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的忧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思论文,人类生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333(2001)01-0071-04
《怀念狼》是贾平凹在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也是他在21世纪的最初一部长篇，它的诞生过程跨越了两个世纪。熟悉贾平凹作品的读者一眼便能看出这部新作与他以往的作品有了极大的不同，尤其是题材上，可以说是完全的创新。而接受者的见仁见智也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说：《怀念狼》写的是关于狼的故事。这种说法如同将《红楼梦》说成是描写爱情故事、将《三国演义》说成是讲述打仗的故事一样，虽然明朗，却也未免失之简单浮泛。持这种说法的人多见于社会上的一般读者。而专业研究者则认为：《怀念狼》的主题是多义的、难以评价的。社会学家从中看到了社会兴衰的含义，人类学家认为是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家则从文字叙述的后面读到了一种解放了的激情和深深的忧患。（注：《文艺报》2000.6.10④。）这种说法又难免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论及曹雪芹那部不朽之作时的评价。多义固然是多义了，却也未免有些牵强。说是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倒还可以，反映社会的兴衰能否成立？至于解放了的激情和深深的忧患，则似乎是随便放在哪里都可以的，缺乏相应的附着体。而如果我们认同西方现代文论所坚持的主题概念，既内容与形式的同时并存性的话，那么，我认为，《怀念狼》是一部通过人与狼的故事表现了作家对人类生存的忧思的寓言性作品。
《怀念狼》几乎通篇写的是人与狼的故事。内中虽然搀杂了不少别的内容，但人与狼的遭遇始终是作品的主线：“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舅舅相遇了，并且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一起去为商州地区仅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同行的还有原捕狼队队员烂头。我们一路上不断地与狼遭遇，狼也不断地为人所射杀。当最后一只狼被杀死后，商州地面再没了狼的踪迹，而人却感到了对狼的强烈需要，甚至变成了人狼。作品虽然充满了离奇和荒诞，但正是这种离奇荒诞性，揭示出了一些以往为我们所曲解或不曾认识到的东西。
狼是什么？是一种四足长尾凶残暴戾的野兽，是人类的天敌。在人的意识中，它素以恐惧的象征而存在。作家在解释其取象时所说的“凶残”和“民间性”（注：《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正是形成“恐惧”的两个基本因素。三县合一的老县城在狼灾中毁灭了，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月光下那黑压压的狼群，放着绿光的狼眼，死了一层又扑上来一层的顽强，掏食人和牲畜的内脏的凶狠，等等。种种关于狼的行径的描写，将狼的野蛮残忍渲染到了极至。而且这种恐惧又是与时俱增的。惨绝人寰的匪乱给人造成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化了，“但狼的野蛮凶残，对血肉的追逐却不断地像钉子一样在人们的意识里一寸一寸地往深处钻。”小说以此为故事背景是颇具深义的。它不仅在于由此引出地理、人物，更重要的是对人与狼的关系的揭示。——人狼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几乎是天定的，是与生俱来。狼不可能不吃人，人也不可能不抗拒狼，人与狼之间的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正是在此背景基础上，故事的主体内容一步步展开了。当最后那只活了一百五十年的老狼死于傅山和村人之手后，商州的野狼终于绝迹了。至此，事情似乎获得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人的对手灭绝了，那么，人从此便可进入自由生存状态，高枕无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狼没了，人却变成了人狼。小说中，人的状态始终随着人与狼之间的情形的变化而变化着：当人面对着狼这个对手、人狼搏斗时，人显得异常矫健、骁勇；当人失去了狼这个对手或面对狼不能打斗时，人则或瘫痪、或四肢变细变软，或萎靡不振；而当狼彻底绝迹后，人则有了狼的习性和特征，变成了人狼。所有这一切象征性的描叙，其实都在揭示一个道理：人与狼既相克又相生，人不能没有狼。
这样的观点似乎与人们的既有经验和普遍认识完全相悖。狼不是人的天敌么？狼不是危害人类的么？有史以来，狼不是以其特有的凶残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恐惧么？何以到了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战胜和消灭狼的今天，人却又离不得狼了？是的，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能不承认它的合理性，就是今日也不能说狼已经不再危害人类。而且，人对狼的根本上的战胜确实说明了人的强大。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事实的另一面。