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年会论文,第九届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1)01-0058-06
为纪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于2000年10月18日至20日在学会成立地——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了第九届年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全国2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了这届年会。会议改选了理事会，回顾了学会20年的工作并展望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前景，同时还就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改选理事会、组建学会新的领导班子
改选理事会，组建学会新的领导班子是这届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经上届理事会推荐和全体会员的民主选举，会议选出了52名新理事，并由他们组成新一届理事会。新一届理事会通过民主协商，一致推举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谈敏教授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新任会长，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北京大学的郑学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唐任伍教授，复旦大学的吴申元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的张守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坦研究员，海南大学的王毅武教授，西北大学的韦苇教授为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宣传部长赵晓雷教授为秘书长。新一届理事会还特别推举原会长北京大学赵靖教授为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教授，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马伯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虞祖尧教授为学会顾问。
二、回顾过去，展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前景
回顾学会20年来的工作并展望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前景是这届年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与会代表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与趋势
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吴传清、景新华博士认为，自梁启超1902年“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小史》”，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至今已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博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学科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1949-1965年）；(2)严重挫折阶段（1966-1976年）；(3)从反思走向繁荣阶段（1977-1989年）；(4)拓展阶段（1990年至今）。
2.学会成立2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取得的主要成就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会成立20年来，学会会员在胡寄窗、巫宝山、赵靖等几位前辈老专家的带动和组织下，学科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成就，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王同勋教授代表大会所作的《学会20年工作回顾》的报告，和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在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新任会长的演说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概括最具代表性。
王同勋教授指出，2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取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学会会员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第二，新的教学、研究基点的形成和发展。第三，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呈现出本学科自建立以来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第四，为了推进学科的发展，鼓励会员深入地开展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奖励在研究中有成就的中青年同志。由毕业于北大的本专业的德籍华人周松波赞助，学会设立了科学研究成果基金，对本学会中青年会员的优秀成果给予奖励。第五，为了鼓励本专业在校研究生的成长，对学业成绩优良、经济困难的研究生予以资助，在周松波的捐助下，学会于1996年建立了研究生奖学金。第六，学会成立20年来，广泛开展了相关学科间与国外学术团体的交流活动，许多会员还接待了国外及港台学者的来访，到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扩大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影响，为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谈敏教授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自1980年创建，至今已有20年了。20年中，在各位前辈、各位同仁的支持、协助下，成功举办了八届年会。胡寄窗先生首任第一届学会会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移交给赵靖先生。时至今天，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第九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回顾过去，我们仍还记得学会初创时的生机与活力。那时无论学术队伍、学术成果还是学科发展都是令人振奋和鼓舞的，涌现出诸如胡寄窗、巫宝山等国内学术界和史学界知名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肩负弘扬中国文化、向世人展示中国经济思想伟大成就的重任，建立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而后在赵靖先生担任学会会长的十多年间，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加之各位会员的努力，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在学科教学、硕士博士点建设、研究基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比起20年前初建时，目前这门学科吸引了经济学界、人文社会学科等诸多学者的进入和参与，它与其他学科的渗透越来越密切，并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海外学者的关注。这说明了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而且，它现在从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合在一起并为“经济思想史”一门学科，这无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又是一个良机。
