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足鼎立”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格局论文,哲学论文,三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10-0021-06 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还在建构过程之中。就我国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在队伍构成 、 研究视域和理论倾向等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 研究组合而成的总体格局，不能排斥三者之间的融通、会合，但融通、会合的程度还极为有 限，总的看是呈“三足鼎立”之态势。审慎、客观地分析这种研究格局，甄别各自不同的特 征与趋势，无疑是建构未来哲学形态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特征把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建党立国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在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国家精神生活领域无疑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毋庸讳言，随着中 国社会进入变革和转型时期，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近20年来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它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冷落，人们的研究兴趣降低，专业队伍出现萎缩与分化，在社会上的地位下降， 影响有式微之势。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怎样扭转这种局势，是一个非常繁难的课题。这里 撇开诸多因素不论，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无论是普通民众抑或专业工作者当 中，极端性思维、情绪化评判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往 往把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特定阶段形成马克思主义形态误为马克思主义本真，特别是把那种 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路线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无穷灾难和祸患归咎到马克思主义头上。很 显然，对于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评判和指责是不公平的。
正因为如此，“回到马克思”这一在20世纪世界论坛发出的呼唤，在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界得到了回应。近2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密切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世界 局 势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同时，一部分学者开始倾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文献与原本思 想的梳理和甄别。特别是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实质、特征、称谓、体系等各种争 论莫衷一是的时候，这种文献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格外突出。真正把经典作家的文本 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和探究，包括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源、文体 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详实的梳理、考证 、分析和阐发，无疑会驱散笼罩其上的层层迷雾，辩明理论的是非曲直。
而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程看，真正客观地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思想的 实质、真正经得起考验的，还是那些对其文本写作的考证、版本的甄别、结构内容的分 析和重要思想的阐释等等，而不仅仅是那些单纯对其现实意义的“挖掘”和“发挥”。诚然 ，我们不可能如洛克所说的那样带着一块“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文本，必然会有自己的主 体 认知模式、自己预设的观念系统“嵌入”和参与到具体的解读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真 实；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无限膨胀自己的先验观念的理由；换句话说，这种主体性究竟强化 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对《共产党宣言 》的解读，不论是过去将它的主旨意图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 ，还是现在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这些观点之间可能是有 差别的、冲突的甚至是对立的，但从文本解读方式的角度看，它们却显现出相同的解释模式 ；这就是，解读者根据当代现实生发、概括出的观点，到经典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然 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强化对观点的信念。这种情形下，他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 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的部分和思想，而 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这种解读、研究方式 也有自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却一定要以文本本身为 本位、把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不应当人为地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某 些方面。针对那种过分强调现实作用和意义的“六经注我”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方 式，我想“回到马克思”的主旨恐怕就应当是“我注六经”。
