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研究】

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赵慧卿， 郭晨阳

(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134)

摘 要： 选取2009—2016年30个城市全市与市辖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30个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并选取西安、武汉、天津等3个城市，分析其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辖区的人口集聚比全市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人口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但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人均创造价值高于西安；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关键词： 人口集聚； 系统GMM； 人才大战； 威廉姆森假说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一方面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吸引人口的迁入，进而形成人口集聚。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各国人口普遍向经济发达的区域聚集，例如东京湾、曼哈顿区、大阪湾、伦敦港等。事实上，人口集聚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同样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经济“东强西弱”。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聚集的区域。例如，浙江省2016年末常住人口5 590万人，比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增加147万，年均增长率为17.34%，人口的净流入规模巨大。不可否认，在城市化不断加快发展的背景下，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程度将继续加大。人口流动在改变原有人口空间布局的同时，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流入地的经济增长。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提出四点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强化激励措施，大力集聚创新人才。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深刻意识到，建设卓越的全球化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才是决定性因素，特别是高学历人才。因此，2017年以来多地推出降低高学历人才落户门槛，并辅之以住房、就业、收入等诸多优惠政策，陆续上演“人才、人口大战”，典型的有西安、武汉、长沙、合肥、天津等多个城市。其中，天津的人才政策最引人注目。

“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中的“人才、人口”，将这场“战争”划分出两个战场：第一战场是纯粹的“人才争夺战”，以北京、上海为主，其人才引进政策有着较高的学历薪资条件以及精确的行业领域划分；第二战场则是“人才+人口争夺战”，参战的主力是西安、武汉、南京等其他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其人才引进政策门槛大大低于北京、上海，甚至许多城市对大学生实行“零门槛”落户。优惠政策的实施将使得这些城市人口集聚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目的是希望促进其经济的增长。那么，人口集聚是否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其作用大小如何？各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合理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从而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许多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学者最初大多是借助新古典主义模型对人口集聚进行研究。该模型是研究区域间人口转移的常用手段，该理论学者认为人们根据预期收入及原籍和目的地就业的可能性来决定是否迁移。随着该理论的发展，这种迁移模型被用来解释经济和社会因素，通过控制房价^[1-2]、公共转移支付^[3]、产业结构及其变化^[4-5]以及区域特有的设施^[6]等因素分析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量。之后新古典主义模型受到新经济地理学(NEG)理论的挑战，该理论的“核心-外围”模型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与新古典模型框架类似，NEG在“核心-外围”模型中假定迁移受实际收入差异支配^[7]，人口迁移的运动规律因此受核心和外围净效用现值差异的驱动^[8]，该模型驱动迁移的基础向心力是从外围流向核心，关键假设是人力资本转移到核心^[9]。在这种情况下，NEG理论的“核心-外围”模型也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次尝试在人口迁移和不同类型的聚集力之间建立正式联系。同时对于人口流动对经济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NEG模型预测了一个累积因果关系过程，这可能导致地区间形成巨大经济差距。正如Capello指出：“正是因为集聚经济才会产生空间集聚。”^[10]

由表4所示，各流股的组分中平衡符合要求，其中流股⑩为塔釜液最终出水水量72.4 kg/h，氨浓度低于100 mg/L；流股⑨为塔顶出料，即最终产氨水，其浓度为156 000 mg/L，超过15%。

1.2 方法 所有新生儿黄疸患儿均给予基础治疗，包括补充能量、补充体液、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单面蓝光照射，为避免照射对皮肤造成伤害，需要在进行12 h的照射后停歇12 h再继续，患儿每天需要口服苯巴比妥片剂，剂量为1次/d，若患儿出现胆红素上升过快的情况，则需要给患儿补充剂量为1 g·kg-1的白蛋白。

风险管理在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中非常关键，也是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中经常容易忽视的内容，财务管理中应该进一步凸显财务风险控制，强化风险意识，按照事业单位发展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以及长期目标，全面分析可能存在的分类风险问题，建立完善事业单位的风险管理框架，选取科学的风险评价指标，进行全方位的风险预警，及时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有针对性的制定风险管控方案，避免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出现各种问题。

