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谓结构和汉语的基本句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句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导关系和述谓结构
1.1 限定关系字组是以核心结构成分为基础向前扩展的语言现象，引导关系字组则反其道而行之，向后扩展，是“义象＋义类”的深层语义结构投射于表层、由“动·名”组配而形成的句法语义结构。“名”对应于空间，表现为事物的大小、厚薄、高低、聚散等等；动态动字的“动”对应于时间，表现为事物的生、老、病、死的变化。时间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因而“动”所隐含的诸要素，如动力的来源、动作的对象、发生的原因、方式……都需要用“名”去衬补。引导和衬补，观察角度有别，实际所指相同。“引导”着眼于“动”，由它引出相应的“名”，使它所隐含的各种语义要素得以显现；“衬补”着眼于“名”，说明由它去衬托和补充“动”所隐含的诸语义要素。这是语言的一种重要类型的结构。
引导关系字组的扩展方式比较简单，动性和名性的两种类型的限定结构可以分别代人“动·名”组配中的“动”与“名”，生成一种多层次的二合结构。它的扩展方式尽管简单，但内部的语义关系却很复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打铁”之类，“铁”是“打”的对象；一类如“打拳”之类，“拳”并不是“打”的对象，而是用来说明“打”的一种运行方式。前者与基本句式的关系很密切，因而我们将其称为述谓结构；也就是说，述谓结构是引导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1.2“动·名”组配中的多种语义关系不是并列的，其中有一种起主导的关键作用，标志就是它与语言的基本句式相联系。那么，这关键的语义关系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名”仅仅是居于“动”后直接承受“动”的支配和影响，还是可以不用特定的标记就能直接调整至“动”前充任被陈述的结构成分而显现其特定的状态？不妨先看一看“动”与“名”的种种语义关系：
受事：洗衣服～把衣服洗干净 炒鱿鱼 拍西瓜 擦皮鞋 缝袜子……
施事：一锅饭吃十个人 台上坐着主席团 飞过来一只小鸟
系事：请小张看戏 叫他寄一封信（“小张”“他”既是
的施事，又是
的受事，故名之为“系事”）
对象：请示上级～向上级请示 活动选民-向选民活动 服务人民～为人民服务
质料：浇水～用水浇（花） 堵棉花～用棉花堵（窟窿） 填土～用土填（坑）
原因：请求开会～为开会请求 活动选票～为选票活动 庆贺胜利～为胜利庆贺
处所：（电影）战上海～与在上海的敌人作战 翻箱子～在箱子里翻东西 走便道～在便道上走立功前线～在前线立功
时间：住三年 等半天
工具：捆绳子～拿绳子捆（箱子） 吃大碗～用大碗（吃饭） 裹纱布～用纱布裹（伤口） 睡大床～在大床睡
方式：打拳 打官腔 摩举擦掌
处于“动”后的诸多的“名”衬补和显示“动”的语义功能，它们挤在一个位置上自然会与“动”形成各种各样的语义关系。哪一个是“最基本”的语义关系，主要是看“名”在句式变换时能否直接调整至句首充任被陈述的对象。比方说，“洗衣服”可以变换为“衣服洗（干净了）”，而“打拳、打官腔”之类就不能进行这样的变换；有些语义关系的变换只有附以一定的标记，才能使“名”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前面例子中用符号“—”分开的前后两项，就是后项具有介字的标记，只要“名”的要素能成为“动”的一个题元，就可以用介字提取出来，置于“动”之前，形成介字短语结构，对“动”进行限定，等等。介字是调整“动·名”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标记。这些不能变换“名”的位置的或者需要用特定的标记才能变换“名”的位置的，大多属于韩礼德(Halliday 1985)所说的“环境成分”，无法成为“动·名”组配的语义关系的主干，或者说，与基本句式的形成无关，因而剩下来的就是那几种“事”。比较不同语言的结构，这些由“名”表现出来的“动”的各种“事”，“动”与施事、受事的语义关系以及组成“环境成分”的语义诸要素，是不同的语言所共同具有的，而系事则是汉语的最大特点。它的形成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后面再讨论。施事、受事与“动”的语义关系对语言基本句式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主要是看受事能否不用特定的标记就能将它调整至句首充任被陈述的结构成分。如果允许这样的调整和变换，就可以视之为使动的范畴，该语言的基本句式应该是“自动—使动”，反之，则为“主动—被动”。使动，英语与之对应的是causative，为了了解它的含义，这里不妨将《现代语言学词典》（克里斯特尔2000）的一段解释抄录于后，以资参照：
语法描写术语，指句子交替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The cat killed the mouse（猫杀死了老鼠）和The mouse died（老鼠死了）这一对句子的联系在于及物动词kill（杀死）可视作不及物动词die（死）的“使役”形式，意为“使……死”（The cat caused the mouse to die（猫使老鼠死去））。同样，某些词缀起使役作用，例如domesticize（驯化）中的-ize（—化）（＝使成为驯养的）。有些语言（如日语、土耳其语）里这种关系有明显的形态结构，词缀能系统地区分动词的使役用法和非使役(non-causative)用法……有些语言学家也试图将使役这一概念系统地应用于英语，将其视作一个抽象的底层范畴，由此派生出一组“表层”动词（如kill和die）。
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牵强，可能与英语等印欧语的结构特点有关，因而只有“有些语言学家也试图将使役这一概念系统地应用于英语，将其视作一个抽象的底层范畴”。为什么？因为使动毕竟不是英语的基本句式。
基本句式是驾驭“动·名”组配的各种语义关系的“纲”，抓住了这种“纲”，我们就有可能比较有效地了解诸多结构格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不然就只能孤立地列出几条规则，难以对结构格式之间的关系作出理论的解释。我们将以这一个“纲”为参照点考察和把握语言结构的基本脉络。
2 基本句式和语言结构的脉络
