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颂”看书画鉴定中的几个问题_章草论文

由《出师颂》谈书画鉴定方面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画论文,鉴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西晋索靖、一作隋人书《出师颂》而引起的该卷真伪问题的讨论,作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似乎已经过去,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却并未最终得出结论。没有结论其实也是一种结论,所谓天下事以不了了之,毕竟一件古书画的真也好,伪也好,不像假药、假酒会吃死人,也不像豆腐渣工程的綦江大桥会弄出人命。尽管二千二百万元的数目不是小数,但即使从交学费的角度,千金买骏骨,比起其他方面巨额的国资流失,不仅小得可怜,而且它所产生的影响还是积极的,足以显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之后,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当然,在人心不古的今天,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买方以良好的愿望千金买骏骨,卖方是否会因此被感动,真的把千里马奉送上门?还是会利用买方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继续向你推销骏骨?所以,对于买方,就不能不弄明白,自己这次所购进的究竟是真的千里马还只是一付骏骨?我们假定它是千里马,而买方购进之后经过研究,却认为它不是千里马而只是骏骨,结果亦显示出自己的无知,卖方就会继续作弄你,反之就不会,而会钦佩你;我们假定它是骏骨,而买方购进之后经过研究,却认为它不是骏骨而是千里马,结果亦显示出自己的无知,卖方也会继续作弄你,反之就不会,而会钦佩你。

有人认为,书画鉴定,如果是署款米芾的,才有“定真假”的问题,与米芾的书风相符合的,是真迹,不相符合的,是伪作。如果是无款的,却没有真假的问题,而只有“明是非”的问题,比如说一件唐人的作品,与唐代的风格相符合,是“是”,是真迹,不相符合的,是“非”,仍是真迹。这种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为,照此观点,只要是无款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定作任何时代,比如今人书写的一件无款书法,而且写的是陶渊明的诗,我们也可以定作“唐人真迹”!我们至多只能说它不是唐代,但不能说它不是真迹。无疑,对于隋人书《出师颂》的鉴定,当被证明它确实是隋代人所书,它才可以被认为是真迹,当被证明它不是隋代人所书,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真迹。

本文当然不是要来对隋人书《出师颂》的真伪或是非来下鉴定的结论。而只是对今天持真迹而且是“隋人书”真迹的一些主要论点提出质疑。我认为,当这些质疑只要有一点无法澄清,所谓“真迹”的结论就无法成立。这,不妨称作书画鉴定中的“一票否决制”。当然,真迹的结论倘无法成立,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伪作”。因为澄清质疑需要假以时日。

一 清宫旧藏

我们承认,在今天的市场上,尤其是一些大款的心目中,清宫的旧藏,《石渠宝笈》中的著录品,一概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投资收藏价值。这,几乎成了一个标准,一种尺度。但价值的标准是可以人为地建立起来的,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作品的真伪或是非则是客观的,尽管它有时很模糊,我们决不可能人为地以真为假或以假为真。所以,所谓“清宫旧藏”,至多只能证明它的价值“大”,而不能证明它的“真”。事实上,清宫旧藏的明以前的历代书画,无论有款的还是无款的,伪作非常多。有许多被作为唐代的、宋代的,有款的、无款的,事实上是明人所造,甚至是康熙时所造。因此,当没有证据证明凡是清宫旧藏的一概都是真迹而没有伪作,那么,用“清宫旧藏”来证明隋人书《出师颂》就是真迹,显然理由很不充分。

二 章草绝妙

“清宫旧藏”的证据虽然并不充分,但它毕竟是事实;而所谓“章草绝妙”,则牵涉到对作品书法艺术性的评价,正反双方,完全可以有绝然不同的意见。我们假定它是“绝妙”,那么,要想依据“章草绝妙”来判定它是隋人书的真迹,就必须有两个前提:

前提一,凡隋以前的书家和隋以后的书家,只要写章草,一定是不“绝妙”的。

前提二,只要是写到“绝妙”的章草,就一定是隋人所书,或可以作为隋人所书。

根据前提一,《居延汉简》,沈曾植、王蘧常的章草都是写得不“绝妙”的;根据前提二,《居延汉简》、沈曾植、王蘧常的章草也是隋人书,或可以作为隋人书。显然,这是非常可笑的。

所以,根本不是“章草绝妙”不绝妙的问题,而是究竟是不是“隋人书”的问题。绝妙不绝妙,是优劣的标准,不是真伪的标准。且不论优劣的判语正反双方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结论,真迹不一定优,也可以是劣,伪作不一定劣,也可以是优,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把真伪同优劣混同起来,并不是科学的鉴定方法。

三 流传有绪

对于此件之可以作为真迹“铁证”的最有力证据,“流传有绪”应该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具体又有三条:一、唐宋收藏印累累;二、南宋米友仁题鉴;三、历代著录书多有著录。

我们假定上面钤盖的唐宋收藏印累累都是真的,那么,迄今所能见到的古代法书上,能有如此高规格待遇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大概也不会超过十件。再加上米友仁的题鉴,我们也不妨承认它是真的,那么,它是绝无可疑的一件铭心绝品,非同小可。这样的一件巨迹,至少,从北宋以后,历代的著录都是不会轻易放过它的。然而,事实是,从北宋以后,直到晚明之前,著录了所有身价远不如它的其他章草书,却没有著录它。所谓“历代著录书多有著录”,不过是晚明以后的“明清著录书多有著录”!这样,回过头来冷静地看待唐宋的收藏印和题鉴,不仅使人联想到近年的一个事实,有人买了一件宋瓷,拿去作碳十四的鉴定,以科学的仪器,测出它的年代已有五千年!