就集聚经济在吸引人口流动中的潜在重要性，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Pons 等人分析了20世纪初西班牙产业集聚对人口内部迁移流动的作用^[11]。Crozet发现市场准入对西班牙国内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12]。Ritsilä和Ovaskainen着眼于城市群的影响，在芬兰的微观数据基础上发现个体更倾向于迁移到经济活动中心^[13]。Faggian 和McCann研究了英国大学生在地区间的流动，发现英国的集聚过程与大学毕业生地区间流动有关^[14]。在另一篇论文中，Faggian和McCann通过对区域间毕业生流动与英国地区专利申请间的双向联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知识聚集与技术人员转移之间的联系，发现技术人员被创新和充满活力的地区所吸引的累积因果过程，高技能人员流动和知识集聚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转化为空间经济活动日益集中^[15]。Fratesi 和Percoco研究发现，在意大利人力资本的外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16]。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本文选取部分省会城市及4个直辖市2009—2016年的数据开展研究，缺失的数据由线性插值法补齐。由于拉萨及港澳台城市的数据缺失较多，故本研究不包括拉萨、港澳台。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全市与市辖区，全市用c表示，市辖区用m 表示。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口的不断迁移就会产生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对此，杨东亮等人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23]；任柯柯发现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对该省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24]。但是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最优值，孙浦阳、谢里和王智勇等人基于不同的数据研究发现，当人口集聚超过一定限度时，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会减弱^[25-27]。

1.2.2 菌种复苏保存 将菌种按1∶100加入到LB肉汤培养基中，震荡培养过夜(37℃、220 r/min)，取菌液按1∶2比例与50%的甘油混匀，封口膜封口，置于-20℃保存。另用接种环划线接种于LB琼脂板上，置37℃培养18～24 h，待长成单个菌落，封口保存于4℃冰箱。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来估算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具体形式见式(1)：

(1)

式(1)中，Y _it 、fai _it 、pa _it 分别为i 城市在t 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密度(衡量人口集聚程度)，X _it 为其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变量，本文选取了人力资本(edu )，财政支出(gs )，创新水平(inno )3个变量。e 为随机误差项，α 、β 、u 表示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密度、随机误差的增长系数。将式(1)两边取对数：

lnY _it =lnA +α lnfai _it +β lnpa _it +γ lnX _it +u

(2)

将式(2)进一步展开，其具体形式如下：

以上变量中的价值量，如地区生产总值、创新水平、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均经过了价格指数调整，统一按2009年价格表示。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lnY _it =lnA +α lnfai _it +β lnpa _it +

γ ₁lnedu _it +γ ₂lngs _it +γ ₃lninno _it +u

(3)

总体来看，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政策注重沿海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东部沿海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地区资源配置条件，再加上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东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吸引了大量人口的迁入。在过去的30年间，由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口已经集聚到一定规模，现阶段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不明显，发达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是高精尖的优秀人才。相对沿海地区，虽然我国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行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但效果并不是太明显，其经济发展仍落后于东部，致使这些区域对人口的吸引力度较小。这些区域一定程度的人口集聚将在较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以上各城市的分析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即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人口集聚对经济促进作用在增强，当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之后给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将衰减。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需进一步深化课程教学的改革，将国际意识和能力的强化渗透到课程教学与科研当中，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情况作为应用情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能力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又如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引入国外师资力量，提升国内教师的国际化视野等等。如何“吐故纳新，中外结合”将会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挑战。

从系统GMM模型看，全市人口密度每变动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变动0.124%，市辖区人口密度变动1%将引起市辖区生产总值变动0.156%，这表明市辖区人口增加比全市范围内人口增加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提高，这与理论预期相吻合。此外从人口密度的平方项来看，人口的过多增加对全市和市辖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这一结论符合威廉姆森假说。

