳琅满目，场内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特别是许多“难得之货”，充斥市场，增加了城市的繁荣。
曹魏的集市贸易，有四个特点。第一，政府比较重视。《魏志，杨俊传》中说：“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 发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宛即南阳，原本是曹魏六大商业城市之一。曹丕以“市不丰乐”为由，治地方官吏的罪，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在市场中出现了一批拉拢买卖，从中进行剥削为业的“市侩”。如马侩、牛侩等，均属市场交换的经纪人。当时市侩的地位并不高，往往被市吏羞辱。第三，在商业政策上与东汉相比较，恢复了盐铁专卖之制。如曹操“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魏志·卫凯传》）同时，政府不仅主持了铁农具、兵器的生产，而且垄断了流通。当然，任何时代的专卖，并不能杜绝私下经营。盐铁可赚大钱，总有人冒险走私。曹魏时亦然。如石崇之父石苞为县吏时，“被使到邺，事久不决，乃贩铁于邺市。”（《晋书·石崇传》）市长见而异之，因与结交。后来，曹魏又扩大了专卖制度，如“官贩苦酒，与民争锥刀之末。”甚至胡粉（铅粉），巨木也在专卖之列。第四，重视边地贸易，以弥补军需和统治者的奢求。一是立军市。“颜斐……后为京兆太守……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侯，便于斐前仗一百。”（《魏志·仓慈传》）可见，所立军市，专配军市侯管理，出了问题，军市侯是要治罪的。二是魏、蜀、吴三国本身亦常交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遂定荆州。……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 ……权遣校尉梁寓贡于汉，及令王市马。”（吴志·孙权传》。）“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此物辈耶？”（《太平御览》卷817）“逆贱孙权， ……比年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逛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致使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魏志公孙度传》）嘉禾四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 翡翠、玳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吴志·孙权传》。）“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魏志·夏侯尚传》）“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晋书·周浚传》）三国之间的交易，有两种方式，即官方的聘使贸易和民间的互市。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种市场交换往往很不稳定，充满杀机。三是与边地民族的互市。曹魏首先很注重同西北各族的互市。文帝问（苏）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墩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魏志·苏则传》）这是曹氏欲西求明珠而通市的情况。“太和中，迁墩煌太守……辄以府见物与交市”。（《魏志·仓慈传》）曹魏亦很注重同北方鲜卑族“通胡市”。鲜卑数十部，割地统御，原明誓约定，“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魏志·田豫传》）但民族间的互市并非一纸盟书便能禁绝的。黄初三年（222年）， “（鲜卑大人柯）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魏志·鲜卑传》）魏与鲜卑交市，以牛马为主，并大宗交易。魏所需牛马，许多来自鲜卑。鲜卑族还将俘掠的生口，作奴隶出售。正始年间，陈泰任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奇宝货，因泰市奴婢。”（《魏志·陈泰传》）魏与东北的乌桓三郡亦有互市。曹操平定乌桓后，曾“歌以咏志”，他在《步出夏门行》中有“逆旅整设，以通商贾”之句，足见其对互市的关心。总之，不管是交战时期，还是相对和平时期，曹魏与边地各族，仍“聘问交市，交来不绝。魏人奉遣金帛缯絮，岁以万计。”（《魏书·序记》）
2、江南集市贸易的开发
公元222年，孙权雄踞江南称帝。“吴握有扬子江流域， 商业上地位优越。长江一带，帆樯如织，荆洲北据汉沔，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尽南海，交通便利，商贾辐辏。江流所贯，汇为富源。”（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
同曹魏与蜀汉一样，孙吴对商品交换很重视。孙权在位，便在都城建业（今南京）建有两个大型集市。即建康大市、建康东市。孙休在位时，又加建了北市。三个均属综合性集市。商品种类齐全，上市人数多，是都市中最为繁荣之所。左思在《吴都赋》中赞誉道：“开市朝而并纳……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交贸相竟。”从此赋中，我们可以知道，吴都除市中心的集市外，河水两边亦设有集市。楼船举帆穿过，反映出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
孙吴对集市贸易，有严格的管理，专置司市中郎将。如陈声曾于公元273年任此职，后因得罪了孙皓的爱妾，惨遭杀害。 孙权的虎将潘璋，曾当过市官。他“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吴志·潘璋传》）他治市如治军，积累了一套管理市场的经验，也熟悉了买卖之道。后来，他任右将军，便立军市以获利。“璋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业，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吴志·潘璋传》）
