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樊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樊骏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意义
我在一次关于“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访谈里，曾经对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作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的重视、培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的。”①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樊骏对于我们学科，还不只是这些具体的贡献，或许还有着更大的启示意义。
读樊骏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学科评论”与“学科史”的研究上；而恰恰是这一点，是很难为人们所理解的。如严家炎先生所说，樊骏对于老舍研究是做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贡献”的②；以老舍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樊骏如果集中精力进行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和期待的。但樊骏却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以此作为他的学术的主攻方向③。而如樊骏自己所说，这样的选择，开始也有偶然因素，但越到后来，就越自觉，并激发出“责任感”，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随时留意和反复思考这门学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自己也终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角色”④，而甘当学科发展的铺路石。
这样的责任感和内在动力，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学术、学科的使命感、承担意识。——很少有人像樊骏这样忠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把整个生命投掷其中的。
而这样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又是建立在充分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樊骏对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有着这样的体认：“现代中国这段历史丰富复杂的内涵，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历史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在三千年的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很少有如此深深地扎根现实土壤，又如此牢牢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与之水火交融为一体的”，而我们“对于这门学科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需要探讨的学术课题之繁杂等，都估计不足”⑤。因此，在樊骏看来，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对于文学和对于现实、时代生活的双重迷恋的，而这样的双重迷恋正是樊骏这一代研究者的最大特点，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同时，其空前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以及研究、把握的难度，又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是最能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的。也就是说，樊骏是在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最佳路径和最厚实的载体，于是，他就很自然地将自我生命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融为一体了。
这里还有着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樊骏看来，学术工作是“凝聚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个体性，还有社会性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学术内部，也存在着社会的分工。除了个体的某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之外，也还需要有学者着眼于学科的长远发展，作整体性的思考与把握，进行“研究的研究”，即“从总体上剖析整个学科(或者其中的某个方面某个专题)的来龙去脉，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提出继续探讨的方向和任务”，这样的学科战略发展研究，就能够使“人们对于进行中的研究工作，以至于整个学科的建设处于清醒自觉性的状态”⑥。
对“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学科发展史的研究的重视背后，也还隐含着樊骏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樊骏说过，他对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两条：一是史料，二是理论⑦。史料问题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樊骏对“普遍加强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高学科理论水平”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的阐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个突破，都面临着理论准备的考验。任何超越与深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与支撑。理论又是最终成果之归结所在，构成学科的核心。而且，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自己的领域里究竟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得出多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结论，有多少能够被广泛应用，经得起历史检验，值得为其它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樊骏同时一再提醒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对理论问题的忽视，造成了“自觉的文学史观”的缺失，正是这门学科根本性、制约性的弱点⑧。而在樊骏看来，学科的理论建设，自觉的文学史观的形成，固然需要最广泛地借鉴外国的与传统的理论资源，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自己的文学史实践出发，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抽象概括里，提升出对自身文学现象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学史理论与观念。
在我看来，以上两个方面：对学科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关怀与思考，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与自觉性，构成了樊骏学术研究最鲜明的特色，也成为樊骏对我们这个学科最独特的贡献：这是一位具有战略关怀与眼光的学科建设的战略家，一位最具有理论修养、自觉与兴趣，因而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学者。在这两方面，都是无可替代的。他也因此在促使学科发展能够处于“清醒、自觉的状态”这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樊骏因为身体的原因，逐渐淡出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后，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在好几次研究生的答辩会上都提出了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精细有余，大气不足，格局太小”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局性、战略性眼光、关怀与思考的缺失，理论修养的不足，对理论建设的忽视。而这样的缺失与不足、忽视，就很容易形成学术研究的盲目与不清醒状态，在这背后，又隐含着学科使命感、承担意识的淡薄：这都构成了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实在需要呼唤“樊骏式的学者”的出现：这是关系现代文学学科长远发展的全局性的大事。
严家炎先生在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写的《序言》里，把“在树立良好学风方面所做的贡献”作为樊骏的重要学术“建树”，这大概是八九十年代学者的一个共识。严家炎先生并且具体指出：“樊骏先生是位律己极严的人，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治学上，就是学风的刻苦，严谨，原创，精益求精，决不马虎苟且”，“通常人们所谓的那点‘名’‘利’之心，好像都与他无缘”，“他惟一关心和讲求的是学术质量”⑨，这是更能引起接触过樊骏的学术界同仁的共鸣，并且会引发出许多温馨的或难堪的，总之是难忘的回忆。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上，在治学道路和学风上受到樊骏先生的影响。在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座谈会上，有一位中年学者将樊骏称作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乍听起来有些费解，其实是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感受的：樊骏自身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治学严谨”的高水准，高境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凡是学风上的问题，他都“决不马虎苟且”；因此，他的存在本身，就会起到一个规训、警戒、制约的作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写文章，特别是发表文章之前，有时候就会想到，如果樊骏看到这篇文章会有什么反应，仿佛面对樊骏严峻的学术审视，行文就不能不更加谨慎，不由自主地要一再推敲，特别是避免发生学风不严谨的，低级却又致命的错误，能不能在“樊老师”面前过关，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我们自我规诫的一个标准。
关于樊骏的“决不马虎苟且”，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里收有一篇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编篡史》的评论文章。如樊骏所说，这是一部自觉地追求“尊重历史客体，注重实证的学术品格与治学特色”的著作，作者在“尽可能直接掌握原始材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樊骏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樊骏依然抓住了个别地方缺乏实证，仅根据推理就草率作出结论的失误，并且坦率直言：“诸如此类的美中不足，提醒人们要将好的编写原则贯彻于全书的始终，实非易事——既然是要以材料力求详尽、方法遵循实证为著述的鹄的，更需要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全面的扫描，每有所论也要做到言必有据、据必切实，各个环节都不能稍有疏漏；不然，仍旧难免出现失误，留下遗憾”。这里所提出的“每有所论，言必有据，据必切实，各个环节都不能稍有疏漏”的原则，既是严格的，却又是学术研究的常识、底线，学术界人人都知道，但像樊骏这样处处、时时坚守，不允许有半点马虎苟且的，却又实在少见。而当樊骏发现这本编纂史的作者，在面对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缺陷、不足，常出于人情、人事关系的世俗考虑，采取回避态度，加以缩小淡化时，就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史家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完整地、准确地将它们，包括蕴含其中的经验教训，作为来自历史的信息，传递给后人。而我们的史家反而缺少足够的勇气正视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一切，给后人提供必要的警示和启迪，这不能不说是编写原则上的失策”。樊骏由此而提出：“如果说史书的描述评判最为全面深入、客观公正，首先不就要求史家真正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如果说历史无情，史家和史书同样应该是无情的！”⑩在樊骏看来，在坚守秉笔直书(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的史家风范、品格，客观、公正而无情的史笔传统问题上，是不容任何让步，更是不能有任何马虎苟且的。
值得注意的是，樊骏的批评尺度如此严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情”，却又使人心悦诚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充分说理的，更因为他态度的无私，他同样坚守的是一个史家的立场：批评、探讨的“重点已经不是追究哪个个人一时的是非得失，而重在求索所以如此的历史因素，和总结其中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比如他对编纂史作者回避历史事实的批评，就不是追究作者的责任，而是深入、客观地探讨了其背后的“学术观念上的原因”(11)。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具有了历史的深度、高度和普遍意义，而且具有说服力：这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或许也正因为真正关注的是学术本身，他也就没有许多批评者通常会有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幸灾乐祸之态，他甚至同时把自己也摆了进去，在对编纂史作者的批评中，他就坦诚承认自己在人情、人事关系问题上，“也往往未能完全免俗，因此事前为难，事后愧疚”(12)：他对他人的严格首先是建立在更加严格的律己之上的，而且是绝对从学术出发的。这就是严家炎先生所强调的，樊骏所“惟一关心和讲究的是学术质量”。
