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一是不断地研究和出台新的政策与法规，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二是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治理大江大河，维修和新建水利设施，实行森林保护和水源地保护，植树造林，治理与改善生态环境，规划和实行区域开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努力实现国家的农业现代化。
一、中国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历程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对此，中国有一个摸索、认识的过程。尽管国际上已经有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但中国自己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最终只能依照本国的现实及国际大环境给予的条件，由自己走出来。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目标，他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2页。）。从他当时和随后的一系列论述看，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其主要内容是“集体化加机械化”的模式；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后，到1959年就又被概括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84页。）。这可说是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认识。这同当时西方封锁我国，我们只能“一边倒”、学习和参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有关。那时，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和集体农庄，是中国努力追求的方向。
20世纪60年代，我们逐步了解、研究了美国、日本以及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农业在战后“确有很大发展”的事实，同时，也更多地知道了苏联的农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毛泽东从1956年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到1966年3月写《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多次质疑苏联农业，提出为何它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1页。），他说：“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8页。）周恩来在此期间在不同的场合与会议上多次讲到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说美国“经过百年的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美国“农业过了关，我们还没有”（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他在1957年11月28日和1962年9月16日接见日本客人时，谈中国农业要从水利、化肥、小型机器化、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水土保持、绿化等方面向日本学习。1965年8月28日，他说：农业，在欧洲，法国搞得最好，荷兰、比利时也好。周恩来还把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实行“四化”：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电气化。这可说是我们对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第二阶段，它比第一阶段的视野宽了，不再把苏联模式当做农业现代化惟一的追求目标，也开始重视和借鉴西方农业现代化的好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农业现代化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从新中国建立至今的50年间，前30年主要是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后20年进入现代化的实施阶段。实施阶段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我们既继续、继承了前述两个阶段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又在实践中形成一系列崭新的认识，这总的集中为邓小平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称为邓小平农业现代化理论。这可说是我们对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提出的关于究竟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这表明，我们党已经从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实中认识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不仅要依靠机械、通用技术，更要依靠科学，依靠生物工程、尖端技术；把农业的根本出路，从在于机械化，提升到了在于科学，在于生物工程、尖端技术。这样，我国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科学化相结合的有益经验吸收过来，形成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赶超格局、跨越趋势，使我们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及时跟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前沿，跟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即由工业化社会，跟上、并提高到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生物化社会。如果说，现在我国大多数农民对这些现代化内容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随着第三步现代化战略的实施进程，这些现代化科学化内容，就会从朦胧走向清晰，从规划设计变为实践现实。
第二个重点，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关于如何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环境、以及宏观领导方面的新思路、新方法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环境，最终从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1986年我国决定参加国际贸易组织，重新申请恢复“入关”、“入世”。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决心把实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从一般对外开放，转变为全面对外开放。现在，我国已全部完成了“入世”谈判，并于2001年11月10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我国农业现代化，将在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合作与竞争的环境下实施。“入世”，是我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及整个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
二、总设计：预期历时“百年”
按照邓小平关于“三步走”发展战略总设计，预期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整个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表，是在21世纪的中叶，即从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算起，经历的时间大体上是一百年。
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安排充分，时间打够，是邓小平重视历史经验的结果。他接受了我们党在五六十年代四次确定我国农业机械化实现的时间都嫌短、一再变更的教训。即：1953年定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间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注：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到1955年改变为“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1959年又变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9页。）；1966年又变回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851页。）。可是，到1980年时，不仅农业机械化没实现，而且，全国约有三分之一农民、2.5亿人口，连温饱尚未解决。这是我们党经历过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领导我们制定“三步走”新发展战略时，把实现战略目标的时间充分打够，提出了要再用7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正好是大约一百年。从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时间看，我国这个预计经历的时间是最短的。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历时百年以上。