印欧语的主动和被动是由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一种语法范畴，俗称“态”或“语态”(voice)，即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主动态和被动态。希腊语有主动、被动和中动三种态。英语的形态变化已经衰退，被动态的表现形式已变为“系词be＋动词的过去分词”。俄语的形态变化很丰富，动词的形态变化至今仍保留着主、被动的成系统的对立。所以，态是“对句子或小句结构作语法描写的一个范畴，主要跟动词有关，表达句子改变动词的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而又不改变句子意义的方式”（克里斯特尔1997）。这就是说，动词的主、被动的形态变化决定了主、宾语的功能，并且为主、宾语的相互转换提供了特定的形式依据，使主动句和被动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两种基本句式。有些语言学家虽然想用causative来分析英语的语法结构，但成效似乎不佳，有点儿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究其原因，就是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基本句式是“主动—被动”，“使动”只是某些局部的用法，难以系统地融入基本句式体系。
2.2汉语的基本句式为什么不是主动和被动，而是自动和使动？这主要是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动字本身无主、被动的对立，但受事的结构成分却能比较自由地调整至“动”前的句首位置充任被陈述的对象，呈现出使动的语义特点，因而将其称为使动式，而和它相对的就是自动式。如和印欧系语言的基本句式相比较，情况大体是：自动句相当于主动句；使动句，印欧系语言的这类句式较少，只有那些称为causative（使动）的句子可以和它相比拟。“使动”中尽管可以包含一些被动的因素，但和印欧系语言的“被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而需要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自动和使动，实际上就是吕叔湘(1987)所说的汉语句法的两种结构格局。吕先生曾以“胜”“败”两字为例讨论过这两种结构格局。1987年，中韩女篮进行比赛，结果是中国女篮取得了胜利。《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在报道这同一事件时使用了不同的标题，前者是“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而后者的标题是“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反义字“胜”“败”在这里竟然使这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意义。吕先生据此讨论了两种句法结构格局：
第一格局
X——动词——Y
X——动词
中国队 胜南朝鲜队
中国队 胜
第二格局
X——动词——Y
Y——动词
中国队 败南朝鲜队
南朝鲜队败
我们的自动句相当于他的第一格局，使动句相当于第二格局，“南朝鲜队败（了）”是一种典型的使动结构，因为受事处于“动”前的句首位置，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来分析，它与第一格局的“中国队胜”相同，都是“主谓结构”，但句首位置的一为施事，一为受事，其所表达的句法意义完全不同。“中国队胜”的“胜”的力量是“中国队”自己，而“南朝鲜队败”不是它自己败，而是有一种力量使它败，语义上是一种使动式的结构，只是这种力量在句子的表层结构中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所以，“自动—使动”的对立不同于“主动—被动”，它们在结构上可以同型，例如前引的“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和“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这两个句子，结构形式一样，句义等价，其原因是“动”的语义指向，因为“胜”指向施事，“败”指向受事，“主动—被动”的对立由于有形态的标记，不会碰到这种麻烦的问题。其次，“主动—被动”的对立由于有形态变化的标记，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相互转换，而“自动—使动”句的相互转换受到很大的限制，一般只能使用“把”“被”字的标记调整施事、受事的位置。这些都提示我们要根据汉语的特点去进行独立的研究。‘‘使动’’这个术语语法书中早有论述，但作为一种独立的、与自动句相对立的句式结构，则是我们根据汉语语义句法的结构特点提炼出来的假设(hypothesis)。
2.3吕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人们将汉语看成为一种ergative语言而撰写的。ergative现在一般的语言学著作中译为“作格”“唯被动格”等，实在费解。叶蜚声先生在他的读书笔记中译为“致使性”，人们容易理解，我这里采用叶先生的意见。致使性是一种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结构，是近几十年根据对爱斯基摩语等语言的研究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重要的语法理论。人们试图用它来研究其他系属的语言，其中也包括印欧系语言。“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1986），研究汉语的学者也试图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汉语的结构，认为汉语也是一种ergative语言。
为什么有些研究汉语的学者会将汉语归入致使性语言的结构？主要是由于汉语的“受事主语句”之类的结构与ergative有点“像”。如以
的语义结构为参照点，那么ergative语言的
在及物句中是受事，结构上是宾语；在不及物句中是主语，但其结构形式与及物句的宾语相同。Lyons(1977a,341-343)曾以爱斯基摩语为例介绍过一些相关的结构：
1.qimmi-p agna-q taku-b-a-a.(The dog sees the woman.)
2.qimmi-q agna-p taku-b-a-a.(The woman sees the dog.)
