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西北？——国史上西北情结的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渊源论文,情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4-0005-08
打开五色斑斓的中国地形图，有一大块被浓厚的赤褐色与炫目的金黄色层层填充的区域，它耸立西北，俯瞰东南，恰似中国版图的背脊，宽硕但不傲慢，负重却不居功，这片充满神奇想象的广袤大地，就是中国的西北①。
从地质时代开始，受自然造化之赐，这里就被厚实、肥沃的黄土层紧紧地包裹着。松软、绵延的黄土繁育着生命，也孕育着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在发轫之初，就与西北黄土高原结下了历史机缘。从上古传说至中古隋唐，西北始终都是最为活跃的历史舞台，是充满活力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以史情而言，大抵国运转机，常常发端西北；大凡是国脉相继，每每自西徂东。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古史的“西北时代”。中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因江南的开发、垦殖而南移。两宋之际，由于北方强族的相继崛起，中原正统王朝被迫南迁。即便如此，西北在国史中的地位并未因“西北时代”的终结而被忽视。从宋室南迁后的“西北中兴论”到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比较论②，再由近代的“西北学”(西北史地之学)乃至当代的西部大开发，或隐或显，无不根植于深远、浓厚的西北情结。
“西北时代”与“西北情结”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条特殊线索。西北因其广博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奠定在国史中的枢轴地位，从而成就“西北时代”，进而酝酿“西北情结”。“西北时代”固然成为历史，但“西北情结”根深蒂固，不时叩击国人心扉。本文探究“西北情结”之渊源，立意并不在重返“西北时代”，只是透过“西北情结”生成的历史图景，彰显西北在当今乃至今后中国的意义。
一 “大事于西”
在生物界，许多动物都具备判断方位的能力，但只有人类超越自然而赋予方位以人文内涵。通过观察日出日落判定东西、仰视星转斗移划分南北，这是人类早期获取的所有抽象知识中为数不多的既无迷信色彩且沿袭至今的正确认识之一。尽管我们不能确知人类何时有了这种明晰的观念，但至少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村落遗址布局和墓葬结构，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方位的正确认识和娴熟运用。
《周礼》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礼·天官冢宰》)方位的确定，不仅仅是空间的划分，也是人们活动的指针，甚至还是分辨敌友的标记，所以被置于建国立家诸要务之首。在甲骨刻辞中，东、西、南、北等方位语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至少在1200余次以上③，已经成为记事、叙述的关键语词。显然，这些指称方位的概念其实也是殷商政治地理架构的表征。商代政治地理的定点、区划，乃是以商人自己的“商”、“商邑”为中心而推及“四方”、“四土”。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商颂·殷武》)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合集》34144)
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羌十又九、犬十。(《屯南》1059)
商。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屯南》1126)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方”既可以理解成边界、方国或者地区，也可以理解为处于商代疆域和政治边缘的非商人的敌对小国。“土”则属于单纯的地域概念，指称商王朝实际所辖区域。但当“商”、“商邑”与“四方”、“四土”对言或同卜时，则表明“商”已不单是具体的地点，更具有地理区域上的中心概念。“商”作为划分“四土”、“四方”的中心，其基点是商王都所在的“商邑”即“王邑”(《英藏》344)，亦称“大邑商”(《合集》36482)或“天邑商”(《英藏》2529)④。以大邑商为核心，其外是单(四单)⑤，再外是鄙或奠(四鄙或四奠)，是为王畿，王畿之外是四土，四土之外是戈(四戈)⑥。
在此政治地理架构中，“四方”或“四土”受关注的程度并不等同，其中“东”、“西”在卜辞中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南”、“北”，尤其“西”及相关语词所见最多⑦。依据甲骨刻辞“卜以决疑”的特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似乎表明殷商时期来自“西”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多于其他方向。大体而言，与“西”组合成的方位词有一些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商王的属地，如“西邑”(《合集》7863)、“西单”(《合集》9572)、“西鄙”(《合集》6059)等⑧，但更多的则无确切的指称，只能表示大致的方位而已。如：
贞西土受年？
贞西土不其受年？二告。(《合集》9741正)
…宓伐西土。(《合集》7082)
贞问“西土”是否有好的收成，说明“西土”是商王属地，但攻伐“西土”的记载却反证“西土”有时不在商王的有效管辖或保护之内，可见“西土”的方位概念既是指确定的近称，又可能是不确定的远称。“西方”更是如此：
西方受禾。(《合集》33244)
西方受年。(《屯南》2377)
西方曰韦，风曰彝。(《合集》14294)
贞帝于西方曰彝，风曰丰，求年。(《合集》14295)
“西方”犹如“西土”，当贞问是否“受年”时是确定的地方，而当指称风名时则是遐迩不定的方位⑨。此外，还有“西南”、“西北”或“北西”：
勿伐西南。(《合集》721正)
于西南。(《合集》8725、8726)
勿伐西北。(《合集》14395正)
田从北西。(《合集》10902)
今日方其征不征？延雨自西北，少。(《合集》31021)
甲子，贞其涉师于西北。(《屯南》1111)
这些方位词汇，与神灵无关，也不是指确切的地方，应属于自然地理名词，因而具备方位语词传承的素质。
