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也谈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报》2016年第7期刊出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的文章——《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1]（简称“IACMR文”）。该文中，作者系统地回顾了IACMR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引入实证研究、强化情境研究和回归科学精神3个阶段”①，并“以IACMR的发展为依托和切入点，从中国管理研究社群互动的视角，回顾、反思与讨论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进程”。既因为该文的主题“非常重大而复杂”，又因为此文并不是一个旁观者的独自观察，而是一个局中人的知情梳理，并得到I ACMR创会主席和继任主席的首肯，所以值得学界关注。 “IACMR文”回顾了IACMR的发展历程：把IACMR放在“中国管理研究社群”之中，以“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进程为主线，将过去与未来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成功地塑造了IACMR引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领袖形象（且其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将IACMR自身发展与“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进程无缝对接，应是该文得到两位IACMR主席首肯的重要原因。 “IACMR文”描述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学术大势，自然会使读者翘首以盼诞生于中国的、令中国学人感到自豪的“管理的中国理论”成果不断涌现。然而，现实却没有令人大喜过望，即使将IACMR的影响力放大，把“中国管理研究社群”所有的理论创新成绩都算在其影响之中，也只能看到：“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规模和比例也在逐步增长。可见，中国管理研究已经在全球学术界占据了一定位置，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这显然是一个尚不令人失望的成绩。但“IACMR文”却告知：“有关学者在对使用中国样本的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分析后发现，只有10项研究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新知识，而95%以上的文章都在讨论和使用西方文献中流行的主题与理论。”这个现实与期盼的巨大反差中隐藏着怎样的问题下文逐一展开。 1 IACMR发展三阶段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1.1 IACMR发展三阶段的内在逻辑清晰吗？ IACMR成立于2002年，但孕育于1999年，遵从“IACMR文”作者的描述，可将1999年视为其起点。“IACMR文”写于2016年，故18年来IACMR的发展进程如下：首先，用了10年时间“打基础”（针对我国管理学者的“研究范式”不规范，“难以……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差距下工夫补强），即1999～2008年的“引入实证研究”阶段；然后，用了4年时间重点②进入本土研究的实战，即2009～2013年的“强化情境研究”阶段。按照基本逻辑，下一个阶段就应该是中国管理研究的收获季节，至少是阶段重点不会转移。换言之，历时10年举“国际著名学者”之力，集结了几千位学术生力军（截至目前IACMR已拥有8 000名会员），直接培养了几百位谙熟居于“国际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方法）的中青年精英，在本土研究中驰骋数年，应该会出现被国际管理学界承认的管理理论创新成果。即使是相对于发展百年的管理学，几年的时间短到犹如一瞬间，没有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也属正常，但也会一鼓作气地乘胜追击，心无旁骛和信心满满地一往无前。即使当4年的时间不能构成一个历史阶段时，也理应延续下去，但为什么IACMR会突然将其“结束”转入“回归科学精神”阶段呢？ “IACMR文”的解释是，IACMR发展的3个阶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即掌握了“国际主流”的“研究范式”，选择了正确的“研究道路”，随后就是追求“研究价值”了③。这显然是颠倒了顺序，因为按照基本逻辑应首先明确“研究价值”（即研究目标引领研究进程），而不是以“研究范式”上路。事实也正是如此，从IACMR的创会宗旨和发展历程看，其对科学精神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IACMR以‘追求卓越、灵感之源、学术责任和奉献精神’为核心价值观”，其时就明确了其对科学精神的追求；2006年的“双年大会”上，时任主席徐淑英做了“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的主题演讲；“2008年和2014年的IACMR学术年会上，两位时任学会主席也都在致辞中提到了‘独立思考精神’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都说明IACMR“对科学精神的强调更是贯穿始终”。 由此看来，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IACMR发现10余年的努力偏离了目标，才于2013年开始纠偏，回归原点重新起步——“IACMR文”也给出了同样的解释：“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管理研究中存在的‘同质化’趋势和‘功利性’倾向等日趋明显”，致使“创新贡献严重不足”，“这些问题的根源便在于科学精神的缺失”，于是2013年重点转移——“回归科学精神”。 综上所述，“IACMR文”概括的IACMR发展“三阶段论”的内在逻辑难说清晰：历经14年的发展，并没有进入应该进入的第三阶段（“收获阶段”）或者继续在第二阶段奋进，反倒是“回炉”到了起点：这不仅意味着创会伊始就倡导的科学精神并未落实，同时也意味着第二阶段的发展亦未臻成熟。换言之，局内人可以认为“在前两个阶段的推动下，中国管理研究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因为“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从自说自话到融入国际的转变”）”；局外人也可以认为是“慢速迷失”，这是因为退回起点就意味着前两个阶段的成效不大（融入国际的进步并不等于管理理论创新的进步）。对局外人的看法其实“I ACMR文”也是认同的：“中国管理研究盲目崇尚西方，学者缺乏独立的学术精神、缺少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社会责任意识、过分考虑种种现实利益而缺少客观平和的学术心态。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管理研究群体迷失（是“群体迷失”！“群体”是如何“迷失”的？），使研究陷入‘功利主义’而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当下，在对于其领导层“反刍”科学精神这一决策的胆魄深为敬佩的同时，是否需要进一步追问：眼下需要的是成功的回味，还是彻底的反思？ 1.2 对IACMR发展“三阶段论”内在逻辑起点的疑惑 “IACMR文”认为：“在国际学术主流盛行‘实证主义’这一大背景下，IACMR对‘实证方法’的推广，使得中国管理研究在范式上逐渐与国际接轨。”——这个创会起点的缘由是否经得起推敲？ 高良谋等[2]梳理了美国管理学发展史，指出管理学百年史贯穿着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运动[3]：20世纪初，管理实践者引领着管理研究，思辨研究方法成为主流；20世纪40～50年代，在“洪堡原则”[4]指引下，学院派主导着管理研究，兴起了管理科学化运动，实证研究方法成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是管理科学化运动的鼎盛时期，“AMJ等权威学术期刊几乎只接受实证类的文章”[2]，但是代价是“1990年后学者们没有捕捉和研究重大问题……所以理论发展已经停滞不前了”[5]，原来管理学者们的尊严是以牺牲管理理论创新和实践相关性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管理学界开始反思，对用学科合法性排斥实践相关性的质疑之声渐成潮流，乃至实证研究方法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本身都受到质疑[6，7]，直至20世纪末否定的声音依旧不绝，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重新确立，管理研究回归到其“求用”的本真[3]。从这个时间轴上可以看出，IACMR诞生之时实证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已经动摇，IACMR创会会长徐淑英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极力维护实证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呢？原本后发优势恰恰在于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而IACMR引领中国管理学界重蹈并不成功的美国50年前的旧辙，怎么能说是一个正确的逻辑起点呢？ 德鲁克创建管理学（以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为标志）时，美国正处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期。