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论文_胡麒牧

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论文_胡麒牧

摘要: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密切相关,而对外贸易又是衡量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指标。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常常会着重考虑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开展以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状态,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在逐年上升。由于我国外贸本身就存在有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解决,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研究现阶段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对外贸易,金融改革,互补性,经济增长;

金融改革通过消除经济扭曲提升我国的吸收能力。如果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对外贸易扩散到中国,那么对外贸易和金融改革在增长中就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我们没有发现对外贸易(出口或进出口)和金融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该结论在控制条件收敛、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分省和时间效应后成立,并在解决贸易的内生性后仍然稳健。将该结论和我们已发现的金融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的结果相对照,可见,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先进技术更可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扩散到中国。

一、出口与对经济增长

出口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帮助生产者扩大市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众所周知,出口贸易能使企业获得规模生产的可能,而规模经济又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为经济增长积累资金,弥补外汇短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外汇,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外援和扩大出口两种途径来解决。三是促进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积累。出口企业为了争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必然会进行技术革新,必然会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并由此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四是促进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使一国的生产与世界生产联系起来,从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规模效益。此外,在出口方面也存在有出口贸易动力的减弱;出口扩张难度的增加;产品升级的压力;关税、配额、反倾销及保障等羁绊的制障。

二、对外贸易和金融改革的数据

我们根据已有文献将Trade构建为名义出口占名义GDP的比率。中国出口的数据是以美元衡量,把它乘以当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得到以人民币衡量的出口。然后用名义出口除以名义GDP就得到Trade的衡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1978—1998)》收录了中国1978—1998年重要的改革政策。绝大多数政策是在市一级实施,少数在省一级实施。我们的金融改革政策取自该书“财政、金融和保险”一章。在剔除了里面的财政政策后,我们依据中国经济学家协会1997年在南加州大学举办的中国金融改革研讨会上的划分对金融改革政策进行细分。大类包括国内金融管制降低和资本市场发展。我们选取国内金融管制降低作为我们的衡量。主要原因是已有文献通常把银行(非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分开进行衡量和研究(参见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1)。国内金融管制降低又分为银行系统改革和非银行系统改革。银行系统改革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的功用,银行体系的管制,外国银行在促进竞争和技术转让上的作用,更多国内私有银行的可能性。我们用如下方法建立省级的量化指标(关于其他细节请参考何其春,2009)。因为金融改革政策主要在市一级实施,所以我们首先建立市一级的虚拟变量(即哑变量)。然后我们把市级的虚拟变量以人口作为权重进行加总,得到省级的虚拟变量数据。

三、其他变量的数据

School用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数除以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Fiscal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对ln(n+gw+δ),我们假定(gw+δ)等于0.08,即假定年均2%的世界技术进步速度(gw,基本和美国过去两百年的平均技术进步水平差不多)和我国年均6%的折旧率。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如同Mankiwetal .(1992)指出,他们的结果不取决于假定的合理的(gw+δ)大小,我们的主要结论也不取决于该假定。FDI 是外商直接投资名义值除以名义GDP 。I/GDP 是名义投资率。Young(2003)指出中国各种平减指数存在问题。相对于GDP,地方统计局倾向于低报投资的平减指数。因此,为降低问题的严重度,与一些以前文献相同,我们假定投资和GDP平减指数增速相同来计算实际投资率(实际上就是名义投资率)。中国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年前,重庆只是四川的一个市,所以这两个地区不包括在样本里。虽然海南也是广东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广东有完整的数据,所以广东被保留在样本里。西藏因为数据缺失过多而没有被包括在样本里。除了前文提到的数据来源,用从业人员平均的GDP、人力资本投资率、财政支出、物质资本投资率、劳动力增长速度、出口和FDI 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为避免有些省统计年鉴对1990年后劳动力数据的修订,见Young,2003)。我们获取了包括27个省24年(1981—2004年)的数据。对于横截面数据,除了ln(Y/L)t-1为1981年的值,我们把24年数据进行平均来消除经济波动的影响。对于27个省18年(1981—1998年)的面板数据,除了ln(Y/L)t-1为每期第一年的值,我们根据宏观增长文献里的通行做法(参见Aghionetal .2006,p.14),把18年数据进行六年平均来消除经济波动的影响。这和Tao(2003)等识别出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有一定吻合度。如果我们用每年的数据,那么即使控制了分省和时间效应,经济周期和波动的作用仍可能存在。这样我们就有遗漏变量的影响。因为该影响很大且可以避免,所以国际通行的做法是用多年平均的数据来消除经济周期的作用。

四、工具变量

我们有两组工具变量来处理对外贸易的内生性问题。第一组包含两个工具变量。一个是地理位置的虚拟变量(表示为Coast):如果该省是沿海省份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另一个是一个省到最近的大港口城市的铁路距离。因为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大港口进行。我们选取了四个大的港口城市:大连、天津、上海和广州。我们利用一省的省会(一般位于省中部)到最近的大港口城市的铁路距离作为该省到最近的大港口的平均铁路距离。一个省的省会离最近的大港口城市越远,它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该省在改革开放后也更难和外界贸易。铁路交通在中国的跨省贸易和运输里占据主要地位。我们取该距离的倒数作为地理位置的衡量,用Railway表示。更高的Railway值意味着该省的省会离最近的大港口城市越近。第二组工具变量除了包含上述两个变量外,还进一步包括了另外五个气候变量。我们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资源数据库(简称为CAS-NRD)得到分省气候指标。CAS-NRD提供了分散在中国各地的600个左右的气象观测站的气候数据。每个气象观测站有1951—1980年间平均的月均温和日照时数数据。根据每个气象观测站的数据,我们计算该气象观测站的平均气温(Temper)、气温方差(Tempar)、日照时数(Sunshine)和月均日照时数的方差(Sun-Var)。每个省有大约20个位于20个市或县的气象观测站。我们计算每个省的气象观测站的平均值来得到该省的Temper、Tempar、Sunshine和Sun-Var的数据。根据CAS-NRD,我们根据各省1997年的降水量和它与多年平均的差异,算出各省的多年平均降水量(Rainfall)。

总之,如果可供中国学习的世界先进技术主要不是通过对外贸易扩散到中国的,那么金融改革和对外贸易在促进增长中就不存在互补作用。从而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发现金融改革与对外贸易促进增长的互补作用。但即便如此,不可否认对外贸易仍然直接或者通过其他渠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强调要打开国门引入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如何更好的将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转化为我国自己的生产力则需要政府部门在开放的同时进行制度和政策的改革,消除妨碍企业吸收和消化国际先进技术的体制和政策扭曲。

参考文献:

[1]赵敏,浅谈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2018.

[2]王秀英,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探讨.2018.

论文作者:胡麒牧

论文发表刊物:《工程管理前沿》2019年1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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