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需求论文,变动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其经济近代化的历程。与传统社会相比，近代中国是处于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其中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尤为突出。近代中国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资源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宏观经济效益日渐显著。消费需求作为一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已成为测度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为此，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对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展开实证性分析，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以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原因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所谓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包括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它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角度规定的经济范畴，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可得到不同的消费结构的划分标准。恩格斯曾按消费需求的不同层次，将消费划分为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有的按消费品的耐用程度不同，分为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有的按消费的社会功能不同，划分为生理的消费和社会的消费。在实际生活和统计工作中，最常用的划分标准是按照消费对象的不同方面，将消费分为吃、穿、用、住、行等几大类，在各大类内部又可具体细分为食物构成、衣着构成、用品构成等。其中用于食物方面的消费支出，属于最基本的层次，它是劳动者维持基本生存最首要的物质条件。本文主要从消费主体的自然属性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国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研究。
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近代经济增长和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国民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供给能力的增强，消费需求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注：拙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人们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日益强化，消费能力显著提高，国民的消费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表1 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长期变动
%
年份食品衣服
房租
燃料灯火
杂项
191773.34
6.808.12
6.224.52
1922-1925 64.65
17.093.99
8.335.94
192662.99
7.408.26
9.9411.41
1927-1928 59.07
6.9611.53
8.5313.91
192960.56
6.038.14
5.2720.00
193058.23
6.989.31
6.9818.50
193163.63
8.315.08
7.9715.01
193264.55
7.674.97
7.8115.00
193364.13
7.945.01
7.9115.01
193462.40
8.465.50
8.6514.99
193562.82
8.635.26
8.3014.99
193663.40
8.365.11
8.0215.01
资料来源：据拙文：《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文中数字计算。
表2
近代中国人均消费需求结构的长期变动
单位：元
年份
总消费额
食品
衣服
房租
燃料灯火
杂项
191730.04
22.33
2.04
2.44
1.87
1.36
1922-1925
37.52
24.26
6.41
1.50
3.21
2.23
192648.53
30.57
3.59
4.01
4.82
5.54
1927-1928
49.79
29.41
3.47
5.74
4.25
6.92
192951.60
31.25
3.11
4.20
2.72
10.32
193047.23
27.50
3.29
4.40
3.30
8.73
193156.01
35.64
4.66
2.84
4.47
8.41
193257.69
37.24
4.42
2.86
4.51
8.66
193353.67
34.42
4.26
2.69
4.24
8.06
193449.63
30.97
4.20
2.73
4.30
7.44
193552.46
32.95
4.53
2.76
4.35
7.86
193654.79
34.74
4.64
2.80
4.39
8.22
资料来源：同表1。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如恩格尔、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并对消费结构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虽然各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收入水平、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人口及其构成、消费水平、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就一般意义而言，消费结构的变动呈现出共性特征。
测度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发展趋势和判断国民生活水平高低有多项指标，其中，在国际上普遍认可并广泛采用的分析方法是19世纪德国杰出的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创立的“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总支出的增加，用于购买食物支出的绝对额也随之增加，但食物支出在全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表明这种食物支出与消费支出之间比例关系的系数称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定律实际上就是指，随着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趋向于下降的规律。恩格尔系数的关键在于它包含质量互换的涵义，即通过对食物支出比例的量的分析，来划定不同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质量。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小，它所反映的收入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水平就越高；反之，它所反映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越低。
表1、表2中数字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人均消费需求结构的时间序列变动状况，以二表估算所得，来分析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从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叶，国民消费结构中的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符合恩格尔定律。1917年国民食品支出为98.47亿元（1933年价格，下同），迄至1936年上升到177.40亿元，19年间增加80%，年均增加值4.1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15%。其间恩格尔系数随食品支出绝对值上升的同时，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由1917年的74.34%降至1936年的63.40%，19年间下降了9.94个百分点，年平均减少0.52个百分点。同时，体现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杂项消费支出，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其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均呈逐渐上涨趋势，1917年杂项消费支出额仅为5.99亿元，1936年增至42.00亿元，19年间增加8倍有余，年平均增加值近2亿元，年均增长率10.8%，大大高于食品支出的增长速度。其间杂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1917年的4.52%上涨至1936年的15.01%，19年间上涨了10.49个百分点，年平均递增0.55个百分点，高于恩格尔系数平均递减速度。
