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追求升学率”对高考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升学率论文,片面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央再次表示了对“片面追求升学率”(以下简称“片追”)问题的关注。
“片追”是指普通高中承担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和为社会培养优良劳动后备力量这样的双重任务，而有些中学只追求其中之一的“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因此成为“片面追求升学率”。
一
教育部自1963年提出克服“片追”，至今已四十三年。其间，中国及其教育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唯“片追”一脉相承(“文革”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期间除外)。
过去，为克服“片追”采取过许多措施，然而重点都是针对高考(含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及入学考试，下同)，如1966年“文革”开始即废除高考，1993年把“片追”升为“应试教育”，同时又有人提出废除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高考不断改革，如为促使中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实行保送，三好生、体育尖子加分；为加强考试的科学性与公平性，实行标准化考试、网上评卷以及网上录取，等等。
然而，克服“片追”成效甚微，愈演愈烈，“迄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或思路”。以至有媒体讥称：“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干得扎扎实实。”
事实证明，过去的“思路或方案”不是切实有效，而是基本无效的。因此，今后克服“片追”应另寻出路。
二
考试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而是当人类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后，人类才创造了考试。科举考试就是中国古代脑体分工的一种手段。
从教育内部而言，高考不过是高等学校招生及入学考试，但任何考生上大学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永远在学校做学生，而是为了毕业后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物质待遇。因此，高考的社会作用，远远超出了考试，是青年人完成基础教育阶段任务(高中毕业)后，由国家举办的(实质上)、全国性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大分工。虽然进不了普通高等学校，以后也有多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即使没受到高等教育也可以致富，然而，如中国古代一样，未获科举功名，虽富而不荣、不贵，获得科举功名，则名利双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如科举功名一样，是当今进入“白领俱乐部”“理直气壮”的“入场券”。由此可见，高考的社会作用，远远超出了教育(包括领域、理论)，是从事“白领”工作的权利的分配，即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更好物质待遇的权利的分配。这是高考长期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根本原因。因此，过去批判“片追”“办学思想不端正”、“违背教育理念”等，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所以，终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是因为它否认知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妄图取消脑体分工。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承认知识、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脑体分工。今天，在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下，广大考生努力学习，争上大学，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考生及家长所“追求”的，不过是孩子们成年之后的生活能力与幸福，他们的“追求”是无可非议的。
三
社会至今不承认任何阶级特权，也不应承认“金钱万能”。但是，马克思指出：“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此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消灭强制性的社会分工、脑体分工，也就是说，不可能人人都做“白领”，要做“白领”，必须证明自己的“个人天赋”、“工作能力”，即必须经过竞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实际上的不平等”，这种权利的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任务之后，进入“白领俱乐部”的第一场大规模竞争，就是高考——通过高考证明自己“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不同等的工作能力”。
竞争的目的是获得权利，即权利之争，不是考试之争；考试不过是竞争的手段，表现为分数之争。
在目前条件下，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激励考生努力学习进步，提高教育质量，归根到底对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但是，中国的困难并不在于高考存在竞争，而是这种竞争过于激烈。过于激烈的高考竞争，是“片追”的社会根源；而没有“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或思路”，又促使“片追”愈演愈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农民的子弟、穷人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了。12年以后，他们高中毕业，正当要考大学的时候，却赶上了“经济困难”，高考升学率(高等学校招生数/高中毕业生数)从1961年的44.5％，降到1962年的24.2％。这是1963年教育部提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社会背景。