还要强调的是，樊骏学术上的严格又是和他学术上的宽容相反相成的。今天的研究者如果读到他的《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看到他对比他年轻的学者的评价，是不能不为之感动并生发出许多感慨的。他是那样满怀喜悦，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分析他们的学术长处，风格和贡献，既极其精当，有分寸，又充满了期待：他的着眼点也不仅在这些青年学者个人的成就，更是由此显示的学科发展的“正在走向成熟”。作为一个年长者，樊骏当然清楚这些学术新手的弱点，在另外的场合或私下他也会有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他更清楚自己个人的学术追求、观念、观点和年轻一代的区别，甚至分歧，但把这些青年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他们对学科发展的贡献与意义时，他都把这些心中有数的弱点以至分歧，有意忽略了。这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史家的眼光与立场。我们说樊骏的学术战略关怀与眼光，其中也包括了他对学术人才的随时关注与自觉发现和扶植。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极好的学术敏感与学术判断力。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那一代每一个有特色、有追求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曾在樊骏的关照之下，都在他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鼓励和批评、提醒，他为年轻一代学术发展的空间的开拓，是不遗余力，而又从不张扬，不求回报的。因为他的惟一目的只是促进学科的发展。这里确实不存任何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影响的考虑：这也正是他和学界的各代人(包括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都保持平等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因，在樊骏那里，是真正做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因此，他的严格，绝不是以自己的学术追求、观念、观点为标准，当然更不会强加于人；相反，他的特点，正在于最善于从每一个年轻学者自己的追求，包括和他不同的追求中，发现其学术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和可能隐含的问题，然后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及时的提醒，以便使每一个学者都能按照自己的学术个性在扬长避短中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他对于每一个年轻学者的关照，是既严格而又温馨的，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严师，更是诤友。他在学风，学术质量，水准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但在学术追求、发展道路、观念、观点上，又是极其宽容的，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深受其益。
我在这里一再谈到樊骏的没有私心，这或许是他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品格。这也正是严家炎先生所强调的，“通常人们所谓的那点‘名’‘利’之心，好像都与他无缘”。我要强调的，这不仅是在当下这个商业社会里极为难得的人的品格，更是一种“一切出于学术公心”的学术品格，这在越来越成为名利场的当下学术界，同样极其难得和可贵。因此，在樊骏那里，是自有一股学术的“正气”在的。我有一篇文章，说我在林庚先生那里，发现了“心灵的净土”；那么，在樊骏这里，同样也存在着一块心灵的净土，学术的净土。这也是樊骏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重要意义的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
樊骏正是以他严谨、严格，决不马虎苟且，而又宽容的学术风范，以他的学术公心和正气，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尊重，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第三代、第四代学人，对于樊骏是始终心存敬畏之心的。由此产生的学术威望和榜样的力量，是真正能够起到制约学术的失范与腐败，净化学术的作用的，这也是前文所说到的“学术警察”的作用，但它是超越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也是更为有效的。这是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与精神资源。但也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匮缺的。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的学者”，也同样具有迫切性。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樊骏的著作，最为感慨之处。
二 樊骏所参与构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
所谓“参与构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樊骏对这一传统作出了最为全面、深刻的阐释，二是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他自身就成为这一传统的一个时代的代表性学者。而所谓“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也有两个侧面：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
我们讲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讨论创建、发展这门学科的两代学者(以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田仲济、陈瘦竹为代表的第一代学人，他们都是樊骏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以樊骏、严家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精神传统。因此，我们的讨论也无妨从对这两代学人的精神特点的探讨入手。在我看来，这又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这两代人的精神资源。于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翻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一篇论文《论文学史家王瑶》第一页，樊骏在描述王瑶等前辈创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精神力量时，首先引用的就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这句话。这是一个重要提示：正是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这两代学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而樊骏在这方面更是有着高度的自觉，他的论著中反复引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作为他立论的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更值得注意的，樊骏是在八九十年代，人们迫不及待地向西方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淡化，以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下，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而他的坚守，又完全不同于同时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权力意识形态，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的态度。在这两方面都是十分难得，极其可贵的。
有意思的是，在引述马克思以后，樊骏又紧接着提到王瑶这一代人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精神的继承(13)；而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的精神前驱，还有但丁，以及中国的屈原，鲁迅(14)。樊骏所勾勒出的，是两个精神谱系：一是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一是中国、东方传统中的“屈原——鲁迅”，在樊骏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都是这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两大精神谱系，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自觉的继承人。而樊骏本人，对继承这两大精神谱系，或许是有着更大的自觉性的。
其二，由此决定的，是这两代学人对学术的理解，也即他们的“学术观”。樊骏说得十分直白：学术研究是一个“科学”工作，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真理”的“寻求，发现”和“保卫”(15)。——这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常识，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背景下来考察，就显出了其不寻常的意义：学术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就不是“政治工具”，不是“谋稻粱和名利的手段”，不是“游戏”，不是“自我表现和个人趣味的满足”，这样也就自然和政治工具化、商业化、娱乐化、趣味化、纯个人化的学术研究区别开来，而后面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始终是历史与现实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因此，坚持这样的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科学研究(我们前面说到的樊骏的“无私”，“学术公心”，都是源于这样的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的的学术观)，不仅在王瑶那个时代，而且在当下中国，都是具有极大批判性与反叛性的。而这样的批判性的、因此也是本质上的科学性的学术，正是我们始终匮缺，因而特别值得珍视，需要一再呼唤的。
其三，由此而产生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这正是樊骏在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时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曾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来形容寻求、发现、捍卫科学真理的艰苦，提醒人们要有为之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精神准备。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都出现过普罗米修斯式的、浮士德式的为科学事业而受难，却仍然锲而不舍、以身殉之的学者。所以无妨把这看作是科学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樊骏在这里把马克思、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的精神传统概括为“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而且把学术工作看作是一个需要献身的事业，这都是意味深长的。而在樊骏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由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参与，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我们在下文会作详尽分析)，就决定了它难以逃脱的“厄运”，“它的发展往往成了一场场灾难”，因此，就特别需要献身精神(16)。
而樊骏也确实在这门学科的开创者那里，一再发现了这样的献身精神。这是他眼中的王瑶先生：“跋涉在这条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道路上”，“如但丁所描绘的和马克思所借用、发挥的那样，做到了‘拒绝一切犹豫’，没有‘任何怯懦’”，“他确实像鲁迅描述自己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时所做的那样，‘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然后继续迈步上路；表现出屈原所抒发过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而他的最后“病倒在学术讲台以致不治”，也是表现了“对于学术事业的专致与赤忱，彻底的献身精神”的(17)。樊骏也同样在唐弢先生身上发现了为学术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并且有这样的理解：“他始终把这(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追求和莫大的生活乐趣，从中找到了充实的生活内容，也以此来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自觉的，因此也是极端执著的”，真正做到了“锲而不舍”(18)。在讨论《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时，樊骏所强调的，也是陈瘦竹先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且把它概括为“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和执著精神”，“献身学术的神圣感情和自觉的责任感”，“坚韧”的生命力量(19)。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在我们的引述里，发现樊骏在描述前辈的学术精神时，除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献身精神”之外，还反复提到“专致”、“执著”、“坚韧”、“锲而不舍”这样一些概念。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传统，或许这也是最具有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特点的：因为这样的“锲而不舍”精神是直接源于鲁迅的韧性精神传统的，而且是由学科发展道路的空前曲折与艰难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如樊骏所说，这是“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在这样的“沉重”的历史里，升华而出的，是一种“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态度，并且最后积淀为一种坚韧、执著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力量(20)。
