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與漢武帝朝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帝论文,政治论文,易學與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漢武帝朝是西漢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漢帝國徹底解決了諸侯國問題，加强了中央集權；制禮作樂，完善了政治制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爲漢立極；大規模反擊匈奴，並經營西域與西南夷，不僅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對漢帝國的威脅，更大大地拓展了疆土。關於這一時期的政治指導思想，史學界討論得較多的是“春秋公羊學”對武帝朝政治的影響，其中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①一書中的觀點最有代表性。該書認爲：帶有法家色彩、主張“大一統”的“春秋公羊學”爲漢武帝時期的國策改革提供最佳藍本。從內政來說，公羊學主張加强中央集權，强化君主權威，非常適合雄才大略、個性强毅的漢武帝的口味；從外交來說，公羊學所主張的“華夷之辨”、“王者無外”和“復九世之仇”等，又能爲漢武帝對匈奴展開大規模的反擊和經營西域、用兵西南諸夷提供理論支援。而易學對武帝朝政治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史學界注意的似乎還不够。就筆者見聞所及，尚未有專文或專著展開詳細的探討。本文擬略陳管見，就正於方家。
一、易學變通思想對漢武帝朝政策轉變的影響
漢武帝在位期間，對文景以來的國策大規模地變革，其理論支持就是易學的變通思想。漢朝至武帝時期，經過六十餘年的發展，就客觀形勢而言，爲武帝大規模地“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創造了條件，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使政治改革成爲必然。孫家洲、王文濤在《制度變革與漢武帝盛世的造就》②一文中作了準確而深刻的分析：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他所面臨的形勢是“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公孫弘卜式兒寬列傳》)。他繼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歷史遺產，其中，既有社會穩定、人心歸向、經濟富裕的優勢，也有制度有缺、國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遺憾。“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平準書》)可見，制度的不完備，已經構成了對統治秩序的潜在威脅。因此，推進制度建設以改變漢初的因循局面，就成爲漢武帝必須承擔的責任。
一方面，漢帝國經過六十餘年的發展，一些矛盾逐漸激化。在內部，“制度的不完備，已經構成了對統治秩序的潜在威脅”；在外部，“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盗於漢邊，不可勝數”③，嚴重威脅漢帝國的安全，對邊地人民的生產、生活造成極大的破壞。這使得改變文景以來的國策成爲時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文景之治時期，漢帝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極大的發展，“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④，“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⑤“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⑥“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异姓”。⑦也爲漢武帝改革國策奠定了政治、經濟基礎。
但是，要改變文景兩朝執行了四十年“掃除煩苛，與民休息”的黄老政治，由無爲的消極政治轉入建功立業的積極政治，在現實中還是會遇到不少的阻力。一大批文景兩朝留下來的老臣對文景時期的國策情有獨鍾，對武帝的興作極力反對，其中汲黯、韓安國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內政上，他們反對漢武帝的興作改制；在外交上，他們力圖維持文景時期的政策，對匈奴和親，反對漢武帝用兵於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汲黯字長孺，“學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⑧東越相攻，漢武帝派遣他爲使者前去調停，他“至吳而還，報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⑨以實際行動公開反對漢武帝的對外政策。他曾當面對漢武帝的尊儒改制進行指責：“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⑩對於漢武帝的內政外交，汲黯幾乎是概加反對，與之發生全面衝突。《漢書.汲黯傳》於這一點曾加以十分形象的總結：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爲功。
與汲黯持類似政治理念的還有韓安國，他曾就對匈奴的政策數度與主戰派論戰。韓安國堅持“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强，自上古弗屬”的觀點，力贊高祖、文帝朝故事，以爲高祖“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文帝“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盛稱“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堅持維護高祖、文帝舊策。(11)甚至連武帝親自提拔、以曲學阿世的公孫弘也對武帝對外政策表示不滿，“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12)
