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6)01-0087-05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韩国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条件。受冷战、朝鲜战争及韩国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对中国的敌意达到了极点，所以相当多的韩国学者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几乎是“绝对进不了的历史领域”(prohibited history)[1]，韩国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韩国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可以在两个方面去考察。其一是他们在介绍外国学者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的评析，其二是他们直接研究毛泽东思想而取得的成果。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去考察，一定要考虑任何研究都难以脱离研究者所处的时代限制，韩国学者也不例外。所以笔者希望中国学者实事求是地评价韩国的研究成果。
综合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历史上，他们将毛泽东思想大致分为革命时期和统治时期。从内容上看，分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们由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视角、资料等方面的原因，许多见解难免失之偏颇，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他们注意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和对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国际因素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一、韩国学界对海外研究动态的追踪
(一)欧美研究动态
在韩国学者的视野中，欧美研究者以三个范畴来把握毛泽东思想。其一，毛泽东思想是否有民族主义倾向。其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是否有关系？其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区别？在这三个问题中，他们又集中考察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因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核心思想由马克思主义组成。一般来讲，欧美学者指出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四点区别：
其一是主意主义(意志主义)，其二是党组织论，其三是无产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其四是历史转移时期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们从宏观角度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地说明。这是值得在学术上做出高度评价的。但是他们由于只从西方目光来评价毛泽东思想，因此没有充分地说明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中国社会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条件。
(二)日本研究动态
韩国学者认为，日本学者着重考察的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他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还没有达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念体系而接受的水平，毛泽东也未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了根，其原因与其说在于马克思主义理念，不如说是革命实践的必要。他们还认为毛泽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而是作为革命战略接受了。因此大部分日本学者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和在理论层次上的毛泽东思想并没有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注意到，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从宏观角度去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因此他们的研究也没有在理论层次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点、原因和意义，等等。
(三)苏联研究动态
“前”苏联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自从中苏理念争论(即中苏论战)以后才深化了，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定的和批判的。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其说为了学问目的，不如说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他们的政治目的则在于扩散反毛泽东运动。他们认为毛泽东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的歪曲。[2]
二、毛泽东的革命思想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韩国学者认为毛泽东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指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3] 19-23、26
关于唯物辩证法，从《实践论》和《矛盾论》来看，毛泽东认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形而上学世界观从来不可能理解辩证法，并用唯心主义世界观否定唯物论，因此他们都对世界不可能加以科学地解释。只有以辩证法和唯物论来彻底克服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人类提供最正确的认识方法，才能说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最大革命。
关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认为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革命辩证唯物论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了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称之为革命的社会变革就是在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所以，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部矛盾而必然到来。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的根据。
毛泽东坚信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真理。当然，要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实践。因为就辩证唯物论而言，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在本质上都应该是统一的，理论越具有重要性，也越应当通过实践证明理论的科学性。因此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出现的必然性，需要由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来体现。并且此时的这种实践也应当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阶级斗争是绝对真理，因此毛泽东所接受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是暴力夺取政权，并以“专政”来维持政权。
(二)列宁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韩国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努力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时，在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却是接受了列宁主义的观点，而列宁主义是“修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帝国主义论。
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国家爆发，而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和无产阶级所占人口较高的国家爆发。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列宁领导并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在比俄国更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来讲，更受欢迎的是列宁，因为列宁是根据落后的俄罗斯的实际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总之，毛泽东思想所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论、暴力革命论和列宁的在落后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论、共产党专政论。
(三)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
1、关于游击战争
从“严格”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确实“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者”。农民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是文明时代的“野蛮人”。所以，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列宁把无产者的“阶级独裁”扩大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但主导革命的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活动舞台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的城市，列宁进行十月革命的根据地也是俄罗斯的首都，因而近代的工业劳动者始终是他们的工作对象。与此相反，毛泽东以穷乡僻壤为革命活动舞台，以旧式农民为革命工作对象而开拓了共产根据地，而且游击战术对共产主义革命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基础是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异端性”并非是“单纯的异端”，而是中国现实所迫切需要的“有创造性的异端”。在中共革命的早期，革命屡遭挫折，就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盲目地服从前苏联的指示，只以本本主义态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古典”理论，仅仅以大城市的工业劳动者为革命的阶级，而忽略了其他阶级阶层。尽管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盲目地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应当摸索切合中国现实的革命战术，即以城市的工业劳动者为主转向以农民为主，以短期的城市暴动政策转向经过长期斗争取得农村的政策。但是“信奉”经典的李立三、王明等却对此加以批判，他们认为游击战术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近代以前的农民精神的产物。但是在毛泽东看来，除了慎重持久的游击战术外别无选择，而且游击战术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2、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和人民民主主义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宁主义的影响，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有极大的创新性。首先，从革命所要求的时间来看，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列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显的区别。其次，从革命的内容看，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主义截然不同于列宁的人民民主主义。列宁所指的人民只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因而列宁的人民民主主义实际上没有超过劳动阶级的范围。而毛泽东所指的人民却是一个包括劳动者、农民、市民、民族资本家甚至买办势力的广泛概念，因而他的人民民主主义是由整个抗日势力而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其三，值得瞩目的是毛泽东革命理论的“退步”，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义”上的退步。在中华苏维埃宪法中，毛泽东也曾经宣布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后来又宣布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此彻底的“后退”，是那些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人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可见，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人民民主主义论具有与列宁截然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适应了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革命形势，从而有效地指导了实践。这是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事实。
