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现象论文,传媒论文,媒体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mprofessionalism）和传媒消费主义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话语。而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娱讯”（infotainment）现象的泛滥。本文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媒体（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化传媒）的“娱讯”现象，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关系。
一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具体而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3.他们是资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会主流灌输的意识形态；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假，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注：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1期，第20页）。
由此不难看出，专业主义不仅指新闻从业者经过专业训练所获取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还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在理论上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它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而经济、政治、行业三者之间制度原则的一致性是专业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平等选择原则，民主政体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新闻业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基础上，西方的专业主义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服务全体公众为目的，以专业社区自律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模式（注：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71期，第18、43-44页）。
对新闻专业化的历史考察表明，新闻学教育以及新闻学研究是与报刊职业化或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相伴而生的，新闻学思想甚至就是新闻实践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反映。新闻学研究以传者为对象，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话题，建构了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社会责任等话语。具体而言，遵循“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思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旨在以新闻自由为目的，调整报纸与政府的关系，而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则界定报纸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报刊四种理论》以一种假想的传媒和政府的关系来建构其理论体系，其思路正是遵循“专业主义”的原则，划定媒介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界限，这种独立的自足的媒介组织观念将报刊视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使专业主义的追求和发展就成为新闻的“自然的历史”（注：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第2、5、6页）。
二
批判文化学派认为社会文化空间弥漫着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界定传播实践，并“常规化”这一意识形态再生的实践，排除其他实践。于是，这一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常识的一部分，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视而不见的意识，但是，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定义中，“HEGEMONOGY”要求有武力和权力设施的依托，但它指与武力征服和控制不同的统治机制，即统治运用说服和“道德、文化和哲学领导的方式”，达到被统治者对被统治的自愿认可，使按统治阶级意愿建立的社会机构和运作方式不但合法化，而且合理化（注：陈燕谷：《词语梳理：（霸权/领导）》，《读书》1995年2月，第116-118页）。）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不断再生，其“主导”地位亦通过实践活动对它的抗拒或反对和被它“驯化”而得到维持和巩固（注：潘忠党：《电视与流行现象形成中的时空构筑》，《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2期，第37、44页）。
社会学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变化的结果，它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消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权力不仅仅为生产和消费提供正当性，而且还将一种思考方式、价值观念、意义与概念体系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因此，消费主义又是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支配权或者说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意识形态（注：陈昕、黄平：《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见“文化研究”网站）。消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同样要通过实践活动再生。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作为一种理念沉浸到新闻实践之中，就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并不停地通过实践活动再生，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空间中与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形成对峙、抗争、纠缠、渗透，彼此消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而在相当的意义下，大众传媒就是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传媒最终出现消费主义倾向，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体现就是所谓娱讯现象的盛行。