3.qimmi-q taku-b-a-a(The dog sees)
（qimmi-:dog; agna-:woman:taku-; see; -p：施事的标记；-q：受事的标记）
前两句都是及物句，qimmi-p和agna-p分别为例1和例2的主语，但如将英语的不及物句The dog runs away和The woman runs away译成爱斯基摩语，那么主语qimmi-和agna-都将跟例3一样带后缀-q，与及物句的宾语形式相同，“及物句的受事和不及物句的主语之间的这种句法平行关系，一般叫做致使性(ergativity)”。这就是说，在致使性的结构格局中，不及物句的主语和及物句的宾语有相同的形式标记。有些研究英语的学者，也试图用这种句法平行关系去解释英语，如The cat killed the mouse～The mouse died、John moved the stone～The stone moved之类的句法语义关系。英语的主、宾语的形态变化，除了代词还保留着系统的对立之外，一般的名词已经没有这种区别，因而有些语言学家也试图用致使性的结构原理来分析英语的语法结构。某些语言现象虽然也能用致使性来解释，但就总体来说，显得有些牵强，不过我们倒可以在这种分析中了解ergative和causative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即ergative有形态的标记，不及物句的主语与及物句的宾语同形式，而causative缺乏形态的标记，但语义关系与ersative相同或相似。汉语如“南朝鲜队败（了）”这一类的受事主语句特别丰富，它的“主语”的结构形式与及物句的“宾语”无区别，而语义关系也与致使性相似，因而有些研究汉语的学者认为汉语也是一种致使性语言。吕叔湘先生针对这一点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跟前面所说的动词第二格局有关。”吕先生在分析了有关的语言现象之后进一步得出结论：“很重要的一点区别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致使性和及物性）必须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如果汉语的动词全都只能，或者大多数只能进入前面提出来的第二格局，不能进入第一格局，那么说它是作格语言还有点理由。可是事实上汉语的及物动词绝大多数都能进入第一格局的二成分句，而进入第二格局的二成分句却很受限制。这就很难把汉语推向作格语言一边了。”吕先生以“胜”“败”两字为例而进行的分析，一方面否定了“汉语是致使性语言”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汉语语法有两种不同结构格局的存在。说实在的，我们对ergative的结构还不甚了了，没有必要纠缠于汉语是不是ergative类型的争论，但汉语的使动性特点是比较突出的，“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和“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这两个句子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至于古汉语，使动式特别普遍，简直可以说，不了解使动就无法阅读古籍。所以，吕先生的两种结构格局的理论是对汉语语法结构特点的总结。
2.4 吕叔湘先生的两种格局的语法理论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汉语语法的基本句式的构造。第一格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自动式，第二格局相当于使动式。既然是“格局”，它自然是一种理论模型，能控制和解释一系列语言现象，但第二格局的解释力似乎很有限，现在也不是汉语语法结构的主流，为什么还要将它视为汉语语法的一种“格局”或基本句式？这是由于语言因演变而改变了其表现形式，需要从种种现存的形式中去追索它们之间的联系。音变规律的例外是语言中的残存形式，似乎与语言结构规律相矛盾，但实际上它却是探索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的突破口，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语语法的第二格局也是这样，它相当于音变规律的例外，是语法结构中的一种残存现象，但却是我们梳理语法规律的重要向导，可以据此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成因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经常谈到的有动补式、连谓式、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介字离开“联系项居中”的位置，等等，究其成因，都与第二格局有关，是使动式的历史变异，因而我们可以循此去探索这些特点与使动式的历史联系。
3使动式的历史变异和“动补”结构的发展
3.1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大多与“使动式”相联系。“使动”这个概念在流行的语言学著作中偶有提及，但好像都没有将“动·名”结构和相关结构格式进行使动的分析。其实，使动是一种重要的句法语义关系，是古汉语的一种重要句式。现代汉语仍有这种结构的遗留。如以“显”字为例，显贵、显灵、显能、显荣、显微（镜）、显像（管）、显形、显学、显眼、显影等字组中的后字“名”很难解释为“受事”，实际上这些字组的意义是“使……显”的意思，其中的“名”不像自动关系那样，只是简单地接受“动”的支配，而是某种力量使它呈现出某种行为动作的状态，因而我们名之以“使动”。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字组的意义是“控制两点，涵盖一片”，两个字只是提供理解该字组意义的两个“点”，很多具体的含义需要说、听双方自己去补充，如“显眼”，它不是简单地“使眼显”，而是使一些见不得人或不光彩的事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3.2“动补式”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使动”这一基本句式的历史演变有关。我们这样说，人们可能有疑虑，但只要透过表面现象而深入观察语言深层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就不难发现它与使动式的历史演变的内在联系。
语言的表层现象容易发生变化，但其中所隐含的深层结构原理是很稳固的。我们在研究音系的结构时曾经说过：语音很容易发生变化，但语音系统的结构格局很稳固，制约着语音变异的方向和目标，使语音的演变很难超越结构格局所许可的范围。这是语言史研究中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语法的研究，即语法演变也无法摆脱语法现象的易变性和语法结构格局的稳固性这一矛盾运动的杠杆的控制。我们可以在现实的语法结构和“自动—使动”的基本结构格局之间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
