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罢官问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翁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新运动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翁同和即被罢官，开缺回籍。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也有萧公权、孔祥吉等几位学者认为，是光绪皇帝主动罢了翁同和的官。本人研究相关资料、反复思考之后，觉得前说无据，后说有理。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戊戌维新史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历史人物的认识，因作本文，进一步加以论证。
一、慈禧太后最初同意变法，不会在维新伊始时就处心积虑地加以反对
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人们想象，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和，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是否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翁同和日记1898年6月11日（四月廿三日）条云：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注：陈义杰整理：《翁同和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32页。）
“慈谕”，就是慈禧太后的“谕旨”。当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注：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年版，第71页。）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注：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6页。）。根据光绪皇帝所言，慈禧太后不仅读过这两份折子，而且给了积极评价：“良是。”至于变法方向，慈禧太后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以至于老成持重的翁同和都觉得“过头”，要说一句，“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在所拟诏书中特别强调，变法必须“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32页；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明定国是诏》是颁示天下的文件，光绪皇帝不会也不可能假传“懿旨”，翁同和的日记也不会误记，因而，这一则资料的真实性应该无可怀疑。然而，活跃在其中的慈禧太后形象实在和我们多年来的印象相差太远了。
又《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云：
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枢臣拟旨。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闻上得芝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议，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注：《戊戌变法》（四），第147—148页。）
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芝栋）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注：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13—114页。）。接着，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上述记载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慈禧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注：慈禧太后支持部分改革的情况参见《翁同和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念三日条。当时翁“论及兵须精练，借款之难，节省之难”，慈禧太后当即表示：“绿营可尽裁，局员当尽撤。”见该书第3081页。）
关于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的情况，近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注：《戊戌变法》（一），第331页。）“康初上之书”，指1898年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在该折中，康有为陈述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等国被侵略、受欺侮，以至被宰割、瓜分的惨状，警告光绪皇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注：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5页。）列强侵略、欺侮清王朝，慈禧太后与清王朝共命运，康有为的这段话打动慈禧太后是完全可能的；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慈禧太后从维护满洲贵族和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或支持变法也是合理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称：“适德人假细故，扰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注：《戊戌变法》（一），第464页。）《清廷戊戌朝变记》还记载：慈禧太后曾对光绪皇帝面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又曾对庆亲王奕劻等表示：“由他（指光绪皇帝——笔者）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注：《戊戌变法》（一），第331、342页。）这些资料都说明，慈禧太后最初曾经给予光绪以一定程度内的变法自由。
苏继祖自称，他的书“采之都中上下口吻，证之京津先后见闻”，但是，戊戌政变属于宫闱高层机密，人们所知甚少，苏著所述大多来自“访询”，必然真伪杂糅。《慈禧传信录》的性质与之大体相同。二书所载上述各事，需要利用其他可靠资料验证，才能使用。
慈禧太后主张“讲西学”由来已久。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1866年（同治五年）12月，奕欣上折，要求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以官方姿态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折中，奕欣提出，以满汉举人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20岁以上的京外各官入馆学习，慈禧太后批示：“依议，钦此。”当时，同治帝仅10岁。这一批示显然反映了慈禧太后的态度。不久，奕欣再次上折，提出“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要求将招生范围扩展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高级文官。（注：（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该折再次得到慈禧太后批准。1867年（同治六年）2月，奕欣提议以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又得到批准。3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慈禧太后支持奕欣，“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注：《清实录》第49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560页。）其后，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月30日，慈禧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注：《清实录》第49册，第640页。）与此同时，一场以军事现代化为主，包括兴办民用工业和新式文化教育在内的“洋务运动”兴起，当时称为“自强新政”。应该承认，这场运动为古老的中国引入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文化，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益。