我国预计时间中，按农业现代化说，可以分为两段：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不包括启蒙、酝酿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实施阶段。启动阶段，是指农业经济社会基础的变革，即从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基础。实施阶段，是指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温饱；小康；现代化。
西方习惯把“现代化”称为“工业化”。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或称产业革命），其实质是把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工业化也因此有时被称为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或现代化。其当时引发这种革命的科学技术条件是热能蒸气机的发明和运用。
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大潮流。至今已历时200多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工业化，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化。但就联合国现有190多个成员国来说，完成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国家还不足30个（如加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则不足40个）。这些国家，农业现代化同工业现代化的完成，总的说是相互依托、相互结合的；不过，一般的国家，其农业现代化要稍晚于工业的现代化。那么，这些国家完成农业现代化所经历的时间有多长呢？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例，包括它们进行农业经济社会基础变革的启动阶段的时间在内，其农业现代化所用的时间，大约是：英国200年左右，法国180年左右，意大利180年左右，美国150年左右，日本120年左右，加拿大120年左右。它们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间，大体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至80年代之间，美、英在40年代，日本、加拿大在60年代，法国在70年代，德、意在80年代。
不过，尽管举世公认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但是它们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自己宣称已经完成了农业的现代化。这表明，农业现代化是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动态性的目标，其内容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如美国从“独立战争”后，于18世纪末开始发展经济，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150年间，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现代化启动阶段，在约50年的时间内，在战争（第二次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完成农业经济社会基础的变革，从殖民、奴隶制劳动的农业经济社会基础变革为独立、自由、农民手工劳动工具为主的农业经济社会基础；第二段，现代化实施的前段，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了农业的半机械化，主要普遍采用了马拉农具，用畜力及畜力农具，代替了人力和手工农具，尽管其间于1892年美国最先发明了拖拉机，但在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推广不了，因人力畜力成本低廉，机械、石油昂贵；第三段，现代化实施的后段，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实现了以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于20世纪40年代实现农业现代化后，紧接着又于1950年前后提出了“农业科学化”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又经历了约50年的时间。其农业科学化的内容开始是“绿色革命”，遗传育种、杂交；60年代实施科教兴农，1962年国会立法，由联邦赠地，各州建立了以“赠地学院”为中心、形成了以科教为基础的、新的农业科技教育、研究和推广的一整套体系，迅速提高了农业科技贡献率；70至80年代农业科学化又发展到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即从生物防治、生物制种到转基因技术、农业信息网络；90年代发展到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航天遥感技术相结合的“精确农业”。现在，美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85％以上。当然，美国的农业现代化、科学化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从美国可资借鉴之处是很多的。积极大量地引进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正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优势。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三、邓小平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实践
在邓小平农业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经过20年的实践，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其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现代化其农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体现在我们现在的实践做到了既坚持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又坚持了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不变；既坚持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不搞土地私有），又坚持了农民家庭的自主经营；既坚持了农业现代化的合乎中国情况，又坚持了借鉴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既坚持了国家计划发展的宏观调控，又坚持了农民参与市场的自由竞争；既坚持了农产品生产的保障内需，扩大内需，又坚持了农产品生产走向国际合作与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在实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的贯彻、落实。就是说，既保障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提高农民走向现代化的积极性，又保障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水平。现在，我国农村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大前提下，促进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的有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变化。总之，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实践上讲，这条道路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渐进式”——“三步走”战略
在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所谓“面临深渊”，但我们没有采取“一步跨越”的做法，而是首先从解决农民最迫切的根本利益问题入手，即把解决温饱问题作为现代化的切入点。2.5亿农民（占当时农民人口的31.6％、全国总人口的26％）不得温饱，是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的。这一步实行的结果是在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番，全国基本实现了解决温饱问题，从而使农民增强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奔小康”的信心。这一小康目标到2000年也基本实现。
