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小菲[1]2006年在《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众所周知，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是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经过20几年的努力，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国企效率低下问题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论文首先在第二章对相关激励理论作了一个系统回顾。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作了一个概述，分析了各种机制的作用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认可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和替代的关系，同时又指出报酬机制是整个激励约束体系中最基础和最主要的一种，尤其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来说是如此。并针对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构造了一个综合分析模式图。关于国企经营者的激励约束问题，本论文在第叁章和第四章首先对国有企业外部市场体系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进行了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较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目前在这两大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探寻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无论是外部市场体系，还是内部治理结构，功能都是不完善的，激励约束作用均未得到有效发挥。因而要控制“内部人控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加强这两方面的建设都是必要的。而内、外部机制失灵的起源和基础，就在于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股权结构。所以在改善公司治理这一系统工程中，优化股权结构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而实施股权激励是优化股权结构的一条必要且有效的途径。上述两种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最终都会反映到经营者的物质报酬上来，论文在第五章对经营者的报酬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报酬结构和最优激励方案的论述，得出：固定薪酬只有保健作用，变动薪酬才有激励作用，合理的薪酬结构应该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而何种形式的变动薪酬才最有效呢?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即通过股权激励建立起代理人的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实际上这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为这一观点寻找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据，论证了股权激励制度的强大激励效应。业绩评价是激励机制的基础而重要的环节，评价指标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激励机制的有效程度。我们阐述了目前使用的叁类评价指标的优缺点，并分析了EVA这种创新指标的优越性，讨论了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以及目前在我国的适用性。为了了解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货币报酬和持股比例的现状及其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我们在第六章对2004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论得出了今后国企经营者薪酬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提高经营者货币报酬水平，推广年薪制，加大经营者持股比例以构建多元化的报酬体系、实现长短期激励的有效结合。尽管构建多元化的报酬体系是今后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但目前我们薪酬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加大经营者持股数量，积极推行股权激励。论文第七章对我国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总体来说，股权激励确实起到了激励公司经营者努力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不过这种激励作用因某些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分析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之后，针对目前外部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对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在第八章阐述了我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基于股权激励的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在此方向下，我们给出了设计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并针对国有企业的多种不同类型，列出了几套不同的国企经营者报酬方案以供参考。论文在结语中指出，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经营者的，我们强调报酬机制的基础和主要地位，但不能忽略它与其他机制的有效匹配和协调。此外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能离开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大背景，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顾旭东[2]2002年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国有企业将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代理问题。如何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率，成为当今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现代企业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基础和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思路以及改革和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对策措施。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本部分论述了企业激励约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研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提高我国国有企业效率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现代企业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的主要内容 本文将现代企业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归结为报酬机制、精神机制、控制权机制、竞争机制、法律机制等五部分。 第叁部分：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现状分析 本部分对我国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现状，包括“内部人控制”、“59岁现象”、“职位消费”、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性等进行了分析探讨。 第四部分：建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思路 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性质、二元目标进行分析，提出了建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思路。 第五部分：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措施 通过完善年薪制、改革精神激励约束机制、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经理人才市场、完善资本市场、规范产品市场、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等措施，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 本文在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容、这些机制的理论基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改革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措施等方面从全新的视角进行了探讨。
