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圆融会通——访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吴晓明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旦大学论文,圆融论文,哲学系论文,开新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本刊特邀记者就高等院校哲学系建设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吴晓明教授。以下是这次访谈的纪要。
记者：《哲学研究》拟开设栏目，开展关于高校哲学教学和研究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为此委托我采访贵系。
吴：《哲学研究》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哲学学术刊物，能够组织这样的讨论，是对于我们哲学系建设的支持，是令人高兴的事，我们理当积极响应，密切配合。
记者：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与高校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关系极为密切。20世纪就要终结了，同时国家也正在以相当大的决心和物力推动高校教育科研体制的改革。您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有什么感受？
吴：个人的感受首先是忐忑不安。复旦哲学系的历史虽然谈不上十分悠久（创立于1956年），却曾拥有一批海内人望、学界耆宿，如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王遽常、陈珪如诸位教授，他们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建设都曾作出过相当的贡献。哲学系现有的格局和基础都是由他们奠定的。虽然这些元老已先后仙去，本系仍有一批在各自领域中卓有建树、在海内外均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专家、学者。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很高（57%），其中有些还是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济济对一个系当然是好事，但如何管理好、协调好，使本系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一种考验。但来自国家、学校和本系教职员工的支持和鼓励，使我们仍然有勉力工作的信心。
记者：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与综合性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研究关系极为密切。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时代下，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商业化和国际化程度都很高的大都市中，办好一个哲学系，做好哲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也许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有些特殊的困难吧？
吴：毋庸讳言，当代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从社会结构、文化形态、政治经济观念、策略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如此。这场变革由来已久。从西方看，远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则可以回溯到一战以后，特别是席卷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来说，远因是鸦片战争乃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近因则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中国并不在世界变化之外，上海正处于中国变化的前沿地带。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确实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中国、上海是这样，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在这个大背景下办哲学系，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战略性问题意识，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哲学的意义何在？大学制度本身的意义又何在？如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哲学系乃至综合性大学本身都有从当代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淡出甚至没落的危险。
如果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基础学科不直面现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它们恐怕难免沦为象牙塔中精致古董的危险。虽然对于人类世界而言，精致古董也许仍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装饰。
记者：那您认为哲学的当代意义何在呢？
吴：这个问题很大。我想我们应该稍微谦逊一点，先从中国哲学开始。这无非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无论各自的专业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好，西方哲学也罢，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设当代的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那些专业全都只是途径，而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才是最终结果。比如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即使再深刻、再地道，做出的成就仍然属于中国哲学而非西方哲学。其次，中国的现实仍有它的特殊之处，它需要哲学，需要具有真正的中国风格、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哲学。如果您不反对，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记者：愿闻其详。
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一些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旧体制、旧观念正经受着“实践的批判”乃至无情淘汰。另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究竟应当怎么走，中国的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确定的答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面的。例如自由市场、市民社会、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重建问题；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等等，都期待着思想界、理论界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近年来知识界也已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发生的多次讨论都很引人注目。但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它可以也应当接受来自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考察和分析。没有哲学层面的思索，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无疑是不完备、不深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哲学乃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当务之急。问题在于，与社会科学界相比，哲学界的有关探讨显得有些沉寂。这种情形既不利于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也不利于中国哲学本身的发展。
记者：那么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症结何在呢？
吴：恰当地提出问题已是问题解决的一半。究竟如何从哲学层面抓住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用哲学概念概括它、表述它，这恐怕正是中国哲学界目前应当正视的最迫切课题。我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当前，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亦或可概括为“古今”、“中外”问题）。请注意，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非常艰巨，要从哲学角度研究它，需要锤炼一种成熟的、有较强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需要拓展一种广阔的、有较高包容能力的思想视域。这恐怕必须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因此，围绕这一目标，储备理论能量、培养理论人才是当代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战略性任务。如果一个哲学系不将此任务当作教学科研的最终目标，恐怕是有些辜负这个伟大时代的。
记者：作为一位哲学系主任，您能否谈谈，在这样的目标和任务下，应当怎样建设一个大学的哲学系？
