禭#183;赗#183;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牍论文,丧礼论文,所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礼记·曲礼上》）丧礼不是由主丧之家单独完成的，在主丧者之外，还有吊丧和助丧者。吊丧和助丧者上自国君、卿大夫，下至地方官员、乡邻和丧家的远近亲戚，在某种意义上说，丧葬之礼是死者和丧家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现。《荀子·大略》：“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可见，急行奔丧和及时赗赠，都是丧礼中极其关键的节目。《左传·隐公元年》就对周王派来的赗使之太“缓”（迟）大加讥讪：“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历代礼学家对助丧之礼，或有研究，但由于实物不足和时代变异，多不得要领。今天，除了文献材料之外，利用墓葬中出土的器具、简牍、标签、封泥等考古资料来研究助丧之礼，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不过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仍相对薄弱（注：笔者目力所及，以此种方法和题旨发表的文章，以黄凤春的《楚国丧归制度研究》最为鲜明（载《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本文拟将礼书文本与楚地出土简牍结合起来，考察楚地丧礼中的助丧礼仪。本文所论的楚文化，其地域界限以鄂、湘、豫、皖等地为主，时间界限则始于春秋时期，迄及西汉武帝时期为止。
一、“书赗于方”与“书遣于策”
根据礼书和其他文献资料，助丧有禭、赗、赠、含、赙、奠等多种名目：
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仪礼·既夕礼》）
乘马曰赗，衣衾曰禭，贝玉曰含，钱财曰赙。（《谷梁传·隐公元年》）
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含。赙赗，所以佐生也；赠禭，所以送死也。（《荀子·大略》）
赠禭者，何谓也？赠之为言称也，玩好曰赠；禭之为言遗也，衣被曰禭。知死者则赠禭，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终，副至意也。赙赗者，何谓也？赙者，助也；赗者，覆也。所以相佐给不足也，故吊词曰：“知生者则赙赗。”货财曰赙，车马曰赗（《白虎通义·崩甍》）
由以上可以归纳出：第一，禭、赗、赠、赙四者虽然都用来助丧，但内容各不相同，分别是指衣衾、车马、玩好、财货，四者不容混淆。第二，这四者功能界划分明，禭（衣衾）和赠（玩好）都是针对死者的，因与死者相知，故赠送以助其葬；而赗（车马）和赙（财货），都是针对生者的，因与丧主相知，故赠送以助其丧。这样，从逻辑上来说，针对死者的禭、赠一定要入葬，而针对生者的赗、赙则不一定入葬。
另外，奠礼也是助丧的一种形式。《既夕礼》云：“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若是在服丧范围内的亲戚（如从兄弟），便可赠以奠品；其他吊丧的朋友（“所知”），则只能赗赠而不能致奠。按照郑玄的经解，由于亲戚既与丧主相知，又与死者相亲，故而可以“死生两施”，赗奠兼行，无所偏言。
丧礼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读赗，即由史将参与丧礼的助丧物品列成清单，宣示众人：
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算从。柩东，当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惟主人主妇哭。烛在右，南面。读书，释算则坐。卒，命哭，灭烛；书与算，执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灭烛，出。（《既夕礼》）
史所读之赗的内容，据礼书所载，是写在一种方板（竹或木）上的，这种方板，叫作赗方。《既夕礼》云：“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郑注谓：“方，板也。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赗方在楚墓中已有多处发现（详下）。
值得注意的是，“书赗于方”和“读赗”，不只是单指赗而言，还包括禭、赠、赙、奠等其他助丧物品，明确这一点，对于出土木牍或竹牍的性质判定十分重要。“书赗于方”下贾疏谓：
以宾客所致，有赗、有赠、有奠，直云书赗者，举首而言，但所送有多有少，故行数不同。