吴虹, 黄如安[3]2011年在《中外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经验及启示》文中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之一,共同构成一国(或地区)经济组织的主体。中外民营企业完善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经验做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湖北省国企经营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具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也是必要的参照系。
顾树东[4]2013年在《基于专卖体制的公司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公司治理问题的高度重视,并掀起了改善公司治理的国际性浪潮。公司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和艺术性很强的跨学科的综合性新兴学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烟草制品由国家完全垄断经营,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随着烟草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卷烟工业企业的规模急剧扩大,要提升我国烟草企业的竞争实力,确保烟草行业的持续平稳发展,就必须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起符合烟草行业特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提升管理效率,激发企业活力。本文从研究专卖体制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入手,力图通过探寻一种制度安排,使得现行体制下烟草企业委托--代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率最大化,充分提高公司治理绩效。首先,针对我国烟草专卖体制的形成历史、改革现状和发展趋势,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对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现阶段的存续理由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指出虽然在理论上支持取消烟草专卖制度,但由于政府的偏好、路径依赖和新制度实施机制不具备等因素,专卖制度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会是中国烟草行业改革和发展的基石。其次,针对经过多年烟草工业的重组改革,中国烟草总公司作为股权结构单一的国有独资公司,已经与各省级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了二级法人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的现状,着重研究了集团化母子公司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在系统分析了烟草行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烟草行业经营特点、管理制度特点的基础上,应用集团管控理论,提出了在以行政垄断为特征的管理体制下,为保持集团公司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提升公司运转效率和子公司活力,有效防止“大企业病”,烟草集团在管控模式的选择上应该实行“战略管控型”的模式,并系统阐述了这一模式的运行保障机制。第叁,对我国烟草行业产权制度及现代企业治理改革的进行了评述,系统分析了我国烟草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与跨国烟草公司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提出了我国烟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优化的原则和重点。通过分析,指出目前加强和完善烟草公司治理的关键是突出董事会的地位,充分发挥董事会和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主导核心作用,通过加强董事会建设建立高效、顺畅、协调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第四,由于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位置,本文从研究烟草企业董事会治理入手,在对董事会构建模式、工作机制、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烟草企业董事会建设要在妥善处理好董事会与经理层、公司党组、总公司职能部门“叁个关系”的基础上,围绕完善董事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细化权责、完善决策机制、建立评价体系等几个重点推进。通过对董事会治理的综合分析,建立了我国烟草企业董事会治理质量评价指标模型,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判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影响我国烟草公司董事会治理质量的诸多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对董事会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进而提出在我国烟草行业现有管理体制下,提升烟草企业董事会治理质量的关键,是总公司通过施加更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健全和完善对下属公司董事会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理论的方法建立了委托人(中国烟草总公司)和代理人(省级烟草工业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董事会作为委托代理环节的核心部分,对其进行激励的必要性。在此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烟草工业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建议。最后,本文从系统理论出发,提出作为国有独资的烟草企业,由于股东和股权结构单一导致系统的封闭,缺少与外界的交流,难以形成耗散结构。在下一步的改发展中,要积极通过政企分开,股权结构多元化、对内开放,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建设、推动经理市场化等层面上不断加大系统开放性,形成耗散结构,使公司治理系统走向动态有序的平衡,使各种要素配置合理,治理有效和高效。
侯锡林[5]2004年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与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的特点是经营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加剧,客观上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的职业化企业家成为国有企业的“灵魂”和“脊梁”,从而使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着力研究企业家成长问题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然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特别是近20年来,尽管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企业家问题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在这一领域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也不乏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前景的研究成果,但是围绕着企业家成长问题展开的研究性论着并不多见,其成果呈现出局部性、分散性和孤立性等特点,并未形成完整而又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在系统地回顾与继承既有的企业家成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为背景;以企业家角色及其行为特征分析为切入点,以贯穿全文始终的企业家成长为主线,在有效利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前提下,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思路,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家的成长机制与相应的成长模式。在本论文中,我们首次将企业家成长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机制和相应的模式。狭义企业家成长机制是指企业家的产生、发展、选择机制和模式,换言之,就是研究企业家在进入企业任职之前的成长机制和模式。但有时为了便于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会把从企业退出并重新进入企业家市场等待所有者选择的企业家成长问题归于狭义成长的范畴。狭义企业家成长机制是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来源或供给问题,它是构成企业家制度的重要基础。狭义企业家成长机制与激励约束机制,以及法律、文化等社会环境机制共同构成了本论文所定义的广义企业家成长机制。广义企业家成长机制所发挥出的作用决定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经营行为,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效率与绩效,而效率与绩效则是企业所有者不变的目标追求,也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关注的永恒主题。