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孙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认识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国内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民族问题对国家前途具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前他提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学家，辛亥革命后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其民族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对内主张民族平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观认识过程
我们伟大的祖国自秦汉以来，几经分合，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历来是各有关当政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当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后，民族问题愈益突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正视民族问题对国家前途的至关重要性。他从朴素的民族观出发，在实践中发展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学说，辛亥革命后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在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转变，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主张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自治和联合，使其民族主义思想大放异彩。下面兹就其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观念变化分别作一论述。
一
民族是个历史范畴。当某一人群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或同一环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及共同的语言文字，以至由此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关系和凝聚力量。同世界其它民族一样，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它大体由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民族和周边诸游牧民族组成。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粗犷的游牧文化与精细的农耕文化之间在反复碰撞中实现融合，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对中华民族这种格局的主观整体认同，是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才作为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被提出的。孙中山正是生长于中华民族备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时代，使他的思想观念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他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武昌起义之前为第一阶段；辛亥革命时期为第二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为第三阶段。而每一阶段都有鲜明的特色。第一阶段为革命的发动阶段，孙中山从“反满”的角度来认识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而以其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提出为最高概括。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腐败的清朝政府日益成为国内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由于满洲皇族集团在对待国内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入关后即发布“剃发易服”令，以泯灭境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据估计，有数万人因不服从留发辫的命令而被杀戮。”〔1 〕文化思想钳制政策下的“文字狱”，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万马齐喑”的外表下，造成的是清朝统治阶级同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人民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群众的尖锐对立。这种矛盾在辛亥革命前期达到激化程度。其二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近代历史进程中，清朝政府腐败至极，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和经济剥削，残酷压榨艰难困苦的各族人民，血腥镇压人民的一切反抗活动；对外则实行投降卖国政策，造成主权大沦丧，把国内各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境地。这就使国内各民族人民产生出一种共识：中国的沦落全都归罪于清朝政府。而孙中山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正是基于这种浓厚的反清情绪。十余年来从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乃至发动武装起义，矛头始终对准清王朝。1904年，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控诉了1644年以来满族反动统治者屠杀、压迫，愚弄人民的事实，以此说明要拯救中国，必须推翻清王朝。这一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举反满的革命旗帜，立时能一呼百应，也就在情理之中。正如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总结中所说的：“夫民族思想，根于天性，故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2〕
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集中概括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并解释说：“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3〕所谓民族主义， 一般指一个民族中的每个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整体认同，是“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4〕孙中山此时的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 也迎合了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思想，并使之更加具体化和纲领化。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解释说：“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5〕在这种强烈的反满情绪下， 孙中山的言辞难免失之偏颇，认为民族主义“是从种性发出来的”，“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其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6〕
鉴于上述认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推翻满族贵族统治的政府，重建汉族当权的政府。很显然，这一思想在当时极富鼓动性，最易于为“反满”的人们所接受。在资产阶级政党内部，赞成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占绝大多数。而“孙中山三民主义、宋教仁二民主义、章太炎一民主义”的说法虽在当时带有谑戏之意，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族主义的内容已成为毫无争议的共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收到了宣传效果。
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使这种一边倒的宣传存在诸多弱点。吴玉章曾回忆说：“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他总结说：“反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7 〕鲁迅先生也曾指出：“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8〕正是这种浓厚的民族情绪， 使各族民众迅速聚集在“反满”的旗帜下，而忽略了满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现在的满民族，已不同于宋辽金元明时代的女真，而是以女真为核心，吸收汉、蒙古等族人员参加而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入关两百多年，现今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革命的实践中，孙中山对单纯反满的弊端已有所认识，认为应将满族反动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区别开来。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中，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9 〕在当时种族复仇浓烈的气氛中，孙中山表明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而并非伤害满族人民，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思想境界。
当然，孙中山早期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华夷之别观念的部分认同和大汉族主义的成分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古代传统的民族观念，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它所宣扬的“华夏中心主义”，视异族外邦为无文化的野蛮人，显然是狭隘的、非理性的。当时在“排满”的热浪中，一些革命党人渲染“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10〕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蛮夷，排斥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之外，孙中山在论及“反满”时，言语之中也不乏此种痕迹。以血统作为依据，将“华夏”、“轩辕后裔”同“鞑虏”、“野番贱种”对立起来，轻侮之词溢于言表。他并在《敬告同乡书》中将康、梁等保皇派也斥之为“失身于异族”、“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11〕的“汉奸”，带有明显的种族优劣色彩。这种观念对孙中山从事的民族革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意识上仍认汉族政权为正统，“没有批判、反对那长时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过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也就是支持了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12〕以至在辛亥革命后轻易将政权拱手让于“同族同种”的袁世凯也就不足为怪了。
孙中山早期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对当时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
辛亥革命发生后，国内各民族纷起响应，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与资产阶级一道，最终推翻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朝封建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斗争实践中，孙中山已淡化了简单地驱满排满情绪，上升为民族政治平等和“五族共和”思想。这一思想应该说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新的思想，适应了国内各民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要求民主权利和民族平等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形势，他指出：辛亥革命，既“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13〕并强调：“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14〕可见其主张民族平等的思想已占主导地位。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五个统一，其中第一个统一就是“民族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5〕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6〕反复宣传民族平等，国内各大民族均为共和国之成员以及平等联合的主张。为真正达到民族政治的平等，孙中山还强调，要在共和的旗帜下，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参政权。“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17〕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意识问题上，孙中山的民族观内涵已有了明显进步和发展。