注、疏都说得很清楚，赗书并非只书写所赗的车马，禭、赗、赠和奠都被统记在牍板上。之所以仅以“书赗”来加以概括，不过是“举首而言”而已。而在柩车发行前的读赗仪式上，“主人之史请读赗”，先谓之“读赗”，紧接着后文又谓之“读书”，正如胡培翬《正义》所论：“不言‘读赗’而言‘读书’者，上注谓赙、赠亦书于方，故言书，知史并读之也。”这里的读赗或读书，想必是将助丧者所赠之物（包括禭、赠、赗、赙、奠），全都读之一过。考古发掘也证明，赗板所记并非只限于车马，还包括衣、食、住等多种生活用具。我们认为，将墓葬中出土的赗赠记录统称为“赗书”，是符合《既夕礼》中的用词习惯的。
在丧礼中，紧接着读赗（读书）之后，还要“读遣”。《既夕礼》云：“书遣于策”，注谓：“策，简也，遣犹送也。”此类随葬物品的登记册，由竹木简编联而成，故称“遣策”（或“遣册”），它随死者一同入葬。
遣策（登记随葬物品）与赗书（登记助丧物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品清单，两者的内容也不同。从理论上而言，一个死者的随葬物品（即遣策所载），应当包括死者生前所用、吊丧者所赠、死者家中专为陪葬所备这三大类，而赗书所载应当只是遣策所录的三大部分之一。
从读赗和读遣的仪式程序，也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
读赗由“主人之史”读之，紧接着的读遣。则是由“公史”为之，两种宣读者的身份不同，显出两者的内容和功能有别。由丧主的家史来读赗，意在代表丧主表达感谢之情，所以家史西面，代立主人之位；而且“不命毋哭，哭者相止”，大家都静立而聆听，只有主人、主妇哭，听的目的在于观察此次丧事的排场有多大，有多少官吏、亲戚来致赗。与此同时，执算者的释算动作与读赗相伴随，也带有炫耀的性质，如盛世佐的《礼记集编》所谓“以多为荣”。而与之不同的是，遣策由公史来读，还要命令大家毋哭，这种由君派使者来宣示丧主所安排的下葬物品清单的节目，意在“成其得礼之正以终”（郑玄注语），即公示丧家是否按照相关礼数安排了随葬。
以上说明，“书赗于方”是宾客赠送物品的记录，而“书遣于策”则是死者下葬物品的清单，两者可能有所重合，但绝不可能全然相同。
读赗和读遣的阶段，是在迁柩于祖庙→载柩、饰柩车→在中庭陈设明器与葬具之时，因为陈设的明器和葬具中包括助丧者所赗赠之物，也包括丧家为死者所准备的葬具，有必要通过读赗、读遣的仪式，以使物品和书策对照落实，同时也是一个向参加丧礼者进行展示的必要契机。接下来进行大遣奠，继之读赗书、读遣策，然后柩车和送葬队伍开始行进，至圹落葬。
赗书和遣策的书写与操办过程，在《汉书·游侠传·原涉》中略有反映。书载侠客原涉在赴宴途中得闻熟人家有母丧而无财力举丧，于是，“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食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可见，操办丧事时，从衣被棺木，到饭食之物，都要书于牍上，照册购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原涉所书应是遣策中自备下葬物品的那一部分。云梦大坟头西汉木方遣策中，可见到“□□一毋”、“□□毋”的文字，“毋”字为最末一字，都书于把某些字刮削过的地方，字迹亦特别粗黑，显然是后写的，发掘报告认为，“可能是在下葬时有些东西没有准备齐全，故于其下书以‘毋’字”，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注：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文教局、云梦县文化馆汉墓发掘组：《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在马王堆M3中看到。该墓所出的一件木牍，在书录了衣饰等物品后，最后写有“乙笥凡十五物不发”8个字，其字体大小和书写风格与同简的其他字有别，应是公史读遣验对时补记的结果。除了入葬验对时随葬物品不足而据实写明的现象之外，也有验对时发现不足而临时补购以充其数的。如同墓一方木牍上记有：“右方羹凡卅物，物一鼎，蜀鼎六，瓦□六，瓦雍、鐕各一，不足十六，买瓦鼎锡余。”已有的14件物品，加上读遣时发现实物与登录簿不符而临时补足的16件，正好是“凡卅物”。同墓遣策中还有“今三”、“今四”之类的文字，也是公史宣读遣策时验对实物后留下的笔墨。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读赗验对时补记的”，恐不完全如此，读赗和读遣还是有所区别的（注：陈松长：《马王堆三号汉墓木牍散论》，《文物》1994年第6期。助丧赗物应当是有物则书，无物则不记，出现差错的可能性较小；而丧家对下葬物品的书面计划与实际数量之间，更容易出现差错，故本文认为，上述“不足”“不发”“今三”“今四”等，应当是读遣（而不是读赗）验对的产物。尤其是“不发”，明确表明是针对入圹遣物而言；用“发”或“不发”来表示赗物，于理欠通。）。
二、楚墓所见赗书与遣策
历代礼学家对赗方和遣策的具体形制不乏考证，但多与古制不符。宋人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卷十九《丧器下》所绘的“赗方”，如白纸一张，显然不得要领。清人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卷十七《葬具》所附的“遣策图”，也是出于想像，与出土实物差距较大。直到1953年长沙仰天湖楚墓的发掘，才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丧葬遣策的真实面貌。史树青的《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一书中叶恭绰序，最早将这种记载随葬物品的竹简命名为“遣策”（注：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95年出版。）。