在狭义企业家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内,侧重研究了企业家成长的人力资本机制、制度变迁机制和选择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企业家成长的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内涵、结构与功能,提出了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家成长模式与分析方法,探索了企业家人<WP=4>力资本成长的一般规律性;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努力探索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基于企业制度变迁的企业家成长模式与分析方法,研究了企业家成长的性质、阶段及其结果,揭示了制度变迁约束下的企业家成长的一般规律性,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家成长的特殊规律性;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企业家成长的选择模式与分析方法,给出了企业家流动的近似计算方法及其重要的宏观经济含义,建立了合意企业家选择模型,系统分析了不同选择模式对企业家成长的影响,从中筛选出最有利于中国国有企业家成长的选择模式。在广义企业家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内,通过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和法律、文化等社会环境机制,在深入研究企业家成长机制体系中有关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侧重研究了对于企业家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以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激励约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相对完整的、具有一般性的广义企业家成长模式与分析方法;建立了包括人力资本机制、制度变迁机制、选择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法律、文化等社会环境机制在内的,满足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目标约束条件的广义企业家成长数学模型,从而使一直以来处于局部的、分散的和孤立的企业家成长理论模式得以统一;分析了影响企业家成长的激励约束因素之间内在的相互作用机理,提出了优化企业家成长激励约束机制的基本思路;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家成长的激励约束现状与问题的深刻剖析,针对完善国有企业家成长的选择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了符合“可操作性、有效性、激励相容和低成本”标准的“过渡方案”。通过对企业家成长与激励约束机制研究,不但给出了相对完整的企业家成长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的成长模式和分析方法,而且也提出了促进中国职业化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的政策建议。此外,也努力尝试了对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有关企业家成长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给予基本原理层面上的理论澄清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分析与解答。
王胜利[6]2005年在《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乡镇企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境,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是,多数讨论都集中在探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产业结构、经营管理水平等不同层次和方面,而在微观层次上关于乡镇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者激励机制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缺陷,把改制后的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构建作为研究重点。 对激励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由管理学激励理论和经济学激励理论共同组成的激励理论体系,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些理论各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关于我国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理论,依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如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作用机理和激励路径问题;乡镇企业经营者业绩评价及报酬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等等。本研究正是以这些实际问题为导向,逐步展开的。 本研究以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管理激励理论为主要的理论依据,运用数理模型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制度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乡镇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特征,分析经营者效用均衡和所有者最优激励约束机制,论证企业应对经营者实行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组合,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最优激励是使综合代理成本最小化;以乡镇企业改制为背景,分析研究改制前后委托代理制度变迁,对当前乡镇企业产权安排下的激励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乡镇企业应该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构建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对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业绩评价、选择和约束机制等经营者激励方式和方法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完善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特色在于从乡镇企业改制背景下的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这一崭新视角展开研究,论证适合乡镇企业经营者行为特征的乡镇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和激励路径;提出较适用于乡镇企业实际的与平衡记分卡相结合的经济增加值(EVA)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乡镇企业经营者报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经营者报酬激励模式:基于EVA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年薪制与业绩股票期权相结合的报酬激励模式。这一经营者报酬激励模式对国有企业等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者激励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袁定金[7]2003年在《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优秀的企业家是企业发展乃至社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这种资源又是非常稀缺的。一个经济体制能否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源以达到社会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近年来，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在企业激励约束理论研究中，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着眼于对一般职工的奖惩，而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则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践。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委托代理关系下，企业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这种人力资本是巴塞尔(Barzel)所说的“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企业家）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德姆塞兹(Demsetz)意义上的“残缺”。