他明明知道：“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顺理成章”[8]，但仍不为金钱所动——结果是挥霍着纳税人钱的学者在管理学外徘徊；冒着巨大学术风险的德鲁克却被学术界和实业界公认为“管理学之父”。“媒体对德鲁克的最恰当评价是：‘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一个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8]其实，研究方法只是工具，研究成果才是目标，沉迷于研究方法恰恰有可能落入舍弃目标的陷阱。德鲁克舍弃实证研究方法成为了“管理学之父”，有多少人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成为令人景仰的管理大师？前者已成共识，后者尚待寻找和讨论；但至少部分地说明实证研究方法与管理理论创新的关系并不密切，相反，倒有分析指出实证研究方法未必有益于管理理论创新。“事实上，不仅中国管理学者最近10多年的实证研究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理论，西方学者最近30多年的组织管理实证研究同样也没有形成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9]“IACMR文”也坦承：“实证方法并不必然导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通常不利于‘管理的中国理论’及‘普适性’理论的开发构建。”换言之，从对管理学发展的价值上看，IACMR发展“三阶段论”的内在逻辑起点也是令人疑惑的。 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管理研究也不能把研究范式置于首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10]。对此，徐淑英有同样的表达：“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理论。从现象出发、从管理实践中鲜活的问题出发去构造研究的科学问题，并寻求合适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问题，才能更好进行理论创新。”问题是IACMR“寻求”到的实证研究方法（并将其作为发展“三阶段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合适”[11]。章凯等[9]果断地指出，“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把实证研究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论”，“错误地将这种方法的严谨性等同于研究的科学性”——这或许就成为IACMR发展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IACMR倡导的情境研究存疑 1.3.1 “两条道路说”④的疑点 “IACMR文”强调：“IACMR在自身发展实践中，一直将促进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作为重要的使命。例如，在IACMR召开的6届双年会中，对中国管理情境特色的探讨一直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无论是领袖级的徐淑英，还是其他“国内外杰出学者”都把IACMR倡导的中国管理情境研究的道路表述为“中国管理研究者在情境化上面临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即‘中国的管理理论’⑤和‘管理的中国理论’⑥。”“徐淑英[13]进而提出，中国的管理研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面对着走康庄大道（‘中国的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⑦（‘管理的中国理论’）的重大选择”，并“提倡……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小道’，鼓励发展更多‘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对此有如下疑问。 首先，通向目标的道路总有一条是最好的。这与“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不矛盾，因为无论从哪里出发，总有一条路是最合适的。从中国出发去研究管理理论有一条什么路径呢？首先不是“中国的管理理论”，理由有二：①在“中国的管理理论”中“验证西方管理理论”的成果只是证明西方理论的普适性，与理论创新是没有关系的；“完善西方管理理论”的成果是不是理论创新呢？文化是管理的土壤，不同的土壤自然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因此，从逻辑上证明在中国文化情境中能够完善西方管理理论并不容易，只能用事实来回答。十几年来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完善”需要梳理，这些“完善”的成果具有怎样的理论创新价值则需要在评判之后才会有结论。②即使是在中国情境下完善了西方管理理论，其实也是在西方管理理论的范畴之内，最终也同对中国当代管理实践所应期待的管理理论创新难有关系。换言之，从逻辑上审视，前一条道路并不能通向中国管理研究所应期待的理论创新，只剩下后一条道路还可以讨论，亦即“两条道路说”并未成立，至多也只有一条道路。 其次，IACMR倡导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得到较少的重视和开发”，即绝大多数学者奔向了易走的“康庄大道”，结果却离目标越来越远。换言之，从实践效果看，“两条道路”说也没有得到验证：绝大多数人奔向了不归路（没有走向目标，甚至背离目标）；极少数人尝试着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行走，但距目标很远（“IACMR文”也承认当前我国学者“对全球管理知识的贡献还非常有限”），这意味着剩下的一条路也尚未走通。 面对这样的窘境，不找到原因怎么继续前行？IACMR一定会对此给出自己的答案：把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水平提升了这么多⑧，研究道路也指得这么清楚，剩下来只能是“科学精神缺失”了，于是出现了令人起疑的“回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前两个前提不成立，那么后一个结论自然就不成立，即所谓的“主流范式”真是管理理论创新的不二法门吗？“两条道路说”真成立吗？不幸的是这并不仅仅是逻辑上的疑点，而且已经被IACMR的自身发展所证实（这两个前提很难成立）。 1.3.2 “兼顾‘情境化’和‘普适性’说”的疑点 “IACMR文”对“管理的中国理论”解读如下：“本土化的理论开发应当始于独特的情境，同时又面向和贡献于国际学术界。”这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对于为什么能够“同时”并没有严密的论证。所谓“普适”的理论，恰恰应该是“去情境”的知识（法约尔和德鲁克的理论即是典范）。管理理论如果是对经验世界高度抽象后的“规律”，难道不应该是普适的吗（法约尔与德鲁克的理论在世界各地已经被广泛应用）？至于理论在不同情境的解释力，应该属于“理论应用”的范畴，情境的独特性自然会影响到情境理论的适用性，需要修正或发展（这意味着情境理论不是理论的最终形态，理论创建并没有完成）。由此，“情境化”成为理论创新的前提，进而演绎出“理论情境化”与“情境理论化”[9]。管理学界是否应该就此提供更充分的论证。 “IACMR文”接着做了展开：“只有重视对‘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开发，深入挖掘中国情境下的文化特殊性信息，才有可能提出有创新特色的管理理论，丰富世界的管理知识。”无论是法约尔、巴纳德，还是德鲁克，所有划时代的管理大师都将“组织中的人”视作管理的研究对象，而“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荣格语），所以文化是管理的土壤。由此，不同的文化会诞生不同的对管理现象的解释和指导，但不等于就是不同的管理理论。“深入挖掘中国情境下的文化特殊性信息”，如“关系、家长式领导、文化价值观、传统哲学思想等主题”，一直是中国管理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概念（如面子、五伦、报、人情等）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贾良定等的研究发现，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关系（guanxi）、关系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成为中国本土研究取得较大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理论。”“CHEN等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中特有的红帽子现象的研究；LIU等关于“人情”和大五人格模型的研究等”也“发表在国际优秀期刊上”。“IACMR文”列举的这些基于“文化特殊性”的理论成果，只能解释和指导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显然不具有普适性（即使对于跟中国情境相近的那些国家有解释力，但对于更多不相近的国家仍然是不普适的），怎么“丰富世界的管理知识”？章凯等[9]列举了这条“情境化”的“理论创新”之路对理论创建有四大“危害”，进一步对该道路提出了质疑。 “IACMR文”强调：“中国管理研究坚持国际化需要兼顾“情境化”和“普适性”的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手抓”意味着是两件事，并认同“普适化才是理论发展的最高境界”，这已经意味着“情境化”是理论发展的初级阶段，并预言：“当本土化理论经过开发检验，具备了更多的普适性特征，也必然会走向世界。”前者（“情境化”）的成果“IACMR文”还举出了一些实例（本节已有引述），虽然能否“在此基础上发展‘普适性理论’”尚不得而知；后者（“普适性”）既未给出如何“开发检验”就能使“情境化”的理论“具备更多的普适性特征”，也未见“IACMR文”给出成功转化的成果，便意味着这个预言仍停留在想象中，这自然就给质疑留下了空间。