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利益相关者的边界与属性识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属性论文,利益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0)02-0001-10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高校竞争的日益激烈，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正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比如：有的参与了高校价值创造过程，有的支持了高校发展，有的与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有的消费了高校的“产品(如学生产品和科研产品)”[1]。因此，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责任是要维护和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多样化和利益相关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将从中央集权管理范式向地方化管理范式过渡，最终将走向“利益相关者管理”范式，该范式的核心在于建立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区别于过去任何一种管理范式的主要特征[2]。但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种类繁多，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如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大学治理，那么大学治理结构将是一个无法确定边界的结构，因而也将是一个无法稳定和行使职能的结构[3]。
因此，确定高校利益相关者的边界与属性将有助于判断高校治理的重点。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即谁是利益相关者；二是利益相关者的属性。
一、研究假设与问卷设计
(一)利益相关者识别依据
Mitchell在考察了27种之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后，提出划分利益相关者的三个属性：一是合法性，即某一群体是否被法律和道义上赋有对企业拥有的索取权。二是影响力，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三是紧迫性，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基于这三个属性的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显然这一界定对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大小进行细分具有重要意义[4]。根据利益相关者对三个属性的拥有情况进行评分，把利益相关者细分为三类：①确定型利益相关者，这一群体同时拥有对企业的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有大股东、拥有人力资本的管理者等。②预期型利益相关者，这一群体拥有对企业属性的两项。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对企业拥有合法性和权力性的群体，他们希望受到管理层的关注，也往往能够达到目的，甚至还能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如股东、雇员等。第二，对企业拥有合法性和紧迫性的群体，这一群体为达到目的通常采取结盟、参与政治活动等办法，来影响管理层的决策。第三，对企业拥有紧迫性和影响力的群体，这一群体没有合法性。如罢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等。③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只拥有企业属性一项的群体。这一群体将随着企业的运行情况来决定是否能拥有企业属性其他类两类。本文将借鉴Mitchell的三维细分法，对高校利益相关者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为高校分类评价利益相关者，并进行分类管理提供启发和借鉴。
(二)研究假设
本文重点考察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项目单位、用人单位、政府部门、校友、捐赠者、社区、家长、贷款者、公众和其它高校等13类利益相关者。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高校利益相关者中，有的利益相关者会对高校主动施加影响，也往往主动地承担着高校发展的风险；而另外一些利益相关者则是被动地受到高校管理行为的影响，被动地承担高校管理风险。或者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影响高校发展行为的主动性存在差异。第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是有差异的。在我们所界定的13类利益相关者中，对于某一特定的高校而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有的则可能影响不大。第三，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紧迫性会存在差异。有的利益相关者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既不主动，也不重要，但是在某一状态下其利益要求必须很快得到满足，否则就会影响到高校正常发展。为此，可推导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高校中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在多个维度上具有特征差异。假设2：高校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紧密，即在三个维度的得分上应偏高。假设3：不同的人对高校利益相关者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假设4：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人们对利益相关者的认识是有差异的。
(三)问卷设计
调查对象：在全国6个省市10所高校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中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方式：本部分采用混合、随机抽样方式，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
样本选择：对受调查者及其所在高校没有特殊要求，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在全国6个省市10所高校中，通过课题组成员在该校工作的同学、朋友帮助，对该校进行问卷调查。为提高估计精度和代表性，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计划抽取600人左右。
问卷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称、高校性质等；把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作为调查问卷的问项，合理性越高(影响力越大或要求越紧急)，则得分越高。问项衡量采用Lickert 7点量表。
数据分析方法：利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时，所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均值比较、配对样本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二、统计分析
(一)问卷回收情况
本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取得数据。从2008年6月10日到8月28日期间，调查范围包括江苏、重庆、四川、江西、天津、西安等6个省市10所高校。共计发放问卷600份，实际回收523份，回收率87.17％，回收问卷中有效问卷数427份，回收问卷有效率81.64％。