实现第三步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在实现小康，增强了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国力的基础上再推进的。这说明，农业现代化是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相互依存、协同前进的。我国60年代曾经推行全国”机械化试点县”，70年代后期搞全国“现代化试点县”，但都半途而废了。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国家没有经济实力支撑。当国家和农民富起来之后，现在，很多地方（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但中西部也有一些地区），已经积极稳步地实现了农业的耕种、收割、灌溉、运输、加工等环节的机械化，农业生产和加工机械的拥有量，1999年底已经达到总动力48996.1万千瓦，是改革前1978年的19.5倍。
第三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评判标准，究竟如何量化和具体化？这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中国的、外国的许多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提出的指标，比如美国福斯坦大学教授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测量指标”一类标准。但是，标准也不能繁琐。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1999年11月反映，全省各地提出的农业现代化的各种标准、各种“化”，名目繁多，仅“化”的名目，去掉重复的还达到78种，把人都“化”糊涂了。研究邓小平在决策“三步走”现代化的标准时，删繁就简，最终还是主要只有一个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疽（GNP）水平这样一个基本的绝对性指标。经验证明，它是一个核心指标，是能够反映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发展的综合性指标。这一指标达标，便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其他相关指标“水涨船高”地达标。这体现了邓小平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正确性。
现在，党中央对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已作出新的决定，即把50年左右实现现代化的这一大步，规划为新的“小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20年再比2010年翻一番；第三步，到2050年前后，再比2020年翻两番，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实现农业以及整个国家的四个现代化。这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是个充实、丰富和新发展。“小三步”战略具有历史意义。
（二）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不变
中国农村改革，在80年代初期，建立起“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承包经营。一条是不搞土地私有，一条是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注：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1998年10月5日。）。
这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至今坚持实行了将近20年，它已经在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容纳现代、先进生产力，适应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创新的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和检验，并且一步一步地得到稳定、完善和发展。
家庭承包经营的核心是使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从而有了商品生产的自主权、家庭自治权，以及自我劳动的择业权、市场准入权、产品享有权。因此，它深受农民的欢迎。它切实体现、合乎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充分调动了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它“是农村集体经济最有效的实现形式”（注：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1998年10月5日。）。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农村工作中，始终致力于探索并解决“农村集体经济最有效的实现形式”这一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经历了毛泽东的开拓，邓小平的创新，江泽民的完善，历时近50年。
毛泽东经过长期的开拓和探索，在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不适应我国农村的生产力的发展，无法摆脱过分集中统一、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和效率低下的弊病。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在农村进行了谨慎的、有步骤的改革。尽管他对农村生产关系形式问题已有主见，但他仍然十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首创精神，让农民进行了完全自主和充分自愿的选择。开始一段，生产关系形式的选择呈多样化，既有保持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形式，主要搞分组作业、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也有突破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形式，主要搞联系产量，“包产到户，责任到人”、“专业分工，包产到人”、“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等。经过4年的试验、实践，到1982年底，选择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队达到90％，基本上覆盖了全国。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式概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10月，中央正式决定重新建立乡政府（即废除了人民公社）。
在农村改革的20年间，最初人们对新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一农业生产关系形式，不仅怀疑过它的性质是姓“社”、姓“资”，而且随后还不断有人对它“发难”，要把它再“改掉”。如：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放开并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致使粮田减少，造成粮食减产后，有人认为这是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像火箭一样，“推力”已经用尽，要把它“报废”；1986年提出农村还要“深化改革”，有人认为土地承包“产权不清晰”是突破口，主张以土地“私有”或“永佃制”替代它；1987年提出加强农业发展后劲，有人认为家庭经营影响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容纳现代农业科技，是增加后劲的障碍，要“试验”新的土地“归大堆”的形式；1988年开始整顿国民经济秩序后，有人认为家庭承包形式、其经济组织“不规范”，主张在原公社、大队、生产队三层基础上，再设置地区性的经济联合组织，把务农户统管起来；1989年发生政治动乱后，有人认为家庭经营是“单干“，挖了社会主义墙脚，是造成动乱的根源，主张恢复已废除的所谓集体经济；1990年有人建议取消家庭承包经营的提法，造成农民因害怕农村又“走老路”（安徽小岗村农民曾为此上书江泽民总书记）而生产一度下降；有人不顾农民稳定承包合同的强烈愿望，在1991年夏秋间，再次主张恢复合作经济旧形式；1992年明确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有人以“小农户”与“大市场”相矛盾为由，主张搞公社化形式的“规模经营”。还有，当90年代中后期，农业经营组织方式不断创新，出现“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股份制企业”、“三高农业示范区”、“农业科技园区”、“小城镇建设”等等时，在推行中，有人又对农民承包的土地采取“强行规划”、“任意收地”、“占地”、“多留机动地”、“搞两田制”、“反租倒包”等。
