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变对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0)01-0091-09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转变，即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三次大转变，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也相应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呈现出从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到社会主义学说的东西分野、从社会主义学说的东西分野到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各自并行曲折发展、再从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并行曲折发展到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发展轨迹。探讨20世纪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变对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学说的东西分野
社会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4-15世纪在南欧和西欧地区出现时，社会主义学说也正式出现在欧洲政治思想舞台上。
当蒸汽机在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此时的资本主义从商业、重商资本主义向工业、自由资本主义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系统地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等理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第一国际后期成为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尽管当时的欧洲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如魏特林、蒲鲁东、拉萨尔、斯蒂凡·波尔恩等，他们也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如废除私有制，建立生产合作社，按照统一的计划管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争取普选权，通过国家帮助建立人民银行，实现社会主义等，但是他们的观点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在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中与马克思的学说相比是黯然失色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欧洲出现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885-1914年，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增长23.8%、32%和44.7%。[1]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生产的社会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现代工业公司的组织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制造业部门出现企业合并运动，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形式产生。资本主义除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外，其政治社会制度也发生变化，如普选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实行，工会组织合法化，劳动社会保险立法首次在德国出现，[2]工人劳动条件得到改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参政等。第二国际后期欧洲主要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12年共获得425万张选票，110个议席，法国工人党在1914年获得140万张选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在1914年获得70个议席。
对于第二国际后期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出现的新变化，恩格斯晚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恩格斯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制定新的革命策略。1882年11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说：“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恩格斯尤其反对教条主义的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必须结合各自国情来制定革命策略。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90年答复一位德国人的问题时写道，“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
恩格斯逝世后，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如何看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定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与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产生分歧。第二国际后期的左、中、右派都曾力图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社会主义观，[5]但是他们的观点永远不再是“统一”的了。
以伯恩施坦、麦克唐纳、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右派开始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到来，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愈来愈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而是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中等企业和小企业继续存在，中等阶层得以维持下来。由于私营经济管理任务和公共行政任务的增多，这一中等阶层又从职员和公务员构成的“新中等阶层”得到补充。工人阶级本身也表现出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内部分化日益加深的趋势。[6]由于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出缓和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生活状况的日益贫困化；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建设性任务，社会化本身不是目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等。
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中派”，对当时“右派”的观点有过批判，但对垄断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新变化是认同的。考茨基曾在一战前后发表的《帝国主义》、《两本重新学习的书》、《再论我们的幻想》及《帝国主义战争》中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第二国际“中派”的观点最后同右派的观点殊途同归。第二国际后期右派和中派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第一国际时期的蒲鲁东主义和拉萨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渊源，一直影响到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乃至今天。
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批驳了右派和中派的观点，坚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垄断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资本主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中取得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学说，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同时胜利”学说，为东方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武器。从此，列宁主义成为东方落后国家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俄国、中国、越南等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总之，本世纪初发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及由此而导致的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东西分野，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深远。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框架基本上在那时已经定位，并影响至今，恐怕还会影响更远。
二、30年代至二战后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东西社会主义运动步上各自曲折发展之路
20世纪30年代至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机器人、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都获得革命性的突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第二次发展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大批量标准化的社会生产更加普及和完善，科学技术和规模经济成为企业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总结二战前后罗斯福新政和战时经济管制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进行全面干预，放弃以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国家不仅仅是资本家财富的“守夜人”。国家也开始对私人企业进行宏观和微观干预。政府通过其宏观财政货币政策来直接调节市场需求和供给，预测商业周期，减缓经济萧条对经济的冲击。在政治上，也总结了二战前后法西斯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冲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和选举制度，建立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定期协商制度等，通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来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货币秩序。国际经济体制一改过去的封闭状况，世界经济更加自由和开放，国际投资和世界贸易得到大幅度增加，跨国公司开始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面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转变，西方社会民主党重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二战前分崩离析的状况，分别在各自的国家取得合法地位，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通过总结瑞典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二战前后的执政经验，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宣言》中系统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社会民主党从开始在瑞典和英国执政，发展到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单独和联合执政，[7]西欧地区深深打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烙印。
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的执政实践中，形成自己颇具特色的社会福利模式、混合经济模式和阶级合作政策，并开始以“福利国家”、“瑞典模式”、“新西兰模式”、“荷兰模式”等向第三世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重新定位自己的阶级政策，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调整了内政外交，集中体现在从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向1989年的《柏林纲领》的演变。社会民主党也从本世纪初的“阶级的党”，嬗变成为“议会党”和“全民党”。总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成为在欧洲抗衡保守主义的左翼政治力量。