(二)叙述性统计
调查问卷之样本资料的结构特征，见表1所示。
(三)数据统计分析
1.从三个维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
一是合法性评分。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受试者对13种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评分资料(合法性越高，得分越高)，然后利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
由于不能简单地根据表2中均值大小的排列来判断某一利益相关者就一定比另一利益相关者更合法，因此，需要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判断上述每两个变量均值之差与0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综合分析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从合法性维度上看，管理人员和项目单位，项目单位和用人单位，政府部门和校友、捐赠者、贷款者以及公众，校友和捐赠者、贷款者以及公众，捐赠者和贷款者以及公众，社区和其他高校虽然评分的均值不同，但是这种均值的差异与0缺乏显著性差异，其它的排序都具有显著的或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注：未加括号的数据表示某一利益相关者在主动性维度上评分的均值与另一利益相关者在主动性维度上评分的均值之差，括号内的数据是T检验值。如果均值之差通过了95％或99％置信度的检验，则标上*号或**号；如果*号或**号均没标，则表示没有通过检验。
二是影响力评分。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受试者对13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评分资料(影响力越大，得分越高)，然后利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4所示。
由于不能简单地根据表4中均值大小的排列来判断某一利益相关者就一定比另一利益相关者更合法，因此，需要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判断上述每两个变量均值之差与0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综合分析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从影响力维度上看，学生和管理人员以及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和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和用人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捐赠者和家长、贷款者以及公众，家长和贷款者以及公众，贷款者和公众以及其他高校虽然评分的均值不同，但是这种均值的差异与0缺乏显著性差异，其它的排序都具有显著的或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三是紧迫性评分。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受试者对13种利益相关者的紧迫性评分资料(要求越紧迫，得分越高)，然后利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6所示。
由于不能简单地根据表6中均值大小的排列来判断某一利益相关者就一定比另一利益相关者更合法，因此，需要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判断上述每两个变量均值之差与0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
综合分析表7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从紧迫性维度上看，管理人员和项目单位、用人单位以及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和政府部门，校友和捐赠者、家长、贷款者以及公众，捐赠者和贷款者以及公众，社区和其他高校，贷款者和公众虽然评分的均值不同，但是这种均值的差异与0缺乏显著性差异，其它的排序都具有显著的或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四是高校利益相关者的三维分析结果。在统计中，排序的最大分值为7，故将7分划分为1—3分、3—5分、5—7分三段，根据这13种利益相关者在各个维度上得分的均值将其填入相应的单元格中，形成表8。根据表8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位置，可以对这13种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其结果如下：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得分在5分以上，他们是高校不可或缺的群体，与高校具有紧密的利害联系，甚至可以直接左右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在表8的统计结果中，学生、教师、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和项目单位属于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在3分以上、5分以下，他们往往已经与高校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所付出的专用性投资实际上使得他们承担着高校一定发展风险。在高校正常发展状态下，他们也许只是表现为一种高校的显性契约人而已；然而一旦其利益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或是受到损害时，他们可能就会从预期状态跃升为确定状态，其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从而直接影响高校生存和发展。在表8的统计结果中，用人单位、政府部门、校友、捐赠者、社区、家长、贷款者、公众和其他高校属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在3分以下，他们往往被动地受到高校的影响，在高校看来他们的重要程度很低，其实现利益要求的紧迫性也不强。在我们的统计结果中，所有13类利益相关者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大于3，即在所列出的利益相关者中没有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至此，我们验证了假设1，即这13类利益相关者在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三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特征差异，而且这种特征差异存在以下显著特点：首先，学生、教师、管理人员、项目单位四类利益相关者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大于5，主要是因为这些利益相关者与高校之间存在显性的契约关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在合法性维度上的得分小于5，这可能是因为用人单位与高校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隐性契约关系，它不像企业和消费者，高校不需要对自身培养的“人才”产品(学生)进行“售后服务”。同时，政府部门也只在影响力的得分上大于5，这可能是因为高校属于国有事业单位，校长和书记的任免、拨款以及监督管理权在政府部门，但为什么政府部门在合法性和紧迫性的得分低于5分，可能是因为受调查者均为高校教师或行政管理人员，在他们看来高校应该实行学术独立、高校自治，应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因此，这个评价结果无疑又是合理的。其次，所有利益相关者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大于3，表明高校和他们之间都存在着比较紧密的关系，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假设2，即高校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与高校存在紧密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范围要比与企业存在紧密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更广。一是高校的组织管理应当是在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需求或期望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的发展；二是高校的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支持；三是高校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高校理所应当比企业更多地承担利益相关者责任，在自身发展中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或期望。