漢武帝國策的改變，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是對文景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政策的全面改變。面對强大的反對力量，如欲減少阻力，使變革名正言順地進行下去，必須要給予理論的說明，而已被尊爲意識形態領域權威的易學的變通理論就成爲漢武帝改變文景時國策的最佳理論依據，給予漢武帝的改變國策以最有力的支援。《易》之“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以神農、黄帝、堯、舜因時制宜、因世變革爲例，肯定了變革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變通的思想貫穿於整個易學之中，“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變而通之以盡利”、“變通者，趣時者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都肯定了變革的好處。《周易》的這些變通思想，也成爲漢武帝變革國策的理論支柱。針對韓安國堅守高祖、文帝二聖舊策的觀點，王恢即發揮易學變通思想，以“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各因世宜”理論，予以批駁，最終武帝下定決心，一改和親舊策，對匈奴展開大規模的主動出擊。元朔二年，武帝爲大規模出擊匈奴做準備，下詔赦免民間“孝景後三年以前”的獄訟及逋貸，與民更始，即引《易》爲據：“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13)漢武帝所引“通其變，使民不倦”見《繫辭下》：“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通過黄帝、堯、舜因時變革以利民生的事例，闡發了易學闋於政治應當因時制宜的變革觀點，體現了易學的變通思想。易學的這一思想，也成爲漢武帝政治改革的重要理論依據。
漢武帝不僅對外政策改爲主動出擊，在內政上，改革制度，制禮作樂，“乙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14)“外攘夷狄，內興功業”(15)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文景之間的積蓄很快蕩盡，財政入不敷出。爲了應付財政危機，改革經濟政策也就成爲必然。先是於元朔六年“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並規定“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16)，通過賣官鬻爵的方式籌集戰争費用，後又任用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等人，實行鹽鐵專賣和算緡等經濟政策，以緩解財政危機。而武帝在衛青於元朔六年北伐匈奴取得大勝後所頒布的詔書中解釋出兵及實施“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政策的理由時，也開首即稱“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17)所謂“五帝”，據司馬遷所作《五帝本紀》，是指黄帝、顓頊、帝嚳、堯、舜，因而“五帝不相復禮”其實就是“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的另一種表述。司馬遷對於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變革所作的解釋“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18)，正是源於《易》之“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班固評價五帝經濟政策改革的主要助手桑弘羊也說“據當世，合時變”，足見《周易》“通其變”的理念對漢武帝朝政治的影響。
總之，易學變通的理論，對漢武帝朝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爲漢武帝因時變革、抛棄文景時政策的理論依據，爲“春秋公羊學”取代黄老政治思想做了理論上的解釋。武帝朝政治，是春秋學與易學相結合的典範，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易》爲之原”的易學與其他經學的關係。
二、易學對漢武帝制禮作樂的影響
董仲舒吸取《周易》“變易”與“不易”的思想，對漢代改制、制禮作樂予以理論上的論證，對武帝朝制禮作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董仲舒“王者受命改制”的思想中，可以明顯看出《周易》“不易”和“變易”之義的影響。董仲舒一面同意“王者必改制”，承認新王朝興起改革的必要性，一面又强調“道”的永恒性和不可改變性，“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异治同理也”。(19)“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0)作爲“形而上”的“道”，在董仲舒看來是不可改變的，屬於“不易”，因而王者受命改制，所改的絕不能是道。但新王朝的興起，又必須有所“變易”：“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21)如何解決“不易”與“變易”之間的矛盾？董仲舒提出了“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22)說。董仲舒將“變易”的“制”限定在“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的層面，而將“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作爲“不易”的“道”。爲了論證“道”的“不易”性，他援引大舜繼堯爲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23)爲了配合新王改制，還必須“變易”舊王朝之“禮樂”，將“改制”稱之爲“應天”，將“作樂”稱之爲“應人”：“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但董仲舒又爲制禮作樂附加了條件，“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必須等待新王朝太平盛世之時，“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24)