那么，在“西”、“西方”、“西北”及“西土”之方究竟会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或事项值得卜问呢？
隹西方
我。(《粹》1166)
卜辞为“”者多为祖妣神祇，此“西方”可能是指西方之神衹(地衹)，也有可能为西方之敌国⑩。
辛亥卜，争贞…立大事于西。(《合集》24)
贞其大事于西于下乙旬。(《合集》1672)
三代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大事于西”意味着祭祀、战争多与“西”、“西方”、“西土”有关。在卜辞中，不仅有若干条“帝西”(《合集》34154)、“帝于西”(《合集》10976正)、“褅于西”(《合集》14328正)等祭祀活动的记述，更有若干例“往西”与“从西”的记载，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是“自西”或“来自西”的卜辞最多，达64例(11)。这又是为什么？其中原委在于，与商为敌的方国大多在商之西方、北方、西北方(12)。特别是“有来羌自西”，(《合集》6596、6597正)构成武丁以后“大事于西”的主题。殷商时代的“西土”、“西方”乃古族羌人的故地。文献记载，“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即夏人本为“西土”之人。“殷革夏命”之后，夏人分途逃匿迁徙，除一部分南迁、北迁之外，主体部分则向原来的老家陕甘宁境西迁。其西迁者及留居故土者仍称为羌(13)。由于夏(羌)人与殷商矛盾尖锐，故常有冲突和战争。如武丁时“伐羌口妇好(之族)三千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库》310)可见“大事于西”诚非虚言。揆诸文献：
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泰誓下》)
逖矣，西土之人！(《尚书·牧誓》)
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尚书·大诰》)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尚书·酒诰》)
这些誓词诰语很值得琢磨。第一，所谓“西土之人”，乃参加周武王牧野誓师大会的以羌人为主力的西方八族联军。这些古族方国散布于殷商之西，故属于“西土之人”；“逖矣”则说明这些“西土之人”是远道而来。显然，“西土”是一个广大的地理方位称谓，这一点与卜辞完全相合。第二，所谓“西周”之称是名副其实的。《泰誓》、《牧誓》系灭商之前的誓词，故自称“我西土君子”。而《大诰》、《酒诰》则系灭商之后的诰语，或追忆先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或警示“有大艰于西土”，可见并不是因为平王东迁才称“宗周”为“西周”，其实周王、周人始终自称“西土”、“西土之人”。这说明商周时代，地理方位的基点即“中”是殷商的都城所在地，也就是“中州”、“中原”之地。由此基点判定，卜辞中的“西”、“西土”、“西北”所指或有不同，广狭或有不等，大率都未超出今人熟知的西北范围，故可以视为“西北”沿革之始。
商周时代人们的地理视界毕竟很有限，长久的“夷夏东西”之争是影响其方位地理概念的主要因素，所以“西”、“西方”、“西土”、“西北”的划分尚比较粗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今日的地理观念，但这无妨其作为方位地理划分之肇始。进入春秋时代，随着国人地理视野的扩宽，东、西、南、北四面拓展为八方，根植于“大事于西”的“西北”便以更精准的地理观念、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展现出来。
二 “天道多在西北”
虽然早在殷商时期“四方”地理就被赋予某种神秘的文化内涵，但“西北”一词进入史官视野却是在春秋时代，而且是以天文政治学即星占学的形式呈现出来：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竟，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注：岁在豕韦，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左传》襄公十八年)
这段看似简单的话语，内涵却不平凡。若不辨析天文之“天道”，贸然对应地理之“西北”甚至今日之西北，则难免李代桃僵(14)。
首先，“天道”或曰“天之道”(15)，即天行之道，是天(日月星辰)的运行轨道，以及由星辰轨迹所在对应人间地理分野而昭示人事吉凶的一种道术(16)。殷商时代，冥冥中主宰人间的是“帝”——一个高高在上、喜怒无常、恣意任性的“上帝”。殷人无法预测帝的行为意志，所以凡事必卜，“书其占辞”，以便“岁终计其占之中否”，(《周礼·占人》)从而希望通过经验的积累摸索上帝的某些行为规范。但经验证明帝无常道而天有轨则，于是人们基于对“天道有常”的长期观察而逐渐形成天道观念。作为星占学(占星术)核心观念的天道，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天行之道，它还包括“天垂象”而“见吉凶”的某种预兆以及人间的因应之术。为了精准地(其实是方便)掌握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就需要对浩浩天字和茫茫大地进行相应的划分，“十二次”与“分野”就缘此而生。所谓“十二次”就是沿黄道带把天空划分为十二个等份(类似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每一等份称为一次，而岁星(木星)在黄道上绕天一周大致为十二年，则每一等份每年经过一次。这样用“岁在某某次”即可标明岁星的位置，同时也有纪年的作用，即“岁星纪年”(17)。分野之说，由来甚久。《周礼·春官宗伯》有“冯相氏”和“保章氏”，皆“太史”属官之“日官”，《左传》桓公十七年云：“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冯相氏”，司历主算，“保章氏”，则占星主变：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就是以天区岁次或星宿(二十八宿)与地上封国、州郡一一对应，使天星各有所主之地，这样通过观瞻“岁在某次”(十有二岁之相)，测知其对应之九州分野之吉凶妖祥。由于解说天道、占星主变是日官、卜祝、瞽史的天职，所以当“晋人闻有楚师”时，乐师师旷、史官董叔与晋臣叔向各自的判断才会显示出专业背景的差异。
董叔所言“天道多在西北”，杜注所云“岁在豕韦，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其实都是星占分野之说。“豕韦”，《广雅》云：“营室谓之豕韦。”营室即二十八宿之一，而二十八宿是古代对天区的另一种划分(18)。据《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十二次(分属十二地支)、二十八宿与封域诸州之间有一整套的对应关系：
