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美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美国论文,理性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6；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8)03-0070-06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的起伏跌宕，通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和货币当局的关注。而含有理性预期的通胀动态模型更是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和分析通胀动态走势的理论基石。[1]然而，近年来对通胀动态机制的实证分析却给出了矛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尤其是关于理性预期与通胀黏性在动态模型中的估计值。例如，戈利和格特勒(Gali and Gertler)发现前瞻(forwardlooking)行为（即理性预期）在通胀动态机制中占主导地位，从而支持黏性价格理论。[2]而鲁德和惠兰(Rudd and Whelan)的研究却显示，通胀黏性对当期通胀的影响更重要，而理性预期对即期通胀不存在显著影响，进而说明黏性通胀模型更符合通胀的实际动态过程。[3]
因此，以通胀黏性为主导的黏性通胀模型与以理性预期占优的黏性价格理论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而解决这一争议对理解通胀走势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通胀表现模式对评估货币政策的结果迥然不同，因而就可能出现针对同一问题给出相反政策建议的情况。如保尔(Ball)利用通胀黏性占主导的动态模型推导出的理论结果显示，名义收入增长率目标制会给经济带来极不稳定的效应，但麦克拉姆(McCallum)使用理性预期占主导的通胀动态模型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4][5]
至今，相当数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胀动态的理论模型建立上，但关注模型中理性预期重要性随通胀走势变化而产生变化的可能却相对较少。而这一点却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0年至今，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节机制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前后更是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改变。相应的，美国的通胀水平及其时序表现也出现了吸引各国经济学家注意的波动。
因为通胀动态模型是货币政策分析机制中重要的方程式，因而货币政策分析机制的改变很可能导致通胀动态模型发生结构性变化。然而，理性预期的重要性或者价格变动的持久性（即通胀黏性）在通胀动态过程中很可能不会一成不变。可以想见，随着各国（尤其是美国）对通胀水平的有效控制，理性预期所体现的前瞻性行为可能对政策的宣示效果更加重要。
一、文献回顾
随着通胀动态机制理论的发展，含有理性预期的通胀动态模型，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这种通胀动态模型经常被称为新凯恩斯通胀动态模型。笔者曾对各种形式的通胀动态机制理论模型做了系统的评述，并且将典型的具有微观基础的通胀动态模型归纳为：
时至今日，学界普遍认同，含有理性预期的通胀动态模型具有开创性的微观基础，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模型的关键特质。式(1)可以从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供给方模型推导出。比如，通过允许一定比例的“后视”(backward-looking)公司存在于垄断竞争的经济模式下来拓展著名的卡尔沃(Calvo)微观模型就可以推演出式(1)。[6]
虽然对通胀动态模型的一般理论表达式没有太大的争议，而且学界一致认为式(1)对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分析尤为重要，但是对于主要系数值的大小意见和实证发现却大相径庭。尤其是戈利和格特勒所做的很有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选择合适的真实变量y，如边际劳动力成本，利用1960-1997年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结果似乎表明，衡量理性预期重要程度的系数
远大于度量通胀黏性程度的系数
。[2]因而，这些学者认为，从1960年至今，通胀动态过程应该是符合以理性预期为主的黏性价格模型。
然而，同样是作为被学界广泛引用的文献，付勒(Fuhrer)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理论。[7]从实质上看，付勒认为美国的通胀自1960年以来黏性非常强，因而以理性预期为主导的通胀动态模型与实际数据是不一致的。[7]因此，只有通胀黏性占主要地位的黏性通胀模型才能更好地解释美国通胀动态走势。
尽管对新凯恩斯通胀动态模型建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在继续，黏性通胀与黏性价格理论的争议更是有增无减，但却忽略了潜在的经济结构、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实证检验不可忽视的影响。考虑到美国经济及货币政策自1960年以来近半个世纪的深远变化，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分析通胀动态模型的结构性改变，以期对黏性通胀和黏性价格理论的争论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二、模型与数据
