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国债借款的理论机制分析——基于当前借款约束模型的研究趋势追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模型论文,机制论文,趋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5609(2011)05-0001-05
一、引言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将国债作为调蓄国家经济资源，行使经济主权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应对经济下滑(Zhang，1997)、战后(灾后)重建(Barro，1974，1979)和制度变迁(Bohn，2001；叶子荣，2002，2009)等局面之时，国债以国家信用为载体展开筹资活动，成为了满足经济社会资金需求，确保国家渡过难关的重要经济保证。
在享受国债效应益处的同时，国债规模过大却成为一直困扰世界各国的主要财政问题。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的被殃及其中。由于财政自身约束的不利和管理不当，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规模迅速增长，整个上世纪80年代则出现了井喷式发展态势，截至1986年底达到这一时期的峰值，IMF数据显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债规模达到10 350亿美元，国债负担率高达223%，其中拉丁美洲地区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非洲，尤以撒哈拉以南地区灾难最重。虽然上世纪90年代在地区合作和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令各国债务困境有所缓解，但进入21世纪之后，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国家再次深陷泥潭，中央政府甚至几次宣布破产清算。如此恶劣的违约后果，警醒着各国该怎么防控国债规模的风险。也促使大家进一步探索，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的恶性循环？也促使学者们，不断探索除了政府加强自身管理和国家间相互支持等管理性措施以外，经济理论中是否存在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可以有效地指导债务规模，合理运用债务资源，化解债务风险。
二、国债借款约束的内在逻辑探讨
为了化解国债危机可能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诸多知名学者投身到了国债借款约束机制的研究议题当中。所有研究被Hamilton和Flavin(1986)归纳了起来，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好比一个家庭或个人，只要大家相信他能还上债，债务规模是可以继续扩大的，但是一旦债权人知道政府用新债还旧债，就很有可能债务规模随之呈无限放大趋势，那么失去信任的政府借贷活动自然就难以为继了。这个论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国债借款的基础是有充裕的借贷资本前提下，存在意愿成为债权人的借款方；其二，政府不能入不敷出，借新债还旧债是政府降低甚至丧失借贷信用的危险举动。
那么国债借款机制的特定理论范畴是什么呢？首先，国债本身是从属于债务的范畴必须遵守最基本的借贷规则约束。借贷规则的前提是借款方与贷款方可以在指定时间以及约定的还款金额下，双方履行发生的债权义务和债务责任。其次，国家借款之与私人借款最大的不同就是基本不需要实物质押或担保，特别是通过财政渠道发行的国家内部债券更是如此。最后，这样的运行机制在带来政府借款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导致财政发行债券时难以受到有效约束。普通民众往往需要花很高成本甚至根本无法获取政府财政账户是否平衡、是否存在违约风险等相关信息，非对称的国债借款机制极易滋长政府无意乃至蓄意借贷的冲动。
肆意的借贷冲动，最终将使国债不可避免地陷入“庞氏骗局”(Ponzi Game)的陷阱。1917年意大利商人Charles Ponzi给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和借款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以新债还旧债”的借款机制由此得名。此后，所有人都明白了，监管而非自我的道德约束是防止“庞氏骗局”再次得逞的首要办法。私人、公司债券可以通过法定机关和投资人共同组成的监督机构进行约束，而国债显然并不适用这样的做法。我们很难想象国家财政的借贷行为，可以受到某一个固定组织或者债权人联合体的正面约束，除非这样的举措是该国愿意与某些组织达成的协约规定(欧盟国家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附件中对主权债务有明确的数量规定)抑或自愿遵守的某些国际准则(世界各国为保持财政可持续性自愿以“马约”的数量标准来约束财政借款)，否则直接干涉国家财政的借款行为无异于质疑该国政府的经济执政能力，最后很可能被定性为干涉该国内政或者扰乱该国经济秩序的行径。
正是因为政府借贷可能存在不受约束冲动，以及相对特殊的监管形式，所以有必要对国债借款约束做出准确的归纳与判定。这样的措施，一方面可以为借款政府提供防范违约风险的操作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为购买主权债务的借款人或机构，提供判定购买风险的思维办法。出于上述逻辑，研究认为国债规模的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需要对财政借款约束需求的理解、债权人预期和债务规模的收敛这三个关键问题做明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财政收支不平衡可以有效地测量；第二，债权方的预期有必要予以考虑；第三，国债规模必须是收敛的。只有上述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为政府借款机制的合理有效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即客观存在财政借款的需要，借款人意愿借款，借款是可以及时偿付而不出现“庞氏骗局”。