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事——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创新，人为地将其拆分仅仅是出于“情境化”理论不具有普适性，还需要“开发检验”。对于十几年来IACMR的理论贡献有限（相对于近20～30年来管理理论的停滞[5，9]，这不是IACMR的过错，只是他们尝试突破这种“停滞”尚未见成效），“IACMR文”给出的诊断是“对中国管理现象的情境化挖掘深度不够”，并进一步明确为应该“深入挖掘中国情境下的文化特殊性信息”，这才导向了背离“普适性”的结局。理论本应具有普适性，何来高下之分，只有真伪之别。 “深入挖掘中国情境下的文化特殊性信息”的导向阻断了“管理的中国理论”普适化，能否理解为没有发现中国情境中的重要问题。陈春花认为：“当下，中国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要复杂得多，发展速度又非常之快，这些都是西方企业所没有经历过的[14]”，指出了学者应关注的鲜活问题并不在“文化的特殊性信息”中，而是在“西方企业所没有经历过的”“复杂得多”的中国管理实践中。对于什么才是管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不妨先列出几个影响较大的问题集： 2010年陈春花[15]提出的“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管理实践的独创性在哪里”“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等； 2011年郭重庆[16]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公司/大学治理结构”“中国企业重新定义”“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中国社会建设的架构和路径”“网络环境下的管理再定义”等； 2014年徐淑英等[5]提出的“管理者们的过度贪婪”“贫富分化的加剧”“商界人士与政治家之间的勾结”“公司的社会责任”等； 2016年任正非[17]提出的“华为如何走出进入无人区的迷茫”“智能社会对管理的新挑战”等。 这些重要的问题并没有以“文化特殊性”作为遴选标准，却都是当前“中国独特（的）管理困境和问题”，是迫切需要管理学者给予解释和指导的。可见，找到“重要问题”并不容易，貌似最能代表中国情境的“文化特殊性”，反倒更有可能被“特殊性”限制而无法实现普适性，同时还会阻断我们去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有找到“重要问题”，并“坚持用一贯的科学研究标准和普适价值体系来对事物进行判断”，才能期待由此得到新的理论具有普适性[18]，从而“丰富世界的管理知识”。 这些“鲜活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并不完全是中国情境中的管理问题，已经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要想从中找到属于管理学的重要问题还需要深入观察，相关话题留待后文展开。 关于“什么是管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还可以回顾一下成功的范例。远的有德鲁克的经典三问：“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谁是我们的客户？客户的认知价值是什么？”他在解决这3个问题的过程中创建了事业理论[19]：还有德鲁克的经典五问：“①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②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我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③我应做什么？我如何工作？会有什么贡献？④我在人际关系上承担什么责任？⑤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20]，他在解决这5个问题的过程中创建了自我管理理论。近的有陈春花[21]的“如何让更多的人发挥其所拥有的天赋和才华”，她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激活个体：互联网时代的组织管理新范式”。 1.4 “回归科学精神”阶段何时结束？ IACMR在2013年重点转入“回归科学精神”阶段，只能说明一个规模够大、权威性够高的学术组织要将科学精神贯彻始终并不容易，仅仅靠呼吁、提倡并不能落到实处，因为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考核指标对其学术行为的影响更大。2013年IACMR表达的扭转违背科学精神的决心令人尊敬，同时也令人担忧，因为塑造学者的科学精神并不是一个学术组织（或任何一个组织）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可以助推，却不能决定。 特别是在“中国管理研究群体迷失”的当前，那些对中国学者更具影响力的组织，如“商学院”（管理学院）、“学术官方机构”（如基金资助机构），甚至政府机构（如教育部、科技部等）都是“群体迷失”温水煮蛙模式的制造者。况且，学者学术水平评价指标本身就是舶来品，中外皆然，“水温”一样，谁来“升温”？如何下手？一时无解是可以理解和无奈的。 IACMR“回归科学精神”阶段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因为学者科学精神的树立不是IACMR所能左右的，甚至不是IACMR所能影响的，这个阶段如何结束？何时结束？便成为一个决策者必须思考而又难于回答的问题。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回归科学精神”阶段结束后，第四阶段将会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无法回避却很难回答的问题。按照IACMR的宗旨，下一阶段“回归情境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但整个循环就显得低效，两次“回炉”不是所有关注、热爱IACMR的学者所希望看到的。 IACMR统领中国管理研究的策略就是“情境化、普适性两手抓”，而且是“从情境化入手”，所以第四阶段如果不是“回归情境研究”将会是什么？何时开始？这些均令人期待却难以回答。 2 IACMR的成效是什么？ 通常，衡量组织成效的大小会将其取得的成绩与其目标相比较，并由外部来评价[22]，本文也从此视角出发来考察。 “IACMR文”指出：“其（IACMR）目标是为国内外从事中国管理研究、教学以及实践的人士之间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成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仅仅是前者，定位就不高，因为这样的平台很多，只要存在，都是平台，有了后一句，其定位就不同于其他平台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可以欣喜地看到这个目标已然实现。 首先，根据“IACMR文”提供的数据，作为平台的样式——“双年大会”“工作坊”“期刊”“书籍”“其他资助类活动”均发展很快。“国际化、高水平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会员中“杰出的非华人学者”有“许多”；参与上述活动的“国内外杰出学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学者”都有“一些”），规模越来越大（历经12年，作为IACMR标志性的学术活动“双年大会”参会人数增加了156%，已逾千人；投会论文数量增加了136%，已达680篇，其中英文论文始终多于中文论文；中外合作论文增加了465%，已近百篇）。IACMR的成绩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其创设目标完全实现了。 其次，在中国管理学界中，IACMR深入学者心中的声誉可谓是其他专注中国管理研究的学术主体无可匹敌的。例如，年轻的学术新秀更渴望加入到IACMR的队伍中；资深的学术精英心目中IACMR的地位也是最高的，等等。无论是在气势如虹的当下，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IACMR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学术领袖地位，说其目标已然实现也不会有任何异议。 从这一视角，将IACMR视为推动我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显然是自谦，甚至可以说是主导力量，是领袖。正是由于IACMR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国管理研究也在借鉴和学习中获得快速发展”。但“提供平台”、“提升声誉”都只能是手段，都是为目标服务的，即利用“平台”和“声誉”去做出什么来才可能是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IACMR的目标应该是“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和传播有关中国管理的知识”，按照IACMR的解释主要就是创建和传播“管理的中国理论”。与这个真正的目标相比较，从“IACMR文”中并没有看到IACMR有多大成效：“管理的中国理论”“得到较少的重视和开发”；“中国管理研究在加速走向国际舞台的同时，对全球管理知识的贡献还非常有限。” 其实不必纠缠于措辞，只需尽力去理解：此字面上看，其目标（“提供平台”）已然实现；从实质上看，其目标（“创建理论”）并未实现。换言之，从形式上看，国际化进程加快；从实质上看，理论创建徘徊不前。说没有成效，IACMR红红火火；说有成效，学术贡献欲说还休：如何收获更多的理论创建成果更值得期待！ 3 是国际化还是管理理论创新？ 3.1 对国际化的种种疑惑 “IACMR文”指出：“IACMR在其每一个阶段尽管侧重点略有不同，但其核心都在于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并定义：“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国际化：①研究主题与范式的国际化；②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主要指学术成果融入国际学术社区、国际交流的拓展，以及国际学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等；③学者个体的国际化。”