3.3“使动”和“自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了系统性对立的痕迹，但在古代汉语的一些表动作的字还明显地存在着自动和使动的系统对立。王力(1965:442)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古代汉语构词法上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里也还存在着，不过有些词的古义已经死去或仅仅残存在合成词里，自动词和使动词的关系就不如古代汉语那么明显了。”我们这里不妨从王先生所分析的“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中摘引一些例子，以见一斑：
去：去丘据切，自动，《广韵》：“离也。”意为
“离开”。
羌举切，使动，《广韵》：“除也。”意为
使人、物离开。
败：败薄迈切，自动，《广韵》：“自破曰败。”
补迈切，使动，《广韵》：“破他曰败。”
“破他”即“使败”之意。
别：别凭列切，自动，《说文》：“分解也。”《广
韵》：“异也，离也，解也。”
彼列切，使动，《广韵》：“分别。”意为
使离异为二，使之有分别
见：见（现） 古电切，自动，《说文》：“视也。”相当
于现在的“看见”。
胡甸切，使动，《广韵》：“露也。”意为
“使见”（如“风吹草低见牛羊”）。
受：授殖酉切，自动，《说文》：“相付也。”《论语·乡党》：“康子馈药，拜而受之。”
承呪切，使动，《说文》：“予也。”《广韵》：“付也。”意为“使受”。
籴：粜徒历切，自动，《说文》：“市谷也。”
他吊切，使动，《说文》：“出谷也。”即使
籴之意，让人买谷。
……
这些相互配对的字在语音上有些差异，或声调不同，或声母清浊、送气不送气有别，或双声，或叠韵，有些配对的字后来在字形上也作出了区分。这里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律，由于方块汉字难以表达实际的语音状态，再加上古今的音变，现在一时难以弄清楚，但这种成系统的“自动—使动”的对立是构成古汉语基本句式的基础，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语族的语言现在还有自动和使动的系统，对立（请参看马学良等1991），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一论断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这种自动和使动的系统对立，吕叔湘(1987)也曾对此进行过分析，认为“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是古汉语里常用的语法手段。现代汉语里，动词的使动用法已经不能广泛应用了，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如‘端正态度、严格纪律’等等，是最近三四十年里才出现的。”语言现象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它的结构原理不会轻易变动，人们一定可以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语言现象中找到它的稳定的结构原理和其发生变异的成因。
3.4古汉语的使动式为什么后来不见了？是语言发生了变化，使动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异，演变成现在一般所说的“动补式”“连动式”之类的结构。一向被中外语言学家看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特点之一的“动补式”就是这种使动式的演化。王力早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就已涉及到这个问题，称之为使成式，后来在《汉语语法史》中又进一步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认为“由使动用法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因为使动用法只能表示使某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这一结果”（王力1986:367）。可能是结构语言学方法论的影响，在语言的共时分析中不管历时的因素，因而人们只根据共时的特点来分析这种结构，类比“动宾式”的名称而称它为“动补式”，并对“补”进行结果、程度、趋向等等的分类。这种分类的方法就“补”析“补”，离开句法结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的分析，很难说清楚“补”的是什么。晚近，吕叔湘(1986a:5-9)独辟蹊径，把补语和主、谓、宾的语法关系，和施、受事的语义关系等一起结合起来去考察补语的语义和语法功能，提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思路。比方说，“句子的语义关系是：动作发自主语，及于宾语，结果表现为补语，宾语和补语构成一个表述，也不妨说是有一种主谓关系。例如：小刘爬上车身，拉紧帆布篷，拴牢绳子。”这里的宾、补的关系是：帆布蓬紧，绳子牢，在语法上是一种主谓关系。吕叔湘的分析很细致，除“把”“被”字句外，一共分出八种类型，四类有“宾语”，四类没有，并图解示意每类的字义关系。现在从每种类型中各选二例，然后再分析这种“动补”结构与使动式的关系（编号按照原文的顺序重新编录）：
根据吕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补语”和句中其他结构成分的语义关系的大致状况。这一研究使述补结构的研究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摆脱了人们难以得其要领的、单纯考察“补”与“动”的关系的静态描写。北大的《现代汉语》(1993)说补语有些“是直接说明充当述语的动词的”“有的是说明述语动词的施事的”“有的是说明述语动词的受事的”，显然是受到吕叔湘的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虽然比以往有进展，但我们仍旧感到不足，因为还没有清理出一种驾驭“动补结构”的简单线索；找不到这种线索，说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补语”的性质和功能。吕先生把这八种类型的“动补式”依据其是否带宾语而分为两大类，这自然是一种可能的线索，但人们仍旧难以把握其中的结构脉络，弄不清楚为什么有些“动补式”能带宾语，有些不行。有没有把握这种脉络的线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古汉语的“自动－使动”的结构。“动补式”的结构格式是
，而且已降格为末品，自然不必特别强调。循着这种思路，或许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住所谓“动补”结构与汉语基本句式的关系的基本脉络。
3.5先讨论“动：”的语义指向受事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意义可概括为：“
