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叠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3-0060-07 一、哲学共识的问题与境遇 通常认为，哲学不像科学，其运思和创造并不依赖于不同形态、不同流派之间的共识，也无需构建类似于科学家共同体范式之类的信念基础。相反，哲学似乎应当崇尚差异而非统一，关注多样性而非一元化，这样，哲学才富有生命力和原创性，不断开拓人类思想的可能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哲学才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自由品格和开放胸襟。而自然科学，虽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女儿，①但其在常规科学时期却与哲学大相异趣，其多样化的无尽探索，是以共同的科学范式为基础和共识的。 不过，即便我们大体上认可上述说法，也绝不意味着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就要放弃有效对话和相互借鉴。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特殊境遇恰恰需要我们在多个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的比较对话中求得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寻求真正的共识。 通常认为，我们当下的哲学总体上由“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这三种形态组成。当然，这种一般看法与其说是真正的共识，毋宁说是一种谈论哲学在中国的便宜之计，因为它恰恰否认了当代中国哲学诸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哲学共识，仿佛是庄子所谓“道裂于天下”之后，“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种形态分野一旦根深蒂固，就会造成有效交流不足的哲学社会学后果。尽管“中”、“西”、“马”各自都包含着差异极大的流派、分支和风格，这三种形态之间却可以勾勒出相对清晰的边界；其间的分野如此之大，竟至于虽然都分享“哲学”之名，却要对话寻求沟通。来自这三大形态的具有明确身份认同的学者，通常不会跨界交流和批评，谨守“家法”又彼此敬而远之。于是，这种哲学社会学上的后果掩盖了哲学问题域、方法论以及各分支中的真正难题和努力方向。 于是，我们面临双向问题：(1)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被划分为“中”、“西”、“马”三个主要领域，这说明了怎样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划分，则其间是否具有、是否需要某种程度的“共识”。(2)我们能否摆脱这种三分法，另辟蹊径，寻求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共识，以这种共识构成彼此对话的平等基础和有效平台，促进各种思想资源的会通，回应时代提出的艰难挑战，这种共识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 其实，寻求共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在于百年来中国思想的历史境遇。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可以说是围绕选择何种现代化路径展开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言技、言政、言教的三阶段划分，到中西文化与价值的体用之争，莫不逐渐显现出中国文化和现代化追求的思想背景和时空构架，这就是“古—今”历史性向度与“中—西”文化地域性向度。这就是说，不存在单向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也不存在单一层面的现代化追求和进程。重大的文化问题既在复古与求新、旧邦新命与开天辟地的双重张力下展开，也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兼收并蓄与综合创新之间变奏。也许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在20世纪及其前后几十年间，经受着如此纷繁复杂的理论学说、文化态度和价值教化的拷问；也许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一百多年来这样，汇聚了如此丰富而深厚的思想资源，使中国文化能够在这个时期积累起多层次的思想宝藏，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条件。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可以描述为处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上的各种思想形态的交汇，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理论、方法、价值观的碰撞。由此，我们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 1.“古今—中西”的架构发生在后发国家“主动仿效型”现代化追求和文明古国“积极参与式”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中，因此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现代化努力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方向。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融入、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构成了我们回应时代挑战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这种“古今—中西”架构下的现代化追求决定了寻求共识的可能性。 2.“古今—中西”的架构组建了当下基本的理论视域，构成我们理论思考的总体背景。我们之所以感到解读中国古代经典已经无法摆脱现代的、源于西方而又经过熔铸和淘漉的术语和理论，之所以感到让西方哲学说汉语已经是汉语哲学创造的内在部分，之所以感到当代的哲学运思总是隐含着比较哲学的理路，其原因概出于此。理论的自主性要求我们敢于面向鲜活的本土经验和现实问题，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有价值的理论，敢于正视当下的精神处境。因此，这种“古今—中西”架构下的理论视域决定了寻求共识的现实性。 3.各种类型的哲学迫切需要展开平等的、建设性的哲学对话，梳理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发掘和构造新形态的哲学理念。