对于这个“核心”应理解为“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即IACMR主要是通过国际化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和传播有关中国管理的知识”的。如果要从其定义的3个方面去评判中国管理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在IACMR的推动下十几年来有怎样的提高，就得先追问一下这3个方面国际化的内涵，而这又得从取得对国际化内涵的共识开始。 3.1.1 什么是国际化？ “国际化”由“国际”与“化”组成：“‘国际’’既指‘国与国之间’，又指‘全世界各国之间’，既是双边的，又是多边的，甚至是全球的”；“‘化’作为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状态或性质”，即‘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结果；它注重指向，当然也有强调程度的含义”。由此，对“国际化”的共识应该是：国际化是描述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它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动程度。“‘国际化’可理解为走出本土”，与“‘本土化’相对立而存在”[23]。由此可知，国际化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它关注事物发展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与一国独自发展相对立而存在。 3.1.2 “研究主题与范式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得如何？ 从汉语权威词典得到的以上共识出发，“研究主题国际化”可理解为“研究主题产生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学者互动程度的一种状态”。“研究范式的国际化”亦同。 研究主题国际化未见“IACMR文”专门论证，所以无从评判。研究范式国际化“IACMR文”倒是着墨甚多，但只是围绕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展开，似乎有实证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范式的焦点，其他都是不值得关注的意味。不过，却与“研究范式国际化”应有的本义无关，因为这个“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是不同国家学者之间互动的产物，而是美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一种灌输。鉴于此，十几年来IACMR推动“研究范式的国际化”的成效表现为培训了几百名熟练掌握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青年学者，至于这些青年学者做出了怎样的理论创新却没有下文，而那些原本就掌握主流范式的学者即使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也与IACMR没有关系，何况这仅仅是一个假设。由此，“研究主题与范式的国际化”还需要清晰的梳理与得力的推动。 3.1.3 “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得如何？ 从以上共识出发，“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应该是指“学术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不同国家学者参与程度的一种状态”；而与“学术成果融入国际学术社区”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学术成果在哪个国家的媒体上发布仅仅是一个结果，而国际化恰恰只关注过程。换言之，学术成果的发布与国际化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结果只能说明“国际化”的成效，绝非国际化本身。谈论国际化，就是要关注“国与国之间互动”的过程或状态，结果是代替不了过程的，因为“本土化”也不是一定就不能达到同样的结果。极而言之，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权威学术期刊上，在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国外学者的参与，也就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是从什么意义上认为这就是国际化的成就？“国际交流的拓展”与“国际学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可能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有关，但是关系太模糊，难于形成一个评判指标。“IACMR文”中唯一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有直接关系的数据是：“双年大会”上国际合作的论文数量有较大增长，但是更关键的互动状态与互动质量如何却没有下文。鉴于此，十几年来，IACMR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的成效是“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尽管这同对中国管理研究“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状态”的描述一样也十分模糊，却是一个实在的结果，只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连“I ACMR文”自己也承认“非常有限”。由此，“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也需要清晰梳理与得力推动。 3.1.4 学者个体怎么国际化？ 从以上共识出发，“学者个体国际化”是最令人疑惑的，因为学者个体作为一个自然人，既不可能与“国家之间”发生什么关系（国籍是一个说辞，但与“IACMR文”论述的“国际化”也并无关系），更无从拟定其是否国际化的评判指标。国际化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与状态的描述，中国管理研究是“事”，因此，有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区别：既可以多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如后进的国家学者希望与先进的国家学者合作以提升自身研究能力），也可以一国学者独立去研究（如先进的国家学者不都是关心帮助后进国家的，反而多数是专注于如何继续领先）。学者不是“事”，不可能有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区别，尤其是学者个体，根本不存在“国家之间的互动”状态；群体中是有可能出现不同国家个体间的互动，但这个互动只可能发生在“研究”这件事上，而不可能发生在学者自身上，所以“个体国际化”是一个缺乏严密论证的命题。 现实中，不少管理学者认为：“所谓学者国际化，就是你能用英文发表、报告、上课等；因为英语是最国际化的交流媒介，掌握了，就国际。”学者“能用英文发表、报告、上课等”是一种学养，它会提高国际化的效率和降低国际化的成本，但却不是国际化本身（当然这是依据汉语词义的解读）。英文是当下国际间最主要的交流工具，但就此定义“掌握英文就国际（自舍“化”字）”却足够随意，因为对此证伪不难（英文仅仅是工具，而且工具还很多）。例如，有些中国国家领导人不大掌握英文，但是很“国际”（“发表、报告、上课”）；英文同声传译英文非常纯熟，但是只能传声，很不“国际”（“发表、报告、上课”）。这并非是小题大做的文字游戏，因为学者间的交流如果违背交流语言的规范，随意地定义概念不仅会导致交流不畅，还可能有更大的副作用；还因为对于基本概念给出符合交流语言规范的定义更是学者的基本素养。 从常识推演理解不了现实中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定义。一位笔者很尊重的学者告知：“所谓国际化，无论就个人还是群体，就是用英文在主流的英美，主要是美国的学术期刊（有“公认”的名录）发表文章。”当然这有一句潜台词：“文章”的作者不是“英美”的学者（也包括“英美”互投），如果是，就没有“国际”的影子，完全就是一国之内的“事”。对于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这一定义需要严密的论证，不知在哪里能够获悉，还需专家点拨。该定义之下的“国际”色彩仅仅在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得到英美学界的认同，才能算是“国际化”的成果——这显然很难成立，因为“认同”是对结果的判断，而国际化是对过程的描述，与结果无涉。这个对国际化的“唯一解释”显然是偷换了概念，将国际水平的结果等同于国际互动的过程。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就一定是当今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吗？不说美国学界自己的质疑，就看“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95%以上的论文……‘都在吃别人嚼过的馍’[24]”，答案就已现端倪，只有请下这个定义的学者来解惑了。这一切，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综上所述，“IACMR文”给出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定义”难说成熟，期待更进一步的探讨，那么就不能从严格的“定义”出发，只能从事实出发来判定十几年来IACMR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成效了。 