吴：哲学系的建设离不开哲学本身的建设。只有哲学站住了，哲学系才会站住。哲学是一项历史性的共同事业。毫无疑问，哲学系应当将哲学研究、哲学教育当作自己的灵魂。当然，我不是抽象的“一个哲学系主任”，我属于复旦哲学系。我想结合本系的实际谈一些具体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大体是本系教工的共识，我无非代为表达而已。
首先，我们认为，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哲学具有更强的历史性。伟大的哲人并不能被取代或包容。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对那些不朽的思想资源的不断挖掘和汲取上。当代中国哲学拥有三大思想资源、三大思想谱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中国传统哲学，三是西方哲学。这正好对应了哲学下属的三个二级学科。哲学的研究、传承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就是学科建设。我们正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同时带动科研、教学和梯队建设。
另一方面，正像刚才提到的，学科建设应当始终面对生活世界，应当始终将当代中国哲学本身的建设当成自己的终极目标，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应当看到，当代中国现实是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的多方面整体。一方面，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的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的现实和理论都不可能孤守一隅，自外于世界潮流；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形成于和世界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之中。另一方面则应看到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对话并非“水乳交融”，中国哲学既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哲学之中。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在当代思想视域中重建汉语思想传统的理论任务。我想，只有当中国哲学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自觉，真正拥有了与西方哲学保持距离、划清界限的能力和底气，中西哲学才能展开真正富有成效、相互启发的对话与沟通。限于原本与译本之间的“对话”是勉强的、无益的。总之，和其它精神形态一样，民族的哲学才具有哲学的世界价值。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今世界体系的适用性。在别的场合我已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和当代性（参见《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在这里， 我只想强调一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越是通过互联网这种异化的最高形态日益陷入分析理性的牢笼中，马克思的哲学就越能发挥它犀利、深邃的批判力量。全面深入地剖析世界尺度内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能力，乃是马克思哲学之真正的优越性所在。我们是将马克思的哲学当成富有生机的思想资源来看待的。我们认为，与教条化的做法相比，这样的态度能够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哲、西哲、中哲三大思想资源之间的视域融合，或许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希望所在。围绕这一共识，我们的二级学科建设就形成了一点自己的特色——
记者：这是否指加强二级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呢？
吴：对！您概括得很好。我们的大部分二级学科，原先就有相当的基础，其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地位可以说在国内哲学界是不遑多让的。
至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例如，近年来，我们很是留意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科间对话以及中西哲学比较。已经有一批教师拿出了一些较有份量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特点。如特别注意在哲学根本问题域的层面、存在论的层面展开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用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西方存在论的话语系统去挖掘、梳理马克思哲学中所蕴涵的丰富、深刻的存在论思想，同时用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批判、清理、引导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消极、含混倾向。因而我们决不能同意某些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称为“一流社会学家、二流哲学家”的判断，相反，我们认为，马克思对纯哲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代思想必须加以认真汲取的资源。据我们所知，在纯哲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挖掘、开拓和重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在国内哲学界尚不多见。我们将沿着这条对话之路走下去。
记者：我想，你们这个做法无论对于大学哲学系还是对于专业的哲学研究部门都具有借鉴的意义。据我所知，某些哲学研究单位分支学科分得很细，至今还没有打破学科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导致在某些共同性问题上缺乏共同语言。学科间没有必要的对话，就会严重地限制人们的眼界，使思维僵化，看不到最有意义的时代性课题。这样，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您所说的马克思哲学那种犀利、深邃的批判作用。
吴：确实是这样的。就拿马哲和西哲之间的学科对话和交流来说，这种对话完全不是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距离和界限。没有距离和界限的东西是无须进行对话的。反过来说，对话非但是沟通、交流的条件，同样也是真正划清界限的前提。只有在对话商讨、交互阐释中，才能明白马克思哲学之超越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实质内涵与真正意义。
当然，除了思想探索性的研究之外，我们同样注重严谨、精细、深入的学术前沿研究。也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方面复旦大学拥有较强的研究实力。并且有相关的研究实体。除了几位长年在此领域学有专攻的学者之外，还拥有相当出色的硬件。尤其是拥有大量的第一手外文资料（包括英、德、法各种语言）。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刊资料，那是相当全、相当新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当代性，对它的研究就决不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只有在世界性、当前性的开阔视域内，才能更好地掌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记者：那么，贵系的对话、交叉式研究，是否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主要集中在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之间呢？
吴：也不尽然。我们在哲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及中西哲学比较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目前也要推出一系列有关的科研、教学与写作计划。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重要的问题在于基础的积累，否则真正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对话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大体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科本身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对话要成为研究者自身的迫切需要。就此而言，我们的西哲和马哲的对话条件最为成熟，其次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开始有较大的进展。此外，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研究中心以使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同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形成活跃的相互渗透，并且设计了一个“哲学交叉学科”的建设计划，其中包括历史哲学、法权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等等，以期开拓出交叉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这样一些意图目前主要还是尝试性的，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关键在于我们将对话、会通作为一种较普遍的研究取向。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当然这并不妨碍，相反是促进了学科之内的建设。实际上，如果我们在二级学科方面原先没有较雄厚的科研教学力量，这种对话式的研究也是难以展开的。
