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十大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当代论文,学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社会学创立以来，西方社会学家就试图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去观察社会：孔德、斯宾塞这两位早期的社会学创立者持论迥异，“三圣”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理论立场相差甚远。在帕森斯之后，社会学更是流派纷呈，成为一门多范式的学科。国内学者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多数以社会学家个人的思想体系或者各个理论流派为主，缺乏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的整体认识。笔者曾试图厘清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并总结出六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注：何雪松：《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脉络》，《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但近年来若干新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全球化与身体纬度的引入。因此，本文尝试从整体上把握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出十大趋势，且旨在由此启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一、经典依然处于核心地位
社会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回归经典，不断回到早期社会学家那里寻找理论智慧。经典的不断再现不是简单的理论回顾，而是后世社会学家对经典理论进行不同的解读或扬弃。这里以马克思和帕森斯为例来说明经典的核心地位。
作为经典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对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查特林(Zeitlin)认为整个欧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就是与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对话过程，无论是韦伯、齐美尔还是曼海姆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注：Zeitlin Irving,Ideology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New Jersey,1990.）尽管在美国，马克思一度受到冷遇，在帕森斯为其奠定学术地位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详细讨论了马歇尔、韦伯、齐美尔的思想，却很奇怪地仅用4页的篇幅论述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受到当时的国际背景和美国反共浪潮的影响，马克思在美国社会学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象米尔斯这样的非主流社会学家开始吸收马克思的思想以反驳帕森斯的功能论。而达伦多夫的冲突论就是在马克思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抨击帕森斯过于重视一致和均衡，人们不断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灵感。甚至帕森斯的另一弟子著名社会学家李普塞特(Lipset)在帕森斯理论受到最严重的挑战时，也不得不引用马克思来支持帕森斯的观点。马克思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欧洲社会学大师，吉登斯的学术声誉来源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布迪厄承认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讨论成为他的实践观的思想源泉，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马克思依然栩栩如生地活着，并被作为实际上的对话伙伴来对待。
同样地，亚历山大(Alexander)在论述帕森斯作为社会学理论大师对当代社会学的影响时认为当代任何一个社会学理论家的崛起和理论流派的出现，也都源于与帕森斯的学术对话，或反对，或部分接受，或捍卫。（注：Alexander,Jeffery,Twenty lectares: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Ⅱ.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冲突论是在与帕森斯的功能论的论战中成熟起来的；交换论就是因为不满帕森斯过于重视结构而忽视个人，从而重新把人带进社会学中。更有亚历山大等在帕森斯的功能论基础上提出了新功能主义；（注：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译林出版社，2003年。）卢曼的系统功能论被称之为“帕森斯在德国的复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指出，“今日社会理论最显著的趋势之一，便是那些多少直接受到帕森斯启发的观点大行其道”。（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第57页注释（1）。）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帕森斯等经典社会学家在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积累与进展过程中处于无可辩驳的经典核心地位。（注：Alexander,Jeffery,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In Anthony Giddens and Jonathan Turner(eds.)Social Theory Today,Polity Press,1987,p11-57.）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演进是一个与经典对话并不断回到经典的过程，或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经典的趋势。
二、宏观与微观的理论整合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断裂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中悬而未决的难题，宏观理论家与微观理论家之间的争斗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微观理论家特别指责结构功能主义过于重视结构而忽视个人，错误地将社会结构具体化，制造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宏观理论家则认为微观理论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注：Jonathan H.Turner.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The Dorsey Press,1986,p30-31.）尤其在对功能结构主义的反应中微观理论显得矫枉过正，交换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就有化约主义之虞。在无休止的争吵过程中，社会学理论家寄希望于寻求折中路线，即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整合。
瑞泽尔(Ritzer)坚信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研究将是世界社会学共同的中心任务，并指出实现理论整合的方向有两种：从微观到宏观的整合，如结构主义同符号互动论的整合；从宏观到微观的整合，两者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微观世界的行动者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整合。（注：瑞泽尔：《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展望》，《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3期。）科林斯(Collins)、亚历山大、吉登斯、布迪厄、埃利亚斯(Elias)等人为此作出了努力。科林斯所探求的是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他提出“互动仪式链”这一核心概念以期望借此实现宏观社会结构的微观转译(microtranslation)；（注：Randall Collins: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Vol.86:984-1014.）亚历山大在借鉴古典社会学名家思想基础上，把现有的多元见解综合成一种首尾一贯的多维性理论；吉登斯猛烈攻击社会学中二元论：“在深入现实本质方面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远不及所谓的‘宏观社会学’的分析，但是，反过来却又不能将仅仅是短暂一时的同莅场合下的互动对照为稳固的大规模或长期确定了的制度。”要求以“二重性(duality)”避免这种二元论，因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方面特性既是组成这些系统实践的手段，又是这种实践的结果”。（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一章，三联书店，1998年。）布迪厄试图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提出关系主义方法论，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并指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一种危害社会学的“毒瘤般的主张”，相反地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注：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页。）埃利亚斯同样认为“个人与社会不是两个断裂的存在，而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却又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常情况下个人和社会都是处于一种变动的结构之中。”（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序言，三联书店，1998年。）
