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七点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学中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3）11-0018-06
17世纪中叶至边际革命之前，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在此历史时期产生的以劳动价值论、市场竞争和自由放任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使命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内部联系，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据与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双重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不能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到它完整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其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是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但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相结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某些偏差，致使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还有漫长而艰巨的完善任务等待完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过程中，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者针对当时阶级对立、市场无序、缺乏法治、伦理缺失等社会经济问题，认真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相应地提出了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政策。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研究的，但现实地看，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为此，本文在理论上综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并在实践上，结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过去20余年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建议。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制度分析
（一）英国古典学派与法国重农学派的制度分析
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初期，英国的古典学派（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家与启蒙道德哲学家）与法国的重农学派，在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哲学思想的支配下，深入地探讨、研究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立足的制度基础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基本依据。
自由和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因此，要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就必须颂扬自由与私有产权。为此，乔尔德·蔡尔德（Child·J.，1630-1699）、约翰·洛克（Locke·J.，1632-1704）等哲学思想家，从理性主义角度，反对作为国家主义经济学的重商主义，提出超越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来自劳动的财产是自然的权利；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必须确保人们的自由与财产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消除旧秩序对自由经济发展的限制措施。蔡尔德提出：“自由和财产权，有益于增加贸易和任何国家的进步。”“为了英国商业的利益，应该让所有人在他们愿意的时间和地点自由地想怎样就怎样生产任何长度和大小的织物和布料”（注：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7-128、141、178、329-332.）。洛克强调，人类社会要摆脱霍布斯的充斥战争、暴力与欺诈的“自然状态”，则必须用契约与理性规则来建立市民社会，其中，核心的是要人民互保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他说：“理性即法律，它教导全人类都要遵守它，所有人都要平等和独立，没有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予以伤害。”（注：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7-128、141、178、329-332.）
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家休谟（Hume，1711—1776）、弗格森（Ferguson）等从制度产生与演化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休谟认为，经济社会的出现是演化过程的结果，而这一演化过程除赋予这些社会以共同的性质之外，还赋予每个社会以特定的性质。在《人性论》中，休谟指出，私有财产应当承认，因为它在物质稀缺社会条件下具有社会有用性（注：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7-128、141、178、329-332.）。他还指出，正义的规则或财产原则可以被称为“自然法则”，它们可以是人为的（artificial），但不是任意的（arbitrary）（注：Hume·D.1890，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ed.By L.A.Selby-Big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84.）。对此，弗格森在《文明历史随笔》中说：“社会形式的起源是模糊不清且确无定论的。早在哲学出现以前，它们产生于人的本能，而不是人的思索，……我们把它们归为先前的规划，它们只有在经历之后才会被知道。人类的任何智慧都无法预见到。”他甚至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注：Ferguson·A，1767，An Assay on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at]ed.，Edinburgh：Print for T.Caddel.P187-188.）。可见，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关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制度是在没有先前计划和某种指导思想的预设条件下自然产生的，并不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它们内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交往之中，反过来又规制着人们的社会活动。
法国的弗朗索瓦·魁奈（Quesnay·F.，1694—1774）、A.R.J.杜尔格（Tuegot·A.R.J.，1727—1781）等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思想基础，探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与要求。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中既存在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至善至美的“自然秩序”，也存在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人为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则社会处于健康状态；反之，社会处于疾病状态。他们心目中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以“自然秩序”为原则和目标而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们为共同利益而组成的。在此社会制度中，人们必须享有一些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自然权利，是天赋人权。为了达到基本权利的享有，使资本主义人为秩序符合其“自然秩序”，就必须尊重私有财产、实行经济个人主义，实现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重农主义者理查德·坎蒂隆还对市场制度的运行特征与成功运作的基本条件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市场制度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与互惠交换的网络，这些相互联系的市场以实现某种均衡的方式进行运作；私有产权是市场制度成功运作的基本条件，要使市场运作成功，还必须让企业家自由发挥作用，消除政府干预（注：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与方法史[M].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1.）。
（二）斯密经济学体系中的制度分析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Smith·A），一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分工、价格和分配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因素，并探讨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他在充分吸取英国古典学派与法国重农学派关于私有产权、自由竞争、自然秩序等思想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基础与政府自由放任的制度边界。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特征，在斯密经济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斯密依据他的自然法则与天赋自由学说，并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强调市场经济要有效地运行，必须建立自由经济制度基础。为此，他一方面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机制。他说：“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中文版，商务出版社，1996.27、252.）另一方面，他还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棋子”原理，以抨击中央计划的无能，以及官僚和政治家的笨拙。他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文版，北京：商务出版社，1998.302.）