记者：能具体介绍一下贵系二级学科各自的特点吗？
吴：目前我们有四个博士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和七个硕士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注重在本体论层面上对马克思哲学的挖掘和阐发；其次则是注重对马哲史（特别是马克思的早、晚期手稿）的研究。西方哲学方面则特别以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见长，刘放桐教授所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多次再版，被公认为国内该领域权威性的教材。中国哲学则以宋明新儒学、中西哲学比较见长。我们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较注重对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在实践上则注重研究上海这一国际化都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当然，我们的二级学科建设在结构上也有不甚合理之处，某些专业的教学科研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
记者：与兄弟院校或国内其它研究机构相比，贵系的学科建设状况的水准如何？
吴：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就具体专业而言，肯定是互有短长。就综合实力说，复旦哲学系或可说亦属一流，且发展势头较为强劲。我国第一批有资格建立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就有我们。这也能说明一点问题。我们的态度是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同时也全面了解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新状况，最近我们开始与《哲学研究》编辑部合作编辑《中国哲学年度发展报告》，那里会有一些我们对国内哲学研究状况的总看法。不过总的来说，我们的着眼点是当代世界哲学，是自己的学科建设。保持这样一个平和、进取的心态也许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记者：贵系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特点？
吴：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当然是对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培养。其次也包括梯队建设，尤其是对青年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培养。刚才已经提到，我们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同时带动教学和梯队建设。具体地说，复旦哲学系一向重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基础教学，其中特别重视培养他们亲近哲人、研读原典的能力。我们一贯认为，哲学研究入门须正，取法须高。在本科教学上，这一点就体现为特别重视围绕马哲、西哲、中哲三大思想资源的一系列配套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本科生在学习这套课程之前，有一门入门性的“哲学概论”课。原先我们也只是想尝试一下，特意派了一个学养、口才都不错的教师开此课程。结果反响之好出乎预料。非但本系学生反应热烈、哲学思维的兴趣大有提高，还吸引了大批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结果原先的教室人满为患，只好换了一个最大的教室（可以容纳200多人）。在研究生教学方面， 我们一向注重原典的研读。我们专门开设了跨专业的原典研读课。也就是说，凡是复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无论攻读什么专业，都必须在以下三门课中选上两门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周易》。博士生则必须在《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阳明传习录》中选择两门作必修课。为了保证全体学生有足够的精神食粮，我们的资料室不断地大量添置新的中外文书刊，并且从周一至周五（包括晚上）开放。同时，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学术热情，我们定期为本科生请来名教授举办“导师专题讲座”，为研究生举办“学术沙龙”，营造师生平等研讨的学术风气。
记者：这些教学措施的效果如何？
吴：可以说相当好。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哲学系的课程（无论是本科生的还是研究生的）都能吸引相当数量的外系、外校学生。甚至有些外系本科生（包括主修国际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的学生）因此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学术志愿，到哲学系来攻研了。要知道，复旦学生的素质都很好、口味很挑剔，得到他们的肯定并不容易。也许对外校来说难以想象的是，我们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一向很受学生欢迎。在20世纪末的上海，这可能是一个有点奇特的现象。应当特别提到的是，1995年以来，复旦几乎每年都在正式高考之前招收一批素质极佳的高中生，分别组成文理科基地班。文基班的同学在前两年中不分专业，学习人文学院的基础课程，到了第三年则在中文、历史、哲学之间择定一个专业继续学习。第一届文基班的学生今年刚刚毕业，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几乎都选报了哲学系的研究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教学的成功。
记者：这确实不太容易，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崇尚实用的时代。《哲学研究》在80年代的一些评论，就提倡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你们是否赞同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能否在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研究中有效地贯彻？
吴：我们当然赞成这个原则。刚才我所说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脱离了当前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基础理论的学术探讨也不可能有成效。再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在当代社会，哲学系的本科生以后真能从事哲学研究的并不太多。我们也得为那些今后要从事其它职业的学生着想。基本的做法是在三年级时做一个意向调查，无意研究哲学的学生会得到一些更实用的通才教育，同时所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实践可是动真格儿的。一般是与市政府或区政府联合，就一些迫切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调查。我们的“再就业工程调查”得到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果，被评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一等奖（同类其它奖项都被市政府的专门调研机构获得），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国有企业的调查，并且与杨浦区政府联合，建立了一个社会调查基地。这些实践大大开拓了教师和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有些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取得了比较骄人的成就。这种调查研究也实际地促进了基础理论研究。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都是相当重要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应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而应深入社会生活，把握时代的脉博，回答时代的重大课题。即便是基础理论研究，真正的革新和创造也必定植根于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因而，当代中国哲学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成果也必定与这些问题的应答密切相关。至于对于从事各种行业的毕业生来说，关注现实问题研究的益处就更加显而易见了。根据最近毕业生反馈的情况来看，参加过大型社会调查并且积极有为的学生明显地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因为他们能够更加有效、灵活、妥实地运用所学的哲学理论。
记者：这确实令人鼓舞。
吴：当然不能盲目乐观。但我们有理由说，哲学系已经走出了它的低谷期，90年代初各大学的哲学系都一度相当萧条，有的还改换门庭，办起了其它专业。当时，复旦有一位老领导说：“某些系科复旦可以没有，但决不能没有哲学系。”这话是极有见地的，也给了我们很大鼓励。所以，那段时期我们的队伍并没有太大的削弱。现在的情况更好了一些。但还是那句话，只有哲学本身站住了，哲学系才能站住。最终还是要靠学科建设来决定一个系的前景。当然学科建设大家都在做，但复旦哲学系的特点也许在于，更加注意汲取大的思想资源，更加注重在哲学基本问题域的层面上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更加注意在新的思想境域中重建中国哲学，更加注意对话与交流。一言以蔽之，“返本开新、圆融会通”，“非曰能至，心向往焉”，不管我们最终的成绩如何，哲学研究应当有这样的气象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