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的市舶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后期论文,市舶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嘉万时期，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人东来经商的热切，促成了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注：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为数颇众的海上贸易商人，冒风浪，驾巨舰，分市东西二洋。商品输出和商业利润，为中国带来了巨额白银。（注：梁方仲教授估计，万历元年—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输入中国白银在1亿元以上。（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128）林仁川教授估计明末清初每年南北两路贸易利润总额可达942万两。（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272）王士鹤估计，隆庆五年—崇祯十七年（1571-1644年），仅马尼拉一地输入中国白银5300peso。（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地理集刊》1964年第7期））隆庆之后，政府部分解除海禁，开放漳州月港（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为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口岸。
与此同时，贡舶贸易日趋衰落，嘉靖中，仅存的广州市舶司移驻澳门。其时，在澳诸国番商、夷商已越出朝贡贸易的范围，大力发展自由贸易，澳门实际上成为外商进出口贸易的合法港口。
政府对月港华商、澳门外商实行了有别于贡舶抽分制的新税制。（注：明置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分别管理诸国来华船舶。初期实行朝贡制，商船进贡，官府以赏赐的名义优偿其价，余下货物，通过官牙与民间贸易，不对其课税。正德之后，采取抽分制，对洋商征进口税，基本税率为十分之二。市舶司也对国内商船征税，正德三年（1508年）就有相关纪录。）月港设督饷馆，由漳州府佐贰轮流督税，岁入约2万两，全部留充漳州军饷；澳门由广州市舶司与香山县征税，岁入亦约2万两，留充广东军饷。
一 月港贸易额、贸易利润与市舶税
下文以月港为例，对私人海上合法贸易的贸易额、贸易利润与税额之间的比例作初步分析。
1.月港海上贸易额
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解除海禁，迅速兴起，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从月港出发的商船分赴吕宋和东南亚各国。初，“给引以五十张为率，每国限船二三只。”（注：《神宗实录》卷210，万历十七年四月丙申条。）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经巡抚周 建言，获准岁给引88张，东西洋各限船44只。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新增占城等12个地方，各船1只，共12只；连同台湾的鸡笼、淡水10只，通计岁110只。（注：具体船只分布详见徐孚远：《敬和堂集》卷7；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262。）
以岁88只计，其中往吕宋16只，另有领取他处商引而实赴马尼拉贸易的12只，每年平均约28只商船赴吕宋。（注：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P69-78。）“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因此，两地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只是中国海商贩运吕宋的单程贸易。中国输往吕宋的商品以生丝为主（西班牙人1580年至17世纪末开辟的马尼拉—墨西哥大帆船贸易航线，实际上是用美洲白银来换取中国的生丝和丝绸；日本人亦多往吕宋转贩生丝），生丝1斤，国内价银1两，至吕宋，则“得价二倍”，（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五》。）甚至于“而市物又少，价时时腾贵，湖丝有每斤价至五两者，”（注：《明经世文编》卷491，徐光启《海防迂说》。）其价5倍。钱江认为中国海商贩运吕宋的单程平均利润率为150%；吴承明先生则认为150%过高；林仁川教授估算的生丝贩运平均利润率为150%。（注：参见钱江、林仁川上揭文；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271。）综合各项指标，生丝在吕宋平均售价可以达到原值的2.5倍。当时，中国商船所载货值每艘约为35000peso(1peso=0.75两，35000peso合26250两白银），（注：参见钱江、林仁川上揭文。）在马尼拉至少可售87500peso（合65625两）。中国与吕宋之间的年平均贸易额为183.75万两。
中国往东南亚各国（吕宋以外）的合法商船，岁60只。输出商品主要是生丝、糖；输入商品主要是胡椒和香料。每船单程贸易额8-10万两，（注：林仁川上揭文，P267。）往返双程平均18万两，60只商船年贸易总额达1080万两。
