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小说创作的女性化演进及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化论文,小说论文,毕淑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中华民族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注往往超过了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她们通过对女性可悲命运的描述，鞭挞那个肆虐的年代，通过对不幸女性遭遇的陈述，重现那段惨痛的历史，唤醒女性自身的觉醒。所以，此时此刻的女作家们大都是将性别隐藏在当时的大气候之中，寻找男子汉式的女性形象者比比皆是。更遗憾的是，文革后中国面对的是满目疮痍，而拨乱反正价值重建、发展经济等一系列可称之为“前现代”的问题，在如此的人文环境中，女性问题的思考实属奢侈。因而当时的女作家们的努力主要是对男性作家“阳刚美”写作风格的模拟和超越。
毕淑敏正是在这个大气候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作家。
但是，毕淑敏毕竟是较为独特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其后的小说创作以其独有的女性形象的勾勒很快完成了作为女性作家的女性化演进及其超越的过程，因而奠定了毕淑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独有地位。
《昆仑殇》无疑是属于“反思文学”余波中的一个例证，保留着“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的思路。它思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突出的是社会的主题。作品的悲剧体现出雄浑壮美之色，如同普罗米修斯的殉道一般。作者将人物置身于黑云压城、浊浪排空的环境中，使其顽强地拚搏。故事情节娓娓动人、波澜起伏，牢牢吸引着读者。整篇作品字里行间已经把女性的娇柔细嫩打磨得几乎殆尽，其浓郁的笔调和悲壮的气氛具有撼人心肺的力量。为此，毕淑敏使许多同类题材的男性作家大为逊色，从而一度被划入“雄化”的女性作家行列。
然而，随着女性文学的不断繁荣，女性的天性不可取代地流露于女性作家的笔端。毕淑敏虽属“大器晚成”，也虽曾不自觉地列入“雄化”作家队伍，但是，“素面朝天”的毕淑敏很快在《昆仑殇》之后开始展示一个真正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独特风采。
《补天石》中的朱端阳，是昆仑山的第一批女兵，在环境不适应的情况下，又因男女比例悬殊而遭众多男军的“围攻”，纪律的约束和条件的限制使她一无所获，最后在失恋的苦痛中她又重新寻找新的生活。
《阿里》是反映戍边女战士生活的。女主人公游星是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她之所以自愿来到高寒缺氧的阿里当兵，不为别的，就因为她父亲对她说过，“阿里是一句藏语，意思是‘我的’，或者‘我们的’”。这句话一下子把游星那淳朴真挚的爱国之情毫无遮掩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后来，她因违反纪律，投井自殒，但她死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毕淑敏在几个动人美丽的悲剧故事中所展示的爱情与纪律、感情与理性的冲突，都是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在这些作品中，毕淑敏用缠绵动人的笔调传达出了一个女性作家的真实感受和体验。
当然，仅仅表现女性并不构成女性创作的女性化特征，但它至少可以说明从一开始毕淑敏就十分关注女性，关注女性的生存、女性的生命及其命运。
性别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女性更为情感化，她们的心理感受比男性强，情感也更丰富、细腻、深沉。这种心理上的性别特征，随着女性形象的一再突现，在毕淑敏的作品中也体现得越来越显著。那些被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漠然无知的小事，却会激起她很大的情绪反响。即使是那些平凡的人、琐碎的事，也会在她心中烙下一道痕迹，成为蜂拥而至的素材。
《君子于役》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昆仑山解冻，道路开通，两年一度的探亲假来临了。年轻的军人们，像恶虎扑食一样，从山上回到他们的妻子身边。女人们突然光鲜起来，脸上抹粉，头上擦油，连走起路来的弹性都分外好。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喜气洋洋。女人们几乎在同一天开始呕吐，同一天由丈夫陪着找到年轻的女医生，让她诊断是不是有喜。丁宁都暗自发愁了。这样大面积的同时播种，到了收获的季节，她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
这其中充满幽默色彩，不乏是一个女性的细腻观察与对琐细之事的拾零感触。再来看看《不宜重逢》。女兵秦模苏的母亲同她谈找对象的条件时有一段叙述：“妈妈把我牵到地图前。很大的全国行政区域图，使一面墙壁五彩斑斓。上海人是不能嫁的，那个地方的男人不像男子汉。上海太挤，所有的人都被挤扁了，没有魁体相。干脆说吧，长江以南都不行，南边吃大米，你不习惯的。妈妈的手指一划拉，半壁江山便从我的婚姻上割裂出去了。”
