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的命运和阐释的历史——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上论文,命运论文,太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12-0058-04
一
1945年“8·15”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民族解放斗争历尽艰辛、辗转奔波 于抗日前线的丁玲，这时候又打点行装，与一批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到东北解放区去 开展工作。后因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去东北的通道，就留在了张家口。翌年(1946年)，中 共中央发表关于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丁玲便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 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怀来、涿鹿一带干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其间，又以在涿鹿县一 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子工作的时间最长，了解的情况最多，介入土改的过程也比较完整、 深入。正是这期间的土改工作，尤其是在温泉村的土改工作经历，不仅使丁玲深切地感 受到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动，同时也调动了她在根据地农村的生活积累， 触动了她的感情，激活了她的头脑中存贮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因此她才决定把这段 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在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动机的这一萌发过程，丁玲后来 曾说：在那一段日子，“我忽然生长了一种感情，深深地怀念起陕北的农民们来了，一 个一个的熟人涌上我的心头，我想写他们，……我才发现我是这样的爱他们，同他们如 此的难舍难离，……我想着他们一生一世所受的灾难和压迫，想着他们那样不顾一切为 了抗日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那样爱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最后我决定了，我要先完 成这工作，写出他们来”(注：丁玲：《一点经验》，《文艺学习》1955年第2期。)。 从1946年11月起，丁玲开始在河北阜平写作她的这部在头脑中已经基本构思成形的小说 ，直到1948年6月，始得完成，历时一年有半。其间，为了“再多经验些群众斗争”， 以补充“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够”(注：丁玲：《写在前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东北光华书店1948年初版本，第3页。)，作者又两度到河北农村参加土地复查和平分土 地的工作，并且根据新的斗争形势(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和颁布的《中国土地法 大纲》)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经历，调整了原定的写作计划，将原计划写“斗争”、“分 地”、“参军”三个阶段，压缩到集中写“斗争”这一阶段，最后在河北正定联合大学 完成了定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成后，1948年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在哈尔滨出版了单行本。19 49年5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决定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列为丛书之一，由新华书 店出版印行，易名为《桑干河上》。1950年11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经作者校订后 仍然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新排印，恢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名。1952年 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个校订本的基础上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1952年冬，丁玲在 大连休养期间对作品作了全面修改，1955年10月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1979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绝版20多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55年的版本重新排 印，并且改原来的竖排为横排，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多数读者所看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的文本(注：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早在1949年初，苏联的一位女汉学家л·波慈德聂耶娃，就将出版不久的《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苏联文学界即是根据波氏的这个译本将《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列为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评选对象，于1952年3月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三等奖)，和贺敬 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二等奖)。斯大林奖金是由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一项文 艺奖金，以奖励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对象是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革 命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创作。1951年的斯大林奖金包括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 、舞蹈、雕塑、建筑等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获奖项目100余项，获奖者有苏联、中国 、匈牙利和法国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建筑师300余人。1953年3月15日，苏联部长会 议发表了关于以斯大林奖金授予1951年文学艺术方面卓越成绩者的决定，6月7日苏联驻 华大使馆代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授奖典礼，向获奖的中国作家颁奖。苏联大 使罗申说：“得奖的作品在苏联都很出名，苏联人民从这些作品中认识了中国历史上的 进展。”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丁玲同志等的获奖作品，以艺术的力量描绘了中国农 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斗争。这些作品的获奖，不仅是作者的最 大的光荣，同时也是我国文艺界和我国人民的光荣。”
半个多世纪以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罗马尼亚文、 捷克文、波兰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亚文、蒙古文、丹麦文、巴西文、日文、朝鲜文， 以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国 际影响。