在作为西方商业化媒介代表的美国，娱讯（infotainment，即information与entainment的混合）（注：A.David Cordon ＆ John Michael Kittross：Controversies in media ethics（second edition）Longman，1999，P231）现象大行其道。娱讯“指的是新闻事件戏剧化和激情化的呈现，”“娱乐性题材乔装成新闻”（注：程之行：《新闻传播史》，台湾省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1995年）。其意图是“表现新闻如同轻度娱乐，以追求轰动效应。”（注：（英）PETROS IOSIFIDES著，郭丽萍译：《多样化与集中化——放松管制的大众传播领域》，《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5期，第57页）
试举数例，近年来美国传媒盛行所谓“新闻故事”，即将新闻尽可能故事化、戏剧化，这导致一些“事实”加“合理想象”的“新闻节目”成了媒介的卖点。他们采用“扮演或排练”的方式将“旧闻翻新”，也就是将事过境迁的新闻事件用“扮演”的方式重现，强调叙事的故事性、戏剧性，从而具有较浓的娱乐色彩。如CBS的《街头故事》，以犯罪、毒品、卖淫等为题材，以警察的追踪破案为主线，每周播出一集，警察都是原型，罪犯有时请演员来演，有时也让原型登场。ABC和NBC则播出《没有公开的故事》、《没有结果的秘闻》，挖掘联邦调查局二三十年前的内部阴谋、犯罪、伤害事件的秘闻，以一些真实新闻加上道听途说编成故事来吸引观众。这些节目使得新闻、实录类节目和娱乐性节目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注：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5期）。而MTV、《今夜娱乐》以及各种脱口秀则采用了标准的新闻评论式样。电视文摘新闻节目《今夜美国》则是照搬了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的框架，用大约30个短小的新闻/娱乐镜头来播送当日新闻（注：（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开创了24小时滚动播报新闻方式的CNN，在诞生二十多年之后也开始走上新闻娱乐化之路。CNN被后起之秀MSNBC与福克斯新闻频道抢走了大量观众。为应对这挑战，CNN所做的努力除裁员与压缩开支外，就是要使新闻娱乐化。
进入所谓消费社会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化传媒不仅在报道手法上出现上述倾向，而且所谓“娱讯”现象在报道总量中日益递增。美国在进入1990年代以来，有关广播电视法律的放宽，推动了新闻媒介进一步市场化，重大媒体兼并重组屡见不鲜，媒介消费主义趋向日益严重，媒介中的暴力、娱乐、骇人听闻的内容的增多已引起美国国内人士的强烈批评，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已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新型传播技术为推动力，美国传媒集团全球性扩张高歌猛进。这种市场、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扩张势必导致消费文化在全球泛滥（注：胡正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伴随着文化商品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化，美国传媒推行的消费主义成为一种被神圣化的宗教，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文化失序（注：（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175页）。
这种情形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安和批评。美国传播学者Carol Reuss对娱讯现象作了严厉的批评，他总结道（注：A.David Gordon & John Michael Kittross：Controversies in media ethics（second edition）Longman，1999，PP231-236）：小报新闻（Tabloid news）、脱口秀以及其他形式的娱讯现象是以牺牲信息的传播为代价来提供娱乐的，最终伤害了公众利益，从而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消极影响。娱讯化媒体常常采用这样的招数吸引受众，过分强调娱乐性，对社会问题作简单化和琐碎化的处理，诉诸感官刺激，直接损害了公众对重要问题的关注；采用陈词滥调、陈旧模式、大肆夸张、半真半假、含沙射影的方式来建构虚假的社会现实。不仅如此，娱讯节目还常常倾向于将复杂严峻的问题简单化，将人生或社会场景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善良与邪恶、正确与错误、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等等相对峙，而这种对抗性话题又常常是关乎个人的精神创伤、生活麻烦和个人成就等等私人性话题，而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要么伪做不知，要么作出貌似严肃真诚实际上是随意虚伪的解释。这种对抗常常表现为情绪或言辞上的冲突，而这些看来是激动人心的冲突，在电视主持人的引导下又会在数十分钟内得到解决，从而在受众中制造了一种矫揉造作的情感高潮，让人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感与虚幻的成就感，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个人身份颠覆的欲望。这种招数被斥为“稻草人”（straw man）的技巧。
这种现象有它社会—文化方面的发生机制。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时所揭示的那样：在电视话语“意义”生产时，媒介总是以一种预设的“代码”来将制作者的观念、概念、利益及需要输入到“制码”过程中，并形成对大众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和行为需要的控制力量，这种“代码”在解读符号话语之前即已预设，并存在于媒介加工者的头脑中，因而人们常常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注：陆杨、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三章）。大众传媒所编制的“形象”集媒介信息产品和媒介权力载体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因而在大众传媒时代成为大众无法拒绝的感性存在。同时，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准与尺度，因而也成为大众的模仿对象。大众在模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得到欢愉感和社会认同感。这种大众传媒控制下的日常生活一体化现象表明，媒介总是倾向于以“形象”的编码来实现媒介权力，并具有对大众心理上的垄断性。当大众传媒周而复始地将“形象”编码传输给大众时，这种心理垄断性就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定义或命令，大众的个体风格因此被消弭，大众文化就成了一种时尚化、标准化的“文化”。