2.据表2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均消费需求结构变动与国民整体消费结构变动呈现相同的态势。人均食品消费支出额由1917年的22.33元，上升至1936年的34.74元，19年间增加56%，年平均增长2.4%，低于国民整体食品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其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亦由1917年的74.34%降至1936年的63.40%，而人均杂项消费支出及其所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均不断上升，人均杂项消费支出额为1917年的1.36元增至1936年的8.22元，19年间增加5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9.9%，略低于国民整体杂项支出的增长速度。其所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4.53%升至15%，增长幅度较大。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人均消费结构虽呈现趋于合理化的变动，但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调整和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少。
国民用于生存资料比重的不断下降以及用于享受和发展资料比重的不断上升不仅是国民消费需求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的反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依据恩格尔系数，将生活水平划分为如下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状态的消费；50%-59%为勉强度日状态的消费；40%-50%为小康水平的消费；20%-40%为富裕状态的消费；20%以下为最富裕状态的消费。以上分析表明，随着近代经济发展，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和层次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按照联合国上述标准来衡量我国近代国民经济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我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处于一种由绝对贫困状态的生活水平向勉强度日状态的生活水平转变过程中，1931-1936年间，恩格尔系数又升到60%以上，6年间平均恩格尔系数为63.5%，这说明该期间国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尚未突破一二十年代的贫困状况，更没有向小康标准迈进的迹象。
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不断上升趋势，不仅反映在社会整体国民的总体状况上，而且体现在各阶层消费需求相互消长的变动情况。限于资料，我们只将1887年和1933年有关国民各阶层消费需求数字加以比较，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为有代表性的近50年中，国民社会阶层结构的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确乎给我们以下几个印象：
1、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总值及其在全部消费需求中所占比重明显缩小，普通国民的消费需求总值及其所占消费需求的比重略有上升。
根据张仲礼和巫宝三书中的数字加以推算，1887年时占全国人口2%的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总值为20.07亿元（1933年币值，下同）（注：本文所用1887年数据，均引自张仲礼：《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刊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年增刊第1集）或以文中数字为基础推算所得，下文不再一一注明。），占全部国民消费需求总值的比例达15.2%；而1933年时占全国人口1%的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总值只有9.54亿元，其占全部国民消费需求的比例仅为4.67%，（注：本文所用1933年数据，均引自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一书，或以书中数字为基础推算所得，下文不再一一注明。）远不及1887年时占全国人口2%的富有阶层消费需求在全部国民消费需求中所占的份额。若计算占全国人口6.5%的富有阶层（包括非农业区的上户和中户）的消费需求总值也只有48.22亿元，其所占国民消费需求的比例也不过23.55%。与之相对应，1887年时占全国人口98%的普通国民的消费需求总值为111.86亿元，其占全部消费需求的比例为84.8%：而1933年时占总人口99%的普通国民的消费需求总值却高达194.77亿元，为前者的1.74倍，其所占比例为95.3%，比1887年所占比例略有上升。
2、富有阶层的消费需求与普通阶层的消费需求差距缩小。
1887年占全国人口2%的富有阶层的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67.7元，而其余98%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均年消费支出仅为30.23元，前者为后者的8-9倍，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而易见。到1933年时，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差距显著缩小，该年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22元略强一些，其余99%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消费支出为46元略多一些，前者仅为后者的4.8倍。若以占总人口6.5%的富有者计算，其人均年消费支出则减少为173.76元。而占总人口93.5%的中低收入者人均年消费支出亦减少为39元，前者为后者的4.5倍。
3、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的绝对值明显下降，普通居民的年均消费显著上升。
如上所述，1887年富有阶层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67.7元，相当于1933年占总人口1%最富有阶层的人均消费支出222元的1.2倍；若与占总人口6、5%的富有阶层人均消费支出174元相比较，则为1.5倍。1887年普通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23元，而1933年占全部人口93.5%的普通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9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高收入阶层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从而使二者之间收入差距显著缩小的变动趋势，已为19世纪60年代以来百余年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统计资料所证明。中国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与同期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变动状况相似（注：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考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消费变动是收入变动的函数。上述所言国民消费需求在富有阶层和普通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缩小正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和必然反映。
