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央苏区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近二十年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3)01-0074-04
一、关于何时决定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问题
中央苏区是由赣西南、闽西两块根据地组成的。关于何时决定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问题，过去普遍认为是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宁冈县的柏路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经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认真研究，现在否定了这一传统说法。新的研究表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决定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有一个逐步了解情况的过程，并不是在柏路会议上决定的。[1]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力主“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认为“非万不得已时不去赣南”。柏路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把“会剿”井冈山之敌吸引到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危”，并不是要放弃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到赣南另辟新根据地[2]。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的东固根据地后，得知井冈山已被敌占领，“围魏救赵”的计划已落空，红四军前委才决定到闽粤赣边界去游击。3月上旬，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得知蒋桂军阀混战开始爆发，闽西敌人兵力空虚，这时又决定向闽西进军。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闽西的汀州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汀州会议，根据对闽、粤、赣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科学分析，最后作出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的范围建立大块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3]。至此，从柏路会议到汀州会议，历时3月之久，才完成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决策过程。
二、关于中央苏区创建的基础问题
以往的党史著述中，一般地都只讲中央苏区是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的，而忽略了当地党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的基础。目前，有人认为，在1929年1月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之前，赣南、闽西地区就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地方红军和东固、永定等小块红色政权，这对后来中央苏区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其一，为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提供了落脚点；其二，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前进的基础；其三，为中央苏区的建设积累了经验。这是创建中央苏区的基础。如果只讲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作用，而不讲当地的革命基础，不但割断了历史的联系，而且是很不全面的[4]。
三、关于中央苏区的范围问题
对中央苏区究竟包括哪几块根据地，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央苏区由赣南、闽西根据地组成[5]；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苏区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五块根据地[6]，理由是：(1)苏区中央局当时文件明确记载中央苏区是赣闽两省的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如苏区中央局1932年2月19日的《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央苏区（闽西在内）在全国苏代会之后，开展了贯通闽赣25县的苏维埃缰土”。在上述区域内，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个省级苏维埃政权。(2)《红色中华》上刊登的所有关于中央苏区的报道和统计表格，都只限于上述省苏维埃政府所辖的苏区，而不包括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说明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不属于中央苏区范围；它们在地理上与中央苏区亦未连成一片，行政区划上单独建立了省苏维埃政府。
四、关于中央苏区形成的时间问题
对这一问题，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央苏区是1930年10月形成的[7]。理由是：其一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其二，中共中央当时已决定把赣西南苏区和湘鄂赣边区合并划为苏维埃中心。
另一种意见认为，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才正式形成[8]。理由是：(1)认为在研究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间问题时，必须有一个标志，这就是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苏维埃政府建立在此区。”也就是说，中央苏区从行政区域概念来说，必须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才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从地理概念来说，必须是连成一片的整块根据地，而不是分割的几块苏区。(2)1930年10月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当时建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是地方政权，苏维埃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中央把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区合并为苏维埃中心区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3)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标志着以瑞金为中心的由赣西南、闽西苏区组成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五、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条件和作用问题
对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条件问题，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条件是成熟的。理由是：当时全国已建立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是加强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统一领导的需要，是中国人民在红色政权道路上大步前进的标志[9]。第二种意见认为，成立的条件不成熟。理由是：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很小，没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地域；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搞两个政权的对立，不符合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发展形势[10]。第三种意见认为，成立的条件基本上是具备的。理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不能走西方国家“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城市武装总起义的老路，而只能走相反的路；当时各地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也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必要。多数人持第三种意见，并肯定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号召和鼓舞作用，它向全国人民举起了鲜明的革命旗帜；二是领导和组织作用，它统一了对各地分散的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三是典型试验作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型[11]。