3.2 可控的国际化和不可控的管理理论创新 “IACMR文”指出：“成立10多年来，参与IACMR的学者规模日渐扩大，国际化、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IACMR的学术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目前，IACMR已拥有注册会员逾8000人，其中也包括许多杰出的非华人学者”；“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规模和比例也在逐步增长”；“‘双年大会’上，英文论文数量多于中文论文数量，国际合作的论文10年间由17篇增加到96篇；海外学者论文由78篇增加到120篇（严格说这不是一个直接指标）”；“对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MOR既吸引了相当大规模的国际学者发表论文，也相应地促进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合作”。这些变化已足够说明“IACMR为推动中国管理研究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IACMR文”的以上逻辑是成立的，因为事实上IACMR确实为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其他社群所没有做出的贡献。 IACMR将“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作为工作的“核心”，是因为它把“国际化”视作“创建和传播有关中国管理的知识”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在“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管理的中国理论”却少人问津：其间的必然联系并未得到证实。作为一个“以促进中国情境下企业组织与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己任”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最终还是要以“创建和传播有关中国管理的知识”为目标的，所以“国际化”并不能成为一个追求，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放弃。 至此，如将IACMR的“目标是为国内外从事中国管理研究、教学以及实践的人士之间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视作笔误，不如将其视作前期目标更合适，因为这个目标是与“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是IACMR领导层可以控制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和传播有关中国管理的知识”可视作终极目标，因为它至今还是不可控的。不可控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其难度更大，而且还因为IACMR选择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合适（已在弥补）；指明的研究道路尚未走通（并未反思），以及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仍未实现（尚在努力）等，如何走出徘徊迷局值得期待。 3.3 值得尊敬的域外精英和值得期待的本土领袖 IACMR创会主席徐淑英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学于并成就于美国，其学术成果享誉世界管理学界，其学术魅力独步华人管理学者群，曾荣膺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立志报效于中国（她说，“我最重要的工作将会是关于如何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以及如何去发掘中国管理实践中值得研究的问题”[25]），为中国管理研究走向世界竭尽全力，其心可鉴、其诚可敬、其风可仰。正是由于她的智慧、人脉与魅力，IACMR成长迅速；正是由于她与国内外学术精英的竭尽心力，IACMR学术行为的丰富和影响力的持久是同类学术组织只能望其项背的，其引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领袖形象跃然纸上。徐淑英是域外精英的代表，为了中国管理研究奉献余生令人钦佩和景仰！ 在徐淑英的引领下，IACMR领导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盛事可圈可点；然而，国际化只是扩大了参与其中的学者的范围（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以及由此而来的研究视野、学术思想和研究经验的互补。如果形象地描述国际化的实际价值，可否借用正态分布曲线的形状？极而言之（正态分布曲线的两端），如果中国学者力量微乎其微，有似于无，任由外国学者主宰，就像过去的100年那样，管理学蓬勃发展，却缺少中国学者的贡献，此时的国际化（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互动）几乎没有价值；如果中国学者力量足够强大，成为主宰管理学发展的主导力量，没外国学者什么事，同样国际化（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互动）也几乎没有价值，当然这可以是梦想。只有在中外学者力量相当时（正态分布曲线的中点），国际化的价值才能达到峰值。这是因为国际化的有效机制不在于中外学者同台的规模与频次，而在于中外学者之间的视野互启、思想碰撞与经验互补。以这个常识观察，IACMR所领导的国际化过程中，中外学者的关系非常接近于师生，且只有规模与频次的描述，未见互动的精彩，即这种国际化的价值趋近于正态分布曲线的端点，必然导致“中国管理研究要真正实现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化只是路径或手段，以中国学者现在的力量水平，是否有必要把国际化作为首选目标？中国学者有着接触中国管理实践的巨大优势，对于研究的起点“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国的管理研究社群正在不断成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管理学报》组织的系列学术会议[25～27]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定位，从而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时代正在呼唤本土领袖登场。在解决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管理理论，当然欢迎友善的外国学者参与，却没有必要放弃主导权。事实证明，把希望寄托在域外精英身上，把领袖地位拱手相让，虽然他们也恪尽职守，甚至殚精竭虑、身先士卒，却成效有限。 我们需要记住德鲁克的忠告：“管理者不能引进”、“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28]，我们应该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与IACMR友好竞赛，共同为中国的管理研究健康发展贡献智慧、挥洒激情。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不看有多少外国大腕参与进来，不看有多少外国权威期刊发表中国学者多少文章，只比谁在中国情境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强，谁解决问题的效果更好，谁对中国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贡献最大（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管理知识是自然而然的）取长补短、和衷共济、不断前进。 2002年，当德鲁克获得由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美国公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奖章”时，颁奖仪式上对他的评价是：“德鲁克大量的著述，使我们的国家极大地获益，并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以及现代商业世界。美国上下将共同庆祝他的卓越成就。[19]”当前，中国管理学者更需要追寻德鲁克的脚步，在以独到的学者眼光于管理实践中为国家做出有效性贡献的同时，获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敬重！ 4 管理理论是什么？ 在创建管理理论的百年长河中，为什么出现了“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不断纠结，而且还会一直纠结下去[29]。对此学者们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却没有人愿意指向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所有的解释都没有深入到管理的本质层面，或者说“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对此给出了深刻的解答，却少有管理学者愿意关注——德鲁克集一生之体察于晚年给出了这一警示：“管理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科学⑨，而是一种实践[31]。”对此警示，笔者愿意提交一份答卷，期盼匡正。 4.1 在科学体系中寻找管理学的定位 4.1.1 对科学体系的认知 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由于理性地生存和发展才创建了当代的生存环境⑩，并形成了支撑其创建物质环境的科学技术体系：如果说前者是人类理性的物质体现，那么后者就是人类理性的精华。 目前，国内对于科学技术体系的划分有3个体系的影响力较大：①传统的划分（哲学统领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33]；②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统领下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等）[34]；③教育部的学科目录[35]。