我们之所以仍然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间争执不下，在创造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理论话语时感觉言路崎岖、进退维谷，缺乏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原因往往并不完全在于“食洋不化”或“西方学术霸权”，反倒是因为学术话语的建立是深入交流、平等对话、长期积累、反思批判的结晶，而不是故步自封、自娱自乐的结果。本土的哲学对话未能深入展开，是实际上制约整体学术话语自主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古今—中西”架构下的哲学对话决定了寻求共识的必要性。 二、作为方法的重叠共识 美籍华裔学者王浩(1921-1995)曾建议我们考虑“相互冲突的哲学世界观的普遍的重叠共识”。他的思路如下： 1.我们可以把逻辑看成一种形式的本体论，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部分，因此就可以把逻辑看成不同信念系统的共同部分。 2.这种逻辑观可与罗尔斯的工作相比较，罗尔斯用正义的政治观念来替换完备性的政治理论，意在表现现代民主社会中的重叠共识，因此，如果考虑相互冲突的哲学世界观的交集或普遍的重叠共识，我们就似乎有了一个比较踏实的方法，来逐步确定先天的东西的模糊领域，所谓先天的东西是指我们潜在地能够独立于我们特别的个体经验而得到和接受的那些概念和信念。 3.结果是我们不用把自己限于一种类型的社会，而是尝试寻找所有不同世界观共有的概念和关于它们的信念。 4.如果把逻辑的范围等同于先天的东西的范围，或者可能是它的极大普遍的部分，我们就在逻辑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借之我们可以希望在相互冲突的各种综合哲学之间做出裁决。② 随着罗尔斯著作的译介研究，王浩所借用的重叠共识概念已经不是陌生的理论。在罗尔斯那里，“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的观念”与正义的政治构想相辅相成，目的是让我们了解良序社会如何实现和谐与稳定。在此种共识中，各个合乎理性的学说都从各自观点出发认可正义的政治构想。罗尔斯认为，社会和谐以这一共识为基础，而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社会中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支持那些达成共识的诸学说；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与公民的核心利益没有太大冲突，因为这些核心利益是由公民的社会格局形成并促进的。③ 在谈到重叠共识的特点时，罗尔斯强调重叠共识与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完全不同，因为重叠共识具有道德目标和道德根据。共识的道德目标即正义的政治构想，其本身就是道德构想。共识在道德基础上得到人们的支持，既包含关于社会的和作为个人的公民的诸构想，也包括正义诸原则和对各种政治德性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正义的诸原则便体现在人的品格之中，表现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之中。因此，重叠共识不只是接受特定权威或服从特定制度格局的共识，这些权威和格局建立在自我利益或群体利益之会聚点上。所有接受正义的政治构想的人都从其完备性观点出发，并运用其完备性观点所提供的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根据。④ 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概念和王浩对这个概念的“借用”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当然，我们实质上不大可能借用王浩打算构建的“先天的逻辑基础”，借用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概念自然也不是为了处理他关注的稳定性问题。⑤但罗尔斯关于重叠共识的道德目标、根据以及实现步骤的讨论对我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 我们有必要区分作为理念的重叠共识概念和作为方法的重叠共识概念。所谓作为理念的重叠共识，类似于王浩所谈的“先天逻辑基础”、罗尔斯所列出的“基本善”清单，具有明确的实质性理念体系，这些实质性理念犹如《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之于儒家、“存在着独立于被感知的、物质性的东西”之于朴素实在论者一样。作为方法的重叠共识，则关注哲学研究中的形式路径和方法论原则，与哲学思考的结论相比，更关注“如何做”，犹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之于早期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一样。 探索作为方法的重叠共识是当务之急。在当代中国，重叠共识的主要作用还是要背靠各种伟大的思想资源，面对当今时代提出的理论难题、思想挑战和意识形态纷争，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原则和方法上达成部分一致的共识，并在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论的相互竞争中逐渐扩大共识的范围和领域，形成富有全球化视野和本土化特色的问题解决方法和理论言说方式，最终实现促进哲学创新发展的良好秩序。 因此，与其致力于获得“独立于我们特别的个体经验而得到和接受的那些概念和信念”，不如在“解决问题”和“凝练方法”两个方面下功夫，阐明寻求重叠共识的形式路径，获得作为方法的重叠共识。 那么，通过“问题—方法”寻求重叠共识的形式路径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哲学活动都要做以下几项工作：诠释经典文本；熔铸哲学概念；解决哲学问题；回应现实难题；相互比较借鉴。这些工作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似乎是最为核心、相互渗透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尽管工作思路可能大不相同，但是在方法和进路上也许可以提炼出并进一步构建出某些重叠共识。 当然，一旦我们深入到工作的细节，就会发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各个哲学形态、哲学传统、哲学流派本身内部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存在异常复杂、斗争对抗的各部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方法上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我们关于哲学特性和哲学价值的共识。 