战后，欧洲共产党，如以法共、西共、意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派别，在欧洲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也相应调整自己的策略，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度有较大的影响。
二战后期，东方社会主义运动以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在东欧、中国、越南、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对于二战后西方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认识不够。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处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总危机”之中，因此不断向外输出革命，给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援和军援，希望他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苏联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并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科技进步的作用，列宁认识比较深刻，曾提出共产主义＝苏维政权+全国电气化。列宁也曾在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提出过大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商品经济的思想。但是，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便中止了。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急于向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体制上固守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党政合一的集权体制，在文化体制上实行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建立，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守势和劣势。其间，虽然有1956年的赫鲁晓夫改革，波兰的“哥穆尔卡之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60年代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1957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等社会主义的改革与探索，但是始终没有超出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政治体制的框子，把市场经济和权力制衡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要么是改革不彻底，要么是改革夭折。其中，中国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把中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总之，这一时期东方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曲折多于发展，教训多于经验。东方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潜伏着巨大危机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七、八十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8]，东西方社会主义都面临着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小型化和家庭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人类社会开始由因特网联成一体，在90年代掀起一场“网络革命”。通过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首先，因特网正加速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多地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世界贸易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率。目前，世界贸易总额约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9]1995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法国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已接近或超过30%。[10]其次，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现有的24个经济集团已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11]其中，欧洲共同体、北美贸易自由区、亚太经合组织日益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有了新的发展。目前，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已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各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美、德、英、日、法五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2/3，[12]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最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世界金融交易量大大高于世界贸易总量，各国金融体系备受挑战。90年代的芬兰马克危机、意大利里拉危机、英磅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拉丁美洲金融危机无疑证明，无论是东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挑战。有众多的迹象表明，世界正在进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
在这场新科技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转变过程中，长期蹒跚不前的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受到挑战，很快波及其近邻的西欧共产党。在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苏东剧变和欧洲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化浪潮。如前所述，发轫于本世纪初第二国际左派的东方社会主义虽然在俄国和东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对于战后西方出现的新科技革命重视不够，其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很难适应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本应充满活力、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却变成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苏东改革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西欧大多数共产党虽然在70年代末不满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力求探讨本国的道路，使自己的理论适应西欧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完成其理论“本土化”的进程，但是到80年代仍没有提出适应本地区实际的理论来，相反，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断，宗派主义组织不断出现，在欧洲保守主义和苏东剧变的冲击下，纷纷皈依了民主社会主义。1989年8月，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政权在波兰建立；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式改名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紧接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此后不到2年的时间，东欧的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相继改名为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其国体和政体也“改旗易帜”，发生质变。前苏联经过2年多的政治较量和动荡，在1991年下半年正式解体，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在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私有制代替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议会民主制、多党制代替了集权制和一党制。
随着苏东剧变，欧洲共产党的多数开始社会民主党化：1990年春，西欧唯一参政的共产党——圣马力诺共产党宣布改名为民主党；1991年2月，卡里略领导的西班牙劳动党宣布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荷兰共产党1991年6月宣布解散；英国共产党改名为民主党；芬兰、瑞典、丹麦等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也把共产党更名为“左翼联盟”；1991年2月，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也改名为“左翼民主党”。以上更名的大部分西欧共产党都接受了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党阵营中的一员。
在这场苏东剧变和欧洲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受到挑战。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自70年代末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道路，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受住了“六·四”的考验。
与此同时，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这场世界政治经济的大转变中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大发展，相反，却大受挫折。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一切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都遭到攻击，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普遍面临党员人数减少，选举得票率下降的被动局面。德国社民党在1976年鼎盛时期党员人数超过100万，到1996年下降到80万。法国社会党1985年发展最快时期党员达22万，但苏东剧变后回落到8万人。瑞典社民党在70年代中期党员人数曾超过110万，90年代后下降到26万人。[13]在国内选举中，此时的社会党人也屡屡失利：1991年，在北欧长期执政的瑞典社民党和芬兰社民党在大选中败北下野；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大选中下台；法、德、意、英四大国中没有一个社民党执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场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给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都带来严重的挑战。