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以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与阶级对立相比更为重视民族对立的毛泽东的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分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毛泽东为了回答此问题提出了矛盾论。按照毛泽东的矛盾论，一种事物内部有几种矛盾，由于对事物本质所起作用的不同而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当时，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力于结成和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犯了以抽象代替现实的非辩证方式考察事物的错误。[4] 338
3、新民主主义论
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目标的新民主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永久化而实行的资产阶级的独裁，而新民主主义以一切反帝反封建势力联合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而新民主主义也与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因为俄罗斯式是由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独裁的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将要实行的是一切反帝反封建阶级联合的统治。所以说新民主主义是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第三国家的形态，即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当然，虽然中国现在致力于实现新民主主义，但不应该中断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最终实现的目标还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通过他所提出的矛盾论得到更为准确的理解，矛盾论为新民主主义论提供了哲学的基础。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矛盾论，还提出了新理论，即矛盾有两种，这就是敌对矛盾和非敌对矛盾。在人民之间的非敌对矛盾的概念是毛泽东的创造。苏联理论家虽然涉及到非敌对矛盾，但没有把它用于人民。毛泽东所提的非敌对矛盾是指人民之间的阶级关系。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由地主、资本家、劳动者、知识分子以及小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地主和资本家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矛盾。而劳动者、知识分子以及小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敌对矛盾，毛泽东称之为人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的非敌对矛盾理论是建立在充分考虑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基础上的。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
(四)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毛泽东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的领导们盲从前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路线的指示，因而找不到符合中国现实的斗争方式，他们只把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当作中国革命的模范，但没有弄清楚两国之间的重要区别。与此不同，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成功革命，一定要展开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主义运动，前苏联所主张的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5] 毛泽东革命思想是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中国革命经验总结的产物，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4] 337具体地讲，毛泽东是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农民观，同时以农民“代替”无产者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农民为革命主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6] 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也是如此，尽管它与中国历史上威胁王朝的农民叛乱或流寇运动相似，但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生命力之所在。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以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或小资产阶级农民社会主义名义，对毛泽东主义加以批判，但要客观地评价毛泽东主义，那么毛泽东主义至少就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乃至马列主义。[7]
2、毛泽东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有两种极不相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毛泽东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大陆树立了新秩序和播种了新思想，从新的世界观角度去看，他是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家”。另外一种认为毛泽东拒绝中国传统，吸收了与中国传统思想截然不同的思想，建立了“独裁政治体制”，因此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立场上说，他是个“叛逆者”。[8]
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毛泽东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革命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扬弃，使之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实际。[9] 95
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爱读古代小说，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和强调斗争与冲突的马克思主义都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毛泽东思想带有浓厚的“战斗性色彩”。[10] 132-133
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矛盾观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将事物的发生、发展以及扬弃的辩证法过程视为矛盾的发展过程。而按照毛泽东的理解，矛盾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和同存的，这与阴阳逻辑相似。[10] 133
同时受重视经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关心也不在于理论的体系化，而在于根据实践经验而展开的战略和对策。[11]
此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兵法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与六韬三略、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法几乎一脉相承，尤其是孙子兵法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有极大的影响。[9] 95
3、毛泽东革命思想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反对殖民地斗争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进而争取民族解放，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如不能脱离悲惨的半殖民地状态，中国就将处于永世不免的亡国的命运，所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前苏联不同，一开始就脱离不了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同样，没有彻底清算封建势力，就无法期待中国的发展。所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反对帝国主义拯救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儿，也是反对封建主义所进行的近代化运动的产儿。毛泽东革命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3] 45、47
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并不多，分歧难免。不少学者将《实践论》和《矛盾论》看作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论文，把唯物辩证法、实践以及矛盾等概念看作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形而上学和唯心论都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人类提供最正确的科学认识，这是人类认识史上最大的革命。[3] 19-20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
鉴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国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中国的现实情况，把理论绝对化，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所以毛泽东像马克思一样不在乎解释世界的思辩的理论，只关心变革世界的革命理论。对毛泽东来说，实践是一个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来克服历史唯物论的决定论倾向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有意识的能动性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人的参与，那么一切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由此而来，毛泽东“修正”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传统理解。处于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之下的中国革命，没有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或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决定论逻辑，却通过从开始就以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革命实践走向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和人的意识活动的作用是有道理的。同时毛泽东也不是主意主义的拥护者。在毛泽东看来，人应当通过实践科学地认识人所处世界的客观规律，但同时也应当利用得到的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不断反复中，即在永久的革命实践(或斗争)中，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提高到比以往更高的阶段，是毛泽东哲学的特点。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历史的完成，即人实践的最后目的，所以马克思的世界观具有明显的历史终结倾向。受中国传统世界观影响的毛泽东难以接受这种终结的历史观，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无限分裂和展开为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根本规律，永远不灭的事物是没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也都并不例外。同样，毛泽东认为人的实践也是没有终结的。这样，毛泽东就克服了与辩证的发展观不一致的马克思的历史终结倾向。当然毛泽东的发展观与中国道教中阴阳相互进行的无限运动表面上相似，但二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强调一切事物通过其内部存在的对立统一而无限变化发展的同时，还强调社会通过人的实践而无限发展。人是历史的存在，可以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即人可以在实践中克服必然性，实现自由。这一点与中国的道教不同，在道教思想中不存在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世界观。道教只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的无限运动。
(三)毛泽东哲学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毛泽东革命的目标在于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就要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作为历史的存在，可以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地发展历史，在实践中实现人的理念和自由。在这一过程中，要对人特别是对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归结为更重视人的意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等。就毛泽东哲学思想而言，哲学的永久问题始终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实践，这是人类解决一切社会和自然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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