樊骏在谈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献身精神”、“韧性精神”传统时，特地指出这是一种“神圣感情”。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他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神圣性”，以及内在的“精神性”。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学术观，所内蕴的其实也是学术的神圣性和精神性。学术研究之所以值得为之献身，并付出执著努力，就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之为人的精神需求，把人的生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这是学术研究区别于其他职业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动力所在，也是学术研究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感的真正源泉。在我看来，许多学者学术动力的不足，学术研究越来越失去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这样的神圣性与精神性的弱化，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学术观今天很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消解理想，消解精神，也消解神圣的时代。因此，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需不需要献身精神与韧性精神，大概都成了问题。不过，在樊骏这样的学者看来，恰恰是在这个一切物质化的时代，更需要呼唤精神。他曾经这样谈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外在学术环境和状态：“市场经济的运作毫不留情地把学术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科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在普遍的社会心理中这类学术事业更是越来越受到冷落”；面对这样的现实，樊骏特地撰文赞扬和呼吁“没有彷徨，没有伤感，在寂寞中依然焕发着献身学术而一往无前的炽热精神”(21)。而到了新世纪以后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又面临着体制化，被收编的危险，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淡泊名利，坚守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就更有了特殊的意义。而要真正坚守学术，就非得有韧性精神不可。
三 樊骏所参与创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
仔细读樊骏的论著，就可以发现，他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是给予了更多关注，更为充分的论述的。而且他也有明确的概括：“把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22)。
在樊骏看来，“当代性、历史感以及两者的结合，可能是史学理论中最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意义、最为复杂微妙、因此也最有争议的理论命题”(23)。而且这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中外古今的史学史上，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差异，还形成了不同的史学派别。在我国，历来有重考据和重义理之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别，就大致与此有关。鲁迅在多篇杂文中曾经将史家分为‘考史家’与‘史论家’两类，区别也主要在于此。在西方，所谓客观主义的‘事件的历史’与所谓主观主义的‘概念的历史’，更是直接反映出这种差异。把史书写成史料的长编，和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则是各自的极端”(24)。而樊骏在八九十年代把这一古老的命题激活，一方面这正是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所提出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也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也包括了他自己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理解与把握，内含着一种文学史观。也就是说，樊骏的讨论，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丰富事实与经验作为基础的；因此，他首先要着力把握的，作为他的讨论的基础的，是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特点。
于是，我们注意到樊骏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他指出：“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进行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开始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正当进步的文艺界、学术界出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之际。当时，不仅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领域里，也纷纷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教育学——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萌发于这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鲜明地显示出这样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25)。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描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提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个学科的几位创建人：李何林、王瑶、唐弢、田仲济、贾植芳等，他们的论著都不约而同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樊骏在考察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观时，特地提到他在1947年所写的一篇文学史的书评。书评批评这部文学史“完全由作者的主观左右着材料的去取”，“用历史来说明作者的主观观点”，“有许多与史实不太符合的地方”，全书的“精神和观点都是‘诗’的而不是‘史’的”；同时批评该书“对史的关联的不重视”，“历史和时代的影子都显得非常淡漠”，进而提出：“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必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决”(26)。樊骏据此而概括说：“可见他(王瑶)在40年代后半期，已经形成了尊重客观史实的史学主张与强调实证、注重叙事描述的治史方法”，并且认为这样的“把文学史研究理解为文艺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结合又更突出‘史’的性质的主张”，“偏重于联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解释历史的思路”，强调“文学作为精神现象和艺术创作，必然受到客观的环境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制约的观点”，“都属于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而且显然成为王瑶先生在50年代初所写的被视为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之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理论基础(27)。
樊骏同时注意到，王瑶先生在80年代又重新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并且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要把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的历史主义原则，明确提出了“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的命题(28)；而樊骏自己也一再指出，“缺少历史科学的训练”，“历史眼光”、“历史高度”、“自觉的史学意识”以及“严格的历史品格”的不足，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根本性、制约性的缺陷。这自然是有其针对性的，可以说是对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如樊骏所说，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曾经为政治实用主义所支配，在理论上也有过“以论带史”的失误，结果就导致了“涂饰歪曲历史的倾向”(29)。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中，以致以后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新的历史的遮蔽。在樊骏看来，看似两个极端的评价和研究，却存在着文学史观和方法的共同点：都是以自己的主观立场、观点来裁剪历史，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学风(30)。王瑶先生则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不能把所论述的作家或问题与当时的时代条件紧密联系起来”，“这样势必背离历史的客观实际，既难以准确地理解所研究的对象，更无法作出科学的评价”，于是，这才有“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命题的提出(31)，而且有了樊骏关于“研究的历史感”的一系列论述。
樊骏首先指出，所谓“历史感”，就是“把具体的历史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的各种历史条件和整个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评价”，“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对象”，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要求的“严格的历史性”(32)。承不承认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这是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樊骏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将文学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产物，一种十分抽象、不易捉摸的东西，一种仅仅供人享受娱乐的奢侈品”，那就必然要“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者割断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当然也就更不会承认和重视社会现实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33)。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文学史观，恰恰要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4)；因此，“对于任何社会性的事物，包括文学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内，都不能仅仅从其自身，而需要通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审视它评价它进而揭示它的‘本质’”(35)。樊骏还注意到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36)。在樊骏看来，现代文学研究进入90年代以来，越来越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出版、现代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现代宗教、现代地域文化等诸多关系的研究，不仅表现了文学观念的深化：“不再把文学仅仅视为作家个人的艺术构思的结晶，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社会人群以不同劳动方式(如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传播等)共同参与的成果；不只是单一的精神生产和观念的产物，同时又是与多种物质生产和社会力量组合在一起的系统运作过程”，“特别突出了文学作为商品的属性”；而且更是标示着研究方法的新深入和新发展的：研究者越来越自觉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当年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从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多侧面地审视评价这段文学的历史”，从导致历史结果的“互相交错的力量”，“各式各样的物质、精神的因素的牵制”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具体考察里去把握与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这都是证明了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方法的生命力与巨大潜力的(37)。