此前关于遣策和赗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简牍内容的释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丰富，限于篇幅，不加赘引。第二，关于遣策和赗书的命名及其区别的讨论，一些考古报告笼统地称之为遣策，一些学者主张两者应当严加区分，一些学者主张在未加区分前暂称之为“丧葬文书”，也有学者主张称之为“物疏简牍”（注：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0期；陈著：《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92页；高大伦：《“遣策”与“赗方”》，《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彭浩：《战国时期的遣策》，载《简帛研究》第二期，法律出版社1996年出版；洪石：《东周至晋代墓所出物疏简牍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1年第9期。）。笔者以为，虽然出土木牍上有自名为“物疏”和“器志”的现象，如江苏东海尹湾M6（西汉晚期）、武威旱滩坡M19（东晋）、广西贵县罗伯湾M1（西汉初），但大多不在礼乐制度严格执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况且“物疏”可以作为一般呈报器物的统称（正如持论者文中所引用的居延汉简和曹操的《上杂物疏》那样），不是丧葬礼中登记随葬器具的专称。先秦以来的丧葬活动，深受礼经文本的影响，因而今人应当按照礼书的旧称来复原地下丧葬文献。重要的是，必须尽量将丧礼仪式中功能不同的遣策和赗书区别开来。
20世纪50年代以来，楚地出土遣策甚多，成为楚文化中最为丰富的一类出土文献。根据彭浩《战国时期的遣策》的统计，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楚地出土战国遣策便有八批（注：彭浩：《战国时期的遣策》，载《简帛研究》第二期，第48-55页。）。现在彭文的基础上，再将时代范围加以扩展，就笔者目力所及，统计列举迄今已知的遣策资料如下（以发掘年代为序）：
(1)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墓（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2)湖南长沙仰天湖25号墓（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95年出版。）；(3)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4)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注：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5)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西汉墓（注：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文教局、云梦县文化馆汉墓发掘组：《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6)马王堆1号汉墓（注：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7)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注：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9期。）；(8)长沙马王堆3号墓（注：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9)江陵凤凰山8号、9号和10号西汉墓（注：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10)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注：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基遣策考释》，《文物》1976年第10期。）；(11)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注：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整理小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两报告略有不同。）