二 两晋集贸市场的畸形发展
1、两晋集贸市场
入晋后，京师洛阳建有三个大型集市。大城西是金市；大城东是牛马市；大城南是南市。金市和南市是大型综合性集市，很热闹。市场上各种商品荟萃，入市人数很多。牛马市是大型专业集市，是北方良马宝驹的重要集散地。这些集市中的房舍店肆皆为官府创设，并派市长、市丞管理。在市场上，既有做买卖的，也有逛市场看热闹的。例如，《晋书·卫介传》说：卫介少时乘白羊游于洛阳市，举市共观，皆道这是“谁家壁人”，如此俏俊。
西晋其他中小城镇，也设有集市。如讨吴有功的羊祜病亡的消息传到南方，“南州（襄阳）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晋书羊枯传》）羊枯死，令人悲不成市，说明他生前深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南方一些小镇都有了比较正规的集市。
西晋时，统治者为追逐商利，也有私第立市，坐收市利的。据《晋书，愍怀太子传》载：晋惠帝时，愍怀太子“于宫中立市，使人屠酷，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又令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皇太子在宫中设集市做买卖，长年累月，练出了“手揣斤两，轻重不差”的硬功夫。如何评说？应该说，他与东汉末代皇帝学做商人不同。汉灵帝主要是为获得嬉戏娱乐的快感。愍怀太子立市，主要是获得市利。他又非做大生意，而是小买小卖，恐怕又跟他的兴趣有关。集市设于宫中，是新鲜事，自然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做买卖。可见，皇族开市做买卖，客观上，对集市贸易的发展有一定刺激作用。当然，也是统治者贪婪的反映。
江南集市贸易，三国时期便日见发展。东晋时，更见活跃。表现：一是集市数量增多。首都建康，孙吴时期有三个大市，东晋后期安帝时，又加设了秣陵开场市（一说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太平御览》卷827）”在秦淮河两岸， 也出现了许多新集。“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通典，食货典》）二是市税加重。“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通典，食货典》）东晋时，无论是都会或城市中的集市，还是中小城镇中的集市，都有市税官征税。同时，也在重要津口置津关，“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税一，以入官。”（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津关征十分之一的税，对小贩来说，是很重的。在市场交易方面，政府也开始征收估税和散税。估税：“凡货卖牛马田宅，率钱一万，输价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买卖立文券，当是大宗交易。散估，指“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政府巧立名目，向买卖双方收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当然也说明南方城镇市场规模、过津货物和市场交易量，皆甚于三国。南方“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反映出当时趋商之风甚盛。
2、两晋集市贸易的畸变
自东汉后期遗留下来的流弊，至两晋时，浸淫日广，注入到集市中，令集市贸易难以正常发展。一方面，两晋贱商观念畸形。如政府规定集市商贩的头巾上，须标明卖商品名称，并一脚白鞋，一脚黑鞋，故意丑化买卖人，使之地位低下。另一方面，许多奢靡现象浸淫都市，蔓延成风。首先是货币拜物教思潮蔓延。入晋后钱的地位大大提高，追求金钱，成为时尚。南阳人鲁褒针对时弊，著有《钱神论》，讽刺道：“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此段刺词，一方面说明货币已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在市场上流通，给集市贸易的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使“市井便易，不患耗折”；另一方面，贪鄙之风也注入于集市中，言必称钱。一些奸商为了钱，掺杂使假，短斤少两，道德沦丧。“孔方兄”、“有钱能使鬼推磨”等谚语，实际上是从市场发轫，再流于社会的贬语。
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入市做买卖之例，在两晋已屡见不鲜。前述愍怀太子宫中立市，最为典型。上行下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酤贾于水侧。”（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刘胤领江州刺史，派属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其商船在江上往来穿梭，络绎不绝，把水道都堵塞了。
三 南北朝集市贸易的新发展
1、南朝集市贸易
南朝集市贸易，多袭东晋旧制。各城都，仍循市里分设之制，即交换区与居住区分开。商品交换在官设的集市内进行。不同的是，中小城邑出现了许多定期集市。“丰国市，五日一会。 ”（《太平御览》卷827）这是北方期集的最早记录。“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 ……县有市肆，四日一会。”（郦道元《水经注》卷33）说明南朝时，四川地区的县城中已有较闻名的定期集市了。
这种集市，汉以来又称“会市”。刘宋元嘉初，“民有所系，吏无敬得，家给人足，……九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曲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集市中有歌舞杂耍，并相沿成俗，是农村集市一大特色。南朝集市上的商品，较之过去要丰富。一般的农产品、日用品、手工业品，在集市上随处可见。米、盐、鱼、绵、丝、绢、茶、纸、席、木铜器、铁器、漆器及牛、羊、马等均是集市上的大宗商品，时令果、菜在城市集市中也很多。在城市集市中，批发商为了存放货物，往往在市中建有“邸阁”。