三、国债借款约束理论机制的模型分析
多年来，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一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关注热点之一。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周期之内理性消费决策受到终身全部收入的约束。对政府而言，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正常的外界预期和会计规则都将政府永续存在作为最基本的假设。因此，常态下，绝大多数政府可以不必满足类似个人的跨期预算约束限制。那么如何着手解决国债规模可能“不受约束”的难题呢？虽然政府可以在单位周期内不受预算约束的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加总的跨期预算约束的存在。总的来看，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的三个必要条件各有深刻内涵。
(一)财政借款需求的理解
学者们对财政借款需求的理解，主要集中表述为财政收支不平衡造成的政府借款诉求。通俗地讲，国债的积累和债务风险的增加实质是每一会计周期政府赤字的结果，且债务本身就是政府借款过后弥补赤字、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因此所谓的“借款约束”其实等同于债务规模的限度。
Barro(1974，1979)在理论验证李嘉图债务中性定理的过程中，联系了家庭账户与财政账户的约束函数，定义:
表示一个家庭的跨期预算约束，其中r是平均贴现因子(实际利率)，W、L、T分别表示当期的单位劳动报酬、劳动的供给量和税收，t、j都是期数。与此同时，政府财政预算约束表示成了:
其含义是，长期来看政府的债务和收支行为需要保持均衡。其中B、G分别代表国债规模的市场价值(Marketing Value)和政府支出，其他符号和式(1)的表示相同。
可以看出，式(2)的均衡模型有多个因素值得关注：从政府层面来讲，支出G属于可掌控权最大的部分，政府的各项支出源自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职能的收缩与扩张。(叶子荣，2002)T比较复杂，也是政府与家庭的主要连接纽带，关乎家庭的收入状况和预期。r的问题也很重要，贴现因子在时间序列上是否具有平稳特征，或者采用固定贴现的办法是否妥当都是争议点。另外，对r的不同认识，呈现了不同的实证结果(Hamilton和Flavin，1986与Wilcox，1989的分歧之一)。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比较分析过后，研究猜想可能由于非线性和序列不稳定的r存在，直接导致了实证研究差异。
(二)债权人预期的问题
微观财政理论一直将代理人预期作为宏观解释的主要参照系(Myles，2001)。这样的研究认识，意味着作为债权方的单位家庭，如何看待国债借款决定购债行动，直接关系到债券可否顺利融资以及债券的市场价值。随后，家庭效用函数被引入其中，基于家庭预期约束的政府借款约束，成为了后来多数研究者们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的研究被Hamilton和Flavin(1986)归总起来，他们将维持国家永久性借款规模的最主要原因具体归结为公众的需求与承受度。该类研究从微观上解构债务需求和供给的基本关系，为最终验证债务规模是否收敛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模型。(Wilcox，1989；Trehan和Walsh，1991；Gali，1991，1996；Ahmed和Rogers，1995；Roberds，1996；Clarida，Gali和Gertler，2000)
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此类研究采用经典的欧拉方程代表家庭账户的预期的办法，运用多期折现的基本原理，将国债借款约束的债务规模表示为如下形式：
(三)国债规模收敛的模型分析
如果理性预期对借款约束有限，那么国债的数量特征可否预警债务规模的风险呢？研究者们基于政府永久性预算赤字和公众理性预期的假设，动态考察利率、预期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变化，提出债务收敛，不出现“庞氏骗局”的基本思路。正是在这一数量测算标准的指引下Hamilton和Flavin(1986)，Wilcox(1989)，Trehan和Walsh(1991)得出了当前价值的借款约束理论，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关于债务规模收敛的国债借款约束模型基础。
当前价值的借款约束理论的关键是将债务规模收敛作为所有影响变量的目标函数，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型解释，主要理论假说综合起来可以表示为：
在政府跨期均衡的框架下，检验预期财政盈余是否与债务均衡：
获得(4)的基准均衡模型后，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型可以演绎为：
上述模型为国债借款约束机制的三个必要条件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办法。当前价值的借款约束理论实质是采用即期贴现的办法，观察一国债务规模是否收敛，并形成收敛为零的原假说和债务规模不为零的备选假说。单从上述逻辑上来说，该模型的构建并不复杂，只不过是考虑到债务中性成立且难以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而进行的折算求解。但是，该理论的亮点在于从家庭或个人对国债规模和财政盈余的预期出发，同时又动态跟踪了财政收支行为的变化与家庭预期变化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国债规模约束的自然锚定，也就形成了国债规模借款约束。
(四)借款约束理论机制的评析