前者相对简捷，但是严谨性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从命名上就可见一斑；中者以意识形态统领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是硬伤，且过于庞杂；后者是当前国内各领域专家的共识，但只是一个学科罗列，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体系。笔者基于顾基发[36]提出的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在此提出另一个科学体系(11)，即物理科学、事理科学和人理科学。简述如下。 人类通过几千年的理性思考，逐渐形成了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这类知识体系是研究物质世界的，故可将其称为“物理科学”；与此同时人类形成了认识自己的知识体系，可将其称为“人理科学”；认识自然和认识自己是为了更好地与自然和自己相处，为此人类必然要付诸行动（做事），而做不同的事有不同的程序、规则、方法、经验和规律，可将这类知识体系称为“事理科学”。具体而言，物理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均与客观世界的物质相关；人理科学包括生理学、心理学、文艺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数学、哲学等，均与主观世界的人的生理、心理、人际、情操、思维相关；事理科学包括工程技术、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均与“做事”相关——以此尝试对现有的科学门类做一个整合，简洁地实现统一。 由此出发，管理学只是事理科学中一个特殊的分支，因为管理学是提高做事效率的知识体系，其揭示的做事规律是所有事理科学都需要遵循的。对于管理学的属性与定位已有很多论述[37，38]，本文从事理科学的属性出发，提出一个不同的解读。 4.1.2 属性与方法论 4.1.2.1 事理科学的属性与方法论 （1）事理科学的定义几乎人类所有有效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可称为“做事”，因此，事理科学数量足够庞大。例如，所有的工程科学（从最古老的机械工程到最现代的宇航工程等）都属于事理科学。为更好地理解事理科学，需要先对物理科学和人理科学做一个界定。前者是指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后者是指研究人的生理和精神（包含文化与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而事理科学是指研究人类有效改变现状的行为（做事）规律的科学。 （2）科学的属性为了更好地理解事理科学的属性，需要将其与物理科学的属性和人理科学的属性进行比较。 （i）物理科学的属性物理科学属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求知（求真），认知事物的属性，是为了积累知识——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事物的属性是从事物中抽取出来的，“抽取”的主观性决定了只能研究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因此，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的明确“划界”[39]，即探索既定前提下的事物运动规律——它以分析为主要手段，即通过不断细分研究对象来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物理科学属于基础研究，最终将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 （ii）事理科学的属性事理科学属于实践研究。实践研究的目的是求用（求善），要把事情做好，是为了正确行动——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它以事项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一个有着多种属性的事项[39]，即要处理好事项中不同属性的事物的关系——它以综合为主要手段，需要将抽象出的、分解后的不同属性协调好，整合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事理科学属于实践研究，需要综合运用物理科学与人理科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做事”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最终也会形成自己的做事程序、规则、方法、经验和规律，但不会演变出布什模型[40]意义上的基础理论。 （iii）人理科学的属性人理科学兼具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性质。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人理科学最终会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和据此理论的做事程序、规则、方法、经验和规律。 （3）科学的方法论为了更好地理解事理科学的方法论，需要先了解物理科学的方法论和人理科学的方法论。 （i）物理科学方法论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研究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其成果往往是精确的数量关系的表述，定量研究是其主要方法。 （ii）人理科学方法论研究人的生理，实证的定量研究方法和归纳的、演绎的定性研究方法兼用；研究人的精神涉及文化，思辨的定性研究和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均很重要。 （iii）事理科学方法论事理科学通过综合运用物理科学和人理科学的相关知识，完成特定情境下的特定任务，需要综合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4.1.2.2 管理学的属性与方法论 （i）管理的本质是“做事”管理在达成组织目标的进程中，主要功能是提高组织效率，是人群做事的一种通用手段，所以属于事理科学。管理的复杂性在于其是通过协调人去做事的，更是在于人既是做事的资源，也是做事的目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化不定的环境决定了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解决方案。事理科学的基本特性决定了管理学的属性和知识形态。 （ii）管理学的属性管理学属于事理科学，自然具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管理问题的根本属性。举例说明如下：德鲁克指出，“管理者的眼光、奉献精神和诚实决定了管理水平，其次才是方法”[8]，这说明解决管理问题仅有管理知识是不够的，甚至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综合多学科知识（这里就涉及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共同解决管理问题。德鲁克还说，“中国公司的多数领导人，若想抵御尚未来临的严酷挑战，必须首先锤炼对公司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8]，这里也涉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德鲁克的管理箴言处处都体现了管理学具有事理科学的属性。当代最具权威性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和马奇，都不是只研究管理的学者，他们均涉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29，41]也能够说明管理学的事理科学属性。换言之，能够解释和指导管理问题的知识，并不一定属于管理学，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同样可以解释和指导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很多学者都是来自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同样也在证实这一论点。 作为事理科学的管理学自然属于实践研究（这是对德鲁克晚年强调的“管理是一种实践”的合理解读），需要综合运用人理科学（如心理学等）与事理科学（如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12)来解决管理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最终会形成管理的程序、规则、方法、经验和规律，但不会演变出自己的布什模型意义上的基础理论。明茨伯格早就说过：“管理是一种做法，它利用和使用了科学知识[30]。” （iii）管理学的方法论管理学遵循事理科学的方法论，即综合运用人理科学与事理科学的相关知识，创造性地面对特定的环境、资源和人员，在特定的时间内为完成组织目标尽可能地提高组织效率。因为特定的环境、资源和人员不可复制，因此，目标的达成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即不存在定量的数学模型和普适性的操作模式(13)，即实证研究方法不是解决管理问题的有效方法，它只能产生价值微小的学术碎片或毫无价值的“自娱自乐”[24]。管理研究是实践研究，需要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去解释和指导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且以定性研究为主。 4.1.3 知识形态 4.1.3.1 事理科学的知识形态 合理的程序是做事高效的前提，所以任何一门事理科学首先会积累自己程序性的知识。换言之，程序性知识往往被先驱者先行积累，而为后来者不断完善。 “程序性知识揭示的是“规律和机理”，而“规律推不出规则，或者说机理推不出操作”[42]，因此，需要“设计”[2]。设计是依赖实践经验的，任何一门事理科学接下来要积累的是现场性知识。本文所言的现场性知识是指学者在管理实践中发现的管理规律，类同于马奇所指的“经验知识”。之所以命名为“现场性知识”是要强调这类知识不仅是学者身临现场的产物，而且是只有身临现场才能真正掌握与运用（法约尔[43]早就说过，“没有原则，人们就处于黑暗和混乱之中；没有经验与尺度，即使有最好的原则，人们仍将处于困惑不安之中”）。 