的变化”。吕叔湘所举的八类述补结构，前三类显然属于这种使动结构的类型。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补充新的语言事实，而是对现行的事实作出理论的解释，因而下面的用例仍都选自吕的文章。每类各选一个例子，分成A、B两组，其中A组为现在一般所说的“动补式”，B组根据我们的假设还原为使动式的语义结构：
A
1.……拉紧帆布篷，拴牢绳子
2，（你）说破了嘴唇皮（也不中用）
3.（你真是吃浆糊）吃迷了心
B
“拉”使“帆布篷紧”，“拴”使“绳子牢”
“说”使“嘴唇皮破”
“吃”使“心迷”
1'.帆布篷拉紧了，绳子拴牢了。
2'.嘴唇皮说破了。
3'.心吃迷了。
受事的位置变了，但使动的语义没有变，因“帆布篷”不“拉”是不会“紧”的，“绳子”不“拴”是不会“牢”的。根据这一特点，吕叔湘所说的第7种类型，即：“这个字写错了。”也属于这种使动式的类型，因为“这个字”是动字“写”的受事，“错”的语义指向这个受事，而且它可以移位至“
”的“写错”之后而不改变语义。现在所说的所谓“受事主语句”实际上是使动式的一种历史变异。
这类“动补”式的使动性的结构性质弄清楚了，剩下的几种类型也就不难解释了，因为这些例子的“动：”的语义都指向施事，其含义是“动：使名发生动：的变化”，因而它的使动性的表现形式与指向受事的使动式不大一样，名在“动：”前，形成吕叔湘所说的无宾语的动补结构。我们先从4、5、6、8四种类型中各引一例，然后再考察它们的语义特点：
4 使动式的历史变异与“连谓”式的形成、发展
这些例子都引自王力(1965:442;1986:367)。带着重号的字的后面都是定指性的名性结构成分，为行文的方便，我们下面把这种定指性结构成分的语义称为系事。系事既不同手施事，也不同于受事，而是联系
，使之成为递相联系的一种结构；倘若这个系事是有生性的“名”，那它就兼有施事和受事的一些特点。施事的语义功能是支配行为过程，受事则是受行为过程的支配，而系事一方面接受施事所支配的行为过程的影响而成为受事，但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去支配另一种行为过程，实现它的施事功能，使这一行为过程的影响及于它的受事。上述例句中的定指性结构成分虽然还没有表现出系事的全部特点，但已潜存于句式中，一旦将它前置于动字，它的融施、受事于一体的语义特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使句式具有这样的语义特点：施事支配系事去影响行为过程的进行。随着语言的发展，这种系事性成分的结构位置如因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而挪至表行为过程的动字之前，它就变为现在有“使”类动字标记的使动句，现在的一般语法书称之为“连动式”“兼语式”，甚或简称为“连谓结构”。
4.2有“使”类动字标记的使动句是汉语句法结构的一种重要特点。系事成分挪至动字之前而如不加“使”类字，一是句法不通，二是失去了使动意义。如例(1)仅仅把“我”挪至“活”字之前，语句不通，如说“君岂有斗升之水而使我活哉？”那就可以保持原来的使动意义。系事位置的挪动给句法结构带来的影响与“±有生”的语义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如为有生性的系事成分，它挪至动字之前，而且在其前面再加上一个“使”字类的动宇，它就会向兼语式的方向转化，如“朝秦楚”只能说成“（王）使秦楚来朝”，这就与上古时期已经出现但还不很发达的递系结构，如“王命众悉至于庭”（《书·盘庚上》）“令彭氏之子御”（《墨子·贵义》）等，合流成为现在一般所说的兼语式。时间顺序原则（戴浩一1985）使汉语的一个句子可以出现若干个表示行为过程的动字，因而这种使动句在汉语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前面讨论的使动式的变异（有“使”类字标记的“连谓句”），影响系事的施事大都是一些有生性语义成分。这是主流。但是，这种句式一旦形成，在以时间顺序原则为基础的汉语语义句法里，它就具有一种强大的生成力量，人们可以仿效这种句式生成新的句子。如果能对系事产生影响的力量是无生性的，那就需要在“使”类动字之前加上这种无生性的结构成分，形成一种使动的因果句：“使”字之前的结构成分表“因”，之后的表“果”，也就是说，由于在系事成分之前加上了一个“使”类动字，原来那种含而不露的原因，即对系事产生影响的力量，就从“幕后”跑到“前台”，成为使动句的一个结构成分。请比较：
这些例句中“使”类动字前的成分都表系事的原因。如例(5)，如果删除“使”和“使”之前的成分，句子照样成立，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我想”，那就含而不露，可做多种解释。这一类句子只要加上“使”类字标记，其前面的结构成分所表示的意义就成为后面“果”的原因，使其成为话题，突出“使”的前后的因果性。
4.3语言的演变是在结构格局控制下的自我调整，虽然可以改变某些结构，但不能脱离原来的结构基础。“连动式”和“兼语式”（或简称为“连谓式”）的语义特征都是有生性的话题对行为进行控制和支配，区别只在于“连动”的控制性和支配性的动力是同一个有生性的施事，而“兼语”则是不同的有生性施事，是一个有生性施事使另一个有生性系事发出一种能对他事物产生影响的力量。这一类语言现象的挖掘和分析始于上一世纪的40年代，是王力首先在《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两部著作中提出来的。比较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王力(1943:23)发现汉语的句子可以没有主语，谓语可以不止一个动词，因而为了“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从语言事实出发才是研究语法的正确的道路”，因而他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递系式这一类汉语特有的句型。由于“印欧语的眼光”对中国语言学家的影响太深，无法摆脱“主语—谓语”框架的束缚，因而对这一类句式的解释始终难以取得圆满的结果。王力(1944：134)认为“凡句中包含着两次连系，其初系谓语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即为次系的主语者，我们把它叫做递系式，取‘递相连系’之意”。“递系”的概念由此而来。自此，汉语语法开启了递系式的研究。
50年代之后，“递系”的结构格式不断改变名称，反映出学术界对这类语言现象的性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丁声树等(1953:112)把它称为“兼语式”，其特点“是两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陈建民(1960)反对这种分析，认为兼语式不是主谓套主谓，而是述宾套主谓。朱德熙(1982a:160-167)反对连动和兼语的划分，统称为连谓式，认为“连谓结构也跟主谓、述宾、述补、偏正等句法结构一样，是由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组成的”，不能因N指施事就把这种连谓结构看成为兼语式，不指施事的看成为连动式，因为“如果当N指施事时，说N是
的主语，那么当N是受事时，是不是说N是的宾语呢？其实不管N与之间意义上有什么佯的联系，从结构上说，N只是