综上分析，东西二洋88只合法商船年贸易额约为1260万两（其中进口额540万两）。依此，我们将50只、100只商船的年贸易总额粗略地估计为716万两与1432万两（其中进口额分别为307万两、614万两）。（注：因为往鸡笼淡水船只船小货少，难以计量，因此分析中只以东西二洋的船数为准。）
2.赴吕宋商船税前利润
海上贸易需要巨额资本，豪族大姓独资经营，抑或是中小商人合伙贸易，都有一些不可或缺的成本列支：
(1)货值及利息
海上贸易所带货物量多价昂，购买成本不赀。往吕宋商船平均单程货值26250两，年利以30%计，货值及利息共需34125两。
(2)船舶费用
船舶修造及维修费用是海商最大的固定资本投入。“舟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弓矢刀楯战具都备，猝遇贼至，人自为卫，依然长城，未易卒拔焉。造舶费可千余金。每往还，岁一修辑，亦不下五六百金。”（注：张燮：《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往吕宋商船较小，载货200-300吨；往东南亚各国商船较大，可载货600-1000吨。（注：林仁川上揭文，P265。）我们权且将造船费从高估为2000两，修船费岁600两。木船使用寿命一般为20年，岁折旧费100两。船舶费用年均1300两(2000×30%+600+100)。
(3)销售费用、运输费用
吴承明先生将中国往吕宋的去程运费计入货价，将在吕宋销售费用与回程运费估计为回程载值的15%，（注：参见吴承明前引书，P271。运输费用包括运输工具消耗和运输杂费，虽然我们在前面已单独列出船舶费用，仍从高估计，将销售费用与运输杂费定为载值的15%。）这样，往吕宋商船该项费用共9844两。
(4)马尼拉关税
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对中国商船免税十年后，于万历十年（1582年）开征关税，税率3%。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后，升至6%。每船所纳关税，平均788两（税率3%）或1575两（税率6%）。
(5)杂费
海商还需支付多项杂费。如给引费、销引费，积年市猾借此名色各勒索数十两。又有常例、加增、果子银、头鬃费，名色不等，东洋船多至300余两，西洋船或至400两。主商借方物之名科敛众商，亦在在有之。（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各种杂费，每船平均500两计。
我们将赴吕宋商船税前利润列成下表：
表1 赴吕宋商船税前利润表
（单位：两）
3.税的分析
海商所纳之税有四：引税，每商依引准贩，每引征税有差。东西洋每引税银3两，后加征至6两；鸡笼、淡水每引税银1两，后加征至2两。水饷，以船大小、广狭征收，出于船商。西洋船面阔1丈6尺以上者，每尺征5两，加大1尺递增5钱；东洋船较小，按西洋船面同样尺寸的70%征收；鸡笼、淡水，船面阔1尺，征5钱。陆饷，按规定，“禁船商无先起货，以铺商接买货物，”陆饷即对该货物计值征收，出自铺商，有万历十七年（1589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两个税则，后者税率有所下降。加增饷，因往吕宋商船回程所携货物少，故在水饷、陆饷之外加增之，每船150两；万历十八年（1590年），减至每船120两。（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这四项税目，性质差异甚大：引税，属许可证之费用；水饷，是船舶税；加增饷，性质不明，或可视之为对海商往吕宋贸易所得征收的所得税；陆饷，进口关税。它们共同构成月港洋税。下表是若干年份税额及其占年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表2 月港税额及其占年贸易额的百分比
注：(1)税额出自全汉《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贸易》，转引自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271。
(2)税额包括往鸡笼、淡水商船所纳之税，而年贸易额不包括它们的贸易额，因此，税额占年贸易额的实际比例还要比表中稍为偏低。
表中可见，税额在万历前期一再攀升，并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度达到29000两，但它占贸易额的比例最高年份也不过0.28%，极为低微。
从过去到现在，在进出口贸易中，大部分国家都对出口予以优惠，一般只对少数商品征税，甚至实行零税率制。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扣除出口贸易，来考察一下陆饷占进口货值的百分比（即进口税率），（注：现代海关征税，进口税以到岸价(CIF)为完税价格。CIF不仅包括货值，还有运输、包装、佣金等费用。）以更科学地切近实际。
表3 陆饷占进口货值的百分比
说明：
(1)陆饷＝税入－引税－水饷－加增饷。
(2)引税，以东西洋每船6两，鸡笼淡水每船2两计。
(3)水饷，往东洋船只每船以56两计（1丈6尺），往西洋船只每船以180两计（平均吨位800÷东洋船只平均吨位250×56两），往鸡笼淡水船只每船以8两计（1丈6尺）。50只船，东西洋各25只；88只船，东西洋各44只；110只船，东西洋各50只，鸡笼淡水共10只。