娵訾亥并州 营室、东壁
营室或曰营或曰室，本为定(19)。东壁或曰壁，原由营室分出(20)。室、壁二宿属于二十八宿之北方七宿中靠近西方七宿(如奎宿)的星宿。并州，古九州之一(21)，见于《周礼·职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周礼·职方氏》以方位、地形言九州，未必为实际的行政区划。可能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史记·天官书》所载十二次、二十八宿与州郡之间的对应关系略有参差。而出于唐代大星占学家李淳风之手笔的《晋书·天文志》，其分野体系被认为是最精准的：“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娵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属并州。”分解如下：
娵訾 亥 卫(国) 并州 危、室、壁、奎
娵訾一次连头带尾跨越危、室、壁、奎四宿，即娵訾兼有二十八宿之北方和西方各星宿，所以，所谓“天道多在西北”，也就是岁星在黄道带之娵訾，而娵訾正位于东北西南二十八宿之北方偏西即西北。据《晋书·天文志上》的“州郡躔次”(州郡所对应星宿的度次)说，娵訾对应的古国、十二州及州郡为：
营室、东壁，卫，并州：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
卫为古国，辖地未出今之河南，并州为北方，并不能和安定、天水等古郡相对应。这说明在星宿对应州郡的分野系统中，既尊崇古制又迁就实际。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22)。董叔所谓“天道多在西北”，实乃以天占人。就天道而言，岁星当娵訾，为二十八宿之西北；就人事而言，楚师出征不合天时，故必无功。当然，由于危、室、壁、奎为二十八宿之西北，而营室、东壁又对应古国州郡之西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可畅言“天道多在西北”。
其次，“西北”在地理文化上亦大有深意。古人为避水害，多择丘而居，天长日久，自然对山岳别有情怀，衍生出许多令人神往的山岳崇拜和神话。西北地高，故多神山。昆仑就是古神话中最重要的神山。
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水经·河水注》)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内西经》)
昆仑之所以在西北群山中出类拔萃，乃是因为它既是“地之中”又是“帝之下都”。相传群神会此，方可“上通于天”：
昆仑悬圃，其居安在？(王注：其颠曰悬圃，乃上通于天也)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楚辞·天文》)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楚辞·离骚》)
昆仑之颠，悬圃之地，天门九重，其名阊阖，是上通天庭唯一途径。凡欲问道通天者，无不神往西北。据说聪明睿智如黄帝者，为求“至道”，也不辞劳苦“西至于崆峒山，登鸡头”，求教于广成子(23)。透过昆仑山岳神话，可以发现对“天道多在西北”的另一解读：通天之道在西北，即“天门在西北”。《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 “天不足西北，……西北为天门。”《文选·谢惠连<雪赋>》注引《诗纬含神雾》亦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也。”言说最为详明者，当属《神异经·西北荒经》：
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曰天门。
从“天道多在西北”到“西北为天门”，虽然尚未离天，但已落地。诚如史家所言，天人之际，关乎兴衰，不可不察。西北岐岍岳陇，冈峦绵亘，本为四岳古族居地(24)。“崧高维岳”，“维岳降神”。(《诗·大雅·崧高》)山岳育人，维岳降神，可以说是形成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最重要因素(25)。降至汉代，司马迁仍称“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畴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史记·封禅书》)(26)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域文化已经积淀为足以影响历史的持久传统。
三 “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周秦汉唐，立国西北而抚柔天下，气象博大故国祚绵长。两宋之际，内忧外患，故积贫积弱，江山飘摇而政经南移，时人叹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列传》)易代政变之交，不从目下时局形势总结教训，却纵览古今而发宏论，并非宋人独有的品性，实乃国史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善“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在比较六国形势时就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吏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太史公这番宏大叙述是由读《秦记》引发出来的。以德义而论秦不如鲁、卫，就兵力而言秦不胜三晋，但秦竟然能“以虎狼之势而吞天下”，是奇迹还是例外？对此，西汉君臣颇多议论，俗学浅识，“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在司马迁看来，举而笑秦者无异耳食，真是可悲可叹！所以，他不认为秦之有天下仅仅是由于单纯的天险地利，而宁可说是“天所助焉”。其实，司马迁并不肯轻易以“天”许人，西楚霸王项羽败走乌江时曾笑言“天之亡我”，司马迁就反驳道“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显然，司马迁言秦之成功乃“天所助焉”是有其深意的。