的宾语。有的方言里，某些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作主语是一种形式，作宾语时是另一种形式，而在所谓递系式里，用的正是宾语形式。这个事实说明即使在N指施事的时候，N也只能看成的宾语，不能看成的主语”。朱先生是层次论者，第一层次的切分只注意N与的关系，没有顾及N与的关系，而递系式或兼语式之类的结构“不适合层次分析”（吕叔湘1979）。我们是语义句法论者，兼顾N与和的关系，而重点注意它和的关系，因为是句子的语义重心。另外，“
”中的N是定指的，在句中是系事，兼有施事和受事的特点，与宾语的一般表无定指性受事的语义特点不一样。定指而兼有施、受的语义特征，这才是所谓“兼语式”中“兼语”的实质。正由于这种类型的结构难以用现行的语法理论来分析，因而有人干脆主张取消“连动”“兼语”这些名称（肖璋1956；张静1977）。这些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汉语的语言事实和印欧语的语法理论的矛盾，需要我们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独立的探索。根据我们的假设，这类递系性的现象是由一条简单的语义规则支配的，这就是一个定指性的施事指令另一个定指性的系事去实现它想实现的行为过程。这是古汉语使动式留存在现代汉语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构公式可以表述为：
定指性施事＋“使”类动字＋定指性系事＋行为过程
套用现在流行的公式，就是：
，如暂时不管
，剩下的结构就是，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使动式的结构格式相同。这种结构格式在汉语中有顽强的生命力。根据吴竞存、梁伯枢(1992:238)的研究，《红楼梦》前八十回有3000多条递系结构，其中使动句有2000来条，占三分之二。这种比例数不是偶然的，是“自动—使动”体系中的使动式的转化，这里最“值得研究和注意的是那些在句中表使动的动词。这些动词只有少数几个纯粹表使动义（“使、叫、让、要、令”），多数都还另有各自的词汇意义。但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词汇意义外本身带有使动义，如“派、求、劝、托、逼、准许、催、号召、发动、打发、分付、组织、动员、怂恿、允许、阻止、命令”，等等；一种是词汇意义外，本身不带有使动义，只是进入‘’后，句式赋予它使动义”。这一发现很有价值，说明“”这种句式本身具有使动意义，或者说，它就是一种使动式，是古汉语的使动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了它的栖身之所。如果人们嫌《红楼梦》的材料早了一些，那么也不妨看看现代汉语的情况。荣晶(2000)对一些常用的动字在语篇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数量统计，发现“”，这种句式占主流地位，平均占各类句式总和的50%上下，使用频率高的甚至占75%左右。这是“使动”这种基本句式的生命力的顽强表现。
4.4语法现象是复杂的，但任何复杂的现象中都隐含有一种驾驭它们的简单线索。抓住自动句和使动句这两种基本句式以及它们的衍变，人们就有可能以简驭繁，把现在分别研究的一些重要的汉语语法规则系统化，指明它们的内在联系。自动和使动可能是理解和把握汉语语法结构规则的一种最简单的线索，值得进一步探索。
5 介字结构位置的前置和语序的变化
转化为限定“”的介字结构，这就是“介词是老是出现在连动式的起头的位置上的及物动词，因而总是处于被包含的位置”（赵元任1968:88）的原因（如回答“你抽烟不抽？”，可以只说“抽”，但问“你往东不往东走？”就不能只说“往”，得说“往东走”）。汉语介字的位置为什么有悖于语言共性的特征，离开“联系项居中”的位置？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与“连谓式”的形成、发展有关，也就是说，与使动式的历史变异相联系。这是汉语动字语法化为介字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使古今汉语的语序发生某些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赵元任(1968:13)认为“表示所在和所从来的介词短语可以放在动词之后而不是一概放在动词之前”是文言和白话之间唯一重要的语序差别。王力(1957b:481-485)把处所状语和工具状语的语序变化列为汉语从上古到中古的三大语序变化之一，认为处所状语“於（于）”在殷墟卜辞中以后置于动字为常，“西周以后，这种常见的结构成为唯一的结构，处所状语必须放在动词（及其宾语）的后面”，“到了汉代，一般处所状语渐渐可以移到动词的前面”；工具状语在上古放在动词的前后都可以，但“到了近代汉语里，动词‘拿’字代替了介词‘以’字，于是‘拿’字及其宾语所组成的工具状语的位置也就固定在动词的前面”。这种变化是语法结构格局的演变的一种佐证。
基本句式是统率各种语法规则的杠杆，自然也是理解语言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关键。每一种基本句式都有其与之平行的相关句式，先秦时期表处所、工具等的介字短语结构后置于动字的语序是与使动式的系事后置于动字相呼应的（请比较：“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中的“秦楚”）。随着系事位置的前移，产生了“+名+”的结构，其中的“”在“名”能成为“”的间接题元的条件下虚化为介字，从而产生了“介字结构短语+动”的结构序列。这样，汉语中就出现了“介字结构短语＋动”和“动＋介字结构短语”两种对立的语序。有对立就会有竞争，两种对立的语序不可能“和平共处，长期共存”，于是出现了拉锯式的类推竞争。由于使动的基本句式依据时间顺序原则而发生历史性的变异，系事前移，是一种难以逆转的历史性变化，在语言运用中是一种主流句式。“介字结构短语+动”的语序符合这种结构格局的调整，何况它既有坚强的后盾（因为与“连谓”式的结构同形），而新产生的一大批新兴介字结构又都位于“动”前的位置，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结构语序的力量，自然会在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进而排斥“动+介字结构短语”的语序，迫使它退出历史舞台。使动式的历史变异和介字结构短语的语序变化大体上都兴起于两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这绝不会是巧合。这就是说，介字结构短语语序的变化是随着基本句式的演变的指挥棒转的。
5.3 限定性的修饰成分位于受定成分之前的结构位置似乎也与使动式的历史变异有关。根据三字组的生成规律，静态动字的生成方式与动态动字相同，而语义关系则与名字组的生成方式相同，是联系名、动的桥梁。静态动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的现象？也需要从基本句式的历史演变中去寻找答案。