我爸是北方人，母亲则出生在南方，所以在主食的选择上，他们一直采取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政策：做米饭换了小火，母亲总会给我爸放进两个馒头；我爸蒸馒头时，蒸锅的中间是空的，为的就是给我妈蒸一碗米饭。我也真是佩服，他们就这样生活了将近50年。父母这一代人从小穷惯了、饿怕了，养成了有好东西也舍不得吃的习惯。

(4)

对于动态面板数据，学者Anderson 和 Hsiao提出了差分GMM方法，Arellano 和Bover提出了水平GMM，这两种方法都有不同的缺点。Blundell 和 Bond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成为系统GMM方法，这种方法与差分GMM相比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28]。因此本文选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二)数据说明

国内文献多是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从省际人口流动角度来进行分析，如马红旗等人发现省际间流动比例大于省内人口流动，且省际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别^[17]；乔晓春等人通过研究得出广东是外来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全部跨省流动人口的四分之一^[18]；刘晏伶等人发现人口迁入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是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董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吸引外来人口，失业率对人口迁移并没有显著影响^[20]；蔡阳、何昊等人认为经济集聚度高的区域吸引人口向该区域迁移^[21-22]。

通过对已有文献分析后发现，多数研究人口集聚的文献都是在研究城市化、人口分布等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将人口集聚仅作为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专门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而这其中又大多是从经济带或省域范围展开研究。由于人口多数是向省会城市聚集，因此研究省会城市更有现实意义，故本文选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来探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集聚一般是向市辖区集聚，因此这里区分了不同城市市辖区与市区。本文首先对全国30个省会城市(不包括拉萨及港澳台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考察其地区差异。随后以西安、武汉、天津为例，分析这些城市实行人才、人口引进政策以来所吸引的新增落户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试图为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

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Y )，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解释变量为人口集聚水平，用各城市人口密度来表示，由年平均人口数除以行政区域面积得到。其他控制变量：创新水平(inno )用科技投入来表示；人力资本(edu )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表示^[23-27]；财政支出(gs )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表示，地方财政支出越高表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固定资产投资(fai ))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首先，智能化技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传统建筑电气设计中，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技术人员通过人工的方式对建筑电气结构进行设计，在这一过程中，因人为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和失误，这就会为施工操作环节带来较大的影响。而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则能够最大程度的排除认为因素的影响，并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

表1 模型变量说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国估计结果分析

全国具体计量模型见表2。由表2可知，检验结果显示都比较显著。系统GMM检验结果AR (1)、AR (2)数值显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过度识别检验(Hansen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过度识别，从而说明系统GMM方法是可靠的。

lnY _it =lnA +λL .lnY _it-1 +β ₁lnpa _it +

此外，从模型还可看出，不论是全市生产总值还是市辖区生产总值，科技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均小于人口集聚。在4个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最大，因为在GDP的组成结构中，消费需求增长比较缓慢，净出口对经济的驱动力也在减缓，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从表2可以看出全市(市辖区)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1%将引起生产总值提高0.047%(0.083%)。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地方的经济，刺激需求增长，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培养地方支柱产业，起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水平与科技投入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2 全国估计结果

注： 表中 L .、L ₂.分别为滞后1期、滞后2期

(二)各城市估计结果分析

以上是全国的情况，那么各城市的人口集聚会给其经济带来多少增长呢？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不论是全市还是市辖区，各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正向影响关系，其系数见表3和图1。

