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内涵的变化和群众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众论文,内涵论文,情况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2)01-0082-05
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通过加强和改善群众工作，化解和调和社会矛盾，是新时期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群众的内涵
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首先应该研究什么是群众?
群众这个词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将它作科学界定，所谓群众工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因对象不清不明而变成云雾不定之物。
“群众”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群众、群众观念是社会热点，也是各级干部讨论话题，更是高层领导关注的重点。然而，对于经常使用的群众一词，人们对它的内涵却界定不一，甚至把群众虚化为不确定概念。
“群众”泛指人民大众。《荀子·劝学》：“群众不能移也。”《史记·礼书》：“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宋王安石《虔州学记》：“尚可以鼓舞群众，使有以异于后世之人。”
按照现代汉语的字面理解，“群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即与“人民”一词同义；二是指“未加入党团的人”，表示“党员”与“群众”的区别、“干部”与“群众”的区别。
“群众”，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词。狭义特指工人阶级，广义则指哲学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就政治特点而言，还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众，或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民众。
厘清群众概念的内涵，往往离不开厘清干部的定义，因为在我国，干部与群众是一组对应称谓。
“干部”一词，1539年第一次在法国大作家拉伯雷的作品中出现，借用意大利语的含义，指方框，后转义为一定的场所、环境；又转为指作品的各部分安排；指领导一个军团的军官。之后，又指官方或企业中的高级人员；又指青年干部和所有干部。直至今日，cadre一词在法语当中仍旧有十几个词义。
在我国，“干部”是一个外来词，是从日文中借过来的。明治前后，日本人用汉字译一些西方基本的词汇，如干部、物理、数学、化学、经济等等，这些译法又被中国接受。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指出：“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指：“散会前，众议会员盟书于干部未成立前，暂托总理保管。”
“干部”一词在中国，其含义是指在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中起骨干作用的人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一词。从此以后，在党和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科学、文化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一定公职的人员都称为干部。
干部是与群众对应的称谓，但干部与群众不是对立关系。党章明确指出：“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干部工作时，明确指出：“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坚持这个崇高原则，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为了人民利益”、“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这是对我国干部本质特征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也是干部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官吏的根本标志。
在实际生活中，干部和群众的提法应该界定范围，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明确所言所做之事的内容。
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正确把握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此，对群众的内涵及其变化给予认真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与紧迫。
二、“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解读
我们的党是通过领导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建立新政权后又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行使执政权力的。因此，党和群众的关系从总体上讲是一种鱼水关系，但是，正如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将“脱离群众”列为挑战我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四大危险之一。我们的党是依靠人民才取得执政地位的，为什么在执政后尤其在长期执政后会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多研究都是从我党自身找原因，如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忘掉了艰苦奋斗作风，发生了贪污腐败，权力缺少监督等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找到自身的关键。但是，很少有人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即共产党在执政后尤其在长期执政后，不仅会因自身的种种原因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也会产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即会有一些群众由感恩变成批评党，由拥护党变成监督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正确认识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和重要性，也难有正确思路与对策认识和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为什么共产党在执政后尤其在长期执政后会产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成执政党，领导中国和中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性转变”：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我们的党领导的事业取得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但是，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与质疑也前所未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此不理解。从理性分析，我国产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的现象，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除了党自身建设存在问题外，还应看到这是因为：
第一，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政治能量的逐渐减弱。共产主义理想是我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动员力量，在于我们对美好共产主义前景的描述和许下的诺言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憧憬，从而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我们今日的建设虽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与共产主义的理想距离甚远，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大差距。原来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建立起来并以此来鼓舞动员人民群众。现在我们认识到要建成共产主义需要很长的时期，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许就要几百年。因而今日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动员群众的号召力大为下降，我党以建立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能量在逐渐减弱，一部分群众也由此失去跟随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与干劲。