六、关于中央苏区肃反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有关党组织和一些党史工作者，对中央苏区的肃反问题进行了审慎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认为在当时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在中央苏区开展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是必要的；但由于王明“左”倾肃反政策的影响，中央苏区的肃反曾经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倾向[12](P113)。1983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专门的工作班子，对1931年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经过两年多工作，确认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组织，当时的“肃社党”运动纯属一大冤案[12](P122)。中共福建省委于1986年4月作出决定，批准了这一结论，对在这一冤案中被错杀和株连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一些党史工作者对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1926年冬成立，1927年4月解体，“寿命仅三个月”。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什么“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12](114)；1930年12月赣西南苏区因抓“AB团”而引起的“富田事变”，虽然事变的领导者曾提出分裂总前委和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但仍属内部矛盾。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这样一来，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2](P307)。也有人进一步指出，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13]。
七、关于对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评价问题
对1933年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评价，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全面肯定查田运动，这是传统的看法。理由是：(1)查田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因而是正确的；(2)查田运动中查出了大批新的地主、富农，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14]。第二种意见是对查田运动全盘否定。理由是：(1)查田运动是在毛泽东被排挤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的产物；(2)查田运动中把许多中农划为富农、富农划为地主，扩大了打击面，是“左”倾土地政策的发展而不是土地革命的深入[15]。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查田运动应作具体分析，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应全面否定。查田运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6月至9月，有正确也有错误；第二阶段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正确的土地革命文献，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查田运动中的许多“左”的错误，改正了许多错划的地主、富农成份，这一阶段是查田运动的纠偏阶段，基本上是对的；第三阶段从1934年3月至6月，“左”倾教条主义者推翻了前一阶段制定的两个正确的土地文件，把纠偏当作所谓“翻案”风而加以批判，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这一阶段是完全错误的[16]。
八、关于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问题
（一）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决定问题。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是博古决定的，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根据是博古在延安整风时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17]。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是中央书记处决定的。根据是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讨论决定撤出中央苏区，并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同意[18]。第三种意见认为，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是由中央常委决定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根据是1934年夏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8月中央政治局批准这一决定，并作转移的准备[19]。
（二）红军长征的原因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红军长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主要不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举行长征，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所决定的；红军长征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继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第一次战略大转移后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即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南方农村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较弱的北方农村[20]。另一种认为，红军长征主要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果，不能完全归之于敌人重兵“围剿”等客观原因，否则无法解释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不能把红军由南方转移到北方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必然”，否则无法解释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的坚持，也无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大江南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21]
（三）红军长征有无准备的问题。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是有准备的，不能说是“仓促行动”。因为，突围之前扩大红军队伍，新组建了红八军团；补充了武器弹药，筹集了大批粮食；先后派出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两支先遣队，为中央红军长征作准备；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游击斗争[22]。第二种意见认为，红军长征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准备，是“仓促转移”，因为第一种意见中提到的突围前的准备活动不是专为突围而做的[23]。第三种意见认为，红军长征有一定的准备，但对它不能估计过高。理由是：(1)从思想准备来说，主要局限于博古、李德等上层领导核心几个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保卫苏区与突围转移两者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2)从战略意图来说，是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没有远离苏区举行长征的准备；(3)从物质准备来说，也是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需要，并不完全是为长征作准备[24]。
（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点问题。过去的党史著述和革命史的陈述中，都认为中央红军是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开始长征的。近年来有人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对上述传统说法作了订正，认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应是江西的瑞金、于都、兴国、石域和福建的长汀五地，而不包括宁化。理由是：(1)兴国在红军突围前的10月中旬集结了红军主力7个师，超过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12个师的一半以上，并在兴国打了长征前中央苏区的最后一仗。因此，兴国应列为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集结出发地；(2)石城在10月12日仍驻有红军主力3个师，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3)宁化在1934年8月底主力红军即已转到别处作战，因此不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25]。
九、关于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作用作了高度评价。有人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1)中央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它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苏区和红军的指挥中枢；(2)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支柱；(3)中央苏区是我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造就大批优秀领导骨干的主要基地；(4)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发祥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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