西哲有言，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司马迁将秦之兴归因于“天所助焉”，但既未言天为何助西北，也未说天如何助西北，是不得而知？还是不便言说？也许都不是，因为原因的原因是一个终极性的命题：“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天助西北的观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董叔的“天道多在西北”说，但两位史家的论据却大不相同：董叔的证据是天象星占，司马迁的证据则是历史经验，即“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两种相近说辞的背后竟然是天地之不同。天道星占，玄妙神秘，常人难以置喙，然而历史经验则往往见仁见智，容易发生议论。
从司马迁的举证看，他对“作事者必于东南”并无兴趣，或者说那只是一个为了比较而设立的一个铺垫，重点还是在强调“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认为，夏、商、周皆立国西北，所以西北是孕育成功者的沃土。这一论断究竟能否成立，一方面取决于论据是否真实可信，另方面还在于论据是否支持最终的论断。就论据层面看，唯有“汤起于亳”一说，自古以来多有争议(27)。从论断的角度看，虽然也有学人认为其“非笃论矣”，但未必搔着痒处(28)，倒是司马迁的三代起于一元说，成为近代以来古史讨论的焦点之一。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古史研究中的典范。其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古史在地理上东、西二分的观点：
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9)
王国维的推论方法，是由都邑地理入手，将商、周分为东、西二部，然后考其族类渊源，进而论证东(殷)、西(周)制度文化的不同。这篇极富说服力的文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受此启发，傅斯年完成了他那篇被誉为奠定其天才地位的《夷夏东西说》(30)④。同样是由地理入手，但傅斯年发现的却是古史的两个系统：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31)
他甚至认为东西对峙、夷夏相争就是中国的三代史：
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32)
从司马迁到王国维再到傅斯年，都不同程度的运用地理分析历史，凸现出地理与历史时空关系之密切以及地理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效用。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司马迁认为三代一系，无不兴于西北；王国维虽也主张殷、周同出帝喾一系，但已分出东、西，并强调政治文化皆在东方(惟有周例外)；傅斯年不支持王国维的夏在东而仍主张夏在西，但着力发掘东夷史实，强化“诸夷姓”在东西对峙中的意义。
铺陈这些学术见解之异同，不是为了评判孰是孰非，而是要透过学术史的轨迹，寻找“天所助焉”的深意，印证“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历史根据。其一，“天所助焉”究竟是学术见解还是乡土的情怀？我们承认，这些学术见解的分歧，当然主要是对史料的发掘和理解的差异所致，不过也很难说这些分歧的背后丝毫没有一点文化的或乡土的情结。如果说傅斯年有强烈的“东方主义”或东夷情结(33)，那么，生长于“河山之阳”的司马迁何尝不可以说是“西北主义”者或是有深厚的西北情结。唯独长于南国而生性保守的王国维处于东、西主义之间，是一个“周文化主义者”。“自助者，然后天助焉”。西北情结或许就是司马迁言秦之成功乃“天所助焉”的深意所在。其二，“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是不是一个有充分事实证据的历史判断？史学大家吕思勉本以为，“此等方位地运之说，原不足信。然自汉以前，兴亡之迹，确系如此”。所以他又说，“此实考汉族发展者所宜留意也”(34)。岂止考汉族发展者所宜留意，考“诸夷姓”而有强烈的“东方主义”的傅斯年也坦言：“三代中东胜西之事少，西胜东之事多。”(35)可见，即使在“夷夏东西”的体系下，“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判断。
古往今来，西北之重要，久已为国人所熟知。三百年前，博学而能独见的刘献廷说，“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36)。五十年前，考古学家裴文中已发出感叹，“‘开发西北’，‘建设西北’，这与其它口号也一样，久已夫成了一种空话”(37)。至于当前，我们只能说，何时西北情结成为西北精神，变为西北动力，那就是西北的明天！
注释：
①西、西部、西北既是一种自然地理方位概念，又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多种特定人文内涵的方位或区域概念。以自然地理的分界而言，“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经过吕梁山、陇山、兴隆山(兰州以南)，到昌都和波密的一线，可以将我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从昆仑山循着秦岭到淮河和长江一线，又把西北、东南两半壁各分为两半。西北半壁的北部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以草原和荒漠植被为主；半壁的南部青藏高原，主要为高山草地和冻荒漠。在东南半壁的北部，是一般所谓的北方，以阔叶落叶林(夏绿林)和针叶林为主。在东南半壁的南部，是一般所谓的南方，以各种类型的阔叶常绿林为主，只是在西南部以及某些东南高山(如台湾)才有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大量存在”。参见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37页。
②关于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比较论，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98页。
③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④于省吾说：“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也有学者认为“商方”(《合集》27982)的首都为“大邑商”，是与商王朝关系特别的基础方国。参见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⑤于省吾释四单为四台，是在以商邑为中心的四外远郊。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131页。