其次，樊骏指出，所谓“历史感”，还要求“把尽可能多的材料融为一体，使自己能够设身处地地去认识研究对象，以便进入前人的‘规定情境’，深入到当年的环境和氛围中，把握历史”，“尽可能准确地认识和完整地把握历史的原貌”，“尽可能符合历史的原始形态”(38)。这同时也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全面系统掌握史料，还需要从总体上、在内在层次上把握历史的动向、时代氛围、文坛风尚”，“文人的生活习尚和他们的文学风貌的联系”，“尽可能对于这段历史具有身历其境的真切、透彻的理解”(39)。这不仅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更是对现代文学研究创建者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样的经验，在王瑶那里，就是直接来源于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40)。樊骏则把唐弢的经验总结为历史的“现场感”：“早在60年代初，他指导研究生，不主张他们阅读事后编辑出版的作家文集、选集、全集，坚持要求他们从翻阅当年发表这些作品的报刊和初版本入手；目的就在于将它们引入当年的社会的、文学的环境中、氛围中，阅读作品，认识历史，以便于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地熟悉对象’，进入与作家‘共同的情怀和感受’的境界，即形成一种身历其境的现场感”(41)。而且对唐弢来说，这样的对“现场感”的自觉追求，不仅贯穿于研究过程中，而且成为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这也就是唐弢一再强调的：“我比较喜欢用事实或者形象说明问题。”(42)这就形成了唐弢的文学史论述的特殊风格，樊骏作了如下描述：“他更多地借助于翔实详尽的材料，使他笔下的历史(从具体的历史问题到这段文学历史的整体)，都不是抽象模糊而是具体清晰的，不是遥远隔膜而是贴近亲切的，不是单薄而是厚实的，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不是相互分隔而是融为一体的；形象地说，它们‘原汁原味’地以当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再现在人们面前。”(43)应该说，这样的强调揭示“历史的生动性、丰富性、复杂性”与“具体性”的文学史观念，“接近历史原生形态”的“现场感”的研究方法，以及重视历史“细节”、“形象”的展现的叙述方式，已经对当代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是具有发展潜力的(44)。
其三，樊骏指出，“历史感”要求研究者在力图“进入”历史规定情境的同时，还要“远离”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既要“设身处地”，还要“拉开两者之间的内在距离”，“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精神、心态上”的“距离”(45)。这里似乎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客观存在的“时间距离”。文学史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事后”的考察，其研究的可能性就在于“经过时间的沉淀，事件的真相和本质、原因和后果，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为人们所逐步认识”。如果说历史的当事人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作出自己的历史选择的，他不可能完全知道事件的全貌，更不能预知其选择的历史后果；而研究者却是在真相大白、后果显现的情况下，进入历史过程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全部真相和后果。因此，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不仅表现在对历史当事人的选择，要有“理解的同情”；同时，也要“正视历史后果”，包括当事人无法预知的负面后果。他所要面对的，是全部事实，绝不能因为对历史当时人的同情的理解，而有任何遮蔽。这就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就是研究者绝不能“受到一时一地的利害关系的约束，或者个人好恶的影响”，因此，必须和研究对象保持“心理、情感的距离”，才能做到历史学者绝对需要的“客观”、“冷静和理性”。樊骏指出：“个人的好恶或许可以不失为选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尺度，却不宜成为历史家立论的依据，至少这要服从于历史发展的整体客观史实，统一于历史的理性”(46)，前面说到的樊骏强调的史家的“无情”就是指这样的“历史的理性”。而这样的距离，同时又是一种“精神的距离”，这也是樊骏特别看重的，就是作为后来者的研究者，完全可以“站在不同于当年的新的时代制高点上”，“联系前后演变的全过程作出评价”，达到新的“历史高度”(47)。
人们不难发现，樊骏在前述对“历史感”的阐释中，始终贯穿着对“占有全部史料”的要求；在他看来，这是历史感必然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在研究实践中落实历史感的关键环节。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的，樊骏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战略性思考与谋划中，始终有两个要点：“理论建设”之外，就是“史料建设”。他为此用了两年时间写了近八万字的长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如严家炎先生所说，这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门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而且“实在可以规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48)。这实际上也是樊骏对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樊骏来说，重视史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绝对要求，他因此一再引述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的一个经典论断：“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49)但樊骏更为着力的，还是学科创建人的历史经验。他因此注意到王瑶先生始终“把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广泛收集、科学鉴别史料，进行描述归纳的实证研究，放在首位”，“视广义的考证为史家的基本功、史学的基础”。即使在50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中，“传统的考据工作的科学性及其学术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时，王瑶先生也依然指出“有助于研究工作的进展的考据文章，绝对不能加以反对”，依然将考据“视为修史的前提”，樊骏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少数的例外”，是十分难得的(50)。樊骏还把唐弢先生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从搜集、整理文学史料入手”；这就是唐弢先生所说的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无论从事哪项研究，都要先做一点资料工作，亲自动手整理辑录”(51)。樊骏还这样描述唐弢先生从事的《鲁迅全集》校对和辑佚工作：这是一个“详察(鲁迅)先生的行文，默体先生的用心”的过程，最后就“浸沉于伟大的心灵”，成了“和鲁迅先生的对话”(52)。在我看来，其实这正是道破了史料工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我曾经说过：“把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和运作方式。”(53)樊骏如此强调前辈学人开创的重视史料工作的传统，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背后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如樊骏所说，不仅曾经有过毁灭文物和史料的“外在的破坏”，更有着“内在的创伤”：“一方面是长期与史料工作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失去了联系，一方面又迟迟未能确立新的史料工作原则和方法，现代文学研究者相当普遍地缺少这方面的必要准备、修养和实践”，或将史料工作视为“可有可无”，或“理解为十分简单轻易，谁都能胜任的杂务和兼差”，其结果就导致史料工作必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丧失，史料文字的缺漏、删节、改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樊骏对此可谓痛心疾首，遂发出沉痛之言：“不尊重史料，就是不尊重历史；改动史料，就是歪曲历史的第一步。”(54)这是击中我们这门学科的致命弱点的，至今也没有失去其意义(55)。
樊骏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将史料的重要性绝对化，他指出：“尊重历史客体，重视实证工作，把这置于编写史书的首要位置，并不意味着否认贬低认识主体的作用，更不是把史家的工作局限于史料的搜集，把历史著作等同于史料的堆砌”，他并且引述胡适的话，强调“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乏解释的能力”，并且作了这样的发挥：“史料和史识都不能偏废，史家的职责在于处理好这两者的融合与统一。”(56)他还这样总结王瑶先生的经验：“王瑶重视史料工作，但他认为就整体而言，‘写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57)樊骏据此而提出了“立足于实证又高于实证”的原则(58)。在我看来，这是可以视为对王瑶、唐弢那一代现代文学学科创建人研究方法和经验的一个高度概括的。
而要做到“高于实证”，发挥“认识主体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了文学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现实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瑶先生首先提出的：“无论研究作家作品或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作为历史的研究，也需要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工作同样需要具有现实感”，“我们的工作必须使它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并且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59)。樊骏对此作了如下阐述：“历史感要求对于历史客体作如实的反映，现实感突出了史家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发扬”，“就历史哲学而言，历史感要求史家真正进入到历史中去(不仅是若干具体的事例，还有与其相关的一切)，使自己的认识尽可能符合历史的原始形态；现实感要求史家从历史中跳出来，不是以历史当年的水平，更不是像历史的当事人那样述说往事，而是用今天的精神和眼光反顾和评估历史”，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史家提出不同的要求，目的却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所以，又是可以统一也是应该统一的”(60)。
这里提到了“用今天的精神和眼光反顾和评价历史”，樊骏因此提出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命题，对前辈学者提出的“现实感”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发挥，并且专门写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长文。这篇文章和我们前面一再提及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起，集中反映了樊骏的文学史观，因此，特别值得重视。