；(12)湖北天星观1号墓（注：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13)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附录一。）；(14)江陵张家山247号西汉墓（注：荆州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15)江陵毛家园1号西汉墓（注：杨定爱：《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第204页；《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99页。）；(16)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17)江陵秦家咀99号楚墓（注：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咀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18)张家山136号汉墓（注：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在荆州博物馆的两份报告中，该墓葬的编号和内容简介略有差异，另见陈跃钧：《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卷，第202-203页），该简报中编号为M336，出土竹简数为830枚。）；(19)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注：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20)荆州市关沮乡萧家草场26号汉墓（注：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21)荆州高台18号汉墓（注：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22)荆州高台6号汉墓（注：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23)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站：《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24)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文物局：《随州市孔家坡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另外，在江陵凤凰山M169（1975年发掘）等墓中（注：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81年第5期）和陈振裕：《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中，已利用了该墓遣策的部分材料。），已知有遣策若干枚，但详细资料目前尚未发表，故而不能尽述。
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都将上列丧葬文书统称为“遣策”。但是，根据本文上节所论，赗书和遣策两者性质不同，是可以离析出来的。那么，上述这些丧葬文献中，哪些是赗书，哪些是遣策呢？能不能根据礼书中“书赗于方”的说法，简单地将楚墓出土的竹牍或木牍称为赗书，而将记载随葬物品的竹简都称为遣策？以下对之略加分析。
在上述20多座楚墓中，有7座墓出土有木牍或竹牍，这7座墓分别是：包山M2、云梦大坟头M1、凤凰山M10、马王堆M3、江陵高台M18、随州孔家坡M8、和毛家园M1。若对这7座楚墓中的牍书略作分析，可归纳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牍所书内容为赗书。包山M2所出的竹牍1，所记有完整的年月标识（“大司马悼愲救郙之岁享月丙戌之日”），有赗赠者的姓名和所赠器具名称（“舒寅受［授］一分正车”），继之基本为车饰的细节。该牍所记是一个独立的丧葬内容。而且该牍所记的“正车”及其部分装备，经释读在同墓所出其他遣策中也有重复记录（注：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0期；另，陈著：《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92页。）。说明该竹牍正是墓主丧礼上“赗书”，如前所论，赗书的内容可能重合并包含在遣策之中。