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大众传媒成为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媒介凭借这种以时尚、消费、欲望为标志的“形象”编码，有可能实现对大众日常生活欲望的全面控制，而大众将日常生活之梦，酣畅淋漓地投射到媒介精心制作的“形象”中，获得一次次虚拟的满足，这种表面化的互动标志着传媒商业化的“符号暴力”的实现。因此传播媒介所制造的时尚化，标准化的“大众文化”本质上成了消费主义文化，它不仅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以及消费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实践活动来不断再生，其“主导”地位亦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维持和巩固，成为极其活跃的话语实践，在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大众传媒就这样向大众提供了一种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消费的欲望。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开始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追逐的总体化行程中，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益成为畸形的单维度的人。大众传媒推行的形象意味着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支配地位的肯定。由于大众传媒具有批量复制，广泛传播的技术优势，任何消费社会的时尚，欲望和梦想都有可能被纳入其“形象”编码中，因而成为大众广泛模仿的“样板”，这就意味着凡是媒体推行的生活方式，就是“博得赞许的”，反之则是“不合时宜的”，应加以摒弃。这就用一种媒介规定的单一的生活尺度取消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最终造成了一种不讲理性，只讲感性；不求深度，只求快乐；不讲反思，只讲“听话”的懒汉主义和逃避主义文化。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形下的传媒其社会公器的职能已经蜕变，服务公众利益的理想已经失落，而努力推行消费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传媒自律的边界日见坍塌，从而使得新闻事业的专业规范，专业社区自律，逐渐让位于消费主义的权威。这正显示了传媒消费主义话语与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消费社会语境中相互纠缠、相互对峙、相互争雄乃至互相渗透的现实过程。
三
研究表明（注：俞旭、黄煜：《市场霸权强势典范与传媒的伦理道德——香港个案之研究》，《新闻学研究》（台湾）1997年7月，第230页），这种消费主义的市场法则统领新闻运作，完全市场导向入主新闻事业的潮流形成了一种市场强势典范。这种典范有如下特点：1.将阅听人视为消费者（consumer），而非一般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众（public），将新闻资讯作为普遍商品（commodity），而非公共商品（public goods）；2.个人的选择与消费决定，是媒体的终极制裁；3.商品拜物教（Fetishism）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法则，成为新闻室内的强势专业意识，并将成为新闻业的价值观。进而言之，市场强势典范不是传统媒介商业规范和市场逻辑的简单的驱动和放大，而是当今信息消费时代统治媒体的新教义或新意识形态。这套市场宰制的媒体新教义，通过意识形态的争霸过程不断整合、消融及重构以社会公益和责任为核心的新闻事业规范而取得强势地位（注：（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175页），而这些新闻规范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
不难看出，在具体化的社会文化空间中，传媒消费主义话语通过意识形态的争霸，事实上又在相当程度上“驯服”、消蚀和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并最终有可能上升为“主导意识形态”。传媒的消费主义化导致传媒市场机制、职业规范和民主政治的制衡构架被打破，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新闻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遭受严重打击。大众传媒从服务社会公众的社会公器慢慢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器”，新闻专业自律的调节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收效甚微。
这不仅仅是因为专业主义在意识形态抗争中处于劣势，而对媒介的约束力下降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媒介消费主义话语的上升及对社会的全面弥漫，是同后工业社会或以消费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关联的。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发展，促使商业化的媒体产品成为消费主义泛滥的非理性公共表演舞台。舆论统治技术和商业化已使公共领域蜕变为消费领域（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而在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看来，媒体消费主义倾向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体现。就某种意义而言，工业社会商品化了人们的“身体”（即体力劳动的商品化）；而正在来临的消费社会则商品化了人们的知识和心智（即脑力劳动的商品化）。至此，商品和市场已经成为生活及生存的全部意义（注：（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出版社）。
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新闻专业主义更像一个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话语神话，其伦理学意义要大于其实践意义。它在与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的对峙、抗争、纠缠、渗透中，彼此消长，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将走向末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人类精神交往的内在的理性化需求及道德性需要。因此，新闻专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话语的抗衡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