其次，斯密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社会法律制度以及政府自由放任的制度边界。斯密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是限定在严格的正义与法律许可范围的，社会秩序的前提是积极的法律制度，包括正义规则和某些行政制度的管理。他一方面推崇经济自由，强调市场调节，但另一方面，并不试图把经济自由与市场经济推崇到至善境地。他客观地揭示了完全自由的经济所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或现代经济学所指出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合谋、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人们自利动机与行为导致诸多无益于社会的行为，收入分配不公会损害劳动者的智力、事业心和精神品质等。因此，他虽然主张自由放任政策，但并不主张绝对的自由放任。他认为在自由竞争机制作用良好的领域，政府完全不必干预经济。为此，他批评了当时许多流行的经济政策，如长期学徒制侵犯了劳动所有权，国内关卡和对外贸易限制严重制约了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和国民财富增加等。不仅如此，他还从自由放任主张出发，要求废除一切特权和限制，建立一个“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中文版，商务出版社，1996.27、252.）。尽管如此，斯密还认为政府在构建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弥补市场失败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他勾划了自由放任的制度边界，指出在自由市场下，政府的职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保护祖国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设立真正的司法机关，使社会各个人不受其他人的侵害与压迫；建立并维持公共工程；对公共教育予以充足投资；维护自由竞争秩序，等等。
最后，斯密还把制度因素视为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他详细探讨了分工、市场交换制度以及新兴的私有财产制度和权力分散化而产生的民主政体对于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依据人类理性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说明了他所处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三）斯密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
应该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制度的分析与说明，在斯密经济学中是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继他之后，李嘉图（Ricardo·D）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为核心，站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的阐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而“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抓住了“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3.）但是，李嘉图以后，萨伊（Say·J.B）、马尔萨斯（Malthus·T.R）、詹姆斯·穆勒（Mill·J）、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J·R）等人却歪曲了斯密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特色，企图在“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下，将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资源配置过程的分析割裂开来，试图用资本主义资源配置过程的表面现象的描述来替代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从而将斯密与李嘉图经济学说庸俗化。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ill·J.S）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综合者，他在斯密、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上，折衷地综合并充分发挥了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尔（Senio·N.W）等人的庸俗见解和理论，从而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并产生了一个折衷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古典经济学的将经济制度本质分析与资源配置过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分体现与发挥。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的制度分析，主要表现在：
一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代表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中，以“财富的性质以及它的生产和分配规律”为研究目的，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财富的生产过程，而且要研究整个经济的动态增长过程，还要研究决定这些过程的“规律”。而他所说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即包括社会中正规的法令与非正规的习惯习俗。所以，据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制度安排及其由此决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过程。（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中文版，北京：商务出版社，1991.）基于这种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在方法论上，他一方面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科学，是实证的真理的汇集，而不是规范性原则的的集合体，另一方面，他认为，经济学应补充以“道德体系学，即经济学是一种仍待构建的关于国民性格的科学（注：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7-128、141、178、329-332.）。
二是他强调分配规律与生产规律是不同的。前者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是不变的，它们是作为独立科学的狭义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后者不仅仅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相反，它们几乎完全是人的意愿和制度问题，而意愿和制度本身是价值观变化的产物，进一步地说，是社会哲学和嗜好变化的产物。因此，分配规律是可以改变的，它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或是一个广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它们存在于暗含经济进步的历史法则之中。
三是他坚信自由竞争与自由放任，重塑“看不见的手”原则，但承认“习惯习俗”与政府必要职能的影响与作用。一方面，穆勒坚信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是人所共知和天经地义的社会制度前提，认为政府权势的实施对于个人的最佳利益是危险的和有害的。他强调并重申：“一般说来，生活中的事务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去做，无论是法令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和干预……即便政府能够最全面地掌握个人在某一时期内积累的有关某一职业的全部知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也要比政府对结果具有更强烈得多、更直接得多的利益关系，因而如果任凭他们选择，而不加以控制的话，则手段更有可能得到改进和完善。”（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中文版，北京：商务出版社，1991.）另一方面，他指出，市场自由竞争实际上不可能具有无限制的支配力，即使没有任何干涉，市场状况仍然可能存在许多“习惯习俗”等非竞争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并且，任何政府都有一些与政府这一概念不可分的必要职能，或所有政府习惯地行使而未遭到反对的必要职能，比如，征税、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建立保护产权的法律、公平管理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等等。此外，他还列举了自由放任的几个例外，并强调正是因为存在自由放任的几个例外才允许政府在消费者保护、普通教育、环境保护、永久性合同、公共设施和公共慈善事业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干预。
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结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与我国市场化改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倡导和确立自由竞争、维护产权、履行契约的基本社会理念与市场运行机制。尊重私有产权、倡导自由竞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与基本政策主张。在他们看来，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是确立市场经济的两大根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经济特征和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及目标要求，着力完善市场核心层次的基础制度。依据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认为交易制度是市场制度的核心层次。因为，市场制度源于简单的交换关系，一切市场制度都是以交易制度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从交易过程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来看，交易制度主要是由产权规则、自由竞争规则、自愿让渡规则和等价交换规则所组成。因此，我们要完善市场制度，其核心是要完善交易制度中的四大规则。这四大规则的实践要求就是要倡导和确立自由竞争、维护产权、履行契约的基本社会理念与市场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善产权规则或制度，不能仅完善、维护私有产权，还要明晰、完善和维护国有、公有产权，因为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与合作的有机统一，因此，我们在强调经济自由与自由竞争的同时，必须结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与要求，积极探索能够实现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正和博弈的竞争模式，力求避免恶性竞争、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现代交易模式一般是超越时空的“期货交易”，更多地是表现为契约交换经济形式，因此，我们必须强化契约观念、完善契约形式并严格履行契约条件。一个没有契约或不履行契约的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低效的无序的市场经济。