再来看马王堆M3，其中403支竹简与7支木牍同出，除了一支单独出于东边箱的木牍为告地书或告地策之外，其他6支均为随葬器物记录。从目前公布的材料初步看来，木牍上的小结文字，如“右方”车马、明童、美人、宦者等等，与竹简遣策中所记的内容应有重合之处，况且，在一支小结木牍上记有：“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十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这显然是助丧赗赠的记录。由此初步认定，马王堆M3中的部分木牍为赗书。
第二，牍所书内容为遣策。如云梦大坟头M1所出木方，理由是：第一，该墓主椁室未遭破坏，其中仅出土一方木牍，并无另外的遣策出土；第二，经发掘者研究，该木牍所记内容与出土实物对进行对比，“绝大多数是符合的”；第三，该木方的记述中没有提到赗赠者的名字。据此可以认定这件木牍所记实为遣策，而并非赗书，因为下葬时不可能在没有遣策登记的情况下，而仅仅将助丧的赗物登记入土随葬。
另外，江陵高台M18中，四枚木牍中的三枚分别是“路签”、“报到书”、“告地书”，没有专门的遣策文书，牍丁的正面墨书两排十二行文字：“壶一双，髹杯二双一奇，盛一双，閜一双，铊一双，椑虒二双，检一合五角囊一，卮一合黄金囊二，画杯三双，脯一束”（注：部分释文从黄盛璋说，参见《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据简报称，该牍所书内容与出土实物基本相合。显然，尽管在同墓所出的四枚木牍中，牍丁最宽，但该牍仍应判定为遣策，理由与上述大坟头M1相同。
第三，遣策与告地策合书于一牍。例如凤凰山M10，该墓出有170多枚竹简，但内容多为租税、支付簿等，无一为遣策。而同墓所出的6枚木牍中，有5枚关涉契约、出入簿等，只有牍6正面记载随葬器具的名称和数量，背面记载墓主的姓名和埋葬日等（“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具［？］器物□令。食［？］以律令从事”）（注：释文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初步判断，牍6为遣策和告地策的合写。孔家坡M8所出木牍亦是如此，据简报称，“该牍正反面均有字：‘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乡燕佐戎敢言之库啬夫□……’。内容包括时间、墓主、随葬品清单等，属于“告地策”，据策文所载名物与随葬品基本吻合。”显然这是一件告地策与遣策的合书牍。毛家园的木牍“牒书”，其内容与凤凰山M168相仿，据称也是记载墓主姓名、身份、入葬年月，以及殉葬奴婢和随葬车马等，当为告地策。
一般说来，告地书是丧礼的主办者（地上的主管官吏）让死者向想像中的阴间官衙报到的文书手续，而遣策则是死者到阴间享受使用的物品清单，两者性质不同，分别书写。凤凰山M10和孔家坡M8的书例应看作是丧葬文书的简化形式（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综上可见，赗书和遣策的判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长宽形制，而应当据其内容来认定。
在形制较宽的木牍中，既有赗书又有遣策；相反，可以编连的竹简，也有可能用来记录赗赠器具，如包山M2中的简277就明确记有“苛郙受”（详下）。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楚地的赗书与遣策，其形制并不如礼书规定的那么严格，往往混用，至少在战国中期以降已是如此。
出土遣策一般记有随葬器物的名称、质地、数量，偶尔还记有随葬品的置放位置及器物分类小结等内容，一些保存较完整的遣策，其内容编排的先后顺序具有一定的规律。考古发掘时，将这些记录与墓中的出土物相对应，都基本相符。如望山M2、云梦大坟头M1和凤凰山M168等，其考古报告都列有遣策记录与出土器物的对照表（注：参见《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陈振裕：《云梦西墓出土木方初释》，《文物》1973年第9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就很好地反映了遣策记录的可靠程度。实际上，这也是目前遣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即从名实对照的角度来释读遣策文字。
但是，遣策所记与出土实物也不一定完全可以对应。例如，在长沙马王堆M1的遣策中，提到有“土牛马”“土金钱马牛羊鸟”等数十只（简298-312），但这些土制明器在实际墓室中并未发现；又如马王堆M3遣策中的“土牛”“土马”等之类，也未见诸随葬实物。另外，随葬物品还常见有数量不足的现象，如同墓遣策所记“漆画七升卮二有盖”（简179）、“漆画二升卮八”（简182），都只有一半出现在墓中（即1个和4个），据简文“幸食杯”应为一百，而实际只出土50个。上述“名实不符”的情况，是由遣策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宣读赗书和遣策是丧礼中的一道必要节目，丧家为了炫耀财富和夸罩社会关系之广泛，便在遣策中“虚列”随葬物品，但实际准备这些物品时，并不一定能照单凑足。