尽管现场性知识是在特定环境下经验的升华（从泰勒一直到德鲁克很多沉浸在实践中的学者都是典范），具有普适性，但不可能穷尽事理，而且环境是变化的，所以更需要积累“前瞻性知识”，以在变化了的新环境中取得主动，最终形成完整的事理科学。这是从知识积累的过程进行描述的。 从知识本身的属性出发，事理科学的知识形态就是两类：现场性知识和前瞻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本身就是现场性知识的一种，只因其是“做事”高效的前提，是对“做事”全程的总体把握，贯穿于“做事”的始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将其独立出来讨论；还因为它是任何一门事理科学独自拥有的“硬核”（如机械工程中的机械工艺学等）。现场性知识与前瞻性知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已发生的管理现象背后规律的抽象；后者是从已发生的管理现象和环境走向中捕捉到将要发生的管理趋向并给出提前的认知。 4.1.3.2 管理学的知识形态 从理论上看，管理学的知识形态应具有事理科学的特征；从实践中看，人类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管理知识，也可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 管理学的事理科学属性并不排斥建立自己的“硬核”，因为做不同的事必定有不同的程序、规则、方法、经验和规律。管理学的知识“硬核”可以简捷地表达为现场性知识和前瞻性知识。 （1）管理学的现场性知识现场性知识是在实践中积累的，在特定的范围、甚至是很大的范围内它都是有效的，但不一定、甚至是不可能放之四海皆准的（德鲁克说“各种组织里90%的问题是共同的”[30]）。现场性知识更偏向属于成中英等[44]所说的知识哲学范畴，属于学科的“硬核”，由以下3个部分组成： （i）程序性知识管理学的先驱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就属于程序性的管理知识，他率先提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实质是对管理过程的提炼和归纳。随后，孔茨构建的管理学体系（五大职能说）、罗宾斯构建的管理学体系（四大职能说）和德鲁克开启的管理学体系（陈劲[5]将其归纳为“领导与计划、运营与创新、资源与能力、治理与控制”）都是对法约尔过程理论的不断完善。此后，巴纳德的组织管理理论、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科特的领导理论等都是对管理过程理论更深入的拓展。 （ii）规则性知识群体要把事情做好，必然要依赖规矩，远的有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近的有陈荣秋[46]的12条管理原则。 （iii）方法性知识重在操作的有效，直接运用于现场。如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理论、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哈里的六西格玛（6σ）理论等。 从泰罗、法约尔、巴纳德到德鲁克、明茨伯格、柯林斯无一不是积累现场性知识的大师；国内的陈春花也是积累现场性知识的典范。 （2）管理学的前瞻性知识管理学者显然不会满足于现场性知识的积累，必然会在更广阔的空间（如对未来环境的预判）进一步获取前瞻性知识。前瞻性知识更偏向属于成中英等[44]所说的管理哲学范畴。由于“前瞻性知识”是一个不成熟的杜撰，暂不能进行严密论证，只能实例论证。 美国管理协会指出：“如果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管理的话，那么，德鲁克无疑是最伟大的发明家”[47]，他的管理理论不仅被明茨伯格、柯林斯、盖茨、格鲁夫、韦尔奇、赵曙明、陈春花、张瑞敏、柳传志等中美知名学者与企业家高度赞扬，而且为世界130多个国家（他的著作多达40余种，被译成30多种语言）的管理学界与实业界所推崇[47]。他发现了“机构是社会的器官”，而“管理是赋予机构生命的、充满活力的、能动的器官”[47]。这是对“管理就是一种实践”的具象概括，是与法约尔将管理活动从企业其他5类活动中独立出来一样精彩的理性抽象，也可以说是对法约尔的精彩抽象的延伸和具象化，所以从德鲁克身上看到的精彩具有权威性。 德鲁克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诸多范畴，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恒久的穿透力”，因此，德鲁克具有“天然预见性的独特思维方式”，“他总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他的预见几乎都被证实了”[47]，他是名副其实的提供前瞻性知识的大师。通过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回顾，会有助于对前瞻性管理知识的理解，以上是实例可信性的原因。 “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人，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比德鲁克更能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代初，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代，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8]。德鲁克第一个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一个提出自我管理；第一个定义“知识工作的生产力”；第一个宣称：“管理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其成就是以管理结果来衡量的，而不是以学术奖励”；93岁还出版了《下一个社会的管理》。德鲁克的预见性如此持久，令人惊叹，而且他的预见“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以及现代商业世界”[19]。 从中可以看出，前瞻性知识的两大类：对事物发展主要矛盾（环境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的本质）的前瞻；对知识生长点（环境变化在知识上的需求）的前瞻。前瞻性知识可能来自对未来足够清醒的认知，也可能来自对过去足够彻底的突破。例如，德鲁克的知识工作管理理论，是对未来环境的清醒认知；而自我管理理论则是对过去管理理论的彻底颠覆。 通过对科学体系的简捷整合，以及对事理科学属性的认知，可以换一种角度认识管理学是什么：管理的本质是“做事”，所以管理学属于事理科学。“做事”就是实践，所以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事理科学的属性）：这应该是解读德鲁克“管理就是一种实践”(14)论断的一个合宜的视角。 德鲁克曾说：“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22]，晚年又说：“管理不是一门科学”，字面上看有些自相矛盾，但从管理学的事理科学属性上看，事理科学是要综合运用物理科学和人理科学的相关知识来达成做事目的的，并不具备布什模型意义上的基础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管理不是科学”（即“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科学”），但是管理学还要像所有的事理科学一样，需要积累属于自己的“硬核”——现场性知识和前瞻性知识，德鲁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创造了管理学。刘文瑞[48]曾有类似的表述：作为知识（knowledge）意义上的管理学“是‘学’无疑””；而“-ology”意义上的管理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学”(15)。 4.2 学者队伍的建设值得反思 管理理论是由管理学者创建并传授下去的。从这个常识出发，管理理论发展史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管理学者自身的品质决定的。真正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发展的关键，不是国际化的程度，也不是平台的建设，只能是建设一支拥有正确价值观且具有解决管理实践问题能力的学者队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4年前IACMR就吹响了“回归科学精神”的号角，但与彻底重建队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是现实在跟学者开玩笑，非要把大家放在一个如此纠结的学术机制中，让如此众多的学者选择了违心的跟风，还是人们活着就躲不过价值观的引领，迟早都要补上修炼品格，完善价值观这一课的，何不趁早？在跟风成为主流的管理学界，也有一些独善其身的学者，尽管稀少，但确实存在。他们知道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书写自己的学术史，也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乎身家幸福，难得的是他们虽然具备足够的能力去迎合机制讨回自己的富足生活，但在良心面前却选择了独善其身——机制设计者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有追求、有思想的精英？为什么明知错到不能再错却始终未能启动改正程序？也许是因为这一顽疾是普适性的，并非是中国特色——现行机制造就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仍具有把控权，改变意味着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失，于是弱势群体中的精英只能独善其身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而绝大多数学者都为了眼前的生存而不得不迎合、附势。现今的情势说明，“回归科学精神”绝不是哪个组织能够实现的，学者队伍重建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学术运行机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的实现。 