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08）06—0016—04
“乡村治理”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国内学者使用，并且流行开来。尽管我国从事农村政治研究的学者对于乡村治理概念的界定和阐释有不少分歧，但他们所要描述的对象实际上是大体一致的，即乡村范围内的治理活动。所谓乡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乡村治理的范围是农村社区，主体是农村社区内的公共权威及村民。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权威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间的，或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是要理解乡村治理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但必须同时理解乡村治理的外在条件和内生基础。外在条件就是宏观的结构性条件，它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及其资源限度；内生基础就是乡村社会性质及农民生活状况为乡村治理提供的可能性。[1]6
社会资本理论与治理理论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与制约的关系。“治理的概念是，它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2]6治理的含义更强调通过民主参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关系暗含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须存在丰富的社会资本。治理的绩效和质量都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存在状况。乡村治理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互补与协作的过程，而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的黏合剂，乡村治理制度的成功与否与乡村社会资本是有着相关性的。因此，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乡村治理是必要的。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层次
社会资本是一个新概念，但不是一个新话题。在古典社会学文献中，对社会资本的认定就有四种理论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限度的团结”的观点；齐美尔的互惠交易、规范和契约；迪尔凯姆和帕森斯所讨论的价值融合、集体意识等概念；韦伯的强制性信任思想。[3]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布迪厄等人开始，在科尔曼、普特南、波茨等学者的努力下，研究逐步理论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借用布朗和奥斯特罗姆等人的观点，可以把学者们对社会资本概念分为三个讨论的层次。
微观层次的讨论，或称嵌入自我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取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也是一种较为功利或工具性的解释。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指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4]9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5]119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国内的许多社会资本研究也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的。张其仔把社会资本描述为社会网络。[6]边燕杰、丘海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汲取稀缺资源的能力”。[7]还有许多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关系”或“关系资本”。
中观层次的讨论，或称结构的观点，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为社会资本从狭义向广义扩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他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8]251－367
宏观层次的讨论，或称嵌入结构的观点，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虽然这种理解被称为是政治学家对社会资本所做的一个有趣的曲解，但这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资本的解释力和研究领域，其政策实践意义也大为增强。普特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9]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争议颇多，综观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可以看出，对于社会资本概念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和指向是相同的，即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密切相关，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并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作为与物质（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团体、非正式群体、宗族组织、帮派组织、市民社会、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等相关现象的一个抽象的提升，也是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个体、社会发展中的补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资本。
二、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功能
从近30年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来看，以政府主导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乡村社会逐步形成。在乡村治理中，村庄组织、家族关系、地缘关系对乡村治理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利用了传统组织资源的结构方式，不仅节省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体现出乡村社区成员在制度选择时的社会关系、社区传统以及民意合法性等因素的重要作用。折晓叶、陈婴婴认为：“当这种结构方式不会影响到经济组织的效率甚至有助于感召内聚力、增强安全感、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既提高效率又维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时，它的存在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10]271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体现为以下两点。
1.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作为社会资本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供给人们所需要的认同、信任、情感等社会支持，有利于以增强相互间的信任、情感、依赖等为目的的表达性行为的成功。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人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社会与社会工作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源——社会资本。它主要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信赖关系的无形资本或公共物品，因此成员间注重信赖及相互间的义务交换。科尔曼指出，在一个由亲属、邻里、亲密的朋友形成的持久性的关系网络中，人们一般具有较高的信任、情感、责任和义务。而基于情感、信任、资源共享和生活方式的共享的关系越密切，关系各方的资源分享和交换越容易，并且，相互间的支持和承认还与自我资源的提升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样一种关系有利于社会责任的形成、信任的增强以及责任的宽免。[11]一个基于信任的密集或紧密的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人们相互间的合作、责任、规范和制约。乡村社区中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培育出乡村治理所需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的人文环境。