二要以人为本而不能以物为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目的在于资本积累与增值，即在于通过市场竞争激励和资本再生产不断地增值资本拥有者的物质财富，所以它必然强调以物为本。正因为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此，他们着力分析影响制约国民财富的因素，并期望通过市场制度变革和完善来最大限度增加国民财富即最大限度地实现GDP的增长。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在于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因此，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具有激励效应的经济、政治体制，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潜能，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从而增进国民财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可见，我们评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与否，其最终的标准是看是否提高了国民财富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简单地看GDP的增长速度，不能见物不见人。“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三个代表”的本质是坚持执政为民。因此，以人为本，强化人文关怀应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根本特征。
三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努力提升市场秩序。在斯密看来，效率来源于社会分工，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所以，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并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以更开放的姿态来认识和利用市场运行的规律和规则。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而且它还是一套制度的集合，是市场交易规则和维护、促进市场交易规则有效运行的政治、法律、伦理等制度体系的有机结合。市场本身的失灵和因市场不完全而引起的逆向选择与败德行为等无序竞争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硬化法治”和“软化德治”。缺乏法治和德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无序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务必加强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并能促进市场有序运行的法律和道德制度建设。
四是对国有经济改革既要“有进有退”又要“国强民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体制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攻坚战役，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诚然，依据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征和弊端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我们选择以退为主的国有经济改革模式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是经过了20余年的国有经济改革，我们认为依据现代“混合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国有经济在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调控稳定经济活动、克服市场失灵、完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满足群众公共需要、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与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不能无限制、无边界地退缩国有经济。目前，国有经济改革一方面要依据“有进有退”原则，既要退出与其社会职能不相适应的领域，又要大胆地进入与其性质和社会职能相适应的领域，要准确定位，找准功能；另一方面，要依据“国强民进”鼓励、扶持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繁荣经济、焕发经济活力上的积极作用，还要依据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集团的要求做强做大具有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国有经济。
五要努力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富强之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如何协调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必然要遇到并必须要加以解决的现实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经济学，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变革要求。目前，在我们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同样遇到了如何协调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问题，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我们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为此，在利益兼容微观基础的塑造上，要在合作正和利益博弈的框架下，并依据产权多元化与资本社会化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趋势，实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均衡。这就要积极实践和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的可以兼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并具有利益制衡效应的新型企业利益分配制度。在宏观体制改革上，要以系统性、均衡性、对称性和互补性为特征的改革来协调利益矛盾，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效率与财富增长的宏观体制保障。在收入分配上，大胆实施新的收入分配政策，在确保企业与市场效率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和财税体制改革上来。通过税制的改革与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西部开发、农业产业化与城市化、城乡统筹就业战略措施的实施与完善，让体制转轨中的相对利益受损者得到应有的利益补偿，以协调、兼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六要依据民主政治的要求，着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民主政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与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必须依法治国，努力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必须加快政府改革，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着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与职能；建设公共型财政体制；加强政务公开，建设公开、透明型的行政体制；完善和逐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责的监督机制。
七要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净化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道德环境污染。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力和科技文化知识的高度发展作为物质基础与智力支持，而且需要社会利益结构的合理分配与道德、品格的全面提升作为制度基础与精神支撑。在某种意义说，道德品格是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在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在理论上较多地受到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如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热衷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功能，忽视了市场失灵的有效治理与市场经济中政府角色及其宏观调控的准确定位；在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忽视了先进文化和伦理道德制度建设，没有及时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两方面原因的综合结果，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市场信誉道德环境污染问题。为此，要融合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要从根本上真正推进和保护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使民间产权、自由选择、有序竞争真正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石，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誉基础。要在解决政府调控市场运行中的错位、越位、失位的基础上，着力消除作为避免市场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的制度信号失真问题，建立健全以竞争秩序、主体秩序、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要建立健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伦理基础的价值评价体系和道德准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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