这一段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深刻地透露出了一个女性对婚姻不幸的悖反情绪。毕淑敏凭借着对琐事的观察与女性特有的深沉，不仅给人一种愉悦的审美感受，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女人之约》是写改革的，但毕淑敏却没有沉迷于故事的编织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是将大量笔墨、满腔情愫倾注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微。郁容秋，一个声名不好的女人——破鞋，不惜用包括“美人计”在内的一切手段“豁出去”为厂长讨回债务，自己也因劳累而死，她日思夜想让厂长实现诺言向她鞠一躬的愿望最终还是破灭了，而拿到工资的工人却鄙之曰，这是“大篷车‘卖×’得来的。努力与收获相向，手段与目的悖反，读起来使人心潮跌荡。作者在作品中始终是倾向郁容秋这个“下贱女人”的。没有格外的多情善感，没有心灵的真实感触，作品是无法那样感人至深的。女性作家的女性特征在此呈现得细致入微。
值得称道的还有《生生不已》。那个叫乔先竹的女人在经受了女儿夭折的打击之后，大病初愈就马上投入了制造生命的过程。在怀胎过程中，这个女人“觉得自己像一座老房子松动了，要散架了，可她很高兴，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懂事，知道把最好的养料毫不迟疑地供给孩子，要是她感觉不到自身的虚弱，她就伤心了，那说明她的余力还没有贡献出来。”这不正是对普天下母亲的崇高赞颂吗？
《原始股》中的安琪娘，当沈展平陷入无援之时，她撑着一把鹅黄伞，在风雨交加中，呈上了自身那一份高尚的爱。这也正是毕淑敏本身的一种知音情谊的实证。
大胆展露女性的感受和体验，尤其是女性隐秘领域里一向不为人所知的感受和体验，一贯都是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因此女性作家有责任引导读者在其所描写的体验中寻求认同。《生生不已》中对怀孕过程、生产前及生产中的感觉描写，让天下母亲从乔先竹身上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与伟大，让所有的准母亲提前体验到了做母亲的光辉。乔先竹是作者倾注了全部的爱之后塑造的人类圣母的形象。在她身上表现了女性与生俱来的天性和作为文明人的固有素养。毕淑敏在她作品的人物身上证实了个人的经验，帮助读者提高了自己。
在毕淑敏的小说中，女性素来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女性并不是一般的角色，而是她生命符号的外化，是她理想的寄寓者，是她对女性关注的具象。没有这些女性，作品将黯然失色，甚至无从谈起。
《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也好，《阿里》中的游星也好，还有《原始股》中的安琪娘，《生生不已》中的乔先竹，以及《预约死亡》中的“我”等等，这些女性之所以被塑造得楚楚动人，不只是因为她们长得美，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女性形象体现着“动人”的力量。
毕淑敏挖掘了真正的女性，体验了本真的女性，她不欲以自己的女性形象给历史作证，给时代作证，她只愿以此给自己作证，给女性作证，给生命作证。
至此，毕淑敏的小说创作不仅具有了女性化风格，而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扎实。
但是，仅仅表现一种女性化创作还不是毕淑敏的最终追求。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既要摆脱男性本位的文化，又要摆脱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束缚，才是一种对性别意识的超越。
很快，毕淑敏朝着这条路走来。当毕淑敏进入这种超越状态时，开始是不自觉的，她的性别意识依然存在，只不过这种存在外化为一种美学的女性神韵，它不是在刻意营造，而是一种自然的呈现。但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性别意识渐渐隐退，升腾起来的是对生命的达观以及人对命运的无奈，其中蕴藏着对社会对道德的评判。
郁容秋的困厄是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冲突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女厂长失约，而是社会失约。至少可以说，郁容秋的悲剧，不是命运的无意所为，而是社会的有意导演。毕淑敏正是这样设立一个小的人与大的社会相悖的特殊境遇，而使郁容秋这个名声不好却心地善良、手段可以挑剔而目的无可厚非的女人，在特殊的社会中带上了殉道者的色彩的。
《原始股》中的沈展平，在走向维护自我权益的道路上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这里，毕淑敏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不公平的。沈展平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经济新生儿，尽管暂时还“不配有好命运”，但他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于是作家的补偿意识出现了：对栾德司长进行谴责，让天使般的女人安琪娘对沈展平进行有效地安抚和扶持。综观整个作品，毕淑敏对沈展平不仅没有丝毫的贬斥之词，相反还投注了满怀同情与支持。