由图1表3可以看出，每个城市市辖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大于全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和前述的全国结论一致。因为人口流动的规律就是向市辖区聚集，因此对市辖区的经济促进作用会明显大于全市。从表3中各城市排名来看，全市和市辖区大体一致。全市人口集聚回归系数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成都、西安、重庆、贵阳、昆明、乌鲁木齐、西宁、兰州、呼和浩特、南宁，以上均为西部地区。其中，成都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全市人口密度每变动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变动0.2133%，市辖区人口密度变动1%将引起市辖区生产总值变动0.2279%；排在后10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石家庄、天津、杭州、合肥、太原、济南、沈阳，多数为东部地区。其中，北京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小，全市人口密度每变动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变动0.1094%，市辖区人口密度变动1%将引起市辖区生产总值变动0.1204%，几乎为成都的二分之一。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与人口集聚相互影响，并且有显著的依赖关系，因此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由于地区生产总值这一变量在时间上存在路径依赖，即上一年的产出会对下一年产生影响。此外，根据威廉姆森假说，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 形”关系，即经济增长起初随人口集聚而上升，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之后给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将衰减。因此将式(3)扩展成式(4)，具体如下：

表3 全国30个城市估计系数及排名

图1 全国30个城市估计系数

(三)西安、武汉、天津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已不再是资源、资本的集聚，而是人才的集聚，所以各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才如此迫切。2017年3月以来，西安先后出台了“史上最宽松”户籍新政、23条人才新政，以最大限度地吸引高层次人才。据统计，2017年西安新落户25.7万人。2018年1月起西安市公安局又陆续推出“西安户籍政策全国最优”的系列户籍改革创新举措，2018年1—3月又有23.1万人落户西安，逼近2017年全年总人数。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却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2016年武汉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78‰和-0.29‰。人口净迁移率为负，则意味着武汉地区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其吸引力较弱。2017年，武汉实施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工程”等政策，效果较为显著。2017年武汉共实现新落户14.2万人，是2016年落户人数的6倍。同样，天津也不甘示弱。2018年5月16日，天津市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发布了轰动一时的“海河英才”计划。人才新政自发布以来，不到一天时间，有30万人登录并下载“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然而，紧接着“补丁”政策频出，实际落户的人数相对较少。

从表3可以看出，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此递减，分别排在第2、12、26位。西安全市(市辖区)人口密度增加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2026%(0.2181%)，武汉全市(市辖区)人口密度增加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1656%(0.1879%)，天津全市(市辖区)人口密度增加1%将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1357%(0.1497%)。下面将根据这个回归结果，就西安、武汉和天津新落户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分析，以考察“人才大战”的效果。由于天津没有公布落户的具体人数，本文将假设新政公布后第一天办理申请的30万人均落户天津，来考察对天津经济有多大影响。

2017年西安新增落户25.7万人，由城市统计年鉴可知西安全市的行政面积为10106平方千米，据此可得2017年西安全市新增人口密度为25.43人/平方千米，较2016年增加3.1%。这些新增人口将使西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63%，绝对值增加394202.34万元，人均年创造价值15338.6万元。此外，2018年1—3月西安又有23.1万人落户，新增人口密度22.86人/平方米，较2016年增加2.8%。人口密度的增加将引起西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57%，绝对值增加356659.26万元，1—3月份人均创造价值15439.8万元，基本与2017年持平。可见，西安的“人才、人口大战”战果显著。事实上，新增人口基本都落户市辖区，对市辖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

2017年武汉新增落户14.2万人，由城市统计年鉴可知武汉全市的行政面积为8569平方千米，据此可得2017年武汉全市新增人口密度为16.57人/平方千米，较2016年增加1.71%。这些新增人口将引起武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8%，绝对值增加333553.08万元，人均年创造价值23489.7万元。虽然武汉市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低于西安，但新增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却远远超过西安。

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根据2016 FIGO分期，早期(Ⅰ、Ⅱ期)患者行全面分期手术，晚期(Ⅲ、Ⅳ期)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满意的肿瘤减灭术以残余病灶直径<1 cm为标准，肉眼观无残余病灶，即为R0，有残余病灶但直径<1 cm，即为R1。术后7～21 d常规开始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通常以TP(紫杉醇+铂类)方案为一线方案，初次化疗6～8个周期，间隔3～4周。