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日起，光绪皇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习授读。（注：《翁同和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82页。）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慈禧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让皇帝学英文，今天看来平常，但在当时，却是旷古未有、惊世骇俗之事。
慈禧太后既然支持同治年间的“自强新政”，她在甲午战后，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之际，自然有可能同意一定程度上的“维新”。《慈禧传信录》记载，慈禧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注：《戊戌变法》（一），第464页。）既给光绪皇帝以一定变法自由，同时又给光绪皇帝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符合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时的心态的。该书载，光绪皇帝曾向慈禧太后表示，“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并向慈禧太后推荐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都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注：《戊戌变法》（一），第464页。）这也是符合慈禧太后的性格和思想发展逻辑的。辛丑和约之后，慈禧太后下诏实行新政，甚至预备立宪，虽是形势所逼，毕竟和她此前的思想性格相关。
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张荫桓在和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密谈时曾称：“太后具有开新之见。”（注：《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务省档案，1—6—2—4。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52—253页。）此说用以论衡“洋务运动”至维新初期的慈禧太后，不为无见。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和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和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注：《戌戌变法》（一），第260页。）《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此段说“慈禧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又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犯禁”。光绪皇帝罢免翁同和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证梁启超之误。
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有一条记载与梁著近似，为史学家们广为引用。该书称：“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故于未见康时，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注：《戌戌变法》（一），第464页。）这段文字写得历历如绘，似乎无可怀疑，然而，问题是，苏继祖并非朝廷重要人物，宫闱秘事，他何缘得见？得知？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和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劻、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劻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和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注：《戊戌变法》（一），第332页。）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
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和被罢官出于慈禧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历史家治史，有时难免受到既定观念的制约。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其原因盖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而又不很了解翁同和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二、罢免翁同和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和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
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和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和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和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和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和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和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2）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和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欣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和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和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067页。）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焜、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和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同时指责翁同和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注：《请简用贤能大臣并陈五事以救时局折》，《于中丞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3），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136—141页。）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和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注：《权奸误国请予罢斥折》，《军机录副奏折（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第405卷。）
上述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有影响。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光绪发布上谕云：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这是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前的人事安排，必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或者竟是慈禧太后的意旨。它的要点是，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只是在5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和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和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末，罢免翁同和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找，而据翁同和日记，这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又确实大有关系。