与东晋一样，南朝官吏好商贾。“后宋废帝昱，喜入市里，晨夕驰逐。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炼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宋书》齐东昏侯起芳乐宛，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屠酤。贵妃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判决。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等事，皆可骇怪。幼主恒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躬自交易，亦染南朝之习。此必当时市井驵侩，乐易伏游，较之帝王反有过之。……臣僚之习俗亦然，……邓琬性鄙，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使婢仆出市贩卖，亦可见上下相效之风矣。”（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
2、北朝集市贸易——以洛阳为例
自孝文帝迁都后，洛阳便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城市，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洛阳伽蓝记》卷3.卷4.卷3.卷2.）“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户，阁道交通，迭相临望。”（《洛阳伽蓝记》卷3.卷4.卷3.卷2.）显然，洛阳大市，周围八里，是全国最大的集贸市场。市场内，有零售、有批发。本地手工业品、食品和各地土特产，均会集于此售卖。市场周围，都是围绕市场出现的手工制作业，分行业集中，也是工商业者的聚居区。
洛阳在晋时有金市、牛马市、阳市三个大市，北魏后则增加到6 个：城南的羊市；城东的马市；城东南有小市；凌云台西，千秋门外有金市，“兑为金，故曰金市。”（《洛阳伽蓝记》卷3.卷4.卷3.卷2.）还有新设的大市和四通市。羊市、马市、金市是专业性交易市场；大市，是大型综合性市场，批零兼营；小市则是小本经纪的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的营业场所。四通市位于城正南宣扬门外五里，洛水之南。
四通市，四通八达之意。自然也是繁华的综合性大型集市。另外，洛水之上又自发出现了永桥（浮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需脍，咸诣取之。”（《洛阳伽蓝记》卷3.卷4.卷3.卷2.）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之鱼鳖市也。 该市附近的归正里， 聚居南朝人3000余家，他们也自立巷、市，自相买卖，具有南方水乡特色。
洛阳诸市，均为官建官管。开市、罢市都有规定时间。虽为天天集，但中午往往是交市高峰，傍晚散市。信号以钟鼓之声为准。在建春门（东北角的城门）外的建阳里，筑有高三丈的土台，“上作二精舍，……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3.卷4.卷3.卷2.）
北朝其他城市的集市在相对稳定时期也比较繁荣。如邺城有大型集市2个，其制一如洛阳。值得一提的是，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高欢下令在京邑（邺）二市和各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两把标准秤，悬于市门。私秤，皆照市秤定轻重。这是我国集市上设“公平秤”的肇始。
3、农村集市贸易的新形式——草市
南北朝时期在农村向城市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一些既不同于城市集市，又不同于农村“会市”的集市。这种集市，史称草市。它是自发产生的。草市，发轫于东晋，南北朝渐多。史籍虽无专门关于草市的记载，但也可翻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水经注，淝水注》说：淝水左渎，又西经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门因草市而名，说明自东晋以来，北方有些城郊交通道口或渡口有了较正规的草市。有市门，便会有围墙，有围墙当是官府所立了。据《南齐书》卷50载：“（南齐萧）宝夤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可见南朝的建康（今南京）的南郊有草市，且规模很大，政府专派有“草市尉”管理。“草市尉”，显然属军事编制，说明政府对草市控制很严。
为何称草市？有几种说法：一说因草舍而名；二说因市场是非正式的、草率的而名；笔者认为草市是因出售草料而得名。
显然，草市在产生时，有两大服务功能，一是服务于战争；二是服务于城市。设“草市尉”实行军管，说明这种市场很特殊。南北朝，战争频仍，城市多集结军队和战马；另牛马是当时主要的运输动力，且在城市集市上，多设有专门的牛、马、羊市，需大量的草料；又城市居民的燃料也以草料、柴料为主。这样，草料和木柴、木炭便成为走俏的商品。但草料易燃、显眼、影响环境，又需要大型场地堆放，若至城中出售，不便消防，不利于市容卫生。故农民在政府监督下，便在城外的空地上堆放待售。当然，久而久之，其他商品也在这种市上买卖了。后来草市向远郊和农村延伸，便成为农村圩市的代名词了。
草市的出现，是集市贸易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其作用在于：第一，它是城乡交流，城乡联系的一个窗口。草市设在农村和城市的结合部，各地行商、城内各类人物，都少不了草料、柴木，均得与草市打交道。因此，草市往往又是生产交流、技术交流和商品交流的汇合。官府的消息也在市场上传播，又是信息市场。第二，草市是市镇发展的催化剂。在草市上，各类人物荟萃，一些人实行产供销一体化，向农民订购，由农民将草料送来市场，自己长居草市，成为包买商；草市的繁荣，又吸引了许多外地商人徙居于此，长年累月，这里人口滋繁，房屋并起，便逐渐发展为新的商业性市镇了。
当然，隋唐时期及其以后，许多非售草料的市场亦叫草市了。草市演变为南北农村圩市，与“会市”混为一体，成为农村集市的主要形式。两宋时期原来以出售草料的草市，则称为草场。
收稿日期：199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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