樊骏明确地指出，他所提出的“当代性”的命题，其“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时代性”的理论(61)。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62)，而马克思又指出，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63)。这就是说，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和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研究之间，有着一个时间差，因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历史的研究，固然需要关注历史实际运动和其历史时代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历史性”所提出的“进入历史情境”的要求；但同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又必然受到研究者自身所生活的时代即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与制约，简单说来，研究者是站在“当代”看(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因此，“不同的时代的人，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对于已经凝固、不再变化的历史，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和新的评价。惟其如此，历史研究才有永不凝固的活力，也才具有现实的品格”，如恩格斯所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64)。这就是说，正是“当代性”的现实品格，历史研究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赋予历史研究得以不断进行，不断有新的发现的可能性。而且，“对于同样的历史的认识能否有新的进展，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现实的社会实践、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即从不同于前人的新的历史高度上赋予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新的时代精神”(65)。因此，在樊骏这里，对“当代性”的强调，其实是内含着“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他最为赞赏的，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66)
历史研究的现实性、当代性命题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主客体关系的理论。如樊骏所说，“关键在于确定和区分历史客体和主体各自的作用，即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不能忽略历史主体(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作家)的能动作用”，“不仅有历史决定他们的一面，也有他们选择历史(即充当不同的历史角色)的一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选择，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这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这样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历史的研究，研究当然要从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受其制约，但研究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叙述历史事实，而必要“按照自己的认识，标准，理论原则”，对历史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抹杀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最终还是从根本上勾销了史学理论、文学史观的任何意义，以及整个历史研究的存在价值”(67)。樊骏因此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对前辈“立足于实证又高于实证”的经验作出了这样的理论阐释：必须坚持“在肯定客体的第一性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原则，所谓“立足实证”，就是强调“阐释”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不是远离历史实际，纯粹出于史家主观的先验的东西”；所谓“高于实证”，就是强调研究者站在自己时代的高度，通过创造性的“阐释”，而对历史有新的“发现”(68)。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
樊骏提出“当代性”的命题，不仅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支撑，更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传统的研究，以及他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学科历史特点的把握基础上的。这是他最为看重，并且一再强调的：“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在大大加强了文学和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密切并且深化了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社会活动的联系”(69)，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难分难解的关系”(70)，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和优长之处，就在于“在三千年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很少有如此深深地扎根在现实土壤，又如此牢牢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与之水乳交融为一体的”(71)。可以说，正是现代文学的这些特质，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与描述绝不可能为史而史，而只能从文学与时代、现实、政治、人民、社会进步的密切而又复杂的历史联系中去把握它。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是由现代文学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因此，它的研究者也就必然地怀有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意识——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时代的现实关怀，更是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现实的关怀和参与热情。这正是樊骏对现代文学史学科特点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与概括。他指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他们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而在樊骏看来，“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弢、王瑶、田仲济等，“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也都属于这一群体”。樊骏说，“这些，都是历史的选择，即由所处的‘世’决定的”(72)。——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揭示，它提醒我们注意，老一辈学人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主要的不是纯学术的传统，而是一个“学者兼战士”的传统。这里所说的“战士”，我理解应该是鲁迅所说的“精神界战士”，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学者兼战士”，就是用学术的方式参与现实思想文化建设，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以寻求、发现、保卫真理为鹄的”的学术观，为科学和真理献身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所必然具有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而且必然在学术上表现出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不同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在樊骏这里，是用“现实感”、“当代性”来概括与表述的。
按樊骏的分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学术研究的热情，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怀，并从中“获得前进动力”(73)，他们研究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回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74)，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研究，实际构成了“当代文化的一部分(75)。因此，他们从不回避自己“强烈的参与意识与社会功利观念”，这大概就是最为“醉心学院派的研究者所不取”的(76)。其次，他们“在确定选题和研究角度时，就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由现实的需要触发引起”(77)，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找到共同点，接触点”(78)。也就是说，研究的引发点，是产生于现实的问题意识；但真正要进入学术研究，却要善于将“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并用学术的方式来回答。这里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在历史与现实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联系中，“找到共同点，接触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研究的过程，是对研究者的学术功力，眼光的最大挑战与考验，也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其三，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是否能够“和新的时代相结合”，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先进思潮、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吸取精神资源和滋养，以便“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对于文学历史作出新的探讨和评价”，这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这个时代才能有的社会思考与文学思考”(79)。其四，这样的研究，也绝不可能“对于历史采取冷漠的客观主义的态度”，而必然“有明确的是非爱憎”，并充满了“与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进行的壮烈斗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相称的庄严崇高的激情”，这和作为历史学者必须有的“冷静和理性”是相反相成的(80)。最后，如王瑶先生所一再强调的，这样的研究，也就必然要承担“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社会职责，即“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对现实发生借鉴作用”。樊骏指出，这是对中国“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和儒家“经世致用”理想的治史原则的一个继承与发展(81)。
当然，对这样的传统，包括樊骏所提出的“当代性”的命题，是存在着争议的。樊骏对此也作出了他的回应。他认为，关键是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既要防止为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的纯学术倾向，又要避免机械配合现实运动、图解政治的简单化的反科学反历史的倾向”。樊骏表示，他能够理解“由于过去有过屡犯实用主义错误的沉痛教训，大家对此都记忆犹新，深恶痛绝。如何避免后一倾向也就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他也不否认，“强调科学研究的当代性、时代精神，包含着实用的、功利的目的；处理得不好的话，有时的确容易导致实用主义的错误”；但樊骏所要强调的，却是“其中并无必然的联系或者因果关系”，或许正因为曾经有过及可能发生失误，就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樊骏看来，“从根本上说来，唯有具备充分的当代性和现实感，才能使历史研究永葆青春，不断前进”，这是他始终要坚守的学术观念和立场(82)。作为一个严格的学者，樊骏对前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也进行了严格的审视与反思。于是，他注意到了王瑶先生在逝世前四个月，为最后亲自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的《后记》里的这一段话：“经常注视历史的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即把事物或现象都看作是某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往往容易把极重要的事物也只当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否有所蔽呢？”在樊骏看来，这表明王瑶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提出了质疑”。樊骏并且谈了他的理解，认为需要反思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把时代对于文学、史学等的作用、影响绝对化了以后”，“可能忽视它们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忽略了从其他方面对它们进行剖析”，从而导致“有所蔽”；二是“过多的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了特定的现实需要而‘让历史告诉未来’，对于历史的审视和评价，也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有这样那样的选择和倾斜，影响考察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使‘有所蔽’的弊病更加突出”。而樊骏更要强调的是，“只有在超越原先的思想高度上，才会提出这样的不满和质疑”，王瑶先生的“自我质疑”正是“显示出他不懈的探索精神，以科学的理性审视事物包括自己的学者风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这同时表明，在樊骏那里，学术传统并非凝固，而是流动，开放和发展的；任何传统都是有所得也有所失，有所显也有所蔽，在获得某种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陷阱，因而是可以讨论与质疑的。或许像王瑶先生这样，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审视自身，不断进行“反思和自问”，并因此永不停止学术思想、观念、方法的探索，这才是樊骏参与构建的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83)。