假设天津在2018年“海河英才”计划实施后的一天内申请的30万人均成功落户，并在天津工作。由城市统计年鉴可知天津全市的行政面积为11917平方千米，据此可得天津新增人口密度为25.17人/平方千米，较2016年增加2.90%，这些新增人口将引起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39%，绝对值增加697530.21万元，人均年创造价值23251万元，稍稍低于武汉。但这只是假设，随着天津市各项补充政策的出台，实际落户的人数很少，“海河英才”计划对天津经济的冲击被大打折扣。另外，由于来天津落户的很多人是冲着高考“红利”，是为了子女教育，并不一定会在天津工作，为天津创造GDP。因此，相对于一些省会城市，天津的这场“人才大战”战果并不会太明显。

为了进一步验证交互双模自适应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性能，测速电机主轴的运动状态采用式(19)表示的机动性更强的变速模型M2和恒速模型M1交替的形式，采用蒙特卡洛方法仿真200 ms(其中，41-90 ms以及111-160 ms采用变速模型，变速因子ζ分别为1和-1，其余步采用恒速模型。仿真结果如图8至图10所示。

从计算结果看：No1轴承发热量最大，达到315.6W，No5轴承发热量最小，为71.9W；No2、No3和No4轴承的发热量接近。

张占山（2005）对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社会背景的关系进行研究，为语言政策的探讨提供了依据。张忻（2007）从语言经济学角度分析语言政策及评估的影响，并介绍语言政策研究及评估的方法和内容。彭小红（2003）认为语言政策与语言人权息息相关。魏丹（2005）从语言立法角度阐述了中国语言文字立法的背景和经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指导思想、主要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内容和调整对象、所体现的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文字立法的意义和特点。戴庆厦、贾捷华（1993）指出在民族文字上“创、改、选”是解决我国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集聚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同样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征。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口集聚会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而高学历人才在城市的集聚除了为城市提供劳动力外，还会提供技术支持，从而产生更大的产出。本文首先选取我国30个城市(不含拉萨及港澳台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国范围内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对各城市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接着以西安、武汉、天津为例探讨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经济的冲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系统GMM模型看，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市辖区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高于全市。另外，人口增加与城市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符合威廉姆森假说。除人口集聚外，科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和地区财政支出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其影响程度均小于人口集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最大。

第二，通过对我国30个城市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成都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北京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小。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这是由各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致。

第三，通过考察西安、武汉和天津市人才、户籍新政实施后新落户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尽管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少于西安，但其人均创造GDP却远远超过西安，“人才、人口大战”的效果极其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武汉应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以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假设天津新落户30万人的情况下，人均年创造价值稍低于武汉，高于西安。但是，由于天津市实际新落户人数较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二)政策建议

“人才、人口大战”的出现，说明我国经济驱动模式已经由传统劳动密集产业推动转向由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推动，当前各类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极大。为了更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解决好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促进人口集聚，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人口集聚的主要驱动力是就业及投资，由此可以通过投资空间变化来引导人口集聚。由于一线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在逐渐减弱，而二、三线城市的人口集聚优势在逐渐显现，因此，二、三线城市应建立投资引导机制，在吸引投资的同时，及时出台各项有利于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迁入政策，以发挥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另外，国家应引导高素质高水平人口向西部城市集聚，加大对人才落户的优惠力度，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二，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的投资。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高层次人才竞争的时代，政府应重视培养和吸引创新领军人才。尤其是一线城市，应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推进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线城市的人才缺乏问题。

第三，对于实行人才引进政策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确实会促进经济发展，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口的急剧增加要求相应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住房及子女入学教育等方面的措施都要及时跟上。同时，人口增加也会对当地房地产市场形成一定刺激，一定程度上会拉动房地产价格。人口短期内激增所叠加的社会和经济效应，在释放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可能是城市服务的一种潜在负担。因此，人才引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应该是短期的急功近利行为，应与城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要有计划、循序渐进地进行。

参考文献：

[1] POTEPAN M J. Intermetropolitan migration and housing prices：simultaneously determined?[J].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1994(2)：77-91.