(4)加增饷，88只船，28只往吕宋，以同样比例计算，50只则16只往吕宋，100只则32只往吕宋。（注：中国往吕宋（马尼拉）商船数目，有多种统计数。陈学文：《万历时期的中菲贸易》，1570-1587年，年均16只；1589-1596年，年均24只；1597-1621年，年均27只。（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李金明：《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中国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1572-1588年，年均15只；1589-1592年，年均20只；1597-1621年，年均23只。（载《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P70-P79）李肖胜：《十六—十七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在菲岛的贸易争夺》，1580-1591年，年均29只；1599-1642年，年均35只。（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P127-129））
(5)进口货值只是赴南洋船只进口货值，往吕宋、鸡笼淡水回程所带进口货物均忽略不计。因为南洋回程船只所带货物主要是胡椒、香料，其售价二倍于原价，因此，我们将进口贸易额的1/2作为进口货值。
(6)1573年陆饷出现负数，说明当时税则尚未完善。
进口税率在0.10-0.74%之间，即货值10000两，征陆饷10-74两。万历十七年（1589年），周 言“商饷规则，每货值一两者税银二分，”（注：《神宗实录》卷210，万历十七年四月丙申条。）税率2%，依此，则仅陆饷一项，岁入30700-61400两。以胡椒言，苏门答剌320斤值银6两，（注：张燮：《东西洋考》卷4，《西洋列国考·哑齐》。）100斤1.875两。万历十七年税则，100斤抽税0.25两，税率13.33%；万历四十三年税则，100斤抽税0.216两，税率11.52%。（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仅胡椒一项，可对之征陆饷9-18万两（以进口货物一半为胡椒计）。因此，陆饷没有照规定税率征收，是不争的事实，实际税率极低，最高年份亦仅为规定的1/3。
再从赴吕宋商船来看，一只1丈6尺宽的船，1590年以前，岁纳税212两（其中引税6两、水饷56两、加增饷150两）；1590年以后，岁纳税182两（其中加增饷120两）。将引税、水饷亦计入成本，可知加增饷占税前利润的比例：
表4 加增饷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比
赴马尼拉商船所得贸易利润基本上全归海商私人所有，所纳之税不及利润的1%。（注：马尼拉海关从中国商船所征之税则高过中国本土：
年份
每年平均（两）
年份每年平均（两）1586-1590年3682
1601-1605年
22793
1591-1595年16549
1606-1610年
34793
1596-1600年18116
1611-1615年
48362
资料来源：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08-309。）海商可得税后利润18099-18886两，资本利润率达38-41%。（注：资本包括所有投入之成本。）
海商之利，顾炎武称：“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三》。）利可百倍。至于利可十倍的说法，更俯拾皆是。（注：林仁川引用了十条以上的资料。（见上引书，P267-269））这些也许都有夸大之处。但仅以售价为货值的2-2.5倍计，资本利润率即可达40%左右，远远高于人们在传统商业中所追逐的什一之利（10%的利润率）。从上述分析可知，相对于海商的巨大贸易额、高额利润率，整个月港税制的税率极低，巨额财富滞留海商手中，并未被“横征暴敛”。
二 澳门贸易与税收
万历初年，葡萄牙人独据澳门，发展了与印度果阿、日本长崎、菲律宾马尼拉之间的海上贸易，金额巨大，获利颇丰。
澳门输往果阿的主要是生丝、丝织品，也有水银、樟脑、陶瓷等特产。1580-1590年，每年运往果阿生丝3000余担，价值24万两，在果阿至少可售60万两；加上丝织品等，澳门往果阿单程贸易额约80-100万两。澳门对果阿每年有20万两的贸易顺差，（注：万历中，王临亨亲见从果阿开来三艘商船，舟载白银各30万两。（《粤剑编》卷3，《志外夷》）万历13-19年，果阿运往澳门白银共90万两。）则果阿往澳门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进口额约60-80万两。
澳门运往长崎的货物有白丝、铅、扣线、红木、棉布、麝香等，以白丝为最大宗。长崎运回澳门的主要是日本银元，因此，几乎只存在澳门往长崎的单程贸易，岁50-60万两。
澳门往马尼拉输出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等，常年货值约20万peso，即单程贸易额37.5万两。马尼拉地无他产，运回澳门的几乎只有墨西哥白银。
综合计算，葡萄牙商人年进出口贸易额约280万两。（注：以上参见黄启臣、朱亚非、余思伟、邓开颂、李龙潜等相关论文。）
葡萄牙商船及其他洋船需照月港税则交纳水饷、陆饷，但不纳引税、加增饷。与月港相比，澳门的贸易成本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因此，税后利润率也可以达到40%左右，岁可获纯利112万两。