這樣，董仲舒就構建了一套自己的新王受命改制說，從總體而言，既要“變易”又要“不易”，有改制之名而無易道之實。具體來說，“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异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25)一個新王朝受命而興，就是要在改正朔、易服色和制禮作樂上有所作爲，但是“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等“先王之遺道”，是不可改的。
其實，易學對武帝朝制禮作樂的影響還遠不僅此，甚至可以說，易學精神貫穿於整個禮樂之中。《史記.樂書》論述制禮作樂的理念時說：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爰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這一理念雖然直接抄自《禮記》，但其源頭還是《周易.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君臣之禮取象於天地，天高地卑，故禮別尊卑，尊君抑臣。“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26)辨貴賤是禮的本質屬性。動靜有常，故禮別大小，不同場合有不同之禮。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人之性命不同，“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27)，人之性命又成爲禮儀的最終依據。樂與禮不同，“樂者爲同，禮者爲异。同則相親，异則相敬”，禮之用在於强調尊卑差別，“禮義立，則貴賤等矣”，使人相敬；而樂之用在於“上下和”，使人相親。(28)所以樂强調“和”，取象於“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爰之以日月”。故而，“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29)《漢書·禮樂志》則援引《周易》“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爲王者作樂的理論依據，更說明易學精神滲透於漢代的禮樂觀念中，對漢代的制禮作樂產生巨大影響。
三、易學對政治人物品格的塑造
易學充滿辯證的思想，講求“剛柔相濟”，反對一味逞强。雖然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思想，但一旦到達“上九”頂峰的位置，就難免會“亢龍有悔”。相對於剛來說，似乎更提倡柔、謙之道。“柔順利貞”、“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都强調柔道的好處。最能體現柔、謙之道的是謙卦，其卦辭云：“亨，君子有終。”彖辭對於謙道作了比較全面的闡釋：“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君子所以得善終，就是行謙道之故，持卑守謙而不可逾。
武帝立《五經》博士後，包括《易》在內的經學因其官學地位，影響迅速擴大。《易》之精神也在廣大的統治集團中產生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塑造臣道方面，持謙用柔之道在當時諸多名臣身上都可體現，而好剛用强者則多不得善終。
衛青是漢武帝最信任和最喜愛的大將之一，貴爲皇后衛子夫之兄，又是漢武帝姐姐平陽長公主的夫婿。元朔六年，衛青以大將軍北伐匈奴，“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强弩將軍，咸屬大將軍”。(30)其中蘇建和趙信的部隊遭遇匈奴單於所率的主力部隊，苦戰一日，趙信本來就是匈奴人，遂率八百左右人馬投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31)在討論蘇建之罪時，周霸勸衛青“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32)周霸的建議未嘗沒有道理，衛青作爲北伐的主帥，對於棄軍獨自歸來的蘇建斬之以樹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衛青最終的處置卻大大出乎人之意料：
青曰：“青幸得以胏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33)
衛青“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的思想可明顯看出《周易》柔謙之道的影響。坤卦文言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周易》認爲，作爲臣道，應該始終把自己放在卑弱之位，即使“有美”，對於王事也不敢專成，才能善終，這與衛青“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的思想是一致的。
元朔五年，在衛青取得對匈奴作戰的大捷後凱旋歸來，漢武帝不僅對衛青大加封賞，還封其三子爲侯。對於自己血戰换來的無上榮耀，衛青頭腦清醒，持謙懼盈，“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34)堅辭三子封侯之事。有意思的是，《周易》謙卦六五、上六爻辭、象辭都與征伐有關：“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聯想到衛青在征伐中及凱旋後的持謙用柔之道，與謙卦爻辭、象辭驚人的一致，恐怕不是偶然。衛青不僅不敢專功、不敢專權，還不敢薦賢養士爲自己營求美名，“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據司馬遷稱，蘇建嘗建議衛青效法古代名將薦賢養士，衛青卻回答：“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張安世也是以行謙柔之道而得寵武、昭、宣三朝並且死後備極哀榮的典型。作爲張湯之子，他親眼看到父親張湯因弄權、侵淩其他官員而遭武帝猜忌，被朱買臣、嚴助等合夥害死的事件，因而他“素小心畏忌”。霍光薨後，宣帝欲使張安世繼任大將軍，“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連宣帝也笑他“言泰謙”。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35)這些都表現出張安世居高畏危、處滿懼盈的處世觀，與《周易》持謙用柔之道是一致的。張安世一生勤勞王室，“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他正符合乾卦“君子終日乾乾，夕若惕，厲無咎”的形象。張安世的持謙用柔之道還影響到他的後代，其子張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得到宣帝的褒獎。(36)