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文明也为人自身带来了灾难，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这里，我们不妨援引这样两个事例：美国威老德运河的开凿使得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开辟了一条与大西洋通船的航道，但同时也打通了海八目鳗从大西洋到五大湖的路径。到了五十年代，海八目鳗几乎杀死了五大湖的全部鳟鱼，之后又转而危害鲤鱼、鲑鱼和亚口鱼属。（注：参见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15页。）埃及的阿斯旺低水坝诚然制止了洪水泛滥，但也堵截了从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流下来的肥沃沉积土和含有腐植质的土壤。而阿斯旺高水坝的建筑不仅重蹈了低水坝的覆辙，而且因灌溉沟渠延长，由寄生虫传播的疾病也随之蔓延，二百五十万农民的健康受到危害。（注：参见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16-117页。）而另外一个涉及狼的例子也许与我们的论题更为切近：本世纪初，美国的一片森林里生活着四千头鹿，尾随其后的便是凶残的狼群。人们为了保护鹿，便大肆地捕杀狼。不久，狼被捕光了，鹿自由生存、繁衍，很快达到几万头，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鹿因病饿大量死亡，只剩下为数不多者苟延残喘。（注：参见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40页。）这样的例子在自然界可谓比比皆是。不错，我们不能用狼来控制人类的数量，达到生态平衡，那样不符合人类文明的需要。在人狼的相峙中，我们只能灭绝狼而留存人。我想，这是作家之所以在《怀念狼》中采取隐喻和象征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相反的道理也同时产生了：危害狼就是残害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灭绝狼就是灭绝人。捕狼队解散后一位猎手患了软骨症，要用圈椅抬着；在无狼可猎的日子里，舅舅莫名其妙地烦躁，手腕脚脖细软得如麻杆一样。特别是残存的十五只狼全部灭绝后，舅舅“发了胖，长得像个大熊猫了。……嘴里的牙长长出来，开始不大穿裤子，用一个竹筒套了自己的生殖器……再后来，就慢慢地是人狼了。”且雄耳川的人都成了这样。他们行为怪异，脾气火暴，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地大叫。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的袭击，抓住人家的手、脚、身子的什么部位都咬。这样的人，还能说是人吗？何况我们追求的又是不断发展的文明人？原来，人与狼（包括世间万事万物）竟是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他（它）们互为一体，同源自造物主那只伟大的手。《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篇其实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上帝创造出天地海陆树木花果之后，第五天说：水中要有鱼，以及其他各种水生动物。空中要有鸟，以及其他各种飞禽。第六天又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和野兽，各从其类。于是天上地下水中陆地各种禽兽竞相生长，互相追逐。第七日上帝则造了人来管理这一切。上帝对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地面，也要治理海洋……一切鸟兽虫鱼，都归你们管。《怀念狼》中反复出来的也是最易造成阅读困惑的狼的人化、人的狼化乃至幻像中的人狼合一的描写，正是这种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人与物（包括各种生物）的关系的体现：集市上的黄发女人原来是一只金丝猴，麦场上的那只狼原来竟是个夜游的女人。赶猪的那伙大人孩子原来皆是狼变化而成的。“我”以为开枪射中的是狼，原来竟是村民根保。还有傅山能听懂狼的语言，还有狼皮上的毛一竖起人就有了感应……就连那场流星雨之夜十二个女孩子的死亡，说明的也是同一道理。世间万事万物不是皆相连相系，相依相赖，相生相克，同为一生命整体？可惜，人辜负了上帝的嘱托，不是在“治理”而是在杀灭，不是在“管理”而是在破坏。完整有序的生物系统和生态平衡被打乱了，灾难由人自己亲手降到了自己的头上，人成了消灭自身的凶手。海森伯曾经这样说过：“……在历史的进程中，地球上的现代人如今第一次同自己面对面，他再也没有了对手或反对者”。而孤立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于是，人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失去了人自身——人变成了人狼。这一貌似荒诞的结局既表现出人对狼的需要，同时也暗示了人的自我毁灭。
贾平凹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平民型作家。除了创作初期的那批田园牧歌似的作品之外，忧患意识一直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八十年代前期的《好了歌》、《厦屋婆悼文》、《天狗》、《商州世事》、《古堡》等一批中短篇通过对人性、人生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表现了浓重的悲感精神；八十年代中期的优秀长篇《浮躁》通过对改革现实中的人的观照，表现了对变革中的国与人的强烈的忧思；具有当代的《金瓶梅》、《围城》之誉的《废都》以及此后的《白夜》更以浓重的批判性和悲惨性表现出作家对现实和人生的忧患意识；《土门》之后，作家的艺术视野明显扩大，其忧患意识也就有了更广泛更复杂的内容。《怀念狼》写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这只是题材范围，是艺术视角，表现的仍是作家的忧患，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患，而且是更深重更根本的忧患。因为，它关系到了人类的存亡。