另外，《生生不已》和《预约死亡》这两部中篇，不再是对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人与政治及伦理道德的冲突，而应看作是人与自身的搏杀和人对自身的超越。乔先竹虽然死了，却生下了“在辉煌的血光中”的“强健的男孩”，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我”在经历了临终关怀医院的遭遇之后，对生和死、对灵与肉、对宇宙都有了新的认识。毕淑敏让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在与各类困厄的搏杀之中展示生存价值及人格的力量，整个作品勃发着悲而不伤的格调，使得作品的主人公在雄浑悲壮之中得以涅槃、得以永恒。
清晰而透彻地体现毕淑敏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性别意识超越的是她的新作《源头朗》。
如果说以上作品还有与人为的社会的困厄所进行的搏斗，并有可能战胜的话，那么这部中篇里的人物命运却是与生俱来、无法抗拒的。夏导死了，她在死之前完成了她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她很坦然，也很平静。但是，夏导生前还有许多光辉灿烂的理想，只是由于命运剩给她的时间不多，她才只能草草地为自己的事业涂上最后一抹色彩。这最后的一搏，虽然耀眼，但却毕竟透露出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就在这谈生论死、出生入死、生生死死的指证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火石的父亲为给儿子挣来一份好的命运而不幸丧身；爷爷为使孙子的命运有所改善而耗尽心血。然而火石的命运依然未有丝毫的改变。人对命运的抗争，显得那样力不从心。显然，毕淑敏已经不再仅仅关怀人的生存的表层问题，而是把这一问题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倒是偶然的机遇，让火石的前途从此光明起来：夏导编排的广播剧特邀火石为主要演员。于是火石由一个失学孤儿、放牛娃变成了一个能到北京逛一圈并在上学和衣食上得到了帮助的幸运儿。但是这种纯粹偶然的机遇并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源头朗的向导第一个将自己的女儿推荐出来。万一呢？万一女儿被选中，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种庄稼强。可惜呀！一万个之外的一却没有落在他女儿的头上。可见，人对命运是不可选择的。悲与喜、苦与乐，是那么的偶然，又是那么叫人难以捉摸。用不着自己去选择，人在命运面前是这般地无奈，又是这般地渺小。细细推敲，毕淑敏在作品中透露出的是回天乏力的无奈。但这绝不是宿命论的宣扬，而是生存境遇的无奈的真实的呈现。夏导的那句话——“对于世界我们都不重要”，毫无遮掩地揭示了个体的人在大自然中的微不足道。
最新佳作《屋脊上的女孩》更能显示毕淑敏在性别意识上的超越。这部由相对独立又贯穿一气的16个小故事组成的中篇小说，依然是以阿里的生活为素材，反映的依然是昆仑山女兵的生活。数年后，毕淑敏再次触及一个熟识了的题材时，写出的却是另一番新意。它不再像“昆仑系列”那样表现悲壮与崇高，也不仅仅再表现女性化特征。在一个个似乎充满生活情趣的小故事背后，却完全是一种对生存、对环境无力也根本无法改变的无奈的适应。面对阿里——世界屋脊上的屋脊，一群十几岁的女兵来了，她们没有苦楚吗？只是在毕淑敏的笔下，一种对无奈的适应变成了欢快。女孩们坐着装大米的汽车来到阿里，连卫生纸都没有，还好，一大卷画国画的宣纸救了急，女孩们欢天喜地。常年住在阿里，连糖都吃不上，没关系，她们升起“最高的花生糖作坊”，“不过说到味道，那真是好极了。”恶劣的环境下，女孩的天性让她们当了一回“雪山窃贼”，“让炊事班长永远蒙在鼓里吧。他绝想不到这些柔弱女孩，吃起烤羊肉来，像一个个绿林好汉呢！”女孩们得意无比。
像这样的描述，《屋脊上的女孩》中妙趣横生且俯首可拾。貌似那种“革命乐观主义”，实则是一种无奈的适应。况且，以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来描写，是不可能反映得如此生动可爱的。只有将性别意识隐退，把一群女孩当成具象，然后倾注作家的全部激情，才有我们读到的《屋脊上的女孩》。
毕淑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抗拒命运，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是在无可奈何中忍受着平凡命运的调遣。然而重要的是生命存在着。他们不崇高、不伟大、平凡而又平凡，但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正在于：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无限的努力。
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较强女性意识却又能超越性别意识拘囿的作家。她的超越就在于她能清醒地认识人生，在认识中使自己的作品不断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