6月12日，翁同和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和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33页。）可见，翁同和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是推荐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和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和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和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逐条驳斥翁同和意见，并且借指斥刚毅为名发泄了一通对翁的不满。（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09页。）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和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翁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4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注：《参张荫桓贪奸误国折》，《军机录副奏折（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第405卷。）。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和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和“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和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发生翁同和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之事。据《翁同和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和却主张“宜稍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8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33页。）
翁同和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和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1898年2月，光绪皇帝向翁同和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的回答不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很受光绪皇帝“诘难”（注：《翁同和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第86号。）。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早就被翁视为“说经家一野狐”（注：《翁同和日记》第5册，第2696页。），及至翁读到康的《孔子改制考》，更有意拉开和康的距离。5月26日（四月初七），光绪皇帝命翁同和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和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和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和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28页。）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何能忍受翁同和的这种执拗和抢白！（注：有学者可能认为，上述各事，均出于翁同和日记所载，戊戌政变后，翁为了避祸，曾对日记做了修改，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不错，翁在政变后确实修改过日记，但仅限于少数几处，今人已做过考证。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和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更重要的是，翁去世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健在，翁不会也决不敢修改日记中和光绪皇帝有关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一，翁忠于光绪；第二，修改如有不实，将是欺君大罪。）
翁同和顶撞光绪皇帝的事件非仅上述数例，也非仅一时。1898年2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光绪皇帝命翁同和前往德国驻华公使馆谈判，但翁始终坚拒。第一次，翁称：“此举无益”；第二次，翁称：“未敢奉诏”。当时，翁为抗辩讲了许多话，其固执态度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翁在日记中自云：“同人讶余之憨。”又过了几天，皇帝再次催促，翁仍然“顿首力辞”。在场的恭亲王奕欣不以翁的态度为然，但也拿翁没有办法，只好改派李鸿章和张荫桓前往。（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089—3090页。）对此类事件，光绪皇帝都容忍了。
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和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和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和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和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研究该上谕，可知将翁同和“开缺”理由有二：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其内容当即上述举借内外债及处理胶州湾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绪皇帝对有关弹劾并不十分重视，写在这里，不过是顺手牵来的一条理由，而其真正原因则显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其所指，当即上述翁同和与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都发生于君臣“召对”之间，光绪皇帝如冬日饮冰，点滴在心，而慈禧太后则不会很清楚。即此一点，亦可以证明，“开缺”上谕为光绪亲笔，出自本意。
笔者的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光绪皇帝颁发“开缺”上谕及其后几天内对翁同和的态度得到证明。
人们熟知，戊戌政变前夕，当光绪皇帝感到大事不妙，危险在即时，曾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要“诸同志”妥筹“良策”，并向康有为解释要他迅速离京，“将来更效驰驱”的意思。如果罢免翁同和出于慈禧太后意旨，而光绪皇帝只是被迫，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向翁有所说明，至少，要做出某种暗示，或给予某种安慰，然而，种种事实说明，光绪皇帝表现得很严酷。
首先，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和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和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34页。）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其次，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和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34页。）此时，翁同和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本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也许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乃是由于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太后的淫威，所以不敢有任何表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翁同和被“开缺”之后，光绪皇帝第二天就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接着，一连串地颁发“新政”诏书，完全是一种放手大干的心态。倘使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罢免翁同和，而光绪皇帝又胆小到不敢向亲爱的“师傅”做任何表示，他必然瞻顾、徘徊，小心翼翼，何敢如此雷厉风行地迅速推动变法！