更为复杂的是，需要在文本研究和解读过程中充分估计到思想与文本之间的复杂情形。就 是说，思想家的思想与表述其思想的文本之间未必一定会存在完全契合、一一对应的关系； 思想家在形成其思想、观点之后，要借助适当的体裁与方式表述出来，形成文本；然后解读 者通过对呈现在他面前的文本表层结构（文字、声音、图画等）的解读，来理解潜藏于其中或 其后的深层意蕴，进而达到对思想家思想的把握。由于这些复杂因素的加入，使思想与文本 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完全契合、一一对应并且为解读者全部理解的情 形反倒成为非常特殊的例外。用中国古代名家“言意之辨”的话说，就存在着“言尽意”、 “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它”等多种情况。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文本时 要有足够的警惕和清醒，同时也充分凸现出过去被视为“烦琐”地“掉书袋”而弃如蔽屣的 文本 细节考证的意义与价值。想想我们过去面对经典文本时的情形，总是把例外当成了通常，认 定文本是思想的准确表述，文本是什么，思想也必然就是什么。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 意到了这种文本解读方式的危险性，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讽刺地说：“在日常生 活中任何一个shopkeeper（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 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 概相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仍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它是“真正的受委托之作”，作为共产主义同盟“ 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用来“对抗关于共产党幽灵的神话”的。这种写 作意图使它不能不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全体盟员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针对当时统 治阶级和各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态度；党纲的写法也限制了它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 详实论证。而且，在作为《共产党宣言》重要组成部分的几个《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 就一再申明，它的一些思想和个别论断已经“过时”了。而在过去对它的解读的时候我们过 分赋予其“经典”的意义，强调其至尊地位，这恐怕是连它的创作者本人也不会接受的。
另外，还必须注意到，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解读者角色、身份意识的强化与限定问题。对 于同一文本，身份不同的人解读的动机不同，关注的部分、突出的观点、做出的解释会不一 样，这虽然也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取消或否认对“真正解读者”角色的期待却 是不对的。在我看来，真正的文本解读者应当是研究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他必须尽量避 免先入为主的评判和感情因素的干扰，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不随意与 权威和时尚趋同；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不奢望自己结论的绝对性和普遍适应性 。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能不能也作如是观？我想，答案也是肯定的。诚然 ，它不是已走进历史的陈列物，它指导并且参与了对当代现实的“塑造”，迄今仍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今天我们来读这些著述，不再是救亡图存的岁月急迫地需要从中寻求拯 救危难的有效武器，我们虽然认同它的现实价值，但不认为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会从那 里找到现成的答案；这种“时间上的在后”，使我们可能会比前几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获得 更多的内容，相对地更能把经典文本当做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审慎地作出分析与评价。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研究，并不是意味着只停留于文本本身，“为文本而文 本”，而是要在掌握全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真正理解、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精 神实质。因为文本表明的只是经典作家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和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意识 形态的理解，但从中体现的哲学精神却可以发挥理论的超越品性，解释新的现象，把握历史 发 展；换言之，150多年的马克思既不可能面对如今的社会现实，也不可能广泛涉及理论和实 践的方方面面，但其科学的理论建构和思维方式扩展了其学说的诠释时空，能使我们获得理 解社会历史的钥匙，只要把握住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并在此基础上与时并进，就能逐渐解 开社会历史之谜、理论之谜、哲学之谜。
特别是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世界哲学演进的总进程和总图景来观照的时候，它的 主旨和特征就更加彰显。古往今来，存在形形色色的哲学形态，有讲求个人道德践履的哲学 ，有叩问生命体验的哲学，有寻求救赎之途的哲学，有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有安妥失 意灵魂哲学，有遁世隐逸的哲学，还有苦闷消遣的哲学，等等。我们当然并不全盘否定上述 哲学形态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也姑且宽容地谅解社会对哲学哪怕是严重歪曲和非常错误 的评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决不相同，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现实的哲学、时代的哲学 、社会的哲学、人民群众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注目于现实、关注时代、社会的重 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强项；它并不孜孜以求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与生存价值， 而是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与人类的全面发展；它认为哲学不是为少数精英所垄断的“头等 智慧”，而是普通民众也可学习、锻炼和培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过去的“哲学家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 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这样一种哲学形态，既不需要为其辩护，也不禅于一时的误解。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回 归本真”准确地理解，“把握特征”来拓展和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复兴”梦幻与“原生”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作为世界 现代化进程中特异现象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如何对这一现象给予解释。 海外“新儒家”提出的一种解说，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以及此前已经 实现了经济腾飞的日本处于东亚地区，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都处于传统 儒家文化的辐射圈，它们的崛起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 为单有西方文化还不能使其取得成功，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性危机”和众多的“ 两难困境”暴露了其文化上的缺陷，特别是哲学基础中的主客二体、天人相分的严重局限； 而传统儒家文化正好可以疗救这种弊端，因为其核心理念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这种分析 使“新儒家”确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可以实现新的转化，可以再度得以复兴。海外“新 儒家”的这种认知，给正在急于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国内学界以很大的震动，长期以来“ 反传统”的桎梏一旦解除，就走向一种反拨，复兴儒学、复兴传统文化遂成为一种时髦。