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做同样的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便成为现代激励理论的研究中心。在众多的激励手段中，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则是最主要的一种，这不仅仅是因为报酬本身的经济（金钱）作用，还因为在现代社会，报酬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成功与否、权利乃至尊严等。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关键在体制，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目的就是要把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能量最大限度释放出来。企业经营者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他们承担国资运作、市场营销、内部管理乃至政策义务等重大使命。我们在肯定相当一部分国企经营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胸怀大志、克己奉公、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也应正视不少国企经营者的苦衷，应该重视国企经营者怨言也不少、心里不够“平衡”、投资急功近利、在职消费失控、侵蚀利润、转移资产、营私舞弊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只要存在所有者的授权经营，就一定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责任风险不对称”等所谓的“代理问题”。非国有企业的产权特点和灵活机制使其具备了缓解“代理问题”问题的一些条件。要留住并造就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就必须重视“代理问题”的研究，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处理好国家与经营者的利益分配关系。本论文主要就如何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在激励与约束方面，根据我国<WP=3>市场经济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性的探讨研究。第一、对国内外的激励约束机制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较详细的概括总结，提出了人类需要理论是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基础的观点，并从现代企业中形成的一系列关系（股东与董事会的“法人财产权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的“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制度”）、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两个方面论证了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同时，对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容、原则、以及激励与约束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指出应借鉴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完善在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的环境条件。第二、将激励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①对于物质激励，从物质激励的时代特征分析开始，提出“按劳分配”需要创新，物质激励应更多体现对人力资本激励的观点，由此对物质激励的原则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同时根据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设计原理，设计了经营者物质激励最优方案模型，指出在最优方案模型总量控制经营者收入前提下，经营者物质收益构成应主要包括年薪制收入、职务消费和股权收入叁部分。最后，就职工的物质激励，在国有企业职工个人需要与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职工物质激励与效率以及如何构建科学的员工物质激励机制叁个方面进行了探讨。②对于精神激励，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有资本运营中实行精神激励的客观必要性，概括总结了精神激励的内容、原则，并根据对当前精神激励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国有资本运营中精神激励的有关办法。第叁、通过对国有资本运营约束的特殊性分析，对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目标、一般原则、内容及分类进行了全面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约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市场与非市场两方面如何建立国有资本运营约束机制的一系列措施。在市场方面，通过对市场约束机制的一般机理的研究，指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主要应通过企业市场价值指标、声誉显示、企业会计财务指标来实现，并因此需要建立接管（并购）机制、破产机制、竞争选聘机制、盈亏奖惩机制。在非市场方面，国有资本运营的约束主要通过资产所有者的约束、代理人的约束、职工及党委的约束、法律约束和会计约束等五个方面来实现。第四、绩效评价是国有资本运营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本论文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方面入手，对绩效评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绩效评价系统主要由评价目标、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六大要素组成，指出新经济时期国
王志芳[8]2003年在《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营者激励约束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它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进行了探讨性研究。通过对已有的国内外经营者激励约束的理论文献的回顾，总结了有关经营者激励约束理论的研究成果，为论文随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本论文吸收最近几年国内外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理论方法，同时把对经营者激励约束问题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领域，努力把握中国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一般规律。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包括：为什么要对上市公司经营者进行激励约束?对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约束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什么?如何对上市公司经营者进行激励约束?怎样的激励约束组合是最优、最佳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论文首先把研究对象定位在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上，在对选题研究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和说明的基础上，指出文章所研究的激励约束是辩证统一的。其次，本论文全面阐述了对经营者进行激励约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并揭示这些条件的内在关系，回答为什么必须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再次，论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中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约束的环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环境状况，使我们认识到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要受到多种因素和现状的影响与限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方案。第四，论文的主要部分是对各种激励约束具体形式和内容进行的分析研究，这其中包括年薪制、福利与津贴、股票激励、股票期权激励和精神激励等具体激励形式，对各种主要激励形式的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分析研究，包括从该项激励约束形式的概念界定、功能介绍、产生或由来，该种激励形式在我国的实践过程，还包括该形式在现实操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进行一步完善的外部条件和具体措施。力求通过对各种激励约束形式的认识和分析，为我国上市公司找到一些更为有效的经营者激励约束的实施办法。最后在上述各单项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达到激励约束组合的最优或最佳状况，笔者提出了激励组合设计的原则与具体操作程序，以期为上市公司设计具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供有益的帮助。