在《当代作家评论》和《文艺报》关于《怀念狼》的两篇访谈录中，贾平凹都谈到了一种心理体验——恐惧。他在《文艺报》上这样说：“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来我对世界越来越感到恐惧。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恐惧什么。”“……经常早上睁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担心这个世界出事，马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总怕报道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天灾人祸。”（注：《文艺报》2000.6.10④。）在《当代作家评论》中又说：“四十岁以后，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感到了恐惧，我也弄不明白是因为年龄所致还是阅读了太多战争、灾荒和高科技成果的新闻报道。”（注：《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贾平凹恐惧什么？是战争和高科技？是天灾人祸？也对也不对。战争和高科技都是人的能力的结果，天灾人祸也多半是人形成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贾平凹恐惧的就是人——操纵着高科技的越来越发挥出主体能力的现代人。历史发展到了今日，人已经狂妄到了无所畏惧的地步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向何而去，只是一味地在行走的途中任性而行，为所欲为。商州地面仅存的十五只狼不是都死在人的手下了吗？人不是连一头活牛都生生地割着吃掉了吗？傅山的骁勇和烂头的无忌，实在也是对人自身的讽刺。
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即“我”、傅山、烂头。应该说，三个人物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象征性意味，而以烂头的寓意最为复杂，描写也最为成功。“烂头”这一名字是因病而得——大脑生病，也是现代人的形象写照。作品极写了他一路的所作所为：偷女人，食牛生殖器，摔死狼崽，喝生黄鼠狼血，任什么事都能引出他的污言秽语来。在追求自由的现代人眼里，烂头的言行或许会被看作是时尚、自在，是生命意识的解放。实质上，这是一个没有顾忌的人，是一个丧失了道德的人，是一个有病的现代人。傅山是勇敢的猎手，“我”是肩负着生态环境保护使命的新闻记者，遗憾的是也都参与了灭狼——傅山是由与狼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到勉强接受了保护狼的任务到终于失控，“我”是由认识明确到坚决保护到迫不得已杀灭。人活得这样矛盾，这样尴尬，“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悖论”。小说中依然存留着的那种无奈和焦躁，是不是人类这种生存状态的折射呢？
人灭狼，人又需要狼，事情似乎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那么，困境中的人是否还有出路呢？有的。如同一切优秀的作家一样，贾平凹在展示人类生存的困境的同时也指出了希望，这希望就在道长与狼的那段文字里。那真是一段动人的描写：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我”隐约听见了门被抓挠的声音。“谁呀？”老道士高了声。“刷，”一把沙土打在庙门上。“是狼吗？”“刷刷。”两把沙土打在庙门上，老道士起身开了门，两只狼闪进门口三角形的白光里。原来狼是来找老道士治病的。老道士为狼治过了脓疮，狼前爪跪地呜呜致谢后，走了。这里没有人狼对峙的紧张惊恐，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平静，平静得像一家人在一起一样。狼知道感恩，具有了人的秉性；人也能听懂狼的话。长期生活在山林中的道长和狼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的隔阂和区分，同为自然界一分子。还有那对贫穷的用羊奶救了狼崽的老夫妇。他们是一些有修行的人，一些守护着生命之根的人。他们了解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与万物和睦相处，自然界也就接纳他们，万物也就予他们以回报。作家极力描写道长的平和、自然，似乎正是在告诫人们：人要遵守造物主所设定的规则，要自律，自禁，自我约束。如此，方可走出困境，获得幸福。
这里体现出作家深刻的文化思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注：《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注：《老子》。）这些，不正是道家思想的精髓？联系到《土门》中作家为无家可归的人们开启的“土门”之路，《高老庄》中白云湫的神秘，说贾平凹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似乎并不为过。美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人的特性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注：转引自杜导明《道家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综观贾平凹作品中的文化思想走向，似乎正归向了道家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当然，还有佛家，是道佛的融合。