其實，衹要看一看漢武帝時得寵的名臣，莫不持謙用柔，合乎《周易》謙柔之道。霍光、金日磾爲武帝托孤的大臣，史稱霍光“爲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而金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37)所謂小心謹慎、篤慎，不正是謙柔之道的體現嗎？武帝托孤之際，霍光與金日磾相互推讓，亦足以見其謙讓之德。武帝晚年的丞相田千秋也是行謙用柔的典型，“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他與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本來丞相爲百官之首，而“政事一決大將軍光”。(38)田千秋不僅未有任何怨言，反而甘願接受這傀儡地位，不與武帝所寵信的托孤大臣霍光争權，即使霍光主動請求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他也衹是答以“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但“終不肯有所言”。(39)衛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田秋千等持謙用柔者，俱得善終，正應了謙卦彖辭“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
相反，那些跋扈專權者則多沒有好下場。其中竇嬰、田蚡就是很好的例子。竇嬰、田蚡在武帝繼位初期先後擔任丞相，並相互傾軋，争權奪利。竇嬰自景帝時起，既聲名鵲起、權勢顯赫，“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争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40)竇嬰在武帝繼位初期爲相之時，全然不顧大權在握的竇太后的反對，與田蚡一起“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終至罷相。竇太后崩後，竇嬰更加失勢，又不知韜光隱晦，拉攏“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的灌夫爲援，“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歡甚，無厭，恨相知之晚”。(41)在與新任丞相田蚡的相互傾軋中，終至棄市。而田蚡之驕橫，更過於竇嬰。“當是時，丞相(田蚡)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42)田蚡的驕橫自然引起武帝的不滿，所幸他早死，避免了滅族之禍。武帝在淮南王劉安事件爆發後曾說：“使武安侯在者，族矣”。(43)表達了他對田蚡的强烈不滿。在竇嬰和田蚡傾軋中的扮演導火索的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44)，最終被武帝族誅。司馬遷在評價這件事時說：“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45)正道出他們賈禍的緣由，就是不能行謙柔之道，過於囂張，自我膨脹。汲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又“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雖然被武帝推褒爲“社稷之臣”，卻一生多次被武帝外放，至死不得重用，其結局已屬最好。
考武帝所寵倖的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終軍、司馬相如等所謂“中朝官員”，亦知謙柔之道在武帝朝爲臣下全身避禍的上佳選擇。終軍早死，司馬相如“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閑居，不慕官爵”。(46)所行仍是謙柔之道，故得善終。其餘喜歡弄權，不行謙柔之道的或被滅族(主父偃)、或被誅(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不同處世方式帶來不同的命運，並非偶然。
武帝時期，君權得到極大的加强，作爲君主的武帝個性剛毅果敢，必然要求臣下持謙用柔。按照《周易》的理論，君主屬陽屬剛，臣下則屬陰屬柔。因而那些持謙用柔者得到武帝的青睞不是偶然。同時，《春秋》公羊學派雖然也主張加强君權，“尊君抑臣”，但是在塑造臣道方面並非盡適合當時的政治局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博士徐偃被誅。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47)最後，終軍以“古者諸侯國异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相責，始使徐偃服罪。公羊學派雖然認爲《春秋》是孔子據魯國舊史爲漢制法，但春秋時期的政治體制與武帝時相去實在太遠，難以避免徐偃這種現象。而易學則沒有這種缺陷，它所包含的謙柔之道，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正足以補春秋學之不足。
武帝作爲君主的强勢和那些違忤者如竇嬰、田蚡、灌夫等悲慘的下場，給了其他人極大的教訓，衛青正是看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48)，才接受教訓，不復薦賢養士。此時，易學謙柔之道得到士大夫的青睞，並引以爲修身處世、避禍全家之道，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卜筮易學對政治決策的影響
武帝時期，有着古老傳統的卜筮易學復興，並對政治決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史記·龜策列傳》載：
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像，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眥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