嘉靖十四年（1535年），番商请将市舶司移至澳门，愿岁纳2万两，此外，他们还照纳洋税，“各夷遵守抽盘，中国颇资其利。”（注：《明经世文编》卷342，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霍与瑕也说，澳门包税2万余两，居洋税收入的二分之一左右。（注：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9，《处濠镜澳议》，转引自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可以推断，所谓番商愿岁纳2万两，实际上就是番商交纳一定的所得税。万历初，葡人独占澳门后，不肯再纳，减至500两，仅相当于万分之四的税率，远低于月港之加增饷税率。葡萄牙人以中国之澳门为基地，获取丰厚的贸易利润，中国政府无相应之税收调节机制，致使利权流失。
三 走私与逃税
明政府为保疆防衅，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官方朝贡贸易受到严格约束：规定朝贡通商的国家、朝贡期限、路线、居留地；制订勘合制度，凡勘合之国，许带方物，通过官设牙行与民贸易，非入贡之期则不许互市。私人海上贸易更在严禁之列。但海上贸易的惊人利润诱使私商铤而走险，走私禁而不绝，在嘉隆之际酿成“倭寇”之大祸。
隆庆中，海禁稍弛，但只对中国海商开放月港一口，且引数有限，贸易地亦多加限制，正常的海外贸易仍然受阻。沿海一带，贫者为衣食之给，富者为财富之殖，皆有发展海外贸易之要求，“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者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走私之风不消反炽。“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狙侩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我既明往，彼亦潜来，尚有一二不逞，幸灾乐祸，勾引之至内地者。”（注：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闽广江浙为主要走私地区，如福建闽江口附近，福清海口至松下一带，“贼多彼处人，村村以接济为利，出而遇贼皆其熟识，佯为被掳，时时运货取赎而人竟不归，贼得接济以久其毒，彼亦得利以肥其家。”长乐之广石，闽县之琅琦[岐]，省城之河口、南台，“线索相通，铳械、火药、米谷、缎，或托兵船，或托粪船，或托荡船，使人不疑，虽关津不得而稽。”（注：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1929年铅印本第2册））晋江安平港则是福建最大的走私贸易商港，安平商人走海贩洋，名声大著，“安平一镇在郡东南，濒于海上，人口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注：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连月港都有不领船引或领不到船引而私自出洋的船只，据林仁川教授估计，月港出海商船至少在年140艘左右，（注：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262。）每年至多行引110张，则走私船舶在30只以上。
有合法经营权的海商，亦以偷逃税款为务。在月港，水饷以梁头尺寸为定，商人往往克减尺寸；报货之时，又多以精作粗，以多为寡，尽量减报，匿货漏税；地方小艇，往往在商船入港之前先行海上接买，减少报官之货。（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在澳门，政府规定到澳番货，立即抽分，而后由葡人送至广州公卖，不许华人直接入澳交易；而澳门洋商事实上多在货物入澳之前，与华商达成海上交易，余货才入港报税，“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赶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注：《明经世文编》卷368，霍与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及至报税，又多方刁难隐漏，“往岁丈抽之际，有（中国官员）执其（葡商）抗丈之端，求多召侮。”（注：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粤地可忧等事疏》（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在海禁政策的指导下，私人海上贸易受到了极大压制，成为影响市舶税收入的最重要因素。隆庆开海后，实际上亦仅对国内海商开放月港一口，这与当时日益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不相匹配，“不法之徒”纷纷铤而走险，走私成了普遍存在的事实，对于走私商品，政府无法将其纳为课税对象，国家税源严重流失。当是时，虽然偶尔也有人力主开市以增加税收，“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频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则何如官为之市，情法可并行也。”（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2，《户部》，“海上市舶司”条。）但这种呼声缺乏回应，禁绝海上贸易依旧是政策的主导思想。政府开放月港，乃不得已之作为，顾忌良多，洋税定额，实以60船为率，（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这反映出政府极力限制贸易规模之企图，使税入远低于按照进出口贸易额、税率应征之水平。政府对澳门外商又缺乏有效税收征管，使利用税收对葡商所获巨额利润进行调节、实现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