毛惠媛[9]2008年在《转型时期的企业家管理机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经过近30年的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企业家问题就是国企改革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1]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国有企业是否拥有大量的合格企业家,以实现企业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2]随着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转轨转型,企业和企业家的功能角色和评价机制的不断变化,导致理论和方法的不确定性；伴随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家培养、选拔、考评、激励的机制体制必然与时俱进,因此,要完成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造就、建设和管理好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需要创新企业家管理机制。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集成创新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和经验教训,对企业家概念进行了科学界定,确定了企业家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地位。在国内外关于企业家能力和素质相关文献研究并与4家企业的12位高层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家能力资本的构成因素。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收集到的各项素质、能力进行整理,经过编码分析,初步得出企业家能力资本的理论框架。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资本的内容包括4个要素及32项条目。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理论框架的结果加入了个体特征变量后形成企业家能力资本调查问卷,以某省范围内的企业家为样本,分别对268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这4个要素及32项条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某企业拟候选的10个企业家结合该量表进行选拔评价,通过因子萃取,找出在多因子分析中影响企业家能力资本发挥的主因子,为了使选拔招募来的企业家与实际岗位的需要相匹配,笔者从培养理念、培养途径和培养机制叁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通过对国内外同类关于企业家绩效评价理论研究文献的归纳总结,进行理论集成创新,构建了动态的企业家绩效评价体系,根据笔者自编的企业家绩效评价的初始问卷(共包括24项条目),对发放回收的229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了20项条目并对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这20项条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分析以往绩效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方法应用创新,运用先进的统计学习方法-支持向量机(SVM),以某省市国资委控股的14家企业的企业家作为样本对企业家进行绩效评价的应用过程,对企业家进行绩效评价是实施激励机制的基础和依据,评价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获得一个更高的业绩水平而实行的手段,而激励则是为了更好地改进业绩尽力使业绩最大化,笔者从薪酬、控制权、声誉、市场竞争几个方面对企业家激励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通过对企业家培养选拔机制、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最终促进企业家的职业化、市场化发展,建设企业家队伍。针对企业家发展现状和国企“政治化”属性阻滞企业家职业化发展的分析,提出了企业家职业化的机制需求与机制优化及“党管企业家”与企业家市场化的实现形式。为反映企业家职业化的现实状况,在集成创新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家职业化进程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企业家市场化与职业化对应关系来测量企业家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职业化阶段做出定性的判断。最后,指出本研究的创新性工作及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崔静[10]2008年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为社会公共品、准公共品提供物质来源,同时承担政府职能,为国民提供社会保障机制,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而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从国企改革叁十年的历程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租赁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几个阶段的改革,十四届叁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基础、以委托代理为手段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对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Jensen和Meckling于1976年的研究为起点,开创了用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企业经营绩效的先河,证明激励机制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委托代理关系下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内涵和国内外委托代理与企业经营绩效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其次对西方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基本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再次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历史沿革、存在的问题和西方国家控股公司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分析,接着通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构建了委托代理关系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模型,并以此为出发点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色诺芬数据库(Sinofin)选取了2001-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利用Stata9.0统计软件,采用逐步回归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最终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国有上市公司规模与企业经营绩效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在股权结构方面,当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具有集团性或企业最终控制人为较低级别的地方政府时,公司经营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在激励机制方面的研究表明,高管人员薪酬和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在约束机制方面的研究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兼任性与净资产收益率显着负相关,当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有非集团性或企业最终控制人级别为中央政府、中央企业时,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置与否与经营绩效显着正相关,考核委员会的设置与公司经营绩效显着负相关。最后,本文还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性别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说明高管人员的性别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显着。结合本研究所发现的国有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文章在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对委托人实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委托代理效率,减少代理成本。
参考文献：
[1]. 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 廖小菲. 南京理工大学. 2006
[2].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 顾旭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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