为了更进一步弄清死者身份与遣策形制方面的时代规律，兹将近50年来楚地遣策的考古信息综合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第一，秦代以前遣策的长度基本都近于70厘米，而到西汉时期，遣策的长度均在20-30厘米之间。遣策由长变短的趋势是与整个简牍制度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的（注：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认为：“秦汉以后，遣策的长短似乎已有一定之规。”具体而言，从秦汉、三国，到晋、前凉的遣策长度均约合当时一尺左右。）。然而，如果将同一时期的遣策长度进行比较，还是可以发现，其形制之长短与墓主身份之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如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和包山M2遣策（约70厘米）就长于望山M2遣策（64厘米），西汉时期马王堆M1和M3遣策（接近28厘米）则长于其他单椁单棺墓所出遣策（23-25厘米）。即使在同一座楚墓中，单支遣策的长短也会因所登录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包山二号墓遣策所载“大兆之器”、车载之器所用简策长达72厘米，宽为0.9厘米左右；行器、食器（食品）所用简策长仅65厘米左右，宽在0.85厘米以下，两者区别较为鲜明。联系目前所见之楚墓遣策用简因墓主地位不同而长短、宽窄有别来看，楚人在遣策用简方面也有一定之规（注：胡雅丽：《包山二号墓遣策的初步研究》，载《包山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显然，丧礼中所用器物越重要，其登录它的遣策也会越长。至于战国秦汉间何种等级享用何种长度的遣策，目前的出土资料还不足以排列出此类规律。
第二，遣策所置放的位置，没有置于主棺的现象，一般在棺椁之间，或存于头箱，或存于边箱。有的墓葬中遣策还与其他竹简分开置放，如张家山M136中遣策出于边箱西端底部，外无包裹，而其他竹简则置于头箱，用麻织品包裹，存于一长方形竹笥内。总的说来，楚墓丧葬文书的具体置放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楚简所见禭礼和赗礼
下面根据楚地出土简牍材料，对战国至西汉前期楚文化中的禭礼和赗礼试加复原。
1.禭礼
《说文·衣部》云：“禭，衣裳死人也。”关于楚国禭礼的最重要的史料，见于《左传》鲁襄公于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十一月前往楚国参加盟会，他亲自参与了楚康王的丧禭之礼：
楚人使公亲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禭，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拔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吊丧和致禭通常相联而同时进行，都是始死不久的助丧行为（注：此时楚康王已大敛入殡，殡后致禭，在《礼记·杂记上》有所载，其仪式是将送死者之衣服置于柩东。文公九年记有死后十年而后致禭者，如《左传·文公九年》载“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楚人强迫鲁襄公亲自致禭，略带侮辱的性质，但是鲁襄公使巫祝先用桃茢（桃枝扫帚）祓除殡之凶气再行禭礼，是采用了君临臣丧的礼制规格（《礼记·檀弓下》云：“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注：桃不在古代被视为“仙木”，以之辟邪，是先秦时期的通用办法。长沙马王堆M1的棺盖上安放有33件桃木墨绘辟邪俑，其目的即在于此，参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00-101页。），与朝而布币无异。本来楚人欲以臣礼侮辱鲁君，反被鲁君所戏，所以楚人大为悔之。此事的记载，也见于《礼记·檀弓下》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郑注：“欲使公衣之。”可见致禭送衣，又叫作袭。
致禭的仪式，见于《士丧礼》所载。致禭的时间，分为小敛之前和大敛之前两种，两者都算合礼，因为致禭的初衷是向死者赠送敛尸的衣物。致禭者有君（使者代替）、大夫、亲者、庶兄弟、朋友这几类人。小敛之前致禭时，致禭者左手执衣领，右手执裳腰，入室将之覆盖于死者的敛被上，主丧者拜而还礼；大敛之前的致禭，则从尸足绕到尸体的东侧（此时尸体南首），面向将禭衣放在尸体（已在堂上）东面的床上（“宾升自西阶，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礼”）。致禭还有一些细节规定，例如上衣必与下裳同送（“禭者以褶，则必有裳”），敛尸时君主所禭之衣不可倒置（“君禭不倒”）等等。
楚墓出土文献中关于致禭的实例有：
(1)仰天湖M25。该墓遣策所记的下葬物品，有若干件他人所送的衣物。“许阳公一纺衣，绿
之□”（简18）、“何马之疏衣，鍂纯，鍂
”（简6）、“中君之一
衣□纯