2.综合评价的差异比较
为进一步分析各分类变量(包括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高校类型)对利益相关者认知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分别得到利益相关者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的分组均值，然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每个利益相关者在各分类变量中的综合分组均值。根据该表所反映的各分类变量影响利益相关者认知的一些特点，可作如下初步分析，见表9所示。
一是从性别来看，男性较之女性对用人单位、校友、捐赠者、社区、公众的综合打分更高，而女性对学生、教师、管理人员、项目单位、政府部门、家长、贷款者和其他高校的综合打分要略高于男性。除在项目单位和用人单位的评价外，两者在利益相关者的综合评价的高低顺序基本一致，而且教师都是得分最高的利益相关者。
二是从年龄来看，年龄越大的教师或行政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综合评分相对越低，比如50岁以上的教师或行政管理者对捐赠者、社区、家长、公众、其他高校的评分均值低于4分，表明有点不重要。除30岁以下教师对社区和其他高校的评分均值低于4分外，其余年龄段对利益相关者的综合评分均大于4，说明重要性是正向的。同时，各年龄段对教师的综合评分均值也是最高的。
三是从学历来看，没有显著性差异，只在个别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上存在差别，比如：学历越高的教师对教师的综合评分相对更高，这表明高学历教师对自身的期待以及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性评价更高。
四是从职称来看，各职称段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也只是在个别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上存在差异，比如：在学生和教师的综合评价上，教授对学生的综合评分最高，其他职称的教师，则对教师的综合评分最高。
五是从高校类型来看，重点大学教师或行政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的综合评价普遍要高于一般大学和独立学院，这与重点大学的社会影响、所受关注、所给予的期待以及自身更大的社会发展责任是吻合的。对于一般大学和独立学院的教师在利益相关者评价上缺乏明显的差异。
至此，通过以上综合评价初步验证了假设3，即在不同的人看来，在不同高校中其利益相关者的轻重缓急是有差异的。同时，也验证了假设4，即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人们对利益相关者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显著规律是：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者是综合评价排在前三位的利益相关者，其中，教师处于第一位。这与单从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的评价结果是一致。由此，上述绝大部分的差异比较分析结果与我们现实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以及理论分析是基本吻合的。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初步验证有关假设的同时，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首先，高校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而且越是重点大学越应该对利益相关者承担更大的责任，即越应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和期望。其次，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教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同时，教师学历越高，对自身的期待以及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性评价就越高。这些结论为高校的治理结构改革、组织创新与价值创造、利益相关者管理等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此，本文尝试着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改革办学理念，创新高校治理结构。社会责任或利益相关者意识决定了高校办学理念应当以承担社会责任或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为基础，改革高校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创新高校管理体制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
第二，高校应建立适当的交流沟通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充分了解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价值需求和期待，以指导高校及时调整或改进有关的管理政策、管理方法等。建议在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互利、稳定合作、互动发展的良好关系，通过营建互惠互利的关系网络，有效调动和利用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和支持的积极性，最终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和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满意感和认同感，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5]。
第三，高度重视教师，特别是高学历教师的利益要求和期待，建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不仅能为高校人力资源的保留提供重要保障，而且高校与教师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基础。建议通过改革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实行人性化和民主式管理，高度重视教师的价值需求和期望，提高教师的满意感，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敬业精神，做好本职工作，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卓越服务，使教师成为高校政策、理念的执行者和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传递者，并成为培育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互动关系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