⑥陈梦家认为“四戈”是四土周边之地，即边境之地(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21页)；宋镇豪则认为，“四戈”当为“四土”外周边“四至”的与商王朝若接若离弹性伸缩边地，因此，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参见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27页；又见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43页。
⑦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⑧相关词类参见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390—391页。
⑨同版卜骨还记载了东、南、北三方风名，合为“四方风”。“四方”是神灵？还是神灵的住所？四方风和四方是何关系？学术界尚有争议。因其非本文的立论点，故不拟辨析。
⑩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页。
(11)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9—393页。
(12)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7页。
(13)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49—1354页。
(14)如王晖就以今日之地理说董叔之“西北”。见氏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5)“天道”，见《左传》襄公九年、十八年，昭公九年、二十六年；“天之道”，见《左传》莊公四年，宣公十五年，襄公二十二年，昭公三十二年，哀公十一年。
(16)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珠海)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243—248页。
(17)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2页；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18)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划分依据、距星选取等等问题，中外学者持久争议，迄今未有一致性结论。其基本情况，参见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9—50页。
(19)《尔雅·释天》云：“营室谓之定。”《诗·鄘风》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20)湖北随县发现的曾侯乙墓，有漆箱盖图饰“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星宿名只有二十七个，实际上是将营宿分为西营和东营，东营即东壁。参见刘金沂、赵澄秋《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132、198页。
(21)九州的划分及州名，自战国以来就多异说，《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互有异同，唯并州仅见于《周礼·职方氏》。《汉书·地理志》始以《职方氏》九州为周制，并州遂为九州分野说所沿袭。
(2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3《天道》，(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23)黄帝至崆峒山、“登鸡头”的传说，见《史记·五帝本纪》，而问道于广成子则见《庄子·在宥》。《史记》近信史，《庄子》多寓言，本文综合两言，非在考实，只求情结。
(2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221—222页。
(25)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99页)称此为“天神—山岳崇拜的文化圈”。
(26)据统计，秦之故地祠以雍地为多，达100余所；西汉所兴，数倍于前，成帝时达683所，雍地独居303所。参见李零《秦汉祠畴通考》，唐晓峰、辛德勇、李孝聪主编《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1—174页。
(27)李民：《南亳、北亳、与西亳的纠葛》，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阳)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第389—402页。
(28)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5《东南西北》引陈仁子语，以为“自南自北，盛衰有时，迁谓起事专在东南，成功专在西北，非笃论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4页。
(29)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7—288页。
(30)关于王国维与傅斯年在学术意趣上的相似性，参见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3—282页。
(31)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32)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33)王
森认为傅斯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东方主义”(《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我更倾向傅斯年有一种乡土味的东夷情结。
(3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35)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36)[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7页。
(37)裴文中：《西北通讯社丛书创刊感言》，《史前时期之西北》，(南京)西北通讯社，1948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