缟之”等。一般认为，楚国称县令为尹或公，许阳公可能是县令，中君则有可能是封君。这二人的等级均当不低。该墓遣策记载送衣物的还有“右马”和“屯君”，看来均为职官之名。
(2)江陵马山M1。其中一件竹笥(8-3A)上的签牌标明：“
（从纟）以一
衣见于君”，笥内放着一件小尺寸的衣服。显然就是赠禭者的名字，而所禭的是一件“衣”。据说覆盖在该墓外棺上的衾，其下也压有一枚有字签牌，应当也是他人致禭之物。在尸体的衣衾包裹第二层即凤鸟凫几何纹锦衾(N5)绢里上，有墨书文字“门
”两字，在尸体的衣衾包裹第十层即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绢里上，也有墨书文字“柬”。另外，在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的灰白可绢里，还发现了0.7×0.5厘米的朱印（与塔形纹绵带上多处所盖的朱印相同），印文没有识读。因为N14上既有墨书文字“柬”，又有朱印，因此我们推测，前者（“柬”）是禭者的名字，而后者可能是该绵被制造作坊的标识，类似于今天的商标（这种作坊标识性的印戳，在长沙马王堆M1出土的73件漆器上，都有发现）（注：参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78页。）。
2.赗礼
关于致赗和受赗的礼仪，《既礼》有大段的规定，限于篇幅，不作赘引，兹据此梳理出公对士和大夫对士两种等级的赗礼细节：
公赗士。其一，赗马。公（国君）对士之丧赠赗两匹马，赠送马匹与助丧执绋，其意义相类。《既夕礼》似乎只记有赗马，而未有赗车之说。《左传·哀公二十三年》便记载了宋元公夫人景曹丧礼时，季康子派冉有代为赗马的事。其二，奉币。即玄纁束，一般是玄三纁二，五匹布帛。束帛是致达使命的信物，国君派来的使者将币（束帛）放在柩车的左边（“宾奠币于栈左服，出”）。
卿大夫以下其他宾客赗士。其一，也是致马和奠币两种（“马入设，宾奉币”），其马也是牵到柩车的左边；其二，可能也有羊（“士受羊，如受也”）；其三，可能还要赠以奠物（“若奠，入告，出，以之宾入，将命如初”）；其四，也有可能赙以财物（“若赙，入告”）。《既夕礼》还规定，如果所赗没有盛财物的器皿，则面对面接受（“捂受”），如果所赗为已做成的明器（“就器”），接受之后还要陈列展示（“坐奠于陈”）。
楚墓出土文献中关于致赗的实例有：
(1)天星观M1。根据考古简报，遣策所载赠物助丧者多为官员，如“集脰尹”、“集脰尹”、“宰尹”、“集墨尹”、“宰尹”、“阳令”和“小司马巨”等；另有邸阳君的同姓，如“番之里人”；还有无官职者，如“宋
”等。赗赠的物品主要是车马，车有轩车、王车等，遣策详细记录了车上部件、饰物的名称和质地等。
(2)包山M2。该墓简277载：“苛郙受”；牍1载：“大司马悼滑救郙这岁享月丙戊之日，舒寅受一分正车”。所谓“受”即“授”，为赗赠的明证。所赗赠的物品，包括马车、车饰、马饰、兵器等。同墓所出的一件马甲(2:381)上书有“
公”和“嬴”等字，或许也是赗赠者的名字（注：《包山楚墓》，第222-223页。）。
(3)马王堆M3。该墓的小结木牍上记载了竹笥、瓦器和布囊的数目、位置等，其中一段云：“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中十三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说明在所记物品中，有两种来源：一是“受中”，一是“家给”。显然前者为外赠，后者为自备。
(4)张家山M247。遣策简15载：“史光笥一”，整理者注释谓“应系人名”，此人即赠送者之名。由史光赠送的竹笥一件，其中所盛物品不详。
如前文所论，赗可以作为禭、赠、赗、赙、奠等助丧形式的统称。那么，从赗书中离析出致禭者和致禭之物，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例如，据商承祚研究，长沙仰天湖M25中的许阳公，就不只送了一件东西，包括一件丧夹纺衣、五张席子和另外一种不解其名的器物，显然，前者是禭，后者是赗。同墓遣策所载的“右马”，除了赠送一件短衣外，还赠送了一对蠃酱以助丧，显然，前者是禭，后者是赗（注：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2-63、59页。）。“吊丧不能赙，不问其所费；问疾不能遗，不问其所欲”（注：《礼记·曲礼上》、《礼记·檀弓上》。）。赗赠之多少，无非根据吊丧者的悲情和财力来决定，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只赠以“四布”，至为简易，反而得到孔子认同，认为“可也”（注：《礼记·曲礼上》、《礼记·檀弓上》。）。
但是，由于受到简牍出土状况的限制，有时很难将赗、禭两者细加区分。例如，望山M2简63有“奉阳公□□”，简64有“长王孙□□”，其中的奉阳公和长王孙无疑就是赗禭者之名，但是究竟是赗还是禭，仅从这两支零简还不能确认。