面对这场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首先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纠正了过去急于过渡的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突破了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有机结合，彻底改变过去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既突破了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首先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也突破了过去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框框，认为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将长期实行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在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上，既坚持经典作家关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完成了以按劳分配形式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承认按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在企业制度上，突破了股份制、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物的观念，提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国有经济将从国民经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等；在政治体制上，突破了经典作家认为共产党掌权后只能独揽领导权的思想，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总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相应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改革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变革了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教育体制、司法制度、立法体制、选举制度等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中国将以自己的经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对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也产生了辐射影响，从80年代中期，越南进入社会主义“革新”时期。理论上，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同时，结合自己国情提出“胡志明思想”；1992年越南国会通过新的革新宪法，明确了胡志明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政策上，实行全面革新的政策，对内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平等竞争，调整产业结构，将国家投资总额60%用于发展食品、日用品和出口产品生产，确立农、轻、重的发展顺序；对外，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改革外贸体制和政策，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到本世纪末，随着越南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出台，越南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有更多的迹象表明，现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老挝和朝鲜也都进入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之中。总之，当前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应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唯一出路。
面对苏东剧变给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困境，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总结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之外，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公有制”等概念进行了理论反思和创新。社会民主党进一步淡化了意识形态，以实用主义态度制订和调整了政策，以适应90年代资本主义变化的新形势。德国社民党首先在90年代初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争论。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党的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托马斯·迈尔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鉴于苏东剧变后出现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应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经过1992-1993年两年之久的争论，德国社民党决心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是否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决不是简单的概念论争，而是对社民党历史、价值观的一次检讨和反思。其次，德国社民党在全党党纲中也改掉了某些带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色彩的提法，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并非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而是一种改良。
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更是掀起了一场重建法国社会党的全国大讨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若斯潘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对世界和社会党自身进行新的思考，重新检讨法国社会党在欧洲问题、国有化和社会民主等问题的观点。
在对社会党传统理论反思方面，英国工党显得更为激进。工党领袖要求党内摒弃关于公有与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市场作用有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失灵的领域靠政府。1995年，英国工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修改党章第四条的决议，工党也就由一个传统的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玫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纯议会政党，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时期，集中体现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对传统理论创新成果的，以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影响最大，也得到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认同。布莱尔声称，他所领导的工党政府既不同于70年代的工党政府，也不同于保守党政府。工党要在“放任自流”和“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之间，走出一条超越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哲学、使现代社会民主得以重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著名政治学家、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政治概念，即老右翼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
随着社民党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和创新，它们在政策上也作了大幅度地调整。首先，放弃“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主张，连一贯推行国有化政策最积极的法国社会党也逐渐放弃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主张。其次，削减福利开支，改革社会福利政策，提出积极就业、增强教育投资、关注生态环境的政策，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变党员组成结构等。尽管社民党的政策调整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这种渊源于理论创新的制度创新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从1994年，西欧社会民主党相继走出困境，出现了世人所称的民主社会主义“奇迹般地回归”。在北欧地区，出现瑞典社民党、挪威工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芬兰社民党同时上台执政的局面；1997年5月，英国工党以压倒优势战胜保守党，结束了18年的在野岁月；1998年9月，德国社民党结束了16年之久的在野地位，同绿党结成执政联盟。除了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重新执政以外，法国社会党、意大利中左联盟运动等其他西欧社会民主党也相继上台执政。截止1998年，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其余13个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或参与执政。
在这场90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除了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西欧社会民主党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如南非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印共、乌拉圭共产党，以及未改名的欧洲共产主义派别如法共、葡共、西共、奥地利共产党、日共，也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反思，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各国共产党人应当独立思考，在实践中创造出适合各自国情的新模式。
当前，源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科技革命仍在继续，人类正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社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变仍在继续，很多新变化和新特点还会出现。与此同时，欧洲社民党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也正在进行当中，其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不管怎样，社民党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是有成效的。不管欧洲左右翼钟摆怎么摆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摆脱困境，步入正常发展。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的三次历史大转变对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是明显，甚至是互动的。无论是东方社会主义运动还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在每一次资本主义转变中既有成功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也有备受挑战、冲击和被动应付的时候。资本主义、东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三者关系演变与互动的深层原因首先是科技革命推动的结果，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变与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三次大转折恰恰都是在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时，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将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企业制度的创新，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人们交往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追求利润的天性会促使其生产关系不断进行调整，相反，东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有其各自的意识形态定位，其意识形态的更新与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相比，总是显得“滞后”。尽管社会民主党一再对自己的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其理论的灵活性与适用性更强于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开放性相比，仍显得不足。其实，20世纪资本主义、东方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者互动关系，来源于三者的相互竞争和替代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竞争和替代关系，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是竞争关系，同时，东方社会主义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也存在竞争和替代关系。三者都要在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显示其比较优势，以供选民和公民选择。所以，每一次科技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要进行政策调整，有的是主动适应，有的是强迫、被动适应。不管是处在那一种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力的发展迟早要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从对科技革命反应的灵敏度来看，资本主义快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强于现实社会主义。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将总结5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更加成熟、更加灵敏地反映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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