[2] BITTER C. Geography， housing prices，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dissertation[D]. Tucson：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Arizona，2008.

[3] SCHMIDT P. The EU structural funds as a means to hamper migration[J]. Jahrbuch Für Regional Wissenschaft，2013(1)：73-99.

[4] SAKS R E，WOZNIAK A. labor reallocation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new evidence from internal migration[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11(4)：697-739.

[5] KUBIS A. Sectoral movement as an incentive f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C]. Louvain-la-Neuve: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5.

[6] KNAPP T A，GRABEST P E. On the role of amenities in models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89(1)：71-87.

[7] BRALMAN S， GARRETSEN H， MARREWIJLK C V. The new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al economics[M]. 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8] BALDWIN R E，FORSLID R.The core-periphery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wth：stabilizing and destabilizing integration[J]. Economica，2000(267)：307-324.

[9] FORSLID R.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C]. Cepr Discussion Papers，1999.

[10] CAPELLO R. Regional economics[M]. London：Routledge，2007.

[11] PONS J，PALUZIE E，SILBESTRE J， TIRADO D. Test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igratio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in Spain[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7(2)：289-313.

[12] CROZET M. Domigrants follow market potential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4(4)：107-128.

[13] RITSIL J，OVASKAINEN M. Migration and regional centraliz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pplied Economics，2001(3)：317-325.

[14] FAGGIAN A，MCCANN P. Universities，agglomerations and graduate human capital mobility[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2009(2)：210-223.

[15] FAGGIAN A，MCCANN P. Human capital，graduate 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British region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2)：317-333.

[16] FRATESI U，PERCOCO M. Selective migration，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evidence from Italy[J]. Regional Studies，2014(10)：1650-1668.

[17] 马红旗，陈仲常.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J].人口研究，2012(6)：87-99.

[18] 乔晓春，黄衍华.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3(1)：13-28.

[19] 刘晏伶，冯健.中国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文地理，2014(2)：129-137.

[20] 董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2007到2014年省际数据[J].商，2016(7)：284.

[21] 蔡阳，左文鼎.我国区域人口迁移的时代表征及其政策启示[J].理论探讨，2014(6)：97-100.

[22] 何昊，陈炫任.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知识经济，2015(17)：51.

[23] 杨东亮，任浩锋.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8(3)：30-41.

[24] 任柯柯.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检验[J].现代城市研究，2018(3)：15-23.

[25] 孙浦阳，武力超,张伯伟.空间集聚是否总能促进经济增长：不同假定条件下的思考[J].世界经济，2011(10)：3-20.

[26] 谢里，朱国姝，陈钦.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系统工程，2012(8)：113-117.

[27] 王智勇.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对威廉姆森假说的一个检验[J].南京社会科学，2018(3)：60-69.

[28]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61.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Zhao Huiqing ,Guo Chenya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g 30013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at study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the 2009-2016 panel data of 30 cities and their administered districts and employing the systematic GMM.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s on the 30 cities. It particularly selects three cities, namely, Xi'an, Wuhan and Tianjin,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ir newly registered population on the urban econom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of their administered districts can promote the urban economic growth more than that of the cities proper;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 China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s much less than that in West China;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is in line with Williamson’s hypothesis—an inverse U-shape curve;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Xi’an, Wuhan and Tianjin on economic growth decrease successively, but the value per capita created by Wuhan’s population registered in 2017 is higher than that by Xi’an’s population registered in the same year; Tianjin’s Haihe Talent Plan has a limited role in promoting its economy.

Key words ：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systematic GMM; war for talent; Williamson’s hypothesis

收稿日期： 2019-02-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民财富总量构成、地区配置与跨期转换的统计测度研究”(16BTJ001)；天津商业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 赵慧卿(1979—)，女，河北辛集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郭晨阳(1995—)，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 1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806(2019)03-0001-08

(编辑：孙君 徐永生)

标签：人口集聚论文;  系统GMM论文;  人才大战论文;  威廉姆森假说论文;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