汉语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基本句式自然活跃于字的组合之中。随着语言的演变，使动式演化为如“动补”“连谓”之类的句式，字组中的“使动”含义逐渐淡化，像前面的“显”字那样，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使动”意义的字恐怕不会很多，但“使动”毕竟是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式，它的表现形式尽管会发生变化，但基本结构原理是稳固的，会深藏于语言结构中，只要交际有需要，它就会“破门而出”，进行编码。我们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由于这种使动式现在似有复活的趋势。比方说，电视上见于广告或标牌的二字组就有：“美容、美发、美身、美体、清嘴、隆胸、静空（区）、瘦身、丰乳、健身、健脾、易容、消食、活血、宏志（中学）……”，其含义是“使容美”“使发美”……的意思。如果我们扩大视野，考察多字组，特别是一些四字组，这种使动的字义结构在现在的语言运用中似乎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碰到不少，如：“富裕人民、清洁城市、满意四方、健全组织、方便群众、感动村民、繁荣市场、平安奥运、乐百氏（一种饮料的名称）、实惠百姓、美丽人生、感动中国”，等等。这些恐怕都是如“端正态度”“严格纪律”那样，是“最近三四十年里才出现的”（吕叔湘1987）事情的发展。
现代趋向于复活的使动结构似乎也已开始影响介字结构短语的语序，“学习上海←向上海学习”“立功边疆←在边疆立功”“服务市民←为市民服务”……这些省略介字的结构应该是与“清洁城市”之类的使动式结构格式相平行的结构，也是一种新兴的现象。上一世纪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但当时“学习苏联”的说法被认为是不合语法的结构，理由是不及物动词“学习”不能带“宾语”。现在恐怕不会再有人提出诸如此类的理由来反对“学习上海”的说法。，现代这种相平行的句式演变也可以反衬早期与使动式相平行的句法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句法结构的平行的演变。所以，我们如以使动式的历史变异为切入点研究相关的语法现象，就可以对汉语语序的特点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5.4趋于复活的使动式的语义关系在结构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两个结构成分如果互易位置（美容—容美，繁荣市场～市场繁荣），就会形成叶斯伯森所说的那样，由组合式转化为联系式，饰品转化为述品，一般的语法著作称之为“偏正”的结构转化为“主谓”；第二，如果在两个结构成分的中间加一个“的”，就会形成典型的“偏正”结构，其语义关系等同于名性字组的扩展。如“美的容（貌）”“繁荣的市场”等等。其他几种类型的字的组配就没有这种成系统的转换关系，如“打油”固然可以说“打的油”（次品修饰首品是规律所允许的，但意义已发生变化），但不能说“油打”；“冰山”可以说“冰的山”，但不能说“山冰”，等等。用使动关系来解释上述“美容、美发”之类的字组的字义结构，使其从“次品·首品”的组合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类，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限定关系字组不光是“美容”美发“之类，更多的是类似“假山、青山……”之类字组。要用使动式来解释这一类字组的语义结构，现在看起来似乎有困难。那么，是不是与“美容”“美发”之类的使动式没有联系？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如参照使动关系字组的两个特点，人们就不难发现它们与“美容、美发”类字组的共同性（假山～山假，青山～山青；假的山，青的山，等等）。这种共同的结构特点不会是偶然的，现在俗称“偏正结构”的、由“动·名”组配的如“青山、空山、假山”之类的字组，其来源可能比较复杂，既有早期字组生成中限定关系的类推创新，也有因使动语义关系的演变而与限定关系的合流，相互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不是我们的新发明，叶斯伯森(1924:145)在论述“三品说”的时候就曾介绍过前人的研究，说组合式是从谓语关系中产生的（保罗），是含蓄的或潜在的谓语句（斯威特）；吕叔湘(1942)也早就以“山高、水深、人来、客去”和“高山、深水、来的人、去的客”之间的关系为例分析句子和词组之间的转换关系，说明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联系。现在“假山”之类的字组的字义结构关系为什么与“名·名”组配的字义关系相同或相似，前字对后字起一种限定作用？最初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转换的结果，而后在语言的发展中人们根据类推的原则逐步扩大字的组合范围，成为汉语字组的一种重要的字义结构关系，使限定关系的意义突出，而使动关系的意义则日渐淡出和消失。如用转换的方法来鉴别，这种“动·名”的限定关系与“名，名”所组成的限定关系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是无法进行互换位置的转换的，或者转换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不是叶斯伯森所说的组合式和联系式的关系。这样，“青山、假山、名山”之类的字组结构以及它与其他各组的关系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5.5前面几节的讨论说明，“动补式”“连谓式”“受事主语句”和介字位置的变化等，看起来各不相干，都是独立的规则，但如抓住基本结构句式的结构原理，人们也就能比较容易地把握不同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6 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句式结构格局的调整
6.1基本句式的特点是“基本”，应该很难发生变化，为什么汉语的使动式会发生历史性变异？这自然需要从语言的演变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王力(1986:359,368,410)的研究，使成式、递系式等，虽然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和使用，但是广泛的使用和发展却是在汉、魏、晋时期。这是汉语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上古汉语迈向中古汉语的一级重要的阶梯，很多特点都是在这一时期定型的，其中包括使动式的历史变异。
6.2先秦时期虽然已经有复音字，但数量究竟有限。有些学者想证明汉语从来就不是一种单音节语，就到先秦的典籍中去寻找固定性字组，称为复音辞（马真1980；程湘清1982），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字组能不能称为最小结构单位的“辞”，还需要推敲。到了汉代，复音辞大量产生，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利用重言AA的格式，填入实义字，产生不会引起任何歧义的、有足够资格称为辞（固定字组）的重叠。丁声树(1940)关于《诗经》“采采”的解释就可以为此作出有说服力的注释。我们可以由此推想，利用双声、叠韵联绵字AB的格式而填人实义字，产生双音辞，大概也盛行于两汉。可以作为参考比较的是程湘清(1984:335-336)的两组统计数字：