以上从时间序列角度考察了消费结构的层次差异的变动，下面就近代中国国民消费结构的城乡和阶层差异展开横向分析。
表3
1993年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
%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60、170页。
表3上户、中户、下户的分类无疑是按收入的多寡划分的，20世纪30年代我国国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告诉我们，收入越高的阶层，其恩格尔系数就越低，而杂项所占比重就越高。这首先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上，如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仅为29.52%，而农村居民却高达59.82%，后者高出前者30多个百分点；杂项所占比例，城市为35.95%，农村为19.25%，前者高出后者近1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程度的差别清晰可见。其次体现在阶层之间的差异上，城市中上户的恩格尔系数为16.12%，中户为17.54%，下户为44.4%，而杂项所占比重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分别为47.62%、44.45%、24.88%。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上户为55.72%，比城市中下户尚高11.32个百分点，中户为62.79%、下户为64.17%；杂项所占比重分别为22.88%、17.89%、14.44%。城市上户恩格尔系数比农村下户低了47个百分点，城市上户总收入中不足1/5的比例用于食品支出，而农村下户却高达3/5还多。杂项支出所占比重亦呈同样变动趋势，城市上户杂项所占比重高达47.62%，而农村下户仅为14.44%，二者相差33.2个百分点，城市上户近一半的消费用于享受和发展性消费支出，而农村下户所占比例尚不及1/5。
衣着品消费支出在生活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趋降，是农着品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表中数字显示，随收入增加衣着品消费所占比重亦呈上升趋势，但变动幅度较小，这说明我国国民衣着消费变动尚未达到由升趋降的临界点，广大国民衣着消费仍处于初级阶段。不过，衣着消费支出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最富有阶层衣着支出比例高达21%，而最贫困阶层不及7%。随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住房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是住房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但表中数字显示，我国国民住房消费支出变动较为稳定，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走势。但如果选择收入差别较大组别，资料显示住房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是存在的。如1931年杭州市各业人员生活费支出中，公役及机坊工人房租所占比重为10.9%，小学教师及商店小职员为14.1%，商店大职员及公务员为13.1%，商店经理及高级公务员为16.1%（注：《杭州市经济调查》1932年，第621-623页。）。这说明随收入增加，房租所占比重随之增加。另外，上海工人的房租支出亦呈同样特征。燃料灯火支出所占比重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这是我国近代城乡居民该项支出的变动规律。这因为我国近代居民的燃料灯火消费构成和用途尚处初级阶段，若其构成发生变化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那么该支出所占比重将会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表41933年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区域差异 %
说明：长江下游及东南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8省；其他区包括：第一区有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甘肃、青海、西康8省；第二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12省。
资料来源：同表3。
表4中数字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区域差异状况。根据上表数字可看出，战前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的国民消费结构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合理一些，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高于其他地区。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国民消费结构中的五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3.53%、10.04%、8.89%、8.08%、29.46%；其他区域则分别为51.60%、11.45%、4.72%、10.73%、21.51%。长江下游及东南区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包括现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居民8.07个百分点，前者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程度，而后者地区居民的生活尚处于勉强度日状态。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居民杂项消费支出所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46%，其他地区为21.51%，前者高出后者近8个百分点，亦反映出前者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后者地区。另外，表中数字还显示，两大地区居民的衣着消费水平不相上下，而房租消费支出相差却近一半左右，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高达8.89%，其他地区却仅占总消费支出4.72%，这说明前者地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质量优于后者。又由于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气候温暖，其燃料灯火消费支出略低于较为寒冷的其他地区而达8.08%。
我们若再具体分析表中数字还可以看出，城市中第二区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最低，仅为28.21%，而农村中其他地区居民却高达61.79%，后者高出前者33.6个百分点，这说明前者总收入中1/5略多的比例用于食品消费支出，而后者却高达3/5还强。杂项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其中最高者亦为城市中第二地区居民，达37.83%，农村中第一区居民最低，仅为11.23%，二者相差26.6个百分点。衣着所占比例，亦为城市中第二区居民最高达20.37%，最低为农村中其他地区为6.67%，二者相差比例为13.7个百分点，仅次于上述食品和杂项消费支出差距比之后，处于第三位。房租所占比例，城市中第一区居民最低，仅为2.97%，尚低于农村中居民该项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这表明该地区居民居住状况的恶化和低劣，而城市中长江下游及东南区居民该项消费支出比重居全国之首，达14.24%，二者相差11.27个百分点。燃料灯火所占比例，全国各地区居民差异不如上述四项那么显著，其中该项消费支出比例最高者为城市中第一区居民，为13.7%，最低者为城市中第二区居民，为6.37%，二者相差仅为7.33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表明，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结构中食品和杂项消费支出的区域性差异较大，其次差距比顺序分别为衣着、房租、燃料灯火。恩格尔系数及杂项所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高低，是衡量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程度和生活消费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以上可见，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优于其他地区，消费结构更趋于合理。而城市中第二区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居全国之首，恩格尔系数最低，杂项消费支出比例最高，其他三项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依次为衣着、房租、燃料灯火，这表明该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开始出现，并趋于合理。而城市中第一区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最差，尚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其消费结构亦不合理，生活水平属于绝对贫困状态。