第二，对共产党执政高度认同的群众已自然更替。正如著名党建专家王长江教授所言：“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2]。我党执政已六十多年，与共产党一道参加革命和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对共产党执政高度认同，自觉维护党的利益与形象，甚至受过不公正待遇或错误处理却对党无怨无悔的人群已自然更替了，包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的人多数也已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社会主流的群众已是“70后”、“80后”、“90后”年代的青年人。这些群众缺少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与感情，不会自发产生对共产党执政的高度认同。
第三，领袖魅力正在逐步递减。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党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具有极高威望和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他们是广大人民群众敬仰的民族英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认同的重要资源。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的去世和大批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是我党执政重要资源的领袖魅力，正在逐步递减。而且，领袖魅力不具备再生性。虽然依靠领袖魅力的统治形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但是，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和干部没有魅力则难以有公信度，难以有对群众的吸引力。随着我党领袖和领导干部的“专家型”、“平民化”，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威望和人格魅力，如何使党的领袖魅力转化成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就成为新的历史课题。
第四，党处于群众利益诉求甚至发泄不满的第一线。我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必须承担国家管理职能，承担领导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民生、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的职能，这是极为繁重极为复杂艰巨的任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相对落后的矛盾，人民群众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滞后的矛盾，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完善不适应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加之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中难免出现能力不适应或失误乃至错误，执政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群众利益诉求甚至发泄不满的对象。当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有关矛盾，或在解决的目标低于群众希望值时，群众就会产生失落甚至不信任。包括一些自然灾害和生产交通事故的处理，都会如此。各国执政党都会面临群众利益诉求甚至发泄不满，但在我国的情况更特殊。一是国情复杂，我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党和政府工作中成绩再大，用十几亿人一除就显得很小；缺点和失误再小，用十几亿人一乘就显得很大。二是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群众对党的要求和希望值很高。三是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多个民主党派参政，且在国家权力运作时基本上实行的是党政一体化，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都被纳入党政机关序列，日益官僚化，使与自己天然联系的群众减少。这样就使党不可避免地处在群众利益诉求甚至发泄不满的风口浪尖上而难有回旋余地，一旦某些利益诉求难以实现，这些群众就会与党拉大距离。
第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出现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经济社会组织、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党的传统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群众对党的权威认同度分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潮流对我国的影响加大，群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强，对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也在起变化。尤其是网络化时代的网民舆情，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而在有关事件处理时，有的“主流媒体”的僵化、刻板、生硬、单一和迟滞的缺点，致使相当多的群众失去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度。
以上几方面原因，集中到一点，即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我党由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尤其是长期一党执政的执政党，党与群众的关系，已经发生并还在深刻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由于我党自身存在的毛病而使党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必须看到，由于我党是执政党，哪怕我党的工作十全十美，也会发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这种“脱离现象”，是指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国初期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很难再复制了。群众对党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已逐渐为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所取代，对今天党领导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不再感恩戴德去歌颂，而认为这是执政党和现代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不认为是党和政府养活了人民、赐福群众，而是人民群众作为劳动者和纳税人养活了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正因为此，人民群众有权利来监督批评党和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和群众关系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我们党要顺应这种变化，构建现代的新型党群关系，这正是我党充满生机与永葆青春活力的希望所在。看不到如此深刻的党群关系变化，看不到由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后必然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受到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希望每一项工作都会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每一项成就都会受到群众的无限感激，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党的心态要进行调整，即不再是在人民群众的感恩之中而是在监督批评之中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好各项工作的评价检验标准是人民的满意度。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中是有进步意义的，超出程度与范围，要么是党失去群众基础而瓦解，要么是群众与党走向分离对抗之路，这两点都是我们不愿看到和不希望产生的。
如何解决“群众脱离执政党”?