看来,要想证明这件隋人书《出师颂》是真迹,当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宋元的著录书中对它多有著录之前,所谓的“流传有绪”是不能不令人起疑的。

故宫购藏的“隋人”《出师颂》

当然,书画鉴定,最本质的依据是笔墨的风格。尽管它并不是最有说服力,但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只可意会不可言说,无法做类似于亲子鉴定和力度、速度的测量。当一件作品被认为是某人的,某人有某人的风格,与之相符合的为真,不相符合的为伪;当一件作品被认为是某时代,某时代有某时代的风格,与之相符合的为真,不相符合的为伪。然而,恰恰有几种书画的形式,个性的风格也好,时代的风格也好,都是不明显的。比如说,截锋裹毫而书的铁线玉筯篆是一种,所以如王福厂等的小篆书,最易作伪而最难鉴定。白描的人物画又是一种,比如说徐悲鸿旧藏的《八十七神仙图》卷一度被认为是唐人所画,现在被定为宋人;我看宋人也不一定,因为今天许多被定为宋人的白描,有些应是晚明的苏州坊间所造;而至今流传于艺术品市场上被作为明人丁云鹏等的白描,有些竟是还在世的老太太所造——这几位苏州的老太太,小姑娘时即在坊间学艺,解放后转向工艺画的绘制,改革开放后重操旧业,按师徒相传的旧的白描画稿拷贝复制,又被画贩子购去添上明清人的名款并做旧。而章草书,又是一种。

历代的章草书,撇开创作的不论,就像白描的《九歌图》、《龙王礼佛图》、《莲社图》等一样,多是临摹前贤的名作,尤以《急就章》和《出师颂》,几乎成了章草的两大母题。临摹的范本,有史游的《急就章》、皇象的《急就章》以及所谓索靖的《出师颂》、萧子云的《出师颂》。在隋唐人,也许是依据原作临摹,或依据原作的摹本墨迹临摹;至元代以后,则基本上依据刻帖临摹,或以刻帖的摹本墨迹翻刻后再辗转临摹。在这样的临摹中,除非结字的牵带因理解的不同稍有出入,要讲笔墨的个性风格、时代风格,基本上很难辨别。在大书家,或较多地体现出自己的笔墨个性,但也终究不如在行草书体现得充分;在小书家,他之所以只能是小书家而没有能成为大书家,根本就是因为他没有鲜明的个性,所以在时代上,你要说这是隋代的,这是明代的,只能是先有个结论再寻找一个依据,而不是先有了依据再得出结论。

这件隋人书《出师颂》,要想鉴定它是隋人所书,而不是其他时代的人所书,从本质的依据,理应率先确立一个时代风格的标准:隋代的章草书是怎样的时代风格?其他时代的章草书又各是怎样的时代风格?而现在,正反双方都没有从这一角度来展开自己的论证,正说明,对于章草书,尤其是以《急就章》、《出师颂》为母题的临摹性质而不是创作性质的章草书,而且是出于无款的小名家之手的作品,时代风格、个性风格都是缺少说服力的,不仅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言缺少说服力,而且是从“不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言缺少说服力。

这样,对它的鉴定就需要从“流传有绪”入手,而且必须从此入手。当排除了“流传有绪”的所有疑点,确保了它的流传有绪,就是真;当“流传有绪”中只要有一个疑点无法排除,“流传有绪”就整个地崩溃,它就是伪。而试从“流传有绪”加以梳理:

1.这件隋人书《出师颂》,在晚明之前是够不上“流传有绪”的。

2.索靖的章草书,宋元间流传有绪的是《急就章》、《月仪帖》、《七月帖》,虽然《宣和书谱》同时也著录了他的《出师倾》,但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各种刻帖中也不见它的踪影,所以对它的面貌我们无从得知;而从晚明之后,索靖的《出师颂》便名声大振,出现在多种著录和刻帖中。

3.单论《出师颂》,宋元间盛称的是萧子云所书,并被刻入北宋政和间的名帖《兰亭续帖》中。但明以后萧子云书《出师颂》几乎被人遗忘。这样,最早的传世《出师颂》应该是萧子云所书,并以刻帖传播人间,直到进入明代后期,才有索靖书《出师颂》(刻帖)和隋人书《出师颂》(墨迹)的出现。

这样,试从著录文献和刻帖来提问:这件有唐宋收藏印累累的隋人书《出师颂》在宋元间又在何处呢?它与几乎同时现身的索靖《出师颂》和早在北宋便已现身的萧子云《出师颂》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看来,理顺这其间的线索,是考定此件究竟是真迹还是伪作的关键所在。花了二千二百万购藏入库,抢救国宝的工作已经结束,但研究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只有通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明确的结论:一、它是绝无可疑的隋人书,二、它是绝无可疑的非隋人书而是另一时代如明人书,三、它是不是隋人书无法确定,这钱才花得值。即使明确了它不真,这学费也交得值。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长和文化建设的高涨,我相信,类似抢救国宝的事情在今后还会不断发生。由于书画鉴定的复杂性,在抢救中发生失误,也非常正常。但为了减少失误,每一次抢救行动之前需要进行广泛的论证;每一次抢救行动结束之后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结论不明确,探讨不结束——这,应该成为文博机构和鉴定界的一个不成文的规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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