表5
19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变动
年份
食品
衣服房租燃料灯火
杂项
1932
1.408
-1.713
0.241 0.311
0.956
1933
26.90
-95.03
-21.51-27.28
7.185
1934
1.154
0.147
-0.151-0.149
0.856
1935
0.814
0.977
0.188 0.179
0.728
1936
0.877
0.423
0.234 0.149
0.756
资料来源：根据叶孔嘉：《中国国民收入1931-1936》（载《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湾1977年版，第128页）文中数字计算。
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测度消费结构发展趋势和消费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商品的价格和影响需求量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收入的变动会引起对商品量的变动。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收入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即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对收入变动的反映程度。一般用需求收入弹性的弹性系数来表示弹性的大小，若以Em表示需求收入弹性系数，△Q/Q表示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Y/Y表示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则计算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的公式是：
E[,m]=△Q/△Y·Y/Q
现代经济学已经揭示，收入与商品需求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消费者收入的变化必然引起所消费的商品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又由于消费者收入增加后对各种商品需求增加的多少不同，因此，各种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小就不同。
表5数字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动状况。从中可以看出，除1933年以外，食品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1932年和1934年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食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大于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即国民收入每增加一单位，食品消费支出则增加1.408和1.154个单位。一般来说，消费者对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的需求强度大而稳定，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而且，越是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其需求弹性就越小，它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一般来说食品需求的弹性系数都小于1。而1932和1934年中国国民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主要是受1933年前后经济危机的影响，国民收入呈下降所致。在国民收入下降时，国民食品消费支出虽亦下降，但其下降幅度小于国民收入的下降幅度，国民为其生存必须保持最低水平而不能再下降。1935年至1936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弹性系数小于1，这表明食品需求量的变动小于收入变动，即国民每增加收入1单位，则食品消费支出增加0.8个单位。另外，消费者对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资料的需求强度小而不稳定，其需求弹性大，表明收入富有弹性。上表中数字表明，战前中国国民杂项等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反而较为稳定，尚未出现富有弹性的阶段，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受收入水平低下的限制，还没有经济实力消费高档商品和服务，进而表明其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和生活质量的低下。
二
消费需求结构趋于合理化，消费层次逐步提高，反映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消费需求领域之具体化。这种变动趋势业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所证明，如上所言，也存在于我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由多种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所致。从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内在因果联系的角度来看，在中长期内直接发生作用，影响全局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消费需求结构趋于合理化变动的最重要变量
根据消费者行为决定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力和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一般都将消费看作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上升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极为重要的变量。凯恩斯就曾指出：“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4页。）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德纳·阿克利也曾指出：“任何消费支出的分析，从而任何总需求的分析（因为消费要占到这个总数的三分之二），要是不把收入作为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它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注意的”。（注：加德纳·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从长期来看，收入变动的方向和消费变动的方向总是趋向一致的，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变动，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则是国民收入得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表6近代中国国民收入（1850-1949年）1936年币值