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和不断改进，对于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的探讨一直延续至今。
学者们发现当前价值的借款约束理论在某些初始假定的严格限制和解释变量特征限定，制约了模型的发展和应用空间。后来的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该模型进行了发展和检验：(1)结合政府预算约束模型(Government Budget Constraint)和一般化、动态化解释变量的方法，拓宽了理论的适用范围。(2)实证研究中，对传统理论涉及时段的重新检验、时间序列计量方法的创新以及采用更长时段上观察经验数据的办法，获取了更多更新的实证证据。相关主要的研究成果，具体整理分析如下：
Wilcox(1989)指出了当前借款约束模型的理论存在下列不足：(1)没有用随机实际利率来代替固定实际利率；(2)用静态的利率盈余代替动态利率盈余；(3)假定非随机游走借款约束特征是不合理的。文章对当前借款约束模型进行了上述方面的完善，为了比对这些因素是否影响到了经验结论，Wilcox选用了Hamilton和Flavin(1986)研究的实证样本，但结果显示，美国财政运行并没有呈现可持续的特征，即不符合当前借款约束。
由于当前借款约束模型要求公众预期利率与真实利率一致、政府收支序列过程平稳的两大假定基础过于苛刻。Trehan和Walsh(1991)为此进行了拓展：(1)微观上，放弃了公众预期利率恒定的假定，并证明这样的假定从长期经验来看不可靠。但即使变动中的预期利率为正，即利率导致赤字会不断增加，只要保证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净利率赤字依然会平稳；(2)通过计量上的办法，二阶差分净利率赤字获得平稳趋势，放松了政府收支必须平稳的假定；(3)通过误差修正联合调整了政府收支的平稳过程。最后结果显示，在1946-1986年的样本区间上的美国联邦政府数据，预期利率的变动和净利率赤字的增加和债务规模的变化并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只要保持好政府预算约束和净利率赤字的平稳，美国政府的财政运行是可持续的。
Ahmed和Rogers(1995)在实证上，拉长了Hamilton和Flavin(1986)采用数据的时间段，并考虑了战争和短期债务变动的影响，检验了美国1797-1990年和英国1689-1992年间的财政状况，是否满足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和外部借款约束。研究证明，即使在战争等非正常事件下，当前借款约束理论在整个样本时间段上可以被证实，但由于短期突发事件造成的结构性破坏，当前借款约束理论可能会具有短期动态的特征。
此外，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中，Wilcox(1989)、Hakkio和Rush(1991)、Roberds(1996)等同样选择了战后美国的数据，但都否定了Hamilton和Flavin (1986)研究的结论。尹恒(2008)运用中国债务运行的1979-2004年的数据，证实中国财政运行不符合当前借款模型的约束，而Wu Jyh-Lin(1998)利用我国台湾地区1955-1994年的数据，也得到满足台湾债务规模满足跨期预算约束的结论。
对当前借款约束模型的拓展和检验，虽然重点在宏观层面的收入、支出、真实利率以及赤字等方面，但是其主要出发点、公众预期和需求的探讨并没有充分地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也是为什么Trehan(1989)提出检验时段的差异和样本国家的选择，造成了结果的不同，仍有获得充分解释的主要原因。
当前借款约束模型作为连接家庭账户与国债规模解释基础，在宏观层面获得了足够多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但作为该模型出发点的家庭账户内部，到底存在哪些关系，这些关系如何解释家庭账户预期对国债规模产生的显著影响，仍未见文献作出深刻探讨，研究尚待深入。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如果说国债借款为国家财政提供了一个便捷可行的政策工具，那么我们在享用国债积极效应的时候，确实有必要再思量下可能会发生的所有事情。显然，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已经不能简单概括为国家财政自身的决策，而是包含客观存在财政借款约束需求、债权人预期和债务规模的收敛，这三个必要条件的严谨理论范畴。三个条件各有关键内涵，又相互交叉联系，最后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形成了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当前借款约束理论模型。
就目前的经济学研究趋势来看，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问题探索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的新近研究也遵循了上述的研究思路。合乎常理的政府不可能忽视债权人的利益，更不可能忽视百姓的诉求，特别是当债权人和老百姓合成一体时，政府财政必然要考虑很多除了债券融资以外的理性预期、经济发展和福利优化等因素。微观预期和财富存量是国债获得借款的基础，而债务规模的收敛和相关经济变量作用下的债务规模变化，又是这个基础上的决定因素。政府永续存在的前提当然是政治存在，而政治存在的前提之一则是政府经济的可持续。
因此，以当前借款约束模型为基础的国债借款约束机制，作为衡量政府经济可持续的有力工具，具有政治经济的多重意义。无论是对关键解释变量的一般化表述，还是对多国数据的经验验证过程，当前借款约束模型的演进和发展始终在不断优化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内涵。伴随着行为经济学领域对人性刻画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借款约束理论机制的影响，家庭预期多元化和国债借款跨国均衡的出现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理论幻想，微观和宏观层面内容的不断丰富并将促进国债借款约束的理论机制向更高层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