这里研究的通胀动态计量模型基于经济模型式(1)，其微观背景理论源自著名的卡尔沃模型。[6]但是，由于式(1)没有刻画随机因素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在计量模型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笔者设立并使用下列模型，即：
为了与已有研究相一致，笔者使用GDP平减指数的增长率作为通胀率。为尽量减少结果的敏感性，GDP缺口的度量使用了3种方法，包括利用美国国会预算局公布的潜在GDP估计值和HP滤波计算的GDP缺口（分别表示为CBOGAP和HPGAP），以及单位劳动力成本（以LS表示）。
从而影响计量估计标准差的精确性。
另外，考虑到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以及预期和即期变量与随机扰动项η[,t]非正交的可能性，最小二乘法在这里不具有统计一致性，因此计量检验要使用广义矩估计。广义矩估计使用的工具变量涉及 GDP缺口（或LS）、失业率、短期利率（3个月国库券利率）和长期利率（10年期债券收益率）变量的滞后期。与标准的研究一致，本文假设变量数据为平稳时间序列。在实践中，运用单位根检验给出的结果表明平稳时序的假设是相对合理的。为了能够与相关研究具有紧密的可比性，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区间为1960年第1季度—2005年第4季度。
三、实证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变量的内生性特质，通胀动态模型的估计要使用广义矩回归，因而在检验模型的结构稳定性方面也须采用与之对应的计量检验。这里笔者使用安德鲁斯的Sup Wald未知断点检验法来研究理性预期和通胀黏性在动态模型中的变化情况。[8]根据当前的模型设计，Sup Wald检验统计量是在一个设定的域τ内，对所有可能断点i依次检验所获得的Wald统计量的最大值。
该统计量用来检验原假设H[,0]：待检验系数或系数向量在整个样本区间稳定。Sup Wald统计量对应的p-值使用汉森(Hansen)的方法计算。[9]为提高稳定性检验的统计功效，搜索域τ设为样本的中间50%。
因为广义矩估计强调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强弱性，所以笔者设计、计算了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J检验(p-over)和检验工具变量强弱性的斯托克—尤勾(Stock and Yogo)广义F检验(WeakIV)。[10]同时，由于因变量π[,t]的滞后项出现在动态模型的右侧，所以对于模型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性检验在这里非常必要。如果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则滞后期的通胀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反之则不能用做工具变量。因此笔者依据戴维森和麦克南(Davidson and MacKinnon)的建议，对模型做了工具变量序列相关性检验(p-auto)。[11]根据这些诊断检验，基本模型式(2)使用的工具变量包括滞后4期的GDP缺口（或LS）、失业率以及长、短期利率。
表1的A栏归纳了Sup Wald检验对基本模型式(2)的结构稳定性分析结果。表1中的总体系数、常数项、，，
分别用来代表相应系数的稳定性检验；p-sup代表与Sup Wald统计量对应的p-值；最后报告了对应各个回归的断点日期。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总体系数稳定性检验，Sup Wald统计量对应的p-值在所有情况下均不超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基本模型存在结构性变化。
进一步观察其他各个系数的稳定性检验对应的p-值，笔者发现总体模型的不稳定性主要源于系数和，即度量通胀预期和黏性程度的参数。以HPGAP所在的回归为例，检验和的统计量p-值均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而其他系数对应的p-值一般都高于5%。另外，表1的结果还显示，断点日期的估计主要集中在1981年第1季度。考虑到政策效果的现实时滞性，这一发现与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之前、之后的分水岭时代基本一致。
接下来，为研究理性预期与通胀黏性在结构性变化前、后的程度，参照前面的检验结果，笔者以1981年第1季度为分割点分别对模型式(2)在1981年之前和之后进行估计。表1的B栏报告了两个不同子样本区间的相关估计和前面提到的几个重要诊断检验的结果。笔者首先注意到，无论考虑哪个GDP缺口变量，在1981年以前的估计值都小于的估计值。但从1981年以来，情况变得完全相反，代表理性预期重要程度的系数明显大于代表通胀黏性程度的。从各点估计值对应的标准差可以看到，前瞻系数在1960-1981年的区间上一般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恰恰在1981-2005年的时期内表现出类似的特征。虽然与GDP缺口相关联的系数的估计值统计显著性表现得不明显，但断点估计值的大小在大部分情况下与经济理论相吻合。
B栏中报告的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基本模型在大部分情况下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笔者的工具变量不包括通胀的滞后期算子，这是已有研究经常忽略考虑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虽然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工具变量不是很“强”，但是J检验说明选择的工具变量仍然是有效的，从而这里的广义矩估计具备统计一致性。
表1 通胀动态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计量检验结果
说明：小括号内报告的是HAC修正标准差。
四、结论与启示