资料来源：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上表资料显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动状况和发展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旧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较为正常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缓慢的增长，国民收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按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由1887年的146.13亿元，到1936年时增加到306.12亿元，（注：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近5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58%。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143.43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57.98亿元，50年间增长了80%，年均增长为1.21%。人均国民收入也呈现出相同的上升态势，由1887年的38元增至1936年的50.51元，增加了33%，年均增长率为0.6%。另据笔者估算，1887年—1936年期间，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143.43亿元，增加至1936年的354.6亿元，近50年间增加1.5倍，年平均增长率1.86%，人均国民收入由38元增加至69.43元，其间增加83%，年均递增1.23%。（注：1936年币值，1887年数字为刘佛丁估算，见《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1936年数字为叶孔嘉估算，见《中国国民收入1931-1936》，载《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湾1977年版，第128页。）其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1936年期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在国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仍以通常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三项主要指标来看，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306.12亿元，年平均递增1.8%。另据吴承明先生估计，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由159.29亿元增加至242.39亿元，年均递增2.7%。（注：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国民收入由1914年的187.64亿元增加为257.98亿元，22年间增加了37%，年均递增1.45%；人均国民收入则由41.22元增加为50.51元，其间增加23%，年均增长率0.9%。而据笔者推算，1914年—1936年的22年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分别增加了89%和68%，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9%和2.4%。由上可见，三项指标均在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近代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无疑决定了国民消费总量呈现逐渐上升和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化变动和升级走势。
（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者方向转变的趋势也决定中国近代消费需求结构的合理化变动
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需求总量的上升和结构的变动。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和消费结构的趋于合理化升级的变动不仅受国民收入总量变动影响，更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制约，因为无论在总量一定或变化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及结构的变动就成为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而国民收入向劳动者倾斜后，就会使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财产收入比重下降。因此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收入的方向变动，决定着消费需求上升的速度和方向。
表7
1933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单位：百万元
工资薪金所得
其它所得
总数
实数
百分比
实数
百分比
实数
百分比
农业4719
38.5
7552
61.5
12271
100.0
矿冶业
138
57.9100
42.1
236
100.0
制造业
1434
78.0
404
22.0
221
100.0
营造业
221
100.0--
221
100.0
交通运输业 700
75.9222
24.1
922
100.0
商业1757
69.1
784
30.9
2541
100.0
金融业
67
33.5
133
66.5
200
100.0
住宅--934
100.0
934
100.0
自由职业
312
100.0--312
100.0
公共行政
642
100.0--642
100.0
总计9990
49.0
10129
51.0
20119 100.0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4页。
上表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状况。它告诉我们，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占比重达49.0%，而包括地租、利润和利息在内的其他所得为51.0%。其中越是近代化程度高的国民经济部门工薪所得所占该部门全部收入的比例就越高，非工资所得所占比例就越低；与之相反，越是生产方式落后的经济部门（如农业），工薪所得所占比例则越低，非工薪所得所占比例则越高。如制造业中工薪收入占78.0%，交通运输业占75.9%，商业占69.1%，矿冶业占57.9%。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生产部门，从而导致近代生产部门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上涨幅度较传统生产部门为高。
西方国家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19世纪中期为20.40%，在一个长时期内的稳定和轻度增长后，有些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另一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国民收入的20%或20%以下；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相反方向变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化刚刚起步之时，可以认为全部国民收入基本来源于传统经济部门。而当时最为富有的绅士阶层的收入主要为地租、利息及其转化形式（如官僚及其它行业职务的报酬等），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绝对大的份额，而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只占相对偏低的比重。根据刘佛丁先生的估算，1887年时占全国人口2%的富有阶层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21%，而占总人口98%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79%：人均年收入前者为396元（1936年币值），后者仅为30元，收入差距十分悬殊（注：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考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到了20世纪30年代，如表中所示，富有阶层的财产收入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而以劳动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尤其是近代化生产领域更为突出。
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表明，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下降，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朝着有利于普通阶层的方向转化，导致普通阶层收入水平上升，其结果必然促进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上升趋势和消费结构趋向合理化。