事实上，在现实的丧葬活动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助丧的实际内容，对于禭、赠、赗、赙、奠等名称甚至出现了混用，这在《史记·陆贾列传》中有很好的例证。据传载，平原君朱建遭母丧，家贫无以发丧，陆贾劝辟阳侯利用助丧之机结交平原君，于是“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集解》引韦昭注：“衣服曰税。税当为‘禭’。”《索隐》亦引《说文》以证是说。按照礼书及上文所论，持金助丧，当谓之赙，而汉人谓之禭（税）。陆贾、朱建等都是楚人，可见至少在到西汉初年，民间在助丧的名称方面，已与礼书有所变异，禭、赙不分了。
在赗礼中，是以赗赠者的职官登记，还是以其姓名登记？对此以前曾有误识。商承祚针对战国遣策的情况得出结论：
遣策写入馈送的各物，而不写送物人姓名，只称官名。如“许阳公”“右马”“屯君”，江陵望山二号墓遣策亦见“奉阳公”等（注：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2-63、59页。）。
高大伦也认为：“从我们发现的所谓‘赗方’，从最早到最晚都未见有记人名的”（注：高大伦：“遣策”和“赗方”》，《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归纳，其结论很快为新出丧葬文书所打破。上列天星观中M1的“宋”、包山M2中的“苛郙”、张家山M247中的“史光”等等，都是不缀官职而直接书以名字的典型例证。其实，汉人已有明载，《既夕礼》“书赗于方”下郑注谓：“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这里所说谓“人名”的意思应当是：有职官者书其职官名（如许阳公之类），无职官者书其姓名（如苛郙之类）。如果认为因为某人无职无官，而在助丧赗物时连名字都不能登录，则于逻辑不通。
如上所论，禭与赗是丧礼中两个节目，禭不等于赗。那么禭加上赗是不是就等于遣呢？显然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遣策所记物品应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他人所赠送的物品（禭、赗之类）；二是死者家属专为丧葬而自备的明器；三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旧物。但这三者是否全部入葬，还须慎加辨析。
第一，死者的旧物。对此，前贤或有不解，如商承祚的《战国楚竹简汇编》（第72页）认为：“遣策所记名物，多为送丧之物，如以旧物送葬，非礼也。”但朱德熙对长沙仰天湖M25的重释，纠正了这一说法，该墓遣策简1所记的内容，包括新、旧两种鞋履：“一新智（鞮）缕（履），一
（旧）智（鞮）缕（履），皆有苴疏履”（注：朱德熙：《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39页。）。新旧对举，十分明显，说明是以死者生前所穿旧鞋下葬。新出的遣策资料更是支持了朱说。例如，马王堆M3遣策中，也有“白
衾二，素里，其一故”文字，所谓“其一故”，便说明其中一件是曾使用过的旧物。凤凰山M8中遣策所记袍、裙、袭、衾等衣物达三四十件，其中有的便冠以“新”或“故”字，说明有些衣物是死者生前曾经使用过的。1954年长沙桂花园出土的晋周芳命妻潘氏滑石衣物券上的随葬物中，绝大部分为故旧物品，如“故绮衣一要”、“故
一领”等，即是明证（注：参见《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
第二，他人所禭之衣衾不一定全部用来殓尸，也不一定全部入葬。《士丧礼》和《杂记》都记载，禭衣者一般把衣衾放在尸床上（“委衣于床”）之后便走出去，然后专门有彻衣者把这些衣衾礼物拿到房中去（“彻衣者执衣如禭，以适房”）。小敛之前的陈衣仪式中，“凡十有九称，陈衣继之，不必尽用”，就是说庶禭不必全部用于裹尸。继之，大敛之前的陈衣仪式亦是如此，“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綪。绞、紟，衾二。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称。紟不在算，不必尽用。”明确规定君主和其他宾客所赠送的禭衣，不必全部用于敛尸。
第三，他人所赗物品允许分给其他亲戚，则即使赗书全部登录了他人助丧的赗赠礼物，也未必全部入葬。《礼记·檀弓上》记载，子硕举办完母亲的葬礼后，准备拿他人赙赠的财物充作祭器（“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遭到其兄弟子柳的斥责：“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赙是指“货财”，赙的对象是针对生者而不是死者，所以，助丧物品不一定全部入葬，留作家用也是正常之事。当然，像子硕那样，一般丧主都不留下办丧事的余财，而是将其分赠其他亲戚。总之，即使赗书所载，亦未必全部入葬，自然不能与墓葬出土实物完全对应。
综上可见，遣策所书的物品来源，相当复杂，不可简单视之。尽管可以概括为自备明器、死者生前旧物和他人赗禭三个部分，但遣策的内容绝不是这三者的总和，因为即使登记在赗书上的助丧物品也不一定全部入葬。另外，如果考虑到为了夸耀丧礼的排场而“虚列”助丧物品和随葬物品的因素，那么对于遣策文献的分析研究，则应当更加谨慎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