因此，我们尝试提出四种形式路径，以期在构建各种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中起到方法论的作用。 其一，关注哲学的反思能力及其批判功能。任何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或哲学形态，学统或道统，都应当具有自我反思能力和自我批判意识，以及包容他者的胸怀。保持适度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克服傲慢自负、轻率无礼的态度，避免让思想淹没在文字的滔滔洪流之中，避免让哲学束缚在文本的寻章摘句之下，应当成为当代中国诸哲学学说的共识之一。当然，不同哲学传统和形态的反思有外向和内敛的风格差异，批判的方式也有激烈与温和的程度差异，但这些差异应当成为相互借鉴的地方，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借口。 其二，关注哲学的经典诠释及其有效方法。经典哲学文本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丰富的可诠释性、多维的诠释方式和持久的效果历史。经典文本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基本视域和共识基础。我们有必要关注方法论层面上的共识，在哲学史研究和经典文本诠释中保持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平衡运用，一方面能够呈现出哲学史中的文本、思想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方法、建构的论证和理论的得失，敞开历史文本在哲学上的多种可能性，并将历史文本与当代旨趣相对照，将历史资源服务于当今问题的探索，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阐明文本语汇的时代特征，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编纂翔实而准确的哲学史，会通哲学史与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如果缺乏各种理性神话的祛魅、对似是而非的流俗哲学史的去蔽，就没有真实的哲学史，哲学家的批评也常常不过是无的放矢，臆造对手，哲学家的理论建构——只要涉及哲学史——也会成为空中楼阁。⑥ 其三，关注哲学的核心问题及其论证性的解决方式。在每一种哲学传统和形态中，对哲学问题持久反复的思考、解答，哲学问题本身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是这种哲学传统和形态不断丰富、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当代哲学的发展也应当聚焦于各种类型的核心问题，消解已经不再有当代哲学意义的伪问题，共同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在共同讨论中寻求新思路、提炼新概念、发掘新问题，开辟若干具有哲学魅力和深远意义的当代问题域，有助于形成我们的重叠共识。 其四，关注哲学的规范性维度及其理性辩护。哲学不仅致力于明确事实、探求真理之道，在规范性维度上思考嫁接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之途，化解价值冲突之道，更是哲学当仁不让的使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最有力的部分。如何面对部分价值领域触碰礼崩乐坏之底线的危险，如何汲取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的价值，如何吸纳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如何直面“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之现状而奋起批判，这些问题都体现出规范性和价值论研究上的紧迫性。 三、作为理念的重叠共识 要探寻作为理念的重叠共识，可以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探寻现实的、实然的实质性共识的具体内容，这种路径将作为复数的哲学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理论体系，在其中寻找能够作为共识的共通因素；第二种是为理想中的、应然的实质性共识来辩护，证明其应有的合理性，这种路径选取或论证某种哲学理论或某些哲学理念，将其作为典范以统摄各类哲学体系。 就实然的途径而言，无论是在“形而上学”层面，还是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我们很难以“中、西、马”为基本形态来探讨哲学中重叠共识的观念。不妨借用罗尔斯的观点，其所谓重叠共识是在“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间达成的。⑦如果以中西哲学在其各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学说为基本形态，我们很难在如此多的异质性学说中找到并达成重叠共识，更重要的是，寻求重叠共识不是在古往今来各种学说中寻求共同点或相似性，虽然这种研究也是有意义的。 至于应然的路径，则需要某种“先验的”辩护才能证明某种典范体系或各种典范性理念的合法性。自20世纪初哲学在中国作为学科建制滥觞以来，“什么是哲学”即哲学的典范形态问题，在哲学范式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始终纠缠着、也刺激着中国的哲学研究者。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概念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进行“反向格义”是不是陷入“汉话胡说”的误区；原汁原味、“汉话汉说”的中国古典哲学表达如何与现代中国的哲学言说分庭抗礼，并实质性地推进哲学思考……诸如此类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之间的隔阂。其根源可能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各大文化体系中的哲学是否实际上有、也应当有其自身的典范形态，但彼此之间具有不可通约的特性；其二，是不是把某种简单化的甚至僵化教条的哲学观当作典范形态才导致了这种争论。在这里，我们不必争论这个问题，而是要指出第三种路径，即基于历史性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创造性转化”之说的较早提倡者是林毓生。⑧不过，同样重要的表达似出于陈寅恪：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⑨ 这种相反相成的态度，似乎是老生常谈；关键之处在于，这种思想交流、接触、影响乃至有所创获、自成系统的思想的形成，恰恰是多次思想际遇的历史性累积。