对以上所述种种错误做法和主张，党中央总的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纠正。其中特别重要的坚决措施有：1991年11月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重申和肯定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坚持不变的政策；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宣布：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中央决定再把土地承包期从15年延长到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必要再变”（注：《人民日报》，1998年10月5日。）；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正式宣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1999年，又将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写入新修订的宪法。这表明，我们在正确把握国情和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终于解决了在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中生产关系的最有效、最好形式的问题。
（三）依靠科技，发展先进生产力
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中，逐步认识到并认真依靠了科技的伟力。实践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为改革开放的中国走上腾飞之路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20年间，我国粮食等主要产品产量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其社会需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的基本平衡。现在，粮食、棉花、油料、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1999年的5亿吨，棉花也从216.7万吨，增加到382.8万吨，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水果，也分别增长2.4倍、2.2倍、5.6倍、7.2倍、6.7倍。在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及其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水平都连续上了几个新台阶的同时，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从全国总体上讲，也是持续进步，实际上也是在不断上新台阶的。
第一，改革初期（1978-1984年），我国农业仍基本上维持在传统耕作技术主导的水平上。其主要内容依然是毛泽东1955年概括的：“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夏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这一套耕作技术在初级合作社时期实行得最好；其后，经过“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受到了破坏，70年代中后期，有所恢复。改革开始，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使这一套传统耕作技术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粮食生产在此期间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二，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年），农业科技主导状况，从以传统耕作技术为主导的水平发展到先进通用、实用技术的新水平。以1983年中央1号文件放宽农村一系列政策为契机，“允许农民个人购置大型和中小型拖拉机、汽车、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和小型机动船”以后，我国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以及农村的电气化，得到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有了广泛的发展。80年代中期，随着从国外引进的14个现代化大型化肥厂陆续全面竣工投产，我国农业的化肥化，得到全面推广和普及。被农民称为“白色革命”的地膜技术，从农作物薄膜覆盖到塑料大棚，席卷全国，普遍推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了以工“支农”、“补农”、“建农”，支持了农业先进通用、实用技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70％，其中小型拖拉机总台数增长100％，化肥使用量（折纯）增加70％，农村用电量增加75％，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增加62％。总之，依靠先进、通用、实用技术的推广，我国农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90年代（1990-1999年），我国农业加大了新科技的研究、引进，农业科技水平，进入了农业新科技示范、开发的阶段。此期间，随着“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推进，“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全面的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商品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改制”、“改造”，“农业科技园区”的建立，以及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等新举措的实行，农业的高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和推广，已经在优质高产作物新品种选育，畜禽特殊性状培育，农作物病虫害和畜禽疫病防治，农用设施工业，节水新技术，克隆技术，精确农业（试点），改善生态环保、防沙治沙技术，生物技术培育动植物，农业生物制品，农业信息系统，农产品加工新工艺等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这些为我国下一步进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作了准备。1996年初，江泽民提出在我国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注：《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人民日报》社论，2001年1月18日。）。为此，国务院制订、发布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年-2010年）》。这将大大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步伐。
（四）搞活、开放——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农业
我国改革前的农业，在计划经济的限定下，缺少活力，效益低下，让全国人民都吃够了农产品供应短缺的苦头。改革后，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情况巨变，推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改革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又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有尖锐争论的问题。在改革中，邓小平谨慎地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实践中突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这一进程，终于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此，邓小平称之为“有创造性”。
我国对市场调控的农业产业，实行了一系列放宽、搞活的政策，提倡竞争，从竞争中求发展、求效率、求增产增收；实行兼顾公平和效益的原则；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承认、支持专业户以及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大户请帮手、带徒弟和雇用一定数量的雇工；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积极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我国90年代涌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了家庭承包经营与市场联系、连接的桥梁，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的形式。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已经加强了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引进来”、“走出去”以及跨国经营、到国外办企业等外向型农业经济，有很大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业将更加开放，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我国农业将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更广阔天地中，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中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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