这也许就是学术发展的辩证法：当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包括我们这里讨论的樊骏参与构建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不再将其绝对化、唯一化以后，它的真实价值，现实的启示意义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这里强调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也是有针对性的。樊骏早已注意到，从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学院派的学术倾向，对“学者兼战士”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挑战(84)。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学院派学术的发展，显然是和“研究生学位制度在80年代初期的确立”，出现了“当代中国首批职业化的学术人”这样的学术体制与学术队伍的变化直接相关的(85)。到了90年代，就有了对学院派学术的更为自觉的倡导；这同时就出现了学院派学术的危机：越来越技术化，内在的精神性被掏空，越来越失去了和时代现实生活的联系，因而失去了不断创造的动力和活力，结果就导致了学术的精致化与平庸化，低俗化和泡沫化的两极发展。
某种程度上，樊骏是最早敏感到这样的危机的。早在80年代中期所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就提醒年轻的学者对西方学院派学术在肯定其合理性，并从中吸取滋养的同时，还要保持清醒，要看到其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陷阱，予以必要的警惕，以保持自身学术上的独立性。樊骏指出，西方学院派学术存在着三大问题。其一，他们“大多徘徊在社会解放、人类进步的时代洪流之外，躲进宁静的书斋，冥思苦想地创立同样宁静的、缺少时代气息的学术体系。他们并不是没有真知灼见，但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者割断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将文学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产物，一种十分抽象、不易捉摸的东西，一种仅仅供人享受娱乐的奢侈品，装饰品。这就在什么是文学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其二，“他们提出一种主张一套理论以后，又总喜欢用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将一切现象都生拉硬扯地纳入其中，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相标榜。因此出现很多主观武断的解释，连一些原来不错的见解也受到损害”。其三，“他们又往往满足于罗列一些现象，虽然有关的分析可能很细致、详尽、周密，却就到此为止”，“不再进一步揭示其中的本质和规律，寻找发生发展的原因，以及其他更为内在深刻的东西”。樊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西方学院派学术的质疑，或许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联系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实际来看，就不难感到，他的许多批评是击中要害，并且是有预见性的。因此，今天重温他当年的警告，就不能不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一旦脱离了与时代、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历史研究也将随同所研究的历史一同失去生气和现实感以致生命，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86)。
面对这样的存在危机，樊骏参与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在今天就显示出特殊的启示意义。这当然不是说，要重新用前辈“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来否认、取代学院派的学术，具体的学术道路、学术观点、方法必须是、也必然是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内在的学术精神，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以追求、探索、保卫真理为鹄的”的科学观、学术观，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热情，对学术和时代、社会的使命感，承担意识，以及为学术和真理献身的精神，韧性精神或许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学院’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空间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思想批判的空间”，因此，也就存在着将“学者兼战士”学术传统的某些基本方面融入学院派的学术里，使学院学者同时成为“知识生产与社会参与的主体”的可能性(87)。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还是学者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鲁迅说得很好：“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88)。樊骏在80年代也曾引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的话，提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因而获得“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还是躲在“书斋”里，成为“唯恐烧着自己指头的小心翼翼的庸人”。樊骏说：“我们诚然不一定成得了‘巨人’，但又岂能甘心成为恩格斯所嘲笑的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庸人’呢！”(89)这同样也是发人深省的。
四 “这一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
樊骏在总结唐弢先生的学术经验时，特别提到唐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在学术上留下的空白与遗憾，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90)。这大概也是樊骏自己的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学术工作，所有的学人，都避免不了历史的局限，都会把自己的“疏忽”留给后代，并成为“下一辈人的任务”。——他自己也不例外。
于是，在讨论了樊骏的贡献以后，我们还需要讨论“樊骏的局限”，及其留下的历史教训与历史任务。我以为主要有两点。
樊骏在80年代曾经提出一个战略口号：现代文学研究要实现“与新的时代的结合”(91)。这自然是由他的强调学术研究的现实感与当代性的观念出发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时代使命、时代精神。樊骏也有明确表述：“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之中，这样的客观实践决定了这个时代和我们所说的当代性，必然也只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属性，而绝不是别的什么阶级内涵。”(92)这是一个典型的80年代“现代化叙述”，其实是有许多遮蔽的。在还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樊骏著文时是看不清楚的，樊骏这样叙说，我们也不应有过多的责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果逐渐显露出来。我们今天就看得很清楚，80年代所呼唤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樊骏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属性”，而恰恰是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为目标，到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权贵资本”，就是一个必然结果。应该说，这样的后果，是樊骏，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对“现代性”缺乏反思的天真、善良的人们所没有预计到的。这样的对80年代“时代”主题认识的偏差，在事实上使樊骏，以及我们，都不能真正把握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复杂性，对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尽管这样的认识上的失误，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樊骏这样的强调文学、历史研究当代性的学者，关心学术发展战略的学者，却又不能不说是具有严重意义的。于是，我们注意到，樊骏对我们这门学科历史发展中的曲折，教训，包括精神内伤，确有切身、深刻的把握与揭示，但他对学科当代发展的环境，危机，不是没有察觉，但总体来说，还是缺乏更深刻的把握与揭示，当然也缺少了更有力的应对。樊骏曾自责自己对学科建设所提出的战略性设想，“有些空泛”(93)，其实对学科在当代的发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是一个更内在的原因。这可能是一种苛求，但对樊骏这样苛求自己的学者来说，也许还是一种遗憾。
而且，这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更深层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樊骏是主张学者要拥抱自己的时代，并且从时代的新潮流中吸取精神力量与智慧的。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充分地肯定了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我们现在却又要反过来思考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樊骏对80年代时代主题、精神认识的某些偏差，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仅有高度认同，却缺乏反思。这里提供的思想的教训与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拥抱”自己的时代，又要保持必要的“距离”；在“顺应和坚持”时代潮流的同时，还应有必要的“批判和质疑”，也就是要将“科学的理性精神”贯彻到底。——这是包括樊骏在内的我们这一代的“疏忽”，但愿新一代学者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把“历史研究、学者与时代的关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更合理的解决：这也是学术发展到今天所提出的历史“任务”。
其实，樊骏对自己学术的局限性和不足，是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有着更自觉的反省的：这位对学术要求十分严格的学者，对自己是格外严格的。他在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前言》里，特别谈到他对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心中总有些踌躇”，原因是他“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这样的对自己的不满，是真实的，因而也特别让人感动，特别具有启发性。
樊骏特别谈到自己的困惑：“我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基本形成。进入新时期以来，出于渴望学科能够有大的发展，对于学术上的新的探索，一直持欢迎支持的态度；但对于日渐繁多的新观念、新方法，有时感到陌生、隔膜以至于困惑；内心深处，又缺少努力了解它们、切实掌握它们的愿望和勇气”。他于是谈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给探讨学科建设发展，尤其是创新开拓的工作，直接带来了障碍和困难”，他说自己“为之苦恼，引以自责”(94)。