人狼合一，人猴合一，等等，诸多幻觉，都反射出佛教轮回观的影子。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支系——儒家文化，作家似乎是在有意识地改造。这一点，自《土门》以来反映得最明显。《土门》设置了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对儒家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所置疑；《高老庄》则以一个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纯粹的汉人血统的庄子在现代化的今天所呈现出来的混混噩噩乱七八糟暗示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孱弱。而《怀念狼》表面看来似乎未涉及儒家文化，其实好多地方都逸出了儒家文化的藩篱。儒家讲求伦理道德，但那是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仁者，爱人也”，道出了儒家学说的“仁”的根本。而《怀念狼》中的伦理观念较儒家伦理观念则有了大的改变。伦理已不再仅限于人的范畴，而是包括一切生物。善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恶是毁灭自然的法则。这样的伦理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具有根本性和完整性。它虽然与儒家文化有一定联系，但更近道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伦理观。或许，贾平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不在厚此薄彼，而是重建。即使是贾平凹创作中的宗教观，也不能简单地说成归了道或佛。而重建文化，重建宗教，正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贾平凹的“恐惧”，以及《高老庄》后记中谈到的踏死虫子的“忏悔”，和面对“清天一鹤见精神”的联语时的“热泪长流”。（注：见《高老庄》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恐惧什么？忏悔什么？感动什么？恐怕更是一种“敬畏”吧。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才是贾平凹的宗教思想的本质。这种“敬畏”与佛道文化相关，也有耶稣伦理的影子。
自《废都》以来，贾平凹几乎一直都在追逐同一写作对象，试用一种写作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是营营苟苟的琐碎小事。”“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注：见《高老庄》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但《怀念狼》在艺术表现上显然有了大的改变。题材是完全新颖的，情节结构也呈现出有序性。尤其语言，一反那种“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风格，清新、秀丽、精当、冷静，对于阅读惯了贾平凹近期作品的人，确乎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但在整体表现上并不尽如人意。阅读中，总觉得有一种“拼接”的痕迹，有生硬感，其原因又不是那么好说明白的。依作家自己所言：“这是本寓言似的小说，没有解释一个概念、一个观念，没有理念的东西。”（注：《文艺报》2000.6.10④。）但我却觉得概念、观念、理念的痕迹都比较重，因而影响整体意象的多义性。比如，作为一种寓言式小说，人物的选择和处理是要特别注意的，否则便会破坏寓言所独有的艺术效果。可以说，作品中的“我”这个形象就不够成功，不丰满，概念化，缺乏隐寓和象征义。强烈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使命感以及一路的所作所为，使得“我”似乎成了画外音、旁白，成了主题的说明者，这就失去了艺术的含蓄，失去了贾平凹所刻意追求的“如火对于焰，如珠宝对于宝气”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效果。再如题材方面的问题。不难看出，作品的题材处理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进行的，缺乏其原生态的自在和鲜活。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之所以还不失其成功性，主要得力于作家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功力。贾平凹的艺术思维是极其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也相当优秀，因而特别适合写虚幻不真的纯想象性题材，因为它为思维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同是写虚写幻，《怀念狼》在艺术上没有《太白山记》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受理性束缚，此外是缺乏对题材的具体感知和体验。“焰”是由火自然生成的，“宝气”也是由珠宝而生发。如果这种“焰”“气”都人为地设置，必然形成虚实相隔，形而上与形而下脱节。
尽管如此，《怀念狼》仍不失其特有的价值。
写到这里忽生一想，贾平凹是否应该再下商州？
收稿日期：200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