（三）人口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动也客观上决定了我国近代消费需求结构趋于合理化变动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变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变动成为近代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就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来看，与世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情况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增长在进入近代社会前的200年间就明显加速。据估计，在1650-1850年的200年间，中国的人口规模由1.25亿增加为4.1亿，200年间人口增加2.28倍，年平均增长率0.6%，（注：刘佛丁：《有关清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4年。）既远远高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工业化之前日本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化开始以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人口基数，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人口的加速增长是近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口增长一方面能扩大劳动供给量而提高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则会增加消费人口，提高消费需求总量。中国近代化开始后，人口总量呈缓慢增长。由1887年的377636000增加到1949年的541670000，（注：1887年人口数见《光绪会典》卷17；1949年人口数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版，第5页。）60余年间增加43%，年平均增长率达0.58%。这期间人口规模的变动状况，按章有义先生的估算，1887-1912年25年间，人口增加21.03%，平均年增长率达0.77%；1912-1932年20年间，人口增加12.20%，年均递增0.58%；1932-1949年17年间，为1851年以后各时期中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阶段，人口增加6.86%，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9%（注：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足够的消费资料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社会总人口的消费需求量同人口的数量、质量成正比例发展。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生产力水平越发展，社会经济越发达，人口数量就越多，人口质量越高，人口社会结构越复杂，人口分布越是集中和城市化，社会的消费需求量就越大，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越趋现代化。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国民收入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并由此保证人均消费需求不低于或相等于前期，那么，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消费需求总量必然呈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情况而言，如前所述，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间，国民收入由143.41亿元，增加至354.6亿元，增加1.4倍，年平均递增1.86%；而同期人口总量由37763.6万，增加到了51078.9万（注：章有义前引文。），49年间增加35.3%，年平均增长率为0.6%。由此可见，从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化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人口增长速度；而近代人口总量不断增多则是公认的史实，这样社会消费需求呈上升趋势就显而易见了，进而为社会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另外，人口结构对消费需求呈上升趋势和结构变动也具有重要影响。人口构成的变动包括人口年龄构成、性别构成、职业构成和城乡构成等构成的变化。其中，人口职业的构成和城乡构成对消费需求的决定作用尤其明显。因为人口职业构成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口收入水平的变动。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不变，那么，消费水平将随收入水平上升而提高。人口的职业构成又可通过人口的城乡构成来反映。因为人口的城乡构成大体反映着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较，我国近代人口构成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加速，城市化程度提高，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日趋上升，三次产业的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估计，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余年间，全国总人口从4.13亿增至5.41亿（注：1840年数字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49年数字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版。），共增加1.28亿人。在此期间，城镇人口由1843年的2072万人，到1893年增至2351万人，城市人口比重由5.1%上升到6.6%，年平均递增率为0.25%（注：另据施坚雅研究，1893年时，全国8个区域城市系统中有3个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城市化程度6.0%的平均水平，其中，长江下游区为10.6%，岭南区为8.7%，东南沿海区为6.4%。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载《城市史研究》1989年第1辑。）。至1949年增至6765万人，比1893年增加2.26倍，年平均递增率达1.61%，城镇人口比重由6.1%上升到10.6%（注：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261页。）。上升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华北地区和上海的城市人口从1900-1910年的460万上升到1938年的1300万，增长了将近两倍（注：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从1912年至1937年，南京市人口由不足27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上海市由百万人左右增至300万人以上：北京市由80万左右增至160万；天津市由75万增至110万；广州市由80万增至100万（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国近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农村人口迁入造成。这表明，近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入城市而形成的。从三次产业的人口分布来看，近代产业工人人数，1894年为84571人（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页。），到了1920年时，中国新式工人和矿业中的工人人数为557622人，中小企业和矿业中的工人人数为950000人，二者合计为1507622人（注：见上引书和刘佛丁：《试论我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资本积累问题》，载《南开学报》1982 年第2期。）。至1933年增至2068000人，其中，新式工矿企业工人人数为968000人，中小厂矿工人为1100000人（注：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71页和刘佛丁先生文章。）。农业就业人口由1883/87年的16060000人，增至1933/37年的180115000人，（注：王玉茹：《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年率仅为0.24%。增长幅度远不及近代厂矿中工人人数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近代人口构成的巨大变动，特别是城乡构成和职业构成的变动对消费需求上升和消费需求结构趋于合理化变动起着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
在对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纵向分析以后，我们还将与同期日本进行横向对比的研究，以求得进一步分析其变动趋势的特点。