3.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面临的挑战与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与会代表认为，尽管2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是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内部的挑战；二是来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外部的挑战。内部的挑战是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外部的挑战主要是指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产生的压力。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发展机会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离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相对“冷僻”的学科，而许多青年才俊又多不愿意进入并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从而使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出现危机。再如，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知识的更新日益加快，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面对挑战，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与会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谈敏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面对挑战，求得发展，应从两方面着手：首先，从学科队伍看，要少而精。基于这门学科的研究特点，它的研究队伍不可能庞大，也无须人数众多。它的研究人员是由历经多次“浪里淘沙”而沉淀下来的一部分少而精的甘于寂寞并愿意为这门学科献身的人组成。这门学科的研究需要多年坐冷板凳的学术积累，需要摒弃外界诱惑和干扰并能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比起其他学科，它的要求相对较高，故研究人员也是少而精的。其次，从学科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看，要具有更高的要求。过去这门学科的研究相对要求不高，只须具备一些古汉语和历史学的知识，懂点经济学一般理论即可。但现在随着学科的发展这远远不够。胡寄窗先生曾说过，搞好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具备四方面的素质：一是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二是要较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三是要有较高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素养；四是要一定程度的掌握外语和高等数学知识。这种要求可以说是比较高的。学科的发展，要求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要提高，否则不但自身的研究面临危机，而且对学科的发展也不利。这门学科的发展，关键在于研究人员素质尚待提高。
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吴传清、景新华博士认为，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缺陷。第一，在以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第二，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但在“经世致用”方面做得不够；第三，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影响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在新世纪，要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在研究对象上，要改变过去“厚古薄今”的倾向，把研究的主要范围由古代转向现代和当代；在研究任务上，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时代感与使命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不断提高学科研究水平；紧密结合实际，开展实证研究，保持学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拓宽学术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运用现代技术，改进研究手段，提高学科研究效率。此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还应走创新发展的路子，不断进行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创新，研究人员队伍结构的创新，学会组织服务功能的创新。
河南大学的解学东、李天章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人员队伍和学科研究内容深度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本学科在新世纪的研究发展中，应当继承以往好的基础成果和经验，并不断地解决纠正过去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还可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向着本学科健康发展的轨道和趋向发展下去。他们认为，在新世纪本学科在研究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趋向：首先在研究人员队伍上，随着人们对本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认识的提高，会逐步解决目前人员偏少的问题而逐步增强和扩大研究队伍的，这种队伍的增强不仅限于我国的高等院校和各地的研究机构之内，而且在社会上的某些人员中也会出现学习和研究本学科的兴趣的。再者在国外一些国家中也会增强本学科的研究人员的。其次在研究本学科的内容上，肯定会解决以往的不足而不断深入的。最后本学科内容的研究与经济史、经济学等关联学科的结合研究上，也会随着本学科研究内容的深入和各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不断相互结合深入增强的。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的主要不足是，研究范围有些狭窄，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像区域经济思想史、经济文化思想史、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哲学思想史、教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思想史、经济改革思想史、股份经济思想史等，尚鲜有人论及；研究方法单一、陈旧，许多现代的研究方法如计量方法等没有被采用；研究成果大多缺乏现实指导意义，主要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等等。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应再拓宽，研究方法应再更新，学术争论应更广泛，学术成果应更贴近现实。
西南财经大学的刘方健博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应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跳出传记式人物研究局限，放大空间；加强与外国经济思想史的对话；改进中国经济思想史教材。
三、专题探讨，寻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增长点
在这届年会上，除了围绕年会中心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外，许多代表还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就一些既往研究不足、分析不透、或鲜有论及的重要学术问题，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探讨大多选题新颖，论述深刻，对于开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的领域，活跃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现摘要介绍如下：
复旦大学的叶世昌教授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中，对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指出，发展经济学并不是只产生于西方，中国也有自己的发展经济学，而且比西方产生得早，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形成。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内容丰富，有自己的创造，如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进口替代思想和对外贸易理论，计划化思想，二元经济结构论等。
武汉大学的李守庸教授在《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中，对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以往对孔子义利观的分析与评价中，对其中的消极因素看的比较多，而对其中的积极因素则估计不足。孔子义利观至少包含以下一些积极的内容：第一，孔子从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的认识出发，十分重视足民、富民，并且往往将其视作一个国家或国家当政者最重要的任务，而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则视为第二位的任务。第二，为了增加财富，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孔子对发展农业、工业生产都抱一种积极的态度。第三，孔子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也是应当允许的，甚至应当受到鼓励；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一定的道德规范的制约。