一时间，传统典籍重新出版，构成出版界的一大景观，由于传统国学功底的薄弱，大量白 话解说文本又大量涌现；文学界提出“寻根”说，痛感“五四运动”“切断”了中华文化“ 道统”序列，要到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远古神话和蛮荒之地寻找文化之根；文史哲队伍出现 分化，相当一批人转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大多是仓促上阵，不熟悉历史和未能通读典籍， 就洋洋洒洒著文纵论古今，讨论优劣；众多的学术团体建立起来，讨论会持续不断，呈一时 之盛。
现在反思传统文化热，我们看到，功利考虑超越了冷静分析，他人观点左右着自我倾向， 热忱超迈理性，思想越界学术，的确是过“热”了。而从其思路上看，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片面化为文化问题，文化的建构又被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认为“四小龙”的经验、 日 本的经验可以移植为中国内地的经验，一种在长达几千年发育非常完整的封建时代的文化可 以通过某些局部的变通，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这怎么可能呢？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传统文化热兴起所凭依的那种论断被事实粉碎，海外“新儒家”对 “四小龙”崛起所做的解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失效了。事实表明，“四小龙”的 崛起绝不是什么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了的产物，儒学在这些地区的 影响包括某些领导人的提倡，都还只是皮相，真正的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它们的起飞 起了助推器的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处于环中国海周围，面积狭小，当给予它们特惠条件、 允许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发展时是能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以此还可以遏制中国的发展。然 而，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力量在强大，遏制中国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发达国家就必然 减弱了扶持的力度，不复给予特惠，特别是它们的自由市场体制，政府和企业、金融等某种 程度 的分离，政府有效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炒家的异常举动对准东南亚，就会使基 础脆弱的经济迅速倒退甚至崩溃。这时传统儒家思想能起什么作用呢？事实说明，复兴儒学 不过是一场梦幻。
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对它进行研究的意义， 复兴儒学、使其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不可能，不意味着它在整个文化格局中不能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那种颇显喧嚣的“热”过去后，无论是学派、人物、思想的研究在进入90年代后 ，反而走向了深入，虽然失去了一时的社会轰效应，但认真的梳理、审慎的甄别、理性的分 析，使这种研究更加步入学术性、客观性轨道，有利于做公正的论断。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迄今为止仍内化、积淀在普通民众的心灵 深处，成为其为人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这是为其他形态的哲学、特别 是 从外部“灌输”的哲学所不可比拟的“原生”优势。80年代有的学者提出过一个现象，即中 国内地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自小并未系统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相反一直是在反传统的 氛围中度过的），但为人处世的准则、观念却大多仍是儒家的，这与港、台、新等地在政府 极力推崇和提倡下以儒家经典为青年学生的必修功课，所产生的效果差别并不大。由此看来 ，传统是个很难琢磨的东西，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不是时间段上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关系，我 们 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走出传统，可能有所变更或转化，但与其彻底决裂是做不到的，文化是维 系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华民族的命脉。
这对于未来的形态的哲学的意义何在呢？它昭示出，一种属于民族的、有特色的哲学或文化 必须具有表证普通民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功能，真正使其内化、积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入 ，成为人们处事之道、为人之规，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未来形态的哲学或文化在内容 上可以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体系结构，但在社会功能和作用上它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西方哲学：现代性与异质性
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在最近20年也显得相当活跃。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 的深入和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的代际更替，这一领域的研究愈加显现出中国哲学界渴望了解 世界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并参与到世界哲学未来形态建构中来的强烈意象。日丹诺夫式 的 那种不深入内部认真分析、动辄唯物唯心简单划线和定性的诠解框架与批判模式已经被解构 ；当我们“放下架子”，去这充满现代性与异质性的哲学王国去浏览的时候，发现的是一个 “目迷五色”的世界，老问题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问题迭次涌现，解决思路和方式更是迥 异于从前。20年来，我们不遗余力地翻译名著、介绍人物和派别，年轻人纷纷出国，去哲学 重镇或派别发源地求学，还有的幸运者甚至成为某些哲学大家（如哈贝马斯、罗蒂等）的学生 。辗转引入的学术思潮在国内引起一波又一波的震荡，起初是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各派别， 之后又是哲学释义学、文化哲学等，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也流行了几年，转换到“后现代之 后”了。