在我看来，这样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与由之带来的困惑是历史性的。王瑶先生早就对包括樊骏在内的主要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代学者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的修养，有政治敏感，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但由于历史原因，知识面比较窄，业务基础尚欠深广，外语和古代文化知识较差。”(95)这里，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矛盾。“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关系中获得发展的，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96)，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全球化的时代，对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提出了必须具有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学养的要求，本来就有着这样的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应该说，学科开创人那一代学者，都是具有这样的学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贯古今中外”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第二代开始，就被中断了。在1949年以后闭关自守的文化政策，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更发展为“批判封、资、修”的极“左”路线，到“文化大革命”更到了极端，几乎拒绝了民族的，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学者，总体上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这样的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学贯古今中外的客观要求，与几代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因素。应该说，樊骏是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结构性的矛盾的，他的苦恼，困惑，以至自责，都源于此。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他的“扬长避短”的应对策略。他并不因此气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充分发挥自己“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经验的长处。我们从前述他对西方学院派学术的既吸取又有批判的审视里，不难发现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自信和开放态度，这就使得他在八九十年代极为复杂的学术环境里，始终保持清醒，既不保守，也不盲目跟风，这又反过来，使他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依然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更清醒于自己之“短”，即知识结构的局限，注定他只能起到“历史中间物”的有限作用，他说他没有掌握新潮知识的“愿望和勇气”，其实是他知道要真正学习新知识，就必须达到真知，深知，并将其“成为自己的学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绝非一日之功，与其皮毛地学得一点，变成“外在的装饰”，不如就老老实实地留下历史的遗憾(97)。但他又为自己因此不能对时代提出的新的学术课题作出回应而感到愧疚，并不断自责。这里所表现出的樊骏式的困惑、苦恼，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他“在年轻一代学者，尤其是前几年培养的博士生”(年龄大概比他小了二三十岁)中，发现了“具有较为完备的学识结构的新型学者”时，他所作出的强烈反应，他期待并预言这样的“新型学者”的出现，会对“整个学科建设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无论对学者个人还是学科总体，这都是走向成熟，孕育着更大发展的重要标志”(98)。樊骏这样的高度评价与期待，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因为正是这些年轻一代学者，适应学科发展到八九十年代所提出的新要求，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并试图对时代所提出的学术、思想、文化课题，甚至国际、国内的政治、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这是樊骏这一代，也包括我自己这一代，所不能做的。在他们身上，既继承了老一代学者开创的关注时代、社会重大问题的传统，又有了新的知识结构，因而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回应，尽管也有些勉为其难：这都是最能吸引因自身的无力而自责的樊骏这样的学者的，他们也因此对樊骏后的学术界，以致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获得了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但是，或许正是这样的影响与地位，却遮蔽了这些学者自身的问题，这也是樊骏因期待过殷而没有看清的问题：他们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并没有达到樊骏所期待的“深知”与“真知”，并且将新知识“成为自己的学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造诣与境界，总体而言，还是属于“补课”的性质，再加上某种程度的急功近利，其中的生硬搬演，曲解，误读，是难免的，远没有“成熟”。这就意味着，我们这里讨论的学贯古今中外的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学者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这一基本矛盾，在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很大的缓解，却远没有解决。而且这也不是这一代学者的问题，在以后陆续出现的更年轻的学者，因为成长在一个更加体制化、商业化，更为浮躁的社会、学术环境里，也依然存在“知识面过于狭窄，且不肯再打基础上下功夫”的问题(99)；当然，他们中的杰出者，在知识结构上正日趋合理，无论对“西学”，还是“中学”，其基础都可能胜过现在已经成为中年学者的那一代人，但真正做到同时学贯古今、中外的恐怕也并不多见。而且，由于他们成长于学院体制，深受学院派的影响，在知识上或有某种优势，但却也存在缺乏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将学术技术化、精致化，因而内在精神与生命活力不足的危险。因此，就整体而言，包括樊骏在内的前辈学者的“疏忽”所留下的“任务”，即完善知识结构，学贯古今中外，以更好地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还需要现代文学研究界，以致整个中国学术界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真是任重而道远。
现在活跃在学界的几代学者，不仅是中年一代，也包括年轻一代，在学养、学风上存在缺陷，有着各自不同的问题，都是自然的，是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因而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应该给予历史的同情的；问题在于自身对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正视的勇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樊骏的自我清醒，包括他对自己的永不满意，他的踌躇，紧张，苦恼，困惑，愧疚与自责，在今天都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我们在讨论的一开始就提到樊骏对我们这个学科的最大意义，就是他以自己高瞻远瞩而又严格的要求，使我们的学术处于清醒自觉状态；现在，我们要补充说，樊骏又以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不断反思自省，促使后来的学者自身的清醒与自觉。而他对学术、对自己的严格，又缘于我们一再说到的他的无私，一切出于学术公心，除学术之外，全无个人地位与权力的任何考虑。无私即无畏，有公心即清醒与自觉：这或许是樊骏对我们的最大启示。
注释：
①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
②严家炎：《序言》，第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③严家炎：《序言》，第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④樊骏：《前言》，第4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⑤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468页；《很有学术价值的探索》，第22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⑥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第42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⑦樊骏：《前言》，第8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⑧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509页，第514-515页，第50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⑨严家炎：《序言》，第4页，第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⑩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65页，第167页，第185页，第190页，第187页，第19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1)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9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2)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90-19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3)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4)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5)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6)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7)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4页，第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8)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12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19)樊骏：《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第155页，第16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0)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1)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又一个十年》，第438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2)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30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3)樊骏：《前言》，第14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4)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5)樊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5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6)王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10页，第1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7)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10页，第1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8)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14页，第38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29)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50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0)参看樊骏：《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文学的历史评价》，文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一些研究者“给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钱钟书等作家戴上种种辉煌的桂冠”，“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却评价不高，颇多指责”，这是从另一个方向对历史的遮蔽。
(31)王瑶的意见出自《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7-38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2)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8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3)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第128-129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3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转引自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第467页。