凡此都说明，翁同和被“开缺”出于光绪皇帝本意，而非慈禧太后干预。
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求治心切，是其优点，但年轻气盛，操之过急，遇事冲动，是其缺点。翁同和纵有不当，但总不应该轻率地将其赶出朝廷，自毁股肱。不久之后，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光绪皇帝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感情用事，惩罚过重，打击面过大，因而引起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强烈反弹。限于本文主题，这里就不论了。
三、慈禧太后批准罢免翁同和
那末，慈禧太后是否和“开缺”翁同和毫无关系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简单，慈禧太后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罢免翁同和这样的大臣可以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光绪皇帝不可能不和慈禧太后商量。如果慈禧太后不同意，光绪皇帝决不可能一意孤行。翁同和被罢后，光绪皇帝曾告诉康有为，黜革高级官员的权力“握在太后自己手中”（注：《中国的危机》，《戊戌变法》（三），第509页。）。根据《清代起居注册》和《德宗实录》等史料，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后，12日、13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居紫禁城和颐和园两处，未曾见面，14日，光绪皇帝早朝之后，返回颐和园。当日正午，翁同和也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了一句：“远来饭否？”要翁“且下去饭”。（注：《翁同和日记》第6册，第3133页。）次日，光绪皇帝即颁发将翁“开缺”回籍的上谕。显然，正是14日下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会晤，决定了翁被赶出朝廷的命运。
慈禧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绪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异议，原因复杂。
慈禧太后是个嗜权如命的人。同治皇帝去世，她选择年幼的载湉，就是为了便于继续控制国家权力。因此，在光绪皇帝成年之后，仍迟迟不肯归政，而且对任何危及她的权力的人都坚决打击。
翁同和受到过慈禧太后的宠信。1865年（同治五年），被任命为弘德殿行走，教读同治帝。1876年（光绪二年），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教读光绪皇帝。此后，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会办军务大臣、总办皇太后万寿庆典大臣等要职，多次受到慈禧太后召见，所受恩宠，一时少见。但是，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珍、瑾二妃事件后，宠信渐衰。当年11月，慈禧太后借口“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此事是慈禧太后打击光绪皇帝亲信的开端。事件中，翁同和再三要求慈禧太后“缓办”，并且抬出光绪皇帝相抗，当面询问慈禧太后：“上知之否？”（注：《翁同和日记》第5册，第2754页。）事后，御史高燮曾上折，直斥“懿旨”，慈禧太后召见翁同和等人，指令批驳，但翁同和却主张“以静摄之，毋为所动”（注：《翁同和日记》第5册，第2756页。）。12月，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权臣李鸿章，声称和议为“皇太后旨意”，尖锐地提出：“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光绪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和却以安维峻“究系言官”为理由要求从宽处理。（注：《翁同和日记》第5册，第2765页。）这些，都会引起慈禧太后对翁的不满。当时对慈禧太后专权不满的还有侍郎汪鸣銮与长麟，他们在光绪皇帝面前指责慈禧太后只是咸丰皇帝的“遗妾”，与光绪皇帝“本非母子”，劝光绪皇帝“收揽大权”。1895年12月，光绪皇帝被迫将汪、长二人革职，永不叙用。次年2月，慈禧太后为减少光绪皇帝与翁同和等人的接触机会，决定裁撤汉书房，翁同和的多年授读生涯自此结束。（注：《翁同和日记》第5册，第2878页。）一个月之后，御史杨崇伊参劾珍妃之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议论时政”，结果，文被革职，永不叙用。一时间，北京气氛沉闷，翁同和也“惶惶自危”。（注：吴樵：《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
翁同和是汉臣，他与光绪皇帝关系亲密，满洲亲贵早就不满。1896年2月，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大学士刚毅陈述，中国应该研究其他国家，慈禧太后应该有两个外国女教师，光绪皇帝应该有两个外国导师，要求刚毅设法让他见到皇帝，刚毅的回答是：“他对于皇帝没有影响，翁同和最有力量，在内阁里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实行一切，甚至恭亲王、礼亲王（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宣称翁同和蒙蔽了皇帝的视听。”（注：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三），第558页。）4月3日，在北京的维新派成员吴樵致函汪康年报告：“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们天下自做乎？抑叫姓翁的做？”（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80页。）这里所说的“太上”，应指慈禧太后或另一位身份极高的贵族；“每谓之曰”的对象应是光绪皇帝。两份材料都说明，满洲亲贵对翁同和日益增长的权力及其对光绪皇帝的影响深怀不安。但是，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慈禧太后与翁同和之间还维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关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9月，翁同和还被加任为协办大学士，在官阶上再次上升。慈禧太后的特点是敢于重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没有充分需要，她不会轻易甩弃翁同和。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5月底，恭亲王奕欣去世。
据金梁的《四朝佚闻》记载，奕欣去世前，曾对临视的慈禧太后“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注：《戊戌变法》（四），第222页。）。又据光绪时期的御史赵炳麟称：“恭王卒，大事决同和，刚毅腹诽觖望，时京中为之语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刚毅、莲英合构同和于太后，遂开缺回籍。”（注：《光绪大事汇录》卷9，《赵柏岩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03），第480页。）刚毅与翁同和素不相合，他在奕欣去世后成了领班军机大臣，权势有所增长，在慈禧太后面前说翁的坏话是必然的。当翁同和仍然受到慈禧太后宠信时，刚毅等人的谗言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是，当翁同和宠信渐衰时，刚毅之流的谗言就会发生影响。不过，6月10日的上谕仅任命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并未解除翁同和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职务，说明慈禧太后也还没有决定甩弃翁同和。但是，这以后几天光绪皇帝和翁同和之间连续发生的冲突使情况急剧变化。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道：
等到恭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戊戌变法》（四），第245—246页。）
这里所说的“小人”，仍指刚毅。张謇是翁同和的门生，与翁相知甚深。戊戌政变后，翁同和曾将他和光绪皇帝关系的部分情况告诉张謇，张謇又告诉了张孝若。上述光绪皇帝觉得翁“过于持重”，苦于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当亦出自翁同和本人。张孝若叙述此段历史时，不采光绪帝被迫之说，而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方面分析翁同和被罢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但是，揆诸史实，光绪皇帝与翁同和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慈禧太后方面，则是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