当然上述理论整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还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或者说只是一种虚假的超越。到目前为止，如何达致微观与宏观的整合远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整合将是西方社会学家为之不断努力的理论方向之一。
三、社会理论与历史的融合
自韦伯以降，具体历史之维就在现代社会理论中逐渐黯然失色，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我们看到非历史主义的优先地位，在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中历史已荡然无存。这一不良倾向受到广泛的批评。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这样写道：“社会学家的时间远不是那么专横，那么具体，几乎从未成为他们的问题和思考的中心”，他还认为：“社会学家在思想上趋向极端，或者局限于严格的时间，或者满足于最长时段。”（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98-204页。）时间或历史的缺失限制了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和发展空间。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批判性的科学，离不开历史学的视野，通过意识到我们已经失掉的东西，才能把握住现代社会以及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所具有的独特性，通过历史的想象，我们可以从观念上重构失去的世界，从而对现代社会保留一种批判的眼光。（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引言，三联书店，1998年。）《民族—国家与暴力》是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的典范。布迪厄尖锐地指出将社会学与历史学分离开来，是一种灾难性的分工，这种分工在认识论上完全缺乏根据，所有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的，布氏认为其提出的场域理论作用之一就是想消除再生产和转型、静力学和动力学或者结构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注：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埃利亚斯也坚持长期社会进程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埃利亚斯还希望在历史与社会理论之间找出一平衡点，透过一套统一的认识与参考架构来运用历史资料，却又不至于太抽象，可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注：顾中华：《人类的文明与命运》，《国外社会学》1994年第5期。）
总之，重新引入“具体历史之维”或“时间之纬”，不在于去解释历史，而在于发展我们的社会学理论，使我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从而更具“社会学想象力”。
四、全球化成为重要理论议题
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社会学的核心关注议题是现代性并主要基于民族国家这个分析单位考察现代性的生长与拓展过程。但社会学理论在最近20年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全球化这一议题的关注，社会学的旨趣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体系，并试图对全球宏观体系进行整体把握，由此形构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提问方式，这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而带来未曾预期的后果。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社会学研究，其贡献在于摆脱了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取而代之以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并从体系的角度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考察。（注：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中译本（三卷本），郭方等译，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吉登斯则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问题，他从现代性的两个核心概念出发——时空的分离和社会系统的剥离——来分析全球化过程。他认为现代性的拓展重构了人类时空距离的关系，使得社会系统从具体的空间结构中剥离出来。现代性将其四个制度层面——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备力量和社会监督——发展成全球化的四个向度：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军事秩序、和民族国家体系，因此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吉登斯进一步指出如果放任全球化的急剧膨胀，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可以从个体、社会、国际社会体系和人类体系等四个层面的互动过程来理解，全球秩序正是透过这四个各具独立性，同时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层面形塑而成，全球秩序的形成体现为全球国际化、全球社会化、全球个人化和全球人性化。从全球社会化和全球个人化可以看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双重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两者兼而有之的动态过程。（注：Robertson,R.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1992.）
全球化作为一个社会进程或社会动力正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其过程和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可以预见，全球化将给社会学提出更多的全新课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学分析范式的转型。
五、社会理论中心的转移
社会学起源于欧洲，并涌现了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曼海姆等经典社会学家，他们影响了整个社会学的发展。但是自从芝加哥学派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的相继崛起，社会学的知识中心转移到美国。二战的爆发更是使得欧洲的社会学家云集美国，与之相随的就是欧洲社会理论的美国化。四、五十年代以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所形成的对偶（其间是墨顿和他的“中层”理论），成为主宰整个世界社会学的“科学”顽固势力。美国社会学界也由此掀起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精致化运动，“为方法而方法”充斥全美社会学界，理论社会学家把这些社会学家称之为“玩弄数据游戏的自得其乐者”。“工具实证主义”的学术传统使得美国的社会学界大师级的学术人物除帕森斯外尚付阙如，这无疑为“理论主义的欧洲”再次雄霸社会学理论中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如果说经历过二战已是元气大伤的欧洲社会学界在战后不得不大量借鉴和引进美国社会学的新理论、新方法，那么自六十年代开始欧洲就开始了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成为欧洲社会学理论有别于美国的重要原因。在欧洲社会学的传统得以与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等兴起的哲学流派结合在一起，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们就是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卢曼的系统功能理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以及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探讨，他们的理论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理论，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社会学界。整个欧洲的社会学界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英国以阶级、团结与冲突为主题，法国以结构的权力为主题，德国以对现代性的探讨为主题的三足鼎立的局面。（注：明赫：《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理论》，《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如今的欧洲的社会理论保持着比美国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六、后现代思潮的冲击