5 结语 通过提出对IACMR发展“三阶段论”的内在逻辑、IACMR的成效及其引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进程中的几点疑惑，并对管理理论的本质从一个不成熟的视角做了探讨，对管理学发展道路给出了一个圈外人的理解，即历史上的管理科学化运动背离了管理学的根本属性，理应及早中止，尽快走上符合管理学根本属性的管理研究的正确道路：博览群书（因为事理科学是综合运用物理科学和人理科学的知识来解决“做事”中遇到的问题的）、沉浸实践（因为“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研究自然就是实践研究，实践研究不仅以综合为手段，而且需要有实践经验），从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不以“文化特殊性信息”为选择标准）出发，构建新环境下的管理学的现场性知识和前瞻性知识，为世界管理知识的积累做出切实的贡献。 如此解读管理理论，还有一个推理，即管理学院不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而是培养组织管理人才，正如工程技术学科培养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工程师一样，管理学需要培养服务于管理实践的管理设计师。正如德鲁克所告诫的：“迅速培养称职的管理人才和创业者，使他们能与世界顶级强手竞争，显然是中国最需要的，也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19]。”不是培养熟读管理学的专才就能够解决现实中的管理难题的，而是需要培养视野开阔，通晓多门学科（特别是与管理相关性更大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正如德鲁克、马奇一样[29，41]）的综合性人才；不是培养从学院中来到学院中去的“学院派”人才，而是需要出校门后至少要沉浸在企业10年以上（陈春花语）的实践型人才（明茨伯格早就指出向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教授MBA课程是错误的[30]）。 对以基本常识和逻辑解读“IACMR文”的反应，可以预见的是：因事关管理理论创建，“执著者”会选择关注；因基本常识与逻辑属于浅见，“高手”会选择不屑；因为IACMR是顶级的存在，“智者”会选择观望。可以希望的是：如本文的常识和逻辑演绎错误频出，则不屑分心，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本文的演绎有可取之处，对IACMR的发展重新梳理，以期再现一个无疑无忧的、健康成长的组织形象。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基本常识与逻辑映照下的尴尬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挥之不去。 作为圈外人，不可能有理论建树，但可以有选择：理论创建需要学养深厚；选择只需要价值判断。当今中国管理研究迫切需要选择德鲁克之路：越来越多的博览群书、沉浸实践的管理人才走在管理学发展的康庄大道上。随着管理实践的不断变化与丰富，管理知识的积累会越来越多，这其中由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独特与恢弘，中国管理人才在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必然会对世界管理知识的积累做出更大贡献！ 尾声“IACMR之路”与“德鲁克之路”是不同的管理研究道路，无论是实业界还是社会均承认德鲁克对管理学和社会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学术界德鲁克也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16)，但是学术界的“科学派”质疑德鲁克的声音似乎仍很顽强，因此，在当下的中国才出现了以IACMR为代表的“发展道路”：这一迷局终究会被彻底解读。 致谢本文初稿先后得到韩巍、谭力文、王学秀等4位学者指正，提出很多尖锐的批评性意见，使成稿消除了不少浅陋，终因学识有限及对自我认知的坚持，争议分歧在所难免，所以致谢的同时致歉，以求心安。 ①由于引用“IACMR文”较多，所以本文中凡是引文未加注者均引自此文。 ②“IACMR文”强调IACMR发展的3个阶段“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这里用“重点”与其相呼应。 ③即使是循此序渐进也应是倡导科学精神，而不应是回归科学精神，因此，无论怎么看这个“循序渐进”都是不成立的。 ④也有学者提出“三条道路说”[9]。这里只针对“1ACMR文”的“两条道路说”提问。章凯等[9]说的第三条道路即是下文的“普适性”，留待后面提问。 ⑤“IACMR文”中用的是“中国管理理论”，为了形式上和大多数文章一致，本文还是采用“中国的管理理论”。 ⑥此译名值得商榷：从中文词义上看，“中国的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并没有差异：前者的视域是“管理理论”，指“管理理论”中的中国理论，以区别于美国的管理理论（如果有的话）；后者的视域是“中国理论”，指“中国理论”中的管理理论，以区别于中国的其他理论（如中国哲学）。两者所指其实是相同的，只是放在两个视域中的不同表达，但是命名者和响应者对其解读时，这两种表达竟有了与中文词义完全不相干的含义：前者是“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和完善西方理论”；后者是“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12]（前者译为“管理学在中国”会更符合命名者的本义）。 ⑦对“康庄大道”的使用也与中文本义有违：尽管“羊肠小道”与马克思对攀登科学高峰的描述一致，但是“康庄大道”的本义是“比喻光明美好的前途”，显然是值得奔向的，而这里对“康庄大道”的赋义却是不值得奔向的，很难说这是活用。 ⑧需要指出的是，IACMR中有很多外国“杰出学者”，他们的“研究范式”水平本来就很高，因此，IACMR对现状的忧虑，既不应归结为中国学者研究水平不够高，也不应归结为“研究范式”是否主流，而应该找找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⑨德鲁克此前就说过，“管理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科学”[30]；彼得斯也认同，“管理不是一门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永远不是”[30]。明茨伯格则认为：管理“主要像一门手艺一样，而且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艺术。”[30] ⑩此处的理性强调的是，在科学家已经命名的139万种（最新预测有870万种）物种[32]中，唯有人类具有理性。人类历史上的非理性行为并不能否定人类是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种的结论，何况人类具有反思、纠正非理性行为的能力和实践。 (11)尽管至今学界对“科学”和“技术”的定义并未统一，但基本趋同。技术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其内涵超越知识和经验，扩大到技巧和诀窍等手艺，但终究可以表达（带徒弟），仍可视为一种知识，所以本文从科学与技术都是一种知识体系的本质出发，将科学与技术统称作科学。另外，还有一种划分：“AKEN将科学分为3种类型：形式科学（如哲学、数学）、解释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设计科学（如工程科学、医药科学）。管理学属于设计科学之列”[2]——虽然见地独到，只是影响有限。 (12)鉴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人”，故同物理科学关联很小（同属事理科学的工程技术学科则与物理科学关联极大），因此，运用相关人理科学知识解决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是主要的，但也会运用到相关事理科学的知识。例如，企业管理与经济学关联极大，因此，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必然会运用到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但将经济学视作管理学的基础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就不像企业管理那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 (13)有学者指出：“管理中有很多几乎只有‘物理’的内容，生产线上的问题当然可以用普适的、数学模型去优化。”对此，法约尔给出的答案是，这些“物理内容”属于商业活动（如供应链）和技术活动（如生产线和物流），而不是管理活动。至于管理活动中究竟有没有纯“物理内容”可以进一步讨论。 (14)有学者认为：“只能是说管理研究必须有‘影响’实践的目的、作用，但不能说就是‘实践研究’”，这意味着不同意德鲁克“管理就是实践”的论断。显然这雨是字面之争，而是管理研究不同道路之争，因此，有必要推动管理研究究竟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深入探讨，为什么工程技术可以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同为事理科学的管理学一定要培养理论人才，几十年来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而管理学人才的理论贡献何在？如果几十年的时间还不能得出结论，还需要这样持续下去多少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5)本文对管理知识形态的概括应是对刘文瑞[48]一论述的一种解读。 (16)2003年，美国的两位管理学者制作了一张200人的管理大师排行榜，然后他们问了上榜的大师们一个问题：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结果是德鲁克排第一，马奇紧随其后，诺奖得主西蒙排在第三位[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