中国的人口，1950年是5.52亿，到1957年增至6.47亿，短短7年，净增近一亿，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人口增长的高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孩子陆续进入高考年龄。然而，1966年高考被废除了，1968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革”中，各种规章制度被废除，中国的人口从1965年至1973年短短的9年，增加了1.7亿，1974年中国人口突破9亿。这是真正的人口爆炸！1982年再突破10亿。此间出生的孩子依次进入高考年龄。1977年恢复高考，考生达570万，比1952年至1956年考生数之和(381.7万)还多188.3万；1978年达610万，而升学率却降至新中国之最低：1977年4.66％，1978年5.87％，1979年3.78％，1980年4.56％，1981年5.73％。
人口爆炸、“文革”中经济、高等教育遭到破坏，这是1983年制定克服“片追”《十条规定》、1993年提出“应试教育”的社会背景。
于是，有人提出，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即可以缓解竞争，克服“片追”。进入21世纪，高考升学率大幅度上升，专科、本科、高职的竞争确实缓解了，然而，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考生放弃一般校本科的录取资格，走进复读班，非重点校、名校不上。普通高中的“片追”并未扭转，各种补习班更是火上浇油。某图书大厦二层名曰“教育类”，实则绝大多数都是考试用书——“应试”之“教育”。
1949年至1976年，共28年，“左”的思想不断排斥考试，贬低分数的作用，高等学校录取时政审、体检都淘汰了一些考生。1977年至2005年，又是一个28年。此时，政审、体检淘汰不了几个考生，录取与否几乎全凭分数。这种状况使高考的竞争基本上取决于考试的竞争，即中学学业成绩的竞争。同时，在第二个28年中，脑体差别、贫富差别比第一个28年大得多，社会各方面的竞争也激烈得多，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这一切都使家长更担心孩子未来的生活，而独生子女又使家长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这又是“片追”愈演愈烈的社会背景。
四
水平考试，如高中毕业会考，考生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考试标准是绝对的，目的是考查哪些人达到了标准。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考生之间是竞争关系，考试标准(试卷水平)是相对的，是由考生群体的水平决定的，与考生群体水平之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即考生群体水平高，试卷水平(难度)也高，目的是为了“拉开距离”。
选拔性考试中，考试之前，考生不知道自己以及其他考生能得多少分，也不知道所报志愿学校、专业最低录取分数是多少，因此，复习“应试”的努力程度，就大多数考生而言，必然是时间、精力的极限。这是竞争的规律决定的。考生复习“应试”的负担与考生之间竞争的程度成正比，即竞争越激烈则负担越重。这是一个“死结”，是选拔性考试的必然结果。只要竞争没有缓解，高考就不可能“减负”。
五
据了解，普通高中教学计划中，九门文化课的内容与高考是一致的，升学的任务是落实的。而“培养优良后备力量”一项任务，虽然也有劳动技术教育，却不具体，不落实。教学计划本身就存在“片面性”。
大多数学生进普通高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学，否则他们会进中专、职高。当然，普通高中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升学，或没有考上大学，除一些人继续复习以后再考外，其他人必然选择就业。就绝大多数普通高中毕业生而言，“双重任务”是有先后之分的，因此，我们的政策不应把“双重任务”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既然规定普通高中有双重任务，就应建立与双重任务一致的评价制度。高考只是针对“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这一重任务，然而，长期以来，实际上只以高考升学率作为具有双重任务的普通高中的主要甚至唯一评价标准，其结果必然是片面的。“片面”的结果，是由于没有全面的评价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把“片追”归罪于高考，有推卸责任之嫌。
在中学，起码在高中，应因材施教，发现、培养学生的特长，使人人成才，而不要盲目追求升入普通高等学校。
就导向而言，应建立全面的(德智体、毕业考分与平时成绩)、科学的评价制度。
对竞争应加强管理，对违反教育规律的一些错误做法，应严惩。
六
高考当然是应当继续改革的。这不仅是因为高考确有不少缺欠，更是因为进入本世纪后，中国要建立学习型社会，高考也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国家需要调整高考的政策，这些调整也应有利于克服“片追”。
高考改革，首先应明确当前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具体建议如下：
1.改变“政府招生”的状况，把录取权还给高等学校。建立“招考分立”的体制，考试由中介服务机构承担。加强立法、监督，打击不法行为。
2.变一次统考为分类考试：面向全国招生的学校，由教育部命题、全国统一考试(省际成绩可以比较)；
面向本省(市、区)招生的学校(含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高职等)，在教育部原则规定之下，由本省(市、区)决定其招生、考试办法。
3.注重考能力，实行“既遵循大纲，又不拘泥于大纲”的原则。
4.“3+X”中的“X”应是开放的，由高等学校选择。
5.外语、计算机实行水平考试。可以在高二或以前考，一年可以考几次。
6.健全保送生制度，严加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