现代性是经典社会学延续和发展的中心论题。但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进入人类的视野，他们宣称现代性已经终结，人类迈入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思潮的核心运作原则是去中心化、解构、差异等等，社会学中的传统遭到质疑，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受到怀疑。博德里拉(Baudrillard)声称社会性已经终结，间接为社会学判处了死刑，向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挑战。后现代社会理论批评现代社会以及其缺陷、注重前现代的若干现象、强调社会与历史中的非连续性，对已有理论的连续性提出质疑；抗拒宏大叙事，反对整体化的倾向，认为人类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试图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反对学科之间、文化与生活之间、虚构与理论之间、想象和现实之间所设置的界限；后现代主义者亦反对现代学术中审慎而理性的风格，最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注：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重视话语分析，尤其是福科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式。与此同时，后现代思潮也让人们更加注意第三世界、贫穷、女权、种族中心主义、环境等问题，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使人类致力于发展的反思与探索。
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批评迫使许多社会学家重新考虑其基本概念和理论预设，尤有进者，后现代主义者所创造的众多理论观念亦正逐步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之中。为了回应后现代理论的一系列挑战，鲍曼企图建立一种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吉登斯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有限的方法论多元化，亚历山大则倡导后实证主义等等，（注：夏光：《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4期。）他们都希望在吸收后现代理论的某些观点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学理论的“创造性再生”。
七、社会建构主义的勃兴
过去2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社会建构主义，它的兴起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社会建构主义的勃兴发轫于伯杰和鲁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他们在书中提出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和维持社会现实，这一点在符号互动主义、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中得到体现。（注：Berger,P.& Luckman,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Doubleday,1966.）迄今为止，我们还难以给社会建构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建构出来的，知识同样经历一个建构、维持和解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特殊性，所有的认知方式和思考方式都要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社会建构主义同时对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知识和实践持质疑态度，并不断反思自己的立场或隐含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眼中，语言是人类思考和观察社会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故事、谈话和叙事是社会建构主义文本的核心所在。另外，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过程，而不是结构，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是它的关注焦点。最后，社会建构主义从方法论上挑战经验主义，强调价值、意义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及其社会场景的重要性，它强调所谓的现实或真理是在“这里”(in there)，即人们头脑之中，而不是在“那里”(out there)，即独立于人的存在。（注：Burr Vivien.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London:Routledge,1995,Gergen,K.J.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London:Sage Pubication.1999.）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建构主义在性、性别、精神健康和社会问题等诸多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看待社会的视野或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社会实践领域，社会建构主义具有“解放”意义，它使人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理念、观点与行为。
八、女性主义的挑战
女性主义社会学指责所谓的社会学只不过是男人的社会学（或者男流社会学），女性长期被忽视。“女性主义对男流社会学的挑战在于，社会学必须彻底反省整个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论，社会学必须要认知，除了男人的观点之外，也必须从女人的观点去看社会。”（注：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巨流图书公司，1996年，第8页。）于是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习以为常的结构都成为问题，主流社会学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具有争议性。（注：Dorothy Smith,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a feminist sociology.Boston:Northeast University Press.）女性主义希望寻求另一种“立场”的社会学，打破女性的沉默，尽管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
女性主义对正统的社会学或者所谓的“男流”社会学提出一系列的质疑：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人为重，并隐含了男性话语霸权；社会学经常漠视女人切身的领域与议题；社会学家将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推及总体。性别视角可以摒弃空洞的词汇，重新认识、甚至进一步解构父权意识、以男权为主导的知识体系，以及由阶级、性别等差异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并检视、反思自己的立场。（注：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诌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一个男性社会学者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女性主义的偏好：“直到遇上女性主义，我才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阅读这个世界，我重新整理、观照成长的经历，看到大男人主义是如何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环节，让我明白原来自己一直不了解女性的感受与感情需要，也让我体察到自幼习成的是深入骨髓的男性‘沙文’思维……直观告诉我：女性主义很可能是自己余生的信念与坚持。”（注：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可以预见，女性主义将会进一步影响社会学的观察方式、思考方式以及问题意识。