“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思想为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赞同。黄兴曾强调：“此次共和告成，自武昌起义，未及百日，即已南北统一，是五大民族同心合力构造而成。就此点看来，我五族是最亲爱的。第因久受专制，使蒙藏诸同胞情势隔绝。今专制推翻，从此亲爱之情可以联络。……现今五族一家，心思联合进行，使我五族同立于五色旗下”〔18〕。黄兴和刘揆一等人还强调“以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同进化为目的”〔19〕。孙中山且在他们的论述中得到某些启示，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使“五族共和”思想成为清封建政权崩溃瓦解之后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民族平等的最高境界是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孙中山对此充满信心，“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20〕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做出了不懈努力，首先是努力争取使各族人民真正享有参政权，然后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交通、教育等落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诸如开发边疆民族地区，修建铁路，与内地同步发展，提出“中国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处，皆是殷富之区，徒以无铁路，故全国不能受其利益，……欲富强非建筑铁道不可”。在教育方面主张“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21〕这些良好愿望和付诸的努力都是非常可贵的。
在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分子乘机制造一些民族纠纷，以达到破坏革命、制造民族分裂乃至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对此孙中山提醒少数民族同胞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对不明就里的民族群众，耐心说服疏导，告之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并指出：“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22〕1912年9月， 孙中山还特意会访了原清朝摄政王载沣，对他能代表清朝政府和平交出政权、服从共和之举表示赞赏，进而向他讲述了“五族共和”的意义所在，旨在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融洽满汉民族之间的感情。表达了他们要建立“五族共和”的新国家的深切愿望。但是在这种热情和愿望之中，不免对国内复杂的形式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均已解决。这当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想法。随着袁世凯的上台，资产阶级共和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民族统一”、“五族共和”等原则也只是成为一句空泛的口号了。随着军阀战乱的叠起，他们的良好愿望和具体规划终成泡影。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仍然高举三民主义大旗，继续为民族统一新国家的建立做了不懈的努力。
三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不少革命党人悲观失望，孙中山为了挽救革命，一如既往地坚持反袁、护法斗争，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也相继失败，使他曾一度陷入苦闷、徬徨和矛盾之中。及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孙中山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孙中山后期的政治生命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得到升华，有了重大发展和飞跃。他主张用自决和自治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这一主张主要是在吸收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
列宁曾说过：“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23〕列宁针对当时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突出的实际，指出：“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24〕在五·四运动以前，孙中山不讲民族的自决和自治，他认为几大少数民族地广人稀，发展还较为落后，没有独立和自卫的力量，容易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后来沙俄等帝国主义策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活动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想法不无道理。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从苏联及世界各国独立生存或要求独立的现状中认识到民族自决的重要性。他认为列宁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是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抱打不平。他称列宁为“革命中之圣人”，对其民族自决的理论心悦诚服。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倡导民族自决。然而此时他对如何对待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却论及不多。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力图实现国共合作，对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做了多方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从实现国共合作起便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给予更大关注。他潜心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之现状及解决的最好途径，其晚年思想明晰，见识卓著，明确主张民族自决自治；且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25〕进而又一次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6〕而在具体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上，指出：“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7〕
对于先前倡导的“五族共和”，孙中山亦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看到“五族共和”提法容纳了满清余孽，并对在“五族共和”旗帜庇护下封建残余有所复活给予了批判；另一方面，对“五族共和”提法的不全面给予了修正。他曾表示：“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的国内何止五族呢？”〔28〕这些都反映出孙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和拓展。对于国内尚处落后状态的弱小民族，孙中山也给予关注，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他强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29〕孙中山清楚看到中国是拥有众多大小民族的国家，在当时的处境中，必须树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全国各族人民只有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的国族团体，共同奋斗，中国才能发达，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而立于不败之地、在其思想深处，闪耀着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持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热烈火花。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孙中山痛切分析了中国近代落后遭侵略的原因之一正是民族精神的丧失，“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30〕而民族主义就是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组成一个国族团体。在这一大团体内部，人数众多的汉族应屏弃家族主义和宗教主义，不歧视落后弱小民族，并帮助他们共同发展；少数民族也应放弃对汉族的种种偏见，与汉族一起，“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处国家之事。〔31〕”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与前相比已大大地前进了，其中不乏真知卓见，在某些方面认识相当深刻，这使孙中山晚年的民族观大放光彩，也使其三民主义理论更加充实。但不能不承认，在民族问题上，孙中山思想深处仍不免带有大汉族主义的痕迹。1924年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说中，这种痕迹多处可见。他认为汉民族“比较别种民族独厚”，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自古至今，“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32〕
我们知道，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有着很丰富的内涵，包含着积极的因素。但也不可忽视，由于特定的民族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消极因素，如强调文化至尊的“大汉族主义”，渲染民族复仇意识的“爱国精神”。在强化民族自立自强意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非我族类，心存异心”的华夷对立观念。这些传统观念，或多或少对孙中山民族观念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他的探索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是在批判地吸收孙中山民族理论基础上改造深化的结果。这种政策非常适应中国国情，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注释：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0页、296—297页。
〔2〕〔13〕〔14〕〔15〕〔16〕〔17〕〔20〕〔21〕〔2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页，438—439页，2页，220页，430页，439页，105页，430页。
〔3〕〔6〕〔9〕〔11〕〔25〕〔26〕〔27〕〔29〕〔30〕〔32 〕《孙中山选集》第616页，80页，80—81页，60页，586页， 591 页， 692页，601页，674页，631页，
〔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册第6页。
〔7〕〔12〕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6页。
〔8〕《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205页。
〔10〕《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365页。
〔18〕〔19〕章开源《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2页。
〔23〕〔2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518页。
〔28〕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7期。
〔31〕〔41〕《中山先生全集》第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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