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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本质和形式
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变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企业应该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适时和有效的调整。所谓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事项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为。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必然会直接引起一定时期费用、成本、收入、利润、资产价值和国家税收等的变动，并最终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经济后果，因此，会计政策变更的本质实际是一种社会利益的调整，对其能否实施有效的控制和规范，不但关系到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按其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强制性变更、市场性变更和自发性变更。所谓强制性变更，是由于上一层会计制度的制定者强制性要求企业作出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如法律、法规和政府管理机构的行政指令等，要求企业作出必要的变更，不论企业的经管当局是否愿意都必须执行；所谓市场性变更是指企业为了考虑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和企业未来的资本运作能力等，所作出的会计政策变更，由于其手段受负债契约、报酬契约和政治成本的制约，故具有一种半增强制性变更的特点；所谓自发性变更，是完全由于企业的经管当局根据其经营目标和环境变化的要求，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而作出适应性的会计政策变更，从性质上讲，这种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是能提供有关企业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在我国最新颁布的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准则中也基本体现了这种思路，凡是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属于强制性变更；而凡能更可靠、更相关地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会计信息的，属于自发性变更。显然，那些可能导致人为歪曲会计信息的随意操纵，是绝不可能被认定为会计政策变更的。
其实，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人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按社会公众利益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的增进社会公众利益的活动，它会通过生产和市场的过程来使社会的财富价值得以提高；另一类是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的活动，它会通过无效和损害的过程来消耗社会的经济资源。无论是强制性、市场性或自发性的会计政策变更，凡能增进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损害或较少损害其他人利益，或者讲这种损害对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讲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变更就属于前者，并且也能确保符合会计制度制定本身的目标要求。若不能达到上述条件的会计政策变更就属于后者了。
然而，宏观上重大会计政策变更的本质，实际是一种政治的选择。社会各利益集团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广泛地游说社会的政治团体和管理机构，某一项重大会计政策的变更，必然会使某些社会团体受益，而某些社会团体受损。各种社会势力的充分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相对的利益平衡。但试图完全通过会计政策的变更来达到社会利益团体间的真正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应充分认识的是，合理的会计政策的变更和调整是必要的。因为长期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从社会效率和社会成本来讲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会计政策的变更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企业的经管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狭义的会计政策变更应该是对目前正在使用的会计政策的变更，不包括采用全新的会计政策和对初次发生的经济业务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但这个定义较难界定。而广义的会计政策变更应将其包含在内，因为广义变更的含义应该包含了“重选”、“替代”、“缩小”和“扩大”等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1)根据规定或自发要求，企业废弃原定的会计政策，采用过去未使用过的新会计政策，或重新采用原先被否认的（对某些企业来讲是新创的）会计政策，这种变更可以是部分的或全部的，这称之为“替换性”（重选性）变更”；(2)严格或缩小了原定会计政策的可应用或可选择范围，这是一种“缩小性变更”；(3)放松或扩大了原定会计政策的可应用或可选择范围，这是一种“扩大性变更”。
另外，广义的会计政策变更也应包括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程序及会计估计等的变更。无论何种形式的会计政策变更，其本质都是社会不同利益团体分配制度的重新调整，无论其采用何种表现形式，我们都应对其变更的原因和合理的程度作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这种变更是否合理和必要、变更程度是否恰当、变更后能否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变更处理的方法和程序等是否正确等等。
二、市场性会计政策变更研究——实证理论
市场性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为了考虑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和企业未来的资本运作能力等，而作出的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变更是否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这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形成以下三大理论观点：有效市场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和经济后果理论。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性会计政策变更将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
（一）有效市场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次强式或强式股票市场上，资本市场能够无任何偏好地对包括会计政策变更在内的所有信息作出反应。税收是会计政策变更唯一可引起现金流量效应的。在没有税收条件下，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影响股票价格，不论股票价格如何随着会计收益的变动而波动，最终的股票价格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倚的反映。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交流。资本市场终会了解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现金变动的内在因素。一家公司绝不可能依靠会计政策变更作为欺骗手段，来达到长期隐瞒其实际的现金变动。一旦被外界发现，那么，次强式以上的股票市场就会对会计收益中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动问题作出大致正确的评估并通过当期股票价格反映出来。证券市场不可能总是被会计政策变更而产生的会计收益引入歧途，而会作出对股票未来价值的不偏不倚的估计。即便在某企业的特定会计政策变更并不被外界所知时，有效的证券市场仍将对该企业的未来作出无偏见的预测，并对该会计政策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程序作出正确的评估。
总之，有效市场理论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和变更是无关紧要，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有效资本市场将形成不偏不倚的股票价格。
（二）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研究是通过对报酬契约、负债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考察，推导出有关的三大假设。
1、报酬契约假设。如果“管理人员在某种报酬契约下的报酬将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而增加”，那么，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在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中，其管理人员更有可能采用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的会计政策。
2、负债比率假设。如果“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越紧密，企业管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程序”，那么，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比率愈高，企业的管理人员便愈有可能采用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的会计政策。
3、规模假设。如果“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代价（政治成本）均大于小企业”，那么，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规模愈大，它的管理人员就愈有可能采用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三大假设。简言之，实证会计理论表明，由于会计数据特别是会计盈余数据在维持这些契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影响外界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对企业的评价，进而影响企业乃至管理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只要企业处在一定的契约背景中，管理当局就有动机利用其在企业经营情况信息上的优势对会计政策作出对其最有利的变更。