同济大学马涛教授的《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形成》，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指出儒家的“仁”、“智”、“勇”、“强”“敬”及“勤俭”、“诚信”、“自强不息”等思想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商业伦理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古代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山西大学的梁四宝、刘建生教授在《晋商股份制的经济学分析》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明清晋商资本运营最重要的形式——股份制的类型及其效率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产生初，晋商股份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本组织形式，并为其注入了活力，提高了竞争力，增强了凝聚力。但到后期，它并未随环境的变化而创新，其弊端日益显现，以致产权模糊、权责不对等、无限责任制以及家长制的决策方式窒息了制度创新和选择的积极性，从而在经营机制上对晋商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的《桑弘羊财政工商调控论》，对桑弘羊的财政工商调控思想与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桑弘羊通过把财政资金与官商资本的运作紧密结合，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汉武帝时期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而且疏通了商业流通的渠道，调节了市场供求，缓解了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社会效果。同时，又因为他的财政体制和官商政策集权过重，干预过多，影响到私营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一些人特别是富商大贾的不满和反应，为后世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借鉴。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扬丹妮副教授的《〈鬼谷子〉察人之道探微》，从管理的角度，对散见于《鬼谷子》里的察人思想和谋略作了初步探索和归纳整理，并对其要旨予以简略评析，探讨了这些察人之道在现代管理中的变通运用价值，认为其可凭借鉴的基点是它所内蕴的传统文化之思想精华和谋略所具有的工具特征。
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的《论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康有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历史影响作了深入的评述，指出康有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渊源，分别是《春秋》的“三世说”、《礼记》以及西方的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内容包括世界国、社会民主制度、所有制、分配、经济调节、家庭与婚姻及平等等方面。认为与洪秀全和孙中山不同，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其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某些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也同历史演化大趋向相吻合，但他寄希望于开明皇帝和资产阶级来逐步实行其改革近期和终极目标，则显然是空想的。
复旦大学的徐培华副教授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之路的选择——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若干启示》中指出，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思想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借鉴的地方。第一，以工立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先进的中国人长久的愿望，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长期追求的目标；第二，资本主义完全市场经济的体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前苏联式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也不适合中国；第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相当长一个时间内，完全的国营经济不行，完全的民营经济也不行，必须要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有不容乐观的地方，因此，中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海南大学的王毅武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考察》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对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作了深入的评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尹学宽在《中西重商思想比较》中，从产生的条件、基本内容、历史作用等方面对中西重商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指出中西重商思想都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时产生的。它们都是商人的思想观念，因而有相同的财富观、贸易观、国家观，虽然不十分正确，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时期的产物。它们都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共性反映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但中国重商思想在表现形式上不够纯粹，这是由中国自身商品经济的低水平决定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作用效果的有效性。中国重商思想包括一些西方当时所没有的东西，主要是学习了西方后期的一些经济理论。清末重商思想的进步性如对比较利益、自由主义、国民经济运行、财富的来源及商业作用的认识证明中国人是善于学习的。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博士在《西部开发的历史借鉴——关于深入开展西部开发政策思想史研究之我见》中，提出深入系统开展西部开发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建议。认为深入开展此项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及为我们今天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提供政策和理论借鉴。西部开发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公元前221年至当代中国历代政府与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开发西部的政策思想。具体而言，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历代政府开发西部的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二是对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关于开发西部的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研究西部开发政策思想史应综合采用实证研究与规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及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与上述观点相类似，西北大学的韦苇教授在《司马迁的区域经济学与当代西部经济发展》中，通过对司马迁的区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指出司马迁笔下的“西部区”与今天的西部地区有相吻合之处，他对西部资源优势的描述及其在此基础上创建的区域经济学，不但为当时统治者宏观治国提供了“得以观择”的决策依据，为当时工商业者“周流天下”提供了“得以观择”的经营指南，而且也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从人文资源的角度“得以观择”、振兴地方经济的突破口和参照系。
收稿日期：200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