日本是欧美国家以外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与中国在历史背景、近代化的起步时间和起始条件、发展过程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其作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获得迅速经济增长的成功范例，与中国同时期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
表8 中国与日本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比较（1917、1936年）
说明：中国为1933年币值；日本为1934-1936年币值。
资料来源：中国同表1；日本消费需求总额见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15页；消费需求结构比例据同书卷6《个人消费支出》，东洋经济新报社1967年版第139页表中数据计算。
在战前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需求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但两国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却不尽相同。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间，日本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呈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实际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43.42亿日元增加至1936年的207.14亿日元，49年中增加3.8倍，年均增长率3.2%，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由112日元增加到292日元，其间增加1.6倍，年均递增194%。（注：据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6-20页中数据计算。）而在大体相同的时期内，如前所述，1887年—1936年的49年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仅增加1.2倍，年平均增长率1.58%，其间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加33%，年平均增长率0.6%。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日本。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促使国民消费需求水平及其结构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但是中日两国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不同，必然使国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出现差异。据笔者估算，从19世纪80年代经济近代化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实际消费需求总额由1887年的131.94亿元增至1936年的279.8亿元，49年间增加1.1倍，年递增率1.55%，实际人均消费需求额则由34.95元增加到54.79元，其间增加57%，年率0.91%（注：拙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第3-4页。）。而同期日本实际消费需求总额由1887年的37.65亿日元，增加到1936年的129.1亿日元，49年中增加2.4倍，年增长率2.55%，实际人均消费需求额则由97日元增至184日元，增加90%，年增长率1.33（注：据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13、237页中数据计算。）其中1917年—1936年间，中日两国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年增长率分别为4%和3%。由上可见，在战前中日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实际国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仅低于同期日本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与日本不相上下，仅低于日本0.4个百分点。进入20世纪后的1917年—1936年的19年中，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加快，反而高出日本1个百分点。而同期两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却迥然有异，日本的实际国民收入和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分别高出中国1.62和1.34个百分点。中国国民消费需求以同于或略低于国民收入的比例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的低下，限制了资本供给能力，阻碍了工业化水平的稳定提高和经济增长。
国民收入和消费需求总量变动的不同，导致消费需求结构变动亦呈现出差异性特征。从表8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17年—1936年的19年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由73.34%下降至63.40%，其间下降了9.94个百分点，年平均减少0.52个百分点，而同期日本国民的恩格尔系数则由60.21%下降至49.29%，其间下降了10.92个百分点，年平均减少0.57个百分点。虽然中日两国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相差无几，但从恩格尔系数高低所反映出的两国国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差距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1936年的恩格尔系数尚低于日本20世纪10年代水平，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尚处于贫困状态，而同期日本国民生活质量消费水平已达到小康水平，1938年的恩格尔系数更降至46.9%（注：据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卷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39页中数据计算。）。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衣着消费在消费需求总额中的比例呈上升变动是消费需求结构合理化变动的必然趋势。这种变动反映在战前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却未体现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战前日本衣着消费所占比重由1917年8.83%上升至1936年的13.88%，其间上升了5.05个百分点，而中国同期衣着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极小，只上升了1.56个百分点。中日两国国民反映在衣着消费方面上的差异清楚可见。同期中国国民房租消费支出所占比例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由8.12%降至5.11%，这反映中国国民居住条件和质量的低下，受食品和衣着消费的限制，无能力提高房租消费支出的比例。而同期日本国民房租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呈现一定水平的上升态势，由1917年的9.13%升至12.53%，上升了3.4个百分点。同期中日两国国民燃料灯火消费支出所占总消费需求比重变动不大，中国只上升了1.8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0.58个百分点，而且中国该项比例比日本国民燃料灯火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中国全国平均气候比日本较为寒冷所致。而反映发展和享受消费资料支出的杂项消费支出，两国差别较大。中国杂项消费支出所占比例由1917年的4.52%升至1936年的15.01%，上升了10.49个百分点，而同期日本则由18.14%上升至20.03%，上升了1.89个百分点。日本杂项消费支出上升幅度虽不及中国，但至1936年日本杂项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却高出中国5.02个百分点，反映了日本国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较中国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