從這段話來看，由於漢武帝的重視，卜筮在朝廷決策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對政治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尤其是在漢武帝北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等對周邊少數民族的軍事活動中，卜筮成爲漢武帝決策的一個重要依據。一方面，通過卜筮所得吉兆，有利於排除來自韓安國、公孫弘、汲黯等反對派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卜筮所得吉兆，才堅定了武帝征伐四夷的決心。
武帝在其晚年所下“輪臺罪己詔”中也提到了卜筮在其中的推波助瀾作用：
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强，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49)
此詔書後有“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之語，似指征和三年春，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師伐匈奴敗降事。據武帝自己招認，在這次北伐匈奴的決策中，他依據“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的政治習俗，相當看重卜筮的結果。占筮得《易》之卦《大過》九五之爻，其兆匈奴困敗，才決定出師。按，《大過》九五之爻辭、象辭爲“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無婦士夫’，亦可醜也。”則武帝此次所占筮，似占筮匈奴命運，得“枯楊生華”之象，意味着匈奴會很快敗亡。不僅在是否出師的問題上“參以蓍龜”，就是選擇李廣利爲將、並將作戰地點定爲鬴山，也是占筮的結果。於此可見，當時卜筮易學對政治決策的影響還相當大。
五、結語
對於西漢王朝來說，武帝朝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他完善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體，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奠定了儒學的官學地位；又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對漢代的政治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北伐匈奴，解除了西漢王朝北部的威脅；他經營西域、西南夷，出兵南越，開邊拓疆，爲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晚年自我評價：“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50)在他內改制度、外壤四夷的各項政治活動中，都可以看到易學的影響。
注释：
①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
②《河北學刊》2004年第4期。
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④班固：《漢書》卷四《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⑤《漢書》卷五《景帝紀》。
⑥《史記》卷十《孝文本紀》。
⑦同上。
⑧《漢書》卷五十《張馮汲鄭傳》。
⑨同上。
⑩同上。
(11)《漢書》卷五十二《竇田灌韓傳》。
(12)《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13)《漢書》卷六《武帝紀》。
(14)《史記》卷二十《禮書》。
(15)《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16)同上。
(17)《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
(18)《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19)袁長江主編：《董仲舒集》，《春秋繁露·楚莊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37頁。
(20)《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21)《董仲舒集》，《春秋繁露·楚莊王》，第37頁。
(22)同上。
(23)《董仲舒集》，《春秋繁露·楚莊王》，第40頁。
(24)同上。
(25)《董仲舒集》，《春秋繁露·楚莊王》，第41頁。
(26)《史記》卷二十三《禮書》。
(27)同上。
(28)《史記》卷二十四《樂書》。
(29)《史記》卷二十四《樂書》。
(30)《漢書》卷五十五《衛青霍去病傳》。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漢書》卷五十九《張湯傳》。
(36)同上。
(37)《漢書》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傳》。
(38)《漢書》卷六十六《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39)同上。
(40)《漢書》卷五十二《竇田灌韓傳》。
(41)同上。
(42)同上。
(43)《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列傳》。
(44)《漢書》卷五十二《竇田灌韓傳》。
(45)《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列傳》。
(46)《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
(47)《漢書》卷六十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下》。
(48)《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
(49)《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
(50)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