经过中国学者的长期艰苦努力，我们在中国当代哲学中发现这种基于历史性的双重创造性转化的路径，甚至可以称之为实质性的“双向格义”。 一方面，西方哲学的吸收输入建立起学科意义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在与强势的“他者”思想的碰撞、学习、比较和互照⑩中，逐步探索基于自我反思的自身认同，建构起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混杂的哲学言说方式；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长期复杂的翻译、转换乃至生根发芽，成为本土思想的丰富资源，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思想的领域和张力，也通过汉语强大的“格义”能力，使现代汉语的学术性表达具有极其强大的表现力和包容性——当然，在术语和概念的使用上也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混乱情况。这一过程，离开了历史的视角，既无法清晰梳理其过去，更无法有效引领其未来；失去了创造性转化的维度，既无法走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困局，更无法提振现代汉语作为学术话语的自信心和中国思想在全球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力。 哲学研究的重叠共识可以不同层次和角度来凝练。例如，哲学思考的自由品格、哲学论辩的平等意识、哲学理论的公正评价，均可以体现在当代中国重叠共识的构建过程中。如果基于历史性的创造性转化路径来思考，我们可以在诸多候选项目中选择以下三个方面作为代表性的重叠共识。 其一是求真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彻底的理性精神与强烈的批判意识是相契合的。理性精神不仅是有效方法、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更是关注自由与尊严的人文主义和追求真理与严格性的科学精神的内在统一，也就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惟其如此，理性精神才能肩负起针对虚假的意识、反启蒙的僭妄、夜郎自大的封闭心态和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的真正批判，保障康德所谓理性的公开使用的自由，以实事求是为落脚点，走上继承、学习、创新的发展道路。 其二是成己成物的至诚理想。“成己成物”出自《礼记·中庸》：“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在《中庸》的理想中，成己成物是合内外之道，是仁与智的会通，是通往真实无欺、天人合一的“诚”的境界的必由之路，也支撑着自强不息和包容厚德的理想。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成己成物具有更为积极的德性；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比，则更富于宽容和自由的精神，让人人在其自由中皆成其自身。(11) 其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的题词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3)。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其补充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之所以引用上述观点，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求真与批判的理性精神与成己成物的至诚理想的结合，并作为哲学理念和社会理想在规范性维度上引导哲学研究。 之所以选择上述三种理念作为可能的重叠共识，一方面是强调它们作为哲学研究活动原则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另一方面也是表达一种理想，即各种思想资源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同时，基于求真务实的严格的思维，倡导理性的考量和对话，同时兼具以人为本、自由发展的哲学理想。 寻求共识是困难的，在哲学领域达成重叠共识更加困难。主要的困难既在于哲学思考的高度抽象和哲学流派的高度分化，更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突破虚假共识，突破自身所依附的偏见和成见。在哲学实践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让哲学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体现出不寻常的价值。 注释： ①[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73页。 ②[美]王浩：《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邢滔滔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译文有改动；参见：Wang Hao,A Logical Journey from Godel to Philosophy,MIT Press,1997,pp.18～19. ③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expanded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134. ④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47. ⑤Samuel Richard Freeman,Rawls,London:Routledge,2007,p.366. ⑥参见韩东晖：《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⑦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34. ⑧[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285页。 ⑩“互照”一词取自美国学者方岚生著作的中译名。(Franklin Perkins,Leibniz and China:A Commerce of Li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中译本为[美]方岚生：《互照：莱布尼茨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因此有学者用“成己”来翻译海德格尔的Ereignis。参见邓晓芒：《论作为“成己”的ereignis》，《世界哲学》2008年第3期。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