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面世以后，在获得上述殊荣的同时，也与作者一起历尽磨难和 坎坷。随着当代社会政治情况和文学历史的变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经历了不同的阶 段。
从作品出版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是对作品的肯定评价阶段，尤其是在作品获得斯 大林奖金以后，对作品的肯定也随之升级。在这个阶段，一般论者都肯定了这部作品是 “最初出现的”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是“比较成功”地反映了中国土地改革 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注：陈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 950年第5期。)。对作品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和作品的语言及叙述、描写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也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 的分析和评价。尽管这些分析和评价在今天看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认识上的局限和不 够确当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却为这期间的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的阐释和评 价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对作品的否定评价阶段。这个阶段 虽然在一个时期碍于作品曾获斯大林奖金等诸多复杂因素，而对作品也作了一定程度的 抽象肯定，但在具体论及作者的立场、观点、倾向，以及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表现的时候 ，却大多推翻了此前对作品的肯定评价，尤其是把评论者(如陈涌、冯雪锋)的“右派” 、“反党集团”问题和作者的“历史”问题掺杂到作品的评价中去，就使这种否定不能 不逐步升级。这一阶段的否定论者认为“作者是用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眼光来 看土改”，“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观点” ，因此，“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土地改革的小说，它没有写出农民的强烈的土地要求，它 没有写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没有写出一个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没有写出土改斗 争中的党的领导形象”。它“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描写农民的落后、动摇、和叛变为主的 小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也是一部具有严重问题的作品”(注：参见竹可羽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王燎荧：《<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这种否定评价显然不是 基于对作品的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一种斗争的需要从政治上上 纲上线的结果。
从1979年丁玲复出文坛以后，是对作品的重新评价阶段。这一阶段重评《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的特点是，彻底推翻了强加在作品和作者身上的不实之词，基本上把对作品的 评价从政治评判中剥离了出来，恢复了肯定评价阶段的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结论。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阶段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评，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发 表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从总体上说，并未超出上述肯定评价阶段的肯定范围。当然，随 着社会历史和文学观念的变动，在这一阶段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评，也不仅仅 限于从政治的角度拨乱反正，而是从文学创作自身的要求出发，对作品的创作及与之相 关的作者的创作道路问题，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和看法。这种性质的重评，主要见于 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活动中对丁玲的创作及其作品的研究。这种从独特的视角出 发的研究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超越了以往的肯定或否定评价，对丁玲的创作和《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的评论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 以往的肯定或否定评价，都是从主题的政治性入手，或肯定其成功地反映了土改斗争， 或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这种性质的重评论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作品的“纯粹政治性的 主题”，认为从中看不到作者自己的“独特感受”，丧失了作者的“艺术个性”和“独 特的禀赋”，“除了这个主题及其展开”，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与她的早期作品 相较，是“概念化的”。其二是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物，以往的肯定或否定 评价，分歧只在作者对她笔下的人物的情感态度，或这些人物的典型性(阶级共性)程度 ，以及据此对不同人物所作的肯定或否定评价。这种性质的重评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了 作者根据一定的阶级关系来构造作品的人物关系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做法，认为作者“不 是从自己的情感出发，带着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去探究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如何在外界环 境的影响下，抒写着自己的历史，而是从人物的阶级属性出发，让人物的言行举止尽量 充分表现出他的阶级性，以至于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缺乏个性”。其三是关于丁玲的创 作道路问题，以往的肯定或否定评价，分歧多在于丁玲从早期的《梦珂》、《莎菲女士 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否发生了一个立场、观点和情感态度的转变以及 这种转变进行得是否彻底，但都肯定这种转变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这种性质的重评 论者却从根本上认为丁玲这种转变是“使人感到惋惜和悲哀的”，是“由个性扩张转变 为收缩个性，由自我抒遣转变为自我封闭，由倾听自己的心声转变为图解现成的公式， 由先前的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和自我保护，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 护”。认为这是丁玲向环境的压力“认输”，“吸取了教训”的结果(注：王雪瑛：《 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凡此种种，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经历的这种评价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在这 部作品和它的作者身上，确实浓缩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复杂的思想和艺术因素，唯其 如此，它才成为一个万劫不隳、言说不尽的文学话题。