我们决不低估西方哲学研究的实绩和这种研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思考意识形态位置和 建 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意义，但是当回首近20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历程的时候，我们在欣兴之 余，也不能不感到诸多隐忧：其一，我们是在对西方现当代哲学发展整体概貌缺乏宏观把握 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主要是从某一流派、某一人物出发，零批零售，边批边售，这造 成一种情形，就是产生了许多关于某些流派、人物研究的专家，但鲜有能站在比研究对象更 大的范围和更高的条件下对其进行透视、从而有效地把握西方哲学和思潮发展大势的论者。 这当然有条件是否成熟等方面的限制，但关键在于我们的学者已经很少有这种气派、“野心 ”和渴望。其二，作为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反拨，现在走到了另一极端，即放弃批判立场，无 原则地服膺和接受，有的论者甚至说：我们不仅不能够在同一层次上发表不同的见解，而是 人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压根儿想都没想过，“差别不只是程度上的，而是人种上的”。借口“ 前卫”、“新潮”、“现代”，唯“新”是从，唯“洋”为上，这是相当一部分西方哲学研 究者的心态。其三，仅仅是个人介绍、研究倒也罢了，不唯如是，一些论者还试图以西方文 化来整合、批判、统摄其他形态的文化，以此为坐标、为体系来建构中国未来的哲学形态。 有的论者说，中国未来的哲学必须与西方哲学在问题、范畴、方法和体系等方面全盘接轨， 因为只有这种哲学与文化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与文化。
几十年的曲折历程昭示我们，中国的发展不是离开世界现代化潮流而独辟蹊径，而是最终 要以自己的身资、速度和特色在这一潮流中扬帆、弄潮。这样，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理论表 征的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无谓的或可有可无的了。然 而，问题在于，中国不是西方，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形态的哲学或文 化也就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形态的哲学或文化。即便从现代化这一超越社会形态特质的人类普 遍趋向来衡量，如果说西方社会“业已完成了现代化(Modernized)”，现当代哲学是现代性 文化，那么，中国的社会特质就与之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多有错位的地方，中国还处在“ 现代化中(Modernizing)”和“现代化过程本身(Modernization)”之中“尚未现代化(Unmod ernized)”，并且发生过“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现在又搀杂有“ 前现代化(Premodernization)”、“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等不同的文化因子和 成分；即使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也不会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中西社会之别、中西 文化之别不是近代与现代的差别。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类型”，中国本身融铸着 后发展国家的各种典型性因素，体现出后发展所具有的诸多矛盾与难题，代表着后发展问题 解决的大致趋向与总体特征。后发展国家之间的情形或许不同，但它们之间各不相同的情况 却可在中国这个现代化因素颇为复杂的东方大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或体征。中国的现代化 问题是后发展中最大最典型的课题；中国的发展对后发展问题的解决具有关键性意义。这与 “先发内生型”的西方现代化路数和作为其理论表证的哲学或文化是不同的，二者是异质的 。
即便是再深邃的思想、精致的体系、新颖的思路，只要是异质的，任何企图以此为“体” 来整合别的形态（“用”），都是不可能的。即以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主要流派论之，人本主义 各流派虽各有不同，但其主旨是非理性主义，其哲学方法充满了神秘性，在人和自然的关系 上排斥自然，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排斥社会，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排斥他人，在生命个体 内 部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上排斥理性。这样一种哲学满足了受压抑的人们一时的情绪渲泄，但 却没有提供走出异化、扬弃异化的出路，它不是使人清醒而是使人更加糊涂，不是使人体悟 境界而是使人更加陷入迷雾。
科学主义的极端论者借口传统哲学论题的形而上学性质和哲学语言的歧义性，把哲学限定 在对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解释和对哲学语言的意义分析上，并试图用人工语言来消除哲学陈 述的歧义性，这可能有助于一定程度上阻止对语言的滥用、在相对的意义上澄清其含义，但 显然大大缩减了哲学本应涵摄的范围，而只能把哲学引入学者的书斋推论和主观臆想。试想 ，哲学能排斥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追问和社会发展的探究么？这些内容能用人工化的字母和 公式表述尽净和概括完整么？！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但从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恰恰是 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各执一端，无法为哲学的发展寻找到出路后，不得不趋向于 渗透、合流和融通的产物。但在实际发展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在放弃了对“宏大叙事”、“ ‘大写的’哲学”的追求后，都陷入了相对主义。他们认为，在“后哲学文化”时代，任何 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观点都是“一种文化样态，一种‘人类交流中的声音’，它在某一时间集 中于某一论题而非另一论题，更非所有论题”，（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谁也不具有真理的绝对占有权，对哲学来 说，无标准、无主宰、无体系。这是典型的相对主义论调；而相对主义，那是一种逻辑上 自我否定、从而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思维方式，能靠它切实地观照和把握世界么？！
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剖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 的特征和趋势，我们愈加感觉到，对于这三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多么需要摈弃各种成见、 偏见、门户之见，避免情绪化地做评判！我们遵从科学和理性，不放弃原则和立场，但同时 需要培育一种有容乃大的哲人气度和风范！不妨多跳出专业，置身于“庐山”之外重新观照 “庐山”，进而在三者的融通、会合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同时需要增强原创意识，面向 实践，积极进行理论建构。必须明白，新形态的哲学不可能在现有哲学基础上产生，不可能 是对业已存在的各派学说、理论进行分析、演绎和组合的结果；只有把全部热忱投注到中国 现代 化的实际进程之中，投注到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和个体生命体验之中，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的伟构。在这里，生活比理论丰富，实践比学说重要，理论创新比学术研究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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