九、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厄里(John Urry)宣称：“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注：厄里(Urry,John)：《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载于特纳主编、李康翻译《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第504-5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且空间的缺席尤盛。确实，很长时间以来，社会学对空间的认识乏善可陈，地理学的想象力似乎在社会理论中蒸发。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仅仅视空间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处所，或如同福柯所言，空间长期以来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法的和静止的。社会理论对空间的忽视使得社会学从根本意义缺乏对个人行为、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的互动的深入把握。尽管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都涉及空间这一要素，但对空间的较为详细的讨论则要到1970年代以后，社会学理论的演进呈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地理学转向或曰空间转向。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在现代性架构下认识到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
布迪厄对空间的论述围绕“社会空间”这一概念并且将其与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概念资本、场域和惯习紧密结合在一起。（注：Bourdieu,P.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Sociological Theory,1989,7(1):14-25.）吉登斯则将权力的运作镶嵌于社会的空间设置，并且将空间性的构成与历史性的构成紧密结合起来。（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空间的关注沿着两个路径展开：一方面，后现代时期的到来导致空间的扩张、分裂与变动，尤其是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亦缩小了人际如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交织让人们意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地理学纬度，而是一个资本、阶级、权力、意识形态充斥其间的处所，如福柯就宜称空间是权力的容器。由此，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试图在社会理论中引入地理学的想象力从理论层面或实证层面丰富对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由此，空间概念的提出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的观察视角、拓展了社会学的理论解释能力。
十、将身体带入社会学理论
如同空间这一议题一样，身体这一重要的纬度也是一直被严重地忽视，因此传统上身体是一个既定的生物存在，无需社会学家去进行深究。即便有学者对身体的文化表现或者疾病进行了描述，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身体亦是社会的，或者说存在所谓的“身体的政治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才开始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被成为社会理论的“躯体转向”。（注：Anne Witz,Whose Body Matters?Feminist Sociology and The Corporeal Turn in Sociology and Feminism.In Body and Society,2000,6(2):1-24.）
在一系列的身体著述之中，福柯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空间与身体、欲望与性、医学与身体、纪律与身体，并提出生物权力这一重要概念。福柯的核心主题是：“身体的即政治的、社会的”。由此，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具有的符号意涵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与此同时，身体与性别研究也炙手可热，瘦身、化妆、美容、整容以及性的商品化成为女性主义者与非女性主义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实际上，身体社会学已经对整个笛卡尔所确立的身心二元论提出了批判，有学者甚至认为“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注：特纳：《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载于特纳主编《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第577-6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由此，身体成为我们考察当今社会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纬度，这一主题的导入可能也意味着我们过去对自己、他人以及社会关系的认识需要重新修正。
总结与启示：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并可能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具有启示意义：第一，西方社会学理论一直没有全然背弃其理论传统与思想渊源，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扬弃。第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是在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核心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是兴起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社会秩序的改变，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架构进行解释。以多元化发展、理论趋于整合为特点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土壤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社会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推动了社会学的理论创新。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切入点不断扩展，身体、时间与空间等以前没有被关注的纬度都逐步进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从而增加社会学视角的立体感。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学家亦正在见证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急剧的一个时期，这一宏观背景为建立基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社会学重建的二十多年来，社会学是迫不及待地试图通过强烈的现实介入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于是以决策、咨询为目标的、问题取向的研究成为潮流，但是现实的变动性使得研究者不得不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热点问题跨到另一个热点问题。这种强烈的实用性格，一方面确实提升了社会学在思想市场、学术市场乃至人才市场的竞争能力，但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中国社会学界对于理论贡献的追求，社会学的研究失去了其应有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深度。因此，我们遗憾地看到在如此强烈的社会变动时期没有产生，《社会分工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具有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著作来洞察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转型。
在如此重要的历史时期未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架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我们缺乏对中西社会理论的融会贯通。一方面，社会学界在缺乏足够反思意识以及没有充分理解社会脉络的基础上热捧西方社会理论，这导致我们难以真正理解其理论关怀，实际上，对隐藏其后的脉络与情境的洞识有利于我们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之上的借鉴。另一方面，我们对本土的传统社会理论（或思想）欠缺深入认识，未能很好地从“本土资源”中汲取理论智慧。以上两点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障碍。尽管如此，但我们依然期望中国的社会学者立足于大量本土经验研究并建设性地融合中西社会理论传统建构全新的可以阐释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架构，为世界社会学思想宝库贡献中国人的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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