三
如果撇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因作者的命运导致的复杂的阐释和评价的历史， 仅凭我们的阅读经验，我们也会感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我们读到的后来的一些 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确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一方面固然是来自于作品独 特的艺术表现；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因为作品所反映的这一阶段的土改斗争确有许多不同 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一共经历了五个大的历史 阶段，即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 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土地改革等。在这五个不同的阶段上，土地革命斗争有不 同的重点、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斗争方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是第 四个阶段上的土改斗争，具体来说，则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表“五四指示”，到1947 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以前一个时期华北地区的土改 斗争。这一阶段的土改斗争，有如下一些特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一触即发的内战形势对 农村社会各阶层和农民心理的影响；其二是尚未完全明确的土改政策对土改斗争的目标 和方式方法的影响；其三是缺乏经验的土改领导和干部、群众对土改斗争的过程和成效 的影响，等等。了解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和这一阶段土改斗争的历史特点，对今天的读 者正确地理解和评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且是一部自觉地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疑忠实地反映了这一阶段 土改斗争的上述特点，写出了在内战即将爆发，我们又缺少准备，缺乏经验的严峻形势 下，进行土改斗争的全部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 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场巨大的历史变动。这也就是众多论者，尤其 是前述肯定评价阶段陈涌、冯雪峰等人的评论所反复称道过的作品的一些特点和成就，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价 值和意义，关于这方面的阐释和评价，因为有论说在先，兹不赘述。我所需要说的是，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不同寻常的作品，又似乎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尚不仅止于此。
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学中，以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以 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和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作品，都不免要受制于发动和指导这些社会 运动的一些政治文本，即有关方针政策的论述和规定。在作品的文学文本与有关政治文 本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这在以这些社会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叙事作品 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不满意于这些作品的，往往是因为这种原因所导致的不 同程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或与这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有关的种种历史局限性。 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出有关政治文本的局限，而且为了 正确地反映这场土改斗争，在写作过程中，她“又读了些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 ，以深化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但是，由于丁玲所经历的土改存在着上述三个方面的历史 特点和复杂的影响因素，故而就较少受一些现成的政策条文的约束，较多地获得了一些 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自由度。例如作品一开头写到的顾涌这个人物，根据作者的自述 ，当时的土改文件中“根本没有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故而作者就“没敢给他订成分 ”，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按照他的实际情况，“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 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注：丁玲：《生活、思想与人 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55年第3期。)，而不是按照某种 现成的政策条文去写他的几条抽象的阶级共性。正因为如此，恰如冯雪峰的评论所言， 这个人物形象就不但“被作者写得很成功”，而且作者也“从这条线索开始，以舒徐的 富有诗意的笔，深刻地展开着这个富裕中农的灵魂的同时，也就布成了影响全书的一种 气氛，使你感觉着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各自对于土地的深切的关系，感觉着他们 之间的阶级的矛盾，感觉着时代与环境的空气”(注：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第10号。)。对丁玲来说，选择顾涌这 样的复杂人物作为切入这场土改斗争的叙述角度，也许如她所言，是因为“感觉出我们 的工作有问题”，“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地就 从顾涌写起了”(注：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 《人民文学》1955年第3期。)，但这个切入的角度，事实上同时也意味着这部作品真正 是从作者的生活实感出发，是根据生活的本来样子去塑造人物形象，去叙说人物的命运 的。即使是对阶级属性十分确定的地主形象和贫雇农形象的描写，作者也是严格地遵循 这样的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谈到地主形象的塑造时，丁玲曾说：她之所以选择 钱文贵这个老奸巨滑的地主而不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是因为“我认为，在某种 意义上，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注：丁玲： 《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55年第3期。) 。她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她认 为“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 改时期走在最前面的人”，而这个时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 的人”(注：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文 学》1955年第3期。)。凡此种种，丁玲在创作中的这份清醒和自觉，这些思考和发现， 就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形象都超出了一般政策条文规定的阶级共性，而是具有了比较鲜明 独特的个性特征。