理性预期在通胀动态模型中是否占主导地位，对政策效果的分析至关重要。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并且以美国的数据分析了通胀动态模型的结构稳定性，尤其关注理性预期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在1981年以前的高通胀环境下，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并不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在价格变动趋于平缓、通胀走低的最近20多年里，理性预期因素表现出显著的重要性和主导优势。这种变化反映了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货币政策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美国通胀表现的这些变化，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和之后的物价变化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因此，从美国通胀动态模型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对中国通胀动态机制建模分析、给予政策建议的研究中，应当考虑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财政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尽量避免简单地套用既有的黏性价格或者黏性通胀理论模型。这样，在对我国通胀动态走势进行统计、计量分析研究过程中才可能更科学合理。
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我国的通胀表现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图1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报告的数据分别绘制了我国自1980年第1季度—2007年第1季度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率(CPI)以及1980-2006年的年度GDP平减指数通胀率(GDPIPD)的时间序列图。
从图1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我国的通胀经历了一段相当高的时期。尤其是在1988年和1994年左右，CPI和GDPIPD均达到了历史的高位，接近或超过20%的水平。这段时期出现的物价大幅波动、通胀迅猛增长、国民经济过热的严峻形势促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在1988年末开始施行的“治理整顿”、紧缩投资和货币供给，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加紧宏观调控、稳定金融秩序和有力地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等，有效地控制肆虐的通货膨胀，使物价涨幅逐步回落。特别是在1994年前后，中央政府开始施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对金融、外汇、进出口、投资等一些宏观领域进行更有效的调控。同时，政府也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银行信贷供给的收缩，金融系统和商业银行采取谨慎的“零风险”经营和“惜贷”处理银行坏账等行为，也为近年来走低的通胀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1 中国通货膨胀率时序图
所有这些政策的变化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颇为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图1可以看到，自1998年至今，我国通胀的表现确实与前期明显不同。不仅通胀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且波动幅度也较前期明显平缓。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到，通胀在不同时期的迥异表现，可以反映在对通胀动态走势的经济模型建立上，而使用不同的通胀动态机制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效果，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施行给出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这一点对我国的通胀动态走势研究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考虑到我国近十几年来通胀的平缓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胀走低的本质驱动力都是政策变化，而近年来通胀的变化趋势又都是各国央行极为关注的名义变量，因此，借鉴对美国价格变化动态机制的研究结果，对我国通胀动态走势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但是，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近年来对中国通胀动态机制的研究通常假设动态过程没有结构性变化，如高铁梅等人使用黏性通胀模型来捕捉中国通胀动态过程的特征。[12]虽然这些研究对理解我国通胀动态机制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国经济结构、财政货币政策等的巨大变化可能对模型建立、以至相关政策建议尚未在这些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考虑和严谨的计量分析。
并且，我国通胀在不同时期的迥异、经济环境的变更以及不同时期政策的明显变化是否能解释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张成思和刘志刚对中国通胀率单变量动态模型的研究结果暗示，中国的通胀动态机制很可能也不稳定。[13]从本文对美国通胀表现的研究结果来看，在建模的过程中，未来的研究确实应当考虑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对模型估计以及利用模型作预测可能出现的显著影响。
［收稿日期］2007-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