（三）经济后果理论。该理论认为受会计政策影响的企业会计报告会对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企业决策行为等都会产生影响，不论资本市场如何启示，会计政策变更都会影响企业价值。这个理论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作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政策的结果。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实对资本市场和企业本身产生影响。
经济后果理论的出现，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命题。其本质依然源于企业的各种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负债契约等。假设会计政策变更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实际运作中，管理人员确实也是通过披露会计政策变更这一内部信息，来达到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相对称的矛盾。总之，该理论认为，会计政策变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后果，虽然可能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却能够影响企业的价值及其股票价格。
综上三种实证研究理论来看，一般认为，有效市场理论与经济后果理论在会计政策变更研究问题上是两大对立学派。前者认为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企业价值，资本市场能自发调节形成洞悉一切的无偏见的股票价格；而后者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必定会影响企业价值。而实证会计研究结果基本倾向于经济结果理论。笔者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内幕信息等问题的存在，信息成本不可能为零，再说，理论上的强势资本市场并不存在，故资本市场实际并不具备完全洞察企业所有内幕和完全真实评价企业价值的能力。所以，会计政策变更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上述三种理论研究对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准则制定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既然会计政策并不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给企业管理人员留有充分的余地，不必过分限制管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譬如可允许其确定多个备选方案等。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是使企业契约成本最小化的整体需求，本身不是坏事情，准则在强调统一性的前提下，应保留一定的余地，避免日后重复签约的巨额成本。经济后果理论认为，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明显的经济后果，所以会出现“第三者干预”的社会现象，并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准则制定机构对这些干预会作出相应反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对自身信息的披露；二是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准则的制定，为他们提供对未来发布的新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发表评论的机会。
三、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研究——寻租理论
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通过影响契约和政治成本对既得的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本文认为这类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寻租(rent-seeking)理论下的驱动因素所致。如企业管理当局采用会计政策变更手段，期望的结果是他们既可获得市场又可获得报酬的好处。这样一来，他们宁愿花费较大的成本来说服社会和管理机构作出对他们“优先照顾”的制度安排，维护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甚至于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其他企业却负担由强制性变更引发的原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成本，进而导致已平衡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损害了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这样，就有可能在行政法律的掩护下，强制性变更使得某些社会利益团体这种垄断性“租约”行为变得合法化。
但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强制性变更也能促使“租约的消散”。利用会计政策变更的寻租行为，只是一场社会利益竞争的“负和博弈”，因为会计政策变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长远看，寻租者本身就缔造了避租者与之抗衡，其结果可能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内耗”，甚至导致两败俱伤。如有这种迹象出现时，强制性变更就会作出相反的运作，即当垄断性“租约”行为可能会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伤害到大部分社会团体的利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时，强制性变更手段就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来保护社会绝大部分经济团体的利益。因此，从此意义上说，会计政策的强制性变更也有利于租约的消散，并最终会确保会计制度及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能符合其制定的根本目标。但要认识到的是，这种不断趋向合理的过程，并非是自发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的成本——效益原则的选择所决定的。因为社会会计政策的制定和变更将直接导致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的发生，而如何使得这些成本最低，即社会整体效益最好，这才是会计制度和会计政策变更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
关于社会成本，主要是指以企业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契约成本，如代理契约、报酬契约、权益契约和负债契约等，它们既规定了企业的经营职责、资本保全和负债条款等，也规定了报酬依据、权益收益和风险责任等。这些社会契约成本的合理性对确保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恰当的会计政策变更会使这些契约的制定和执行带有一定的机会主义色彩，有时甚至会严重影响现在及未来契约的制定和执行。譬如，契约的执行和评价，采用的是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信息，而契约的制定是根据变更前的会计政策，这就会存在一定的利益调整的可能。作为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是要使这种调整产生正向的效应，即使社会成本最低。因此，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广义上包括必须变更和不能随意变更两部分内涵。
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使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发生变化，并直接导致对现有契约执行结果的评价产生不一致结论，而最终引起利益分配的变动。另外，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未来契约制定和会计政策选择的成本，从而改变了最理想的订约技术。由于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企业经管当局永远是信息优势的一方面，所以他们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契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尽可能降低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所带来的风险，而不顾对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损害，便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契约成本的上升。例如，FASB发布的SFAS19中禁止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采用完全成本法，这一规定增加了原来采用该种核算方法企业的成本，虽然这种方法其实是该类企业最理想的契约制定和执行的会计方法，但经管当局不会采用，会计政策变更的成本会以股价下跌的形式由股东负担，及以企业风险的增长由债权人来承受。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政治成本也可称为政治契约成本，实际上它很难明确计量，但从性质上分析，主要包括直接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主要指不同社会利益团体游说经济学家和管理机构，使法律和政府制定和颁布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而发生的竞争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指社会和管理机构在会计制度的制定中所规定的各种强制性举措和强制性变更，使管理当局失去了经营上的灵活性，而使企业的经营完全暴露在制度风险之下，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政治成本。
实际上社会的所有利益团体都是由一系列的契约相联结，其所承受的制度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社会和管理机构在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时应该相当慎重，制度的决策者必须认真权衡各方的成本利益关系，尽量避免由寻租行为而带来的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扰动。同时，制度应当给以第二层次的自发性会计变更以一定的选择权，从而降低社会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