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家族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了共识。虽然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已使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支配性仍然存在，如家族网络、派系、村民小组、各类民间组织等，这也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基础。这些组织本身承载着某种社会关系，每种社会关系都是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潜在的社会资本。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地农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村治，这种不断的参与活动使社会资本得到了增值。尤其是村民自治活动中广大村民结成了自愿的、满足不同利益的横向团体和网络，通过团体和网络的整合，村民互相的信任逐渐增强。他们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狭隘的利益，与他人达成妥协、相互包容和理解，跨组织、跨地域、跨领域的协调、合作和沟通能力大为增加，为降低与政府谈判的成本、提高谈判能力、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可能。这种由信任、合作、沟通、参与、规则、互惠等形成的有效而广泛的社会资本为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了基础。
2.社会资本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秩序。哈耶克认为，在传统社会，存在着遵循约定性规则而无须服从命令就能得以维护的秩序，而在当今自由社会的一个事实是：“尽管一些群体会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的而组织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分立的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之间的协调，则是由那些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所促成的。”[12]68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论断：社会规范与秩序在根本上是难以进行刻意设计和建构的，而是一个个具有特定目的的个人应对即时性环境而采取自主行动的结果，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然而，这种自生自发秩序则是以社会成员的自主交往行动及其社会资本的生产为基础的。
稳定是社会结构的一种相对平衡状态，指社会系统运行中的有序化和各种冲突处于相对缓和可控状态。实现和保持乡村的社会稳定、维持乡村的良好社会秩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基本目标之一。而社会稳定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性，即社会资本强调规范、信任、网络的重要性，因而这本身就对社会稳定和秩序的维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资本不但能够培养农民对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认同感，而且能培养村民的普遍信任，培养具有自治、开放、宽容、妥协的以横向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提供了将冲突消解于乡村社会内部的可能。
乡村社会的整体伦理性特征，天然地存有一种能将村民联合起来的社会关系纽带，这种建立在共同感情、道德、伦理、信仰、价值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联系产生了互惠机制，这种互惠机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内在的制约。反映在村庄层面，就是居民对村庄的体认感和归属意识。这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社区道德规范的形成并非外在的制度而产生，乃是村民之间不断横向交流与沟通的结果，不同于垂直的科层制组织，这种横向的社会网络形成了村民之间的合作交流的民主氛围，也构成了村民的自我约束机制。民间舆论、熟人身份、家族权威成为了推动乡村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
三、以乡村组织网络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虽然我国乡村治理产生了相当的积极成果和社会效应，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如农民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压力型体制下的紧张乡村关系、村委会行政化趋势、市场经济对乡村居民价值观的冲击、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等。因此，发展和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生基础是现实的必要。其中，组织网络的创建和维护是重要手段。
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社会资本来源于社群内部联系（整合）、跨社群内联系（链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组织协作）、国家与团体的联系（组织整合）这四种社会联系的建立。农村组织网络的创建要以此四种社会联系为目标。为此，就要以乡村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全面分析农村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的组织的社会关系及其组合，指定适宜的农村组织发展战略。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指向发展农村组织网络。既要发展村庄内部的团体，如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各类文艺团体，又要与村庄外部联合发展跨社群的组织网络，如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等。既要发展和健全乡镇各类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又要实现各类组织之间的高度协作。这样使得组织之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通过参与、协调、谈判等合作方式来解决治理问题。
依赖乡村社区社会自身来获得秩序，是转型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特点。为此，笔者在这里援引仝志辉的“村庄社会关联”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他将“村庄社会关联”定义为村庄社会网络中精英对普通村民的支配—被支配关系，表现为村庄社会网络中村民一致行动的潜力，认为村庄社会关联是村庄社会网络所具有的一个特殊面向。村庄社会关联的生成机制是：村庄社会网络内存在着成员间资源的流通和相互认同，内含了接近、控制资源和认同的机会，一部分网络成员在具体的事件中接近、控制资源和认同，使网络成员间产生一致行动，村庄社会网络产生行动能力。[13]184
1.自下而上层面。如果村庄社会关联较高，那就意味着村民的自治组织能力必然强，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可消解触犯村庄利益的行为，拥有对付地痞骚扰和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使村庄获得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区内，没有跨血缘和亲缘、跨亲族和派系、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就会出现消极的社会资本。当少数人运用其社会资本来增进其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破坏正当的制度规则和法律原则时，就必然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因此要从社群内组织的整合走向跨社群的组织链合。对于社会关联较低的村庄，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程度较弱，关系链条较短，由于社会缺乏说服拒绝合作的少数人的能力，这类村庄可能出现的一种理论上的结果是村庄治理陷于瘫痪状态与赢利经纪的交替循环。对于这类村庄的社会资本创建，应该采取外部联系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变革等手段，如将对抗性的地方权威纳入乡村治理的体制运行中等手段来创建社会资本，以弥补其先天性社会资本禀赋不足的缺陷。
2.自上而下的层面。国家正式组织的合理介入和参与，将有利于乡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形成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良好的公共制度可以通过科学分配权利、支持地方性自发组织之去中心化，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建设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这不但能够增加乡村的社会资本，还利于提高政府效率。尤其是在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若缺乏国家制度的嵌入，将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公共秩序将无法得到保障。若国家干预过度，则会出现“掠夺性国家”局面，农村社会的自主性逐渐削弱。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若无国家的制度约束和保障，则容易被黑恶地痞势力掌握和操纵，导致乡村治理无法正常进行。
收稿日期：2008—08—28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