(35)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第46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6)马克思：《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22日)》，转引自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506-50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7)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第455-456页，第466-467页；《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50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8)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6页，第38页，第3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39)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74页；《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0)参看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从鲁迅所开的一张书单说起》，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7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1)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7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2)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转引自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9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3)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8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4)参看樊骏：《很有学术价值的探讨》，第222页，第22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5)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89页，第19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6)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第110页，第11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7)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第19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8)严家炎：《序言》，第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49)转引自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328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0)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4页，第3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1)唐弢：《〈鲁迅论集〉序》，转引自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8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2)樊骏：《唐弢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第8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3)参看钱理群：《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第246页，《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4)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第310页，第31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5)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就谈到史料的“粗制滥造与整理的混乱。有些文集、全集的遗漏(篇目遗漏与成句成段的遗漏)，误收，误排，大面积的删节改动——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遂有“今人乱出文集全集而现代典籍亡，因为他们删改原文，且错误百出”。参看钱理群：《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第242页，第243页，《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
(56)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7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胡适的话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13日)》，也转引自樊骏此文。
(57)见1948年3月4日朱自清致王瑶信，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2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8)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7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59)王瑶：《谈关于话剧作品的研究工作》，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0)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9页，第4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1)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295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转引自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29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转引自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506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4)樊骏：《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第21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恩格斯的话出自《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转引自樊骏此文。
(65)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看法》，第123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66)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转引自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30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7)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507页，第508页，第50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68)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75页，第171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69)樊骏：《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64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70)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7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71)樊骏：《很有学术价值的探讨》，第224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72)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58页，第5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73)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4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74)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与思索》，第37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75)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179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76)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4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77)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3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78)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第127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79)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29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80)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第109页，第110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81)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4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82)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看法》，第125页，第126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83)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61页，第62页，第6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84)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第4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85)参看贺桂梅：《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3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86)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第128—129页，第123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87)参看贺桂梅：《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3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88)鲁迅：《革命文学》，第568页，《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89)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看法》，第126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90)樊骏：《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第15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91)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27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92)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第25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93)樊骏：《前言》，第19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94)樊骏：《前言》，第18页，第29页，《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95)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第16—17页，《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96)参看钱理群：《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第10页，《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
(97)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497页，第498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98)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第498页，第50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99)参看钱理群：《学术的清醒与坚守》，第10页，《那里有一方精神的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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