正因为丁玲笔下的人物不是只写抽象的阶级共性，所以她对这些人物同时也就拥有了 一种深入的人性解剖的可能性。例如同是地主分子，钱文贵的结合了商人式的狡狯的政 治投机的本性，侯殿魁的披着血缘宗亲的外衣的骨子里的伪善，李子俊的纨绔生涯和养 尊处优所培植的性格的怯懦和无能，等等，这些独特的个性特征，既与地主阶级作为一 个阶级的独特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现实处境等诸多共性因素有关，但又分明蕴涵着 一定的历史、文化和心理、习惯的积淀，因而对这些地主分子的揭露和批判，也就不仅 止于他们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本质，同时也是指向他们赖以存活的整个封 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由这种深入的人性解剖所导致的文化批判，同样也存在于丁玲对她 笔下的那些她所心爱的人物的艺术描写之中。她写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和斗争，同样也没 有回避他们的个人恩怨和复仇情绪；她写那些走在土改斗争前列的积极分子，如前所述 ，也写了他们的缺点和弱点，他们身上的旧的习气和一己的私欲，也写了他们的软弱、 动摇、退缩、叛变等等与革命阶级先进分子的身份格格不入的思想与行为。这些描写无 疑不是基于某种“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教条，也不是为了表现斗争的复杂性人为设计 的情节，而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切了解、深入解剖和透视的结果。丁玲对人性的这种深入 的解剖和透视，最终使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不同阶级的人性的善善恶恶，同时还有这些 不同阶级的人性赖以生长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共同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也就超越了“反映土改斗争”的题材和主题的局限，而具有一种普遍的 价值和意义。
四
相对于此后的一个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而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还能让今 天的读者读出一点普遍的意义，原因就在于，无论在作者个人来说，还是对作品创作的 年代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属于一个转换时期的创作。就作者个人而言，丁 玲在进入根据地以后的创作，无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延座讲话”以 后，她更是自觉地按照毛泽东指出的文艺方向进行新的创作实践。但是，即使如此，她 在这期间的创作仍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前此阶段的惯性和影响。由于这种惯性和影响的存 在，我们就不但从文采和黑妮等人物身上，看到了丁玲早期创作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 是青年女性的影子，而且从总体上也留下了丁玲早期创作善于解剖病态的、不幸的灵魂 的艺术印记。正因为如此，丁玲在这部作品中写到的“新人”形象，或“旧人”身上正 在生长着的新的品质(前者如土改工作队员文采、杨亮、胡立功，包括县委宣传部长章 品等，后者如张裕民、程仁等的觉悟和斗争)，较之她解剖那些黑暗人物(如写地主形象 )和农民身上因袭的重负，就显得相形见绌，有的人物甚至给人一种平面的浮雕式的印 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前此阶段来自不同的甚至对立方面的批评，大都认为作者没有写 出或者没有写好一些“新人”(包括农民)形象，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作者在描写“旧人 ”和解剖“旧人”(也包括农民)的灵魂方面，又分明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深度。
就作品创作的年代而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写于“延座讲话”以后，而且是 自觉地实践“讲话”方向的产物，但这期间的文学在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同时， 仍然给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立思考留下了较大的自由度，不像后来那样要求作家完全
放弃个人立场，按照一定的政策要求进行创作。这也就给丁玲保持上述方面的创作个性 和艺术特长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中，虽然典型理论 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已基本成形，但毕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把文学典型与一定的阶级 共性和社会本质等同起来，尚未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故而丁玲在这 期间的创作尚能比较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去创造她自己心目中的各式各样的“ 这一个”。在这个问题上，前此阶段的评论无论是肯定丁玲笔下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 性，还是批评丁玲未能创造出足够充分的典型形象，很大程度上正是从一定的阶级共性 或社会本质出发去要求作者笔下的人物的典型性，而未曾顾及典型更为复杂的人性内涵 和个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物塑造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 的缺陷和不足，但它的最大特点，是在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身上，始终保持了一种 生活的实感和原生状态，即使是写到像顾涌、黑妮这样在当时就引起争论，受到批评的 人物，作者也不轻言放弃，或屈从于某种抽象的概念(共性)，而是再次到生活中去，再 度经历对人物的观察和体验。
但是，即使是如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然留有许多这个年代的政治和文学所难 以抹去的历史痕迹。仅就上述方面而言，如果说丁玲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学习有关土改 的文件和材料，是为了更好地按照有关政策的规定，正确地反映土改斗争的话，那么， 接受这种政策的规范，无疑同时也限制了丁玲在作品中深入展开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的 文化批判的主题。而当丁玲立意要写一部反映土改斗争过程的作品，要写出中国农村、 中国农民的革命变化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丁玲的全部艺术描写要服从于这一阶段 土改斗争的目标和农村社会的各种阶级关系，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超越这一题材和主 题的局限，从普遍人性的意义上去开掘作品的历史文化或哲学内涵。正因为如此，丁玲 即使对某些内心复杂的人物有更深切的观察、体验，对她所偏爱的人物有更新颖的理解 和发现，在艺术描写中，她也终究不能不顾及与政治和政策的某种关系，而无法尽情尽 意。凡此种种，所有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这些不足和局限，矛盾和张力，都使 这部作品带有一个转换时期的创作所特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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