首要的是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问题。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讲，对此问题研究的思路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都是清晰的，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对“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却很少有人研究，甚至将此归结到执政党脱离群众问题之中。“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与执政党脱离群众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但是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执政党不发生脱离群众问题，也会产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产生在由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的中国，在实行两党制、多党制的其他国家，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因此，在中国认识和解决“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可能还是一个新课题，需要有正确的思路与方法。而正确的思路与方法的切入点在于：中国共产党要以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给执政方式定位，执政行为要由领导者向服务者转变，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施政，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实行由上而下的统治型施恩型的执政方式向扁平化亲民化服务化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这样的思路与方法才是真正体现了“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胡锦涛同志说：“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3]这为我们认知和解决“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三、群众工作遇到的新变化新挑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多样化、差别化，而且在精神文化需求上也日益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同时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也日益高涨。关注群众需求的变化，满足群众需求的提升，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来，立足新的历史起点，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把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注重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群众工作取得新成效，党群、干群关系取得新进步。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执政党脱离群众问题与“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的并存，群众工作产生不少新情况，面临不少新挑战，出现一些新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第一，群众主体多元化格局：各阶层群众及利益界定的困难与挑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群众主体是简单的，利益要求的差别不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群众主体呈多元化格局，群众再也不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工农两大阶级组成，而是由诸多现实利益有很大差异的不同阶层组成，群众形成了多元化的主体。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价值观念不断分化，利益诉求的内容方式有很大差异，不同主体的群众与社会及相互间相应的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由此给执政党和政府在关注和解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实践中如何定位“群众”和坚持群众路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巨大的挑战。
第二，群众利益多目标状态：各阶层群众利益多重目标及问题的交织与复杂。做好群众工作，是我党的政治优势，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过去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围绕政治问题而展开，当然其中也会涉及其他问题，但政治利益始终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因此，过去群众工作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来开展。而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则主要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经济利益居于中心地位，同时也还涉及群众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益。由于群众主体多元化，因而利益也呈多目标状态，这就使人民群众在政治、思想、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相互交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更为复杂，需要调整的关系和解决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和综合，靠单纯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传统经验已难以奏效。
第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加深：腐败及政策执行偏差使干群矛盾有扩大趋势。干部群众之间原本应该是鱼水关系，彼此之间应该是休戚与共、感情融洽。但由于少部分干部的腐败以及基层组织在执行政策中出现偏差，伤害了群众的朴实情感，引起了群众的误解和不信任。特别是一些群众因经济生活贫困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而对社会有抵触情绪，也有群众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导致心理失衡，使新时期有的地方干群之间的矛盾呈扩大趋势，甚至成为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加大了群众工作的难度。
第四，思想文化多元化致使共识滞后：不同社会阶层使社会共识形成困难。阶层分化使形成社会共识带来困难，在各种思潮互相激荡下的社会思想信仰、文化取向、道德伦理、生活方式、价值准则呈现出多元化甚至去主流化趋势。在难以形成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以何种共同性较强的核心价值观来团结公众、振奋人心和凝聚力量，就成为崭新而复杂的课题。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和做好群众工作就一定会遭遇到困难和挑战。
第五，利益诉求方式规范失效：非理性行为使群众工作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有了显著的增强。但是，也有一些群众不习惯也不愿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在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时，往往是合理要求与不合理要求糅合在一块，合理要求与非理性行为糅合在一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甚至用过激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使问题复杂化，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
第六，群众工作方式粗放：机械、粗暴和简单方法激化矛盾。群众工作是一门极其高超的艺术，是我党的制胜法宝，我们有着做好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传统和经验也要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群众工作的好机制、好方法还没有被许多领导干部所掌握，部分同志往往用机械、粗暴的工作态度和简单、单一的方法，甚至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做群众工作，这不仅不利于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反而还会引发新的矛盾、激起新的事端和形成新的对抗。
在脱离群众危险和群众存在脱离党现象并存的情况下，党的群众工作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深入总结我党处理社会矛盾和做好群众工作的经验，认真研究新时期解决社会矛盾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思路途径措施与方法，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1.
[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7.
[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