总字数 总词数
《论语》： 15,883183
《论衡》等5篇： 15,553562
总字数 总词数
《孟子》： 35,402336
《论衡》等14篇：35,221764
尽管这里所说的“词”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固定性字组（辞），但不同时期的“词”数的差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双音字在两汉时期的盛行情况。
6.3组字代替造字，这是汉语编码方式的一次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比较集中表现于名性宇语，即名字的双音化趋向最为突出，而这种双音化自然也会对动字产生影响，使原来用两个不同的字表示的两个概念，由于它们经常连用，也就逐渐融化为一个概念，凝固为双音字组。这样，如按照原来的格局，使动式的结构“+名+”，其中“”““”各为单音节，但它们的意义已相互融化，逐渐凝固为一个概念；“名”为双音节，将共同表示一个概念的“”和“”隔开。这样，使动式的音节组合就表现为“1+2+1”。汉语的语音结构是合两个音节为一个音步，“1+2+1”这种组合既使表同一概念的两个字割裂开来（即公式中的两个“1”由“2”分开），也使音步与语义、语法结构规则出现参差，与字组的结构规则相矛盾，呈现出结构的不平衡。结构的不平衡性是语言变异之源，演变由此出发（徐通锵1990）。这就是说，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对语法结构规则的调整和改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大体呈现为如下的情况：结构单位单音节化的比重越大，“因字而生句”的字的组配限制就越小，规则就越灵活，每一个字都有多种组配的可能；相反，语言中的双音字或多音字的比重越大，结构单位之间的组配就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因而对语法规则的调整、改进的推动力也就越大。两汉时期多音字的大量产生，就不能不使汉语的语法结构规则出现局部的调整。抓住这一点，或许对理解使动式结构格局的调整有一些帮助。先请看下面一组例子（转引自王力1986:368）：
下有着重号的字组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动补式”，是两汉时期产生并广泛运用的一种结构格式。它们都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结构单位，是由于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目的是改进汉语的编码方式，扩大动字的组配功能，既能表达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又能使语法结构规则的层次尽可能与音步和谐。这类结构格式早期的表现形式应该是“推寡人高”“减田租轻”“推孝惠、鲁元堕车下”，《世说新语》可以为此提供重要的旁证：
①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假谲》）
②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术解》）
这说明两汉是使动式语序调整的一个关键时期，可以同时看到两种矛盾的语序。由于结构单位的双音化，特别是“动”后的“名”的双音化，在语辞的组配上出现语义序列和使动结构规则、音步与使动结构规则两种矛盾；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而不断地促使名、动的次序发生变化，形成后来习见的“唤觉江郎”“将柏震（粉）碎”这样的序列。这种调整，或者是名的双音化促使动的双音化、形成所谓“动补”式，或者是将名调整至动前、形成前述的结构（请比较：果震柏粉碎～将（把、让……）柏震粉碎）。回到上述王力所举的例子，如果“动”仍是单音节，那么它与“名”的组合就会显示出语义与字组的构造规则、音步与语法结构之间的不合拍，而经过“名”或“”的位置的调整，就能使语义与语法结构一致、音步与语义、语法结构一致，既可以使表达经济简练，又可以扩大动字的组配功能，准确地表达人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当然，调整有条件的限制，就是“”的语义或指向施事，或指向受事，而就上述王先生所举的例子来说，都指向受事。这无疑是汉语语法结构规则的一种重要发展。结构单位的音节的“单”与“双”会影响句法结构规则的调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斫而小之”这种结构的“之”的位置上是很难容纳像上引例子中的“寡人”“田租”“孝惠、鲁元”等多音节的结构单位的。
6.4。人们可能会提出问题：自动和使动既然是汉语的两种基本句式，那句式格局的调整为什么都集中在使动式上？根据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系语言的研究，自动和使动的对立有形态变化的依据，“古藏语动词的使动式有两种构成方式：形态手段和句法手段。前者主要是在动词词根前附加前缀s-或b-/1-，使非使动词变为使动词。有时也用声母交替的方式。”“使动词的第二种构成方式是在动词后头加-par bjed或
”（马学良1991:165-166）。我们猜想，汉语的使动式早期也应该有一定的形式标志，主要通过声母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表示。根据谐声原则，音首有复辅音，这基本上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不清楚的是这些处于音首位置的前置辅音的具体功能。根据语言结构的基本原理，不承载表达功能的音素为系统所不容，史前汉语的前置辅音肯定具有某些表达功能，包括使动的功能，藏缅系语言的结构对汉语研究来说，应该有启示意义，值得参考。
根据亲属语言的结构提供的线索，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上述的假设，但随着语言的演变，复辅音简化，表使动的形式标记也就随之消失，促使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并推动结构格式进行必要的调整。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会根据交际的需要和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自发地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调整。“合理”的“理”是什么？是时间顺序原则，根据现实事件的先后发生顺序安排结构单位的排列（戴浩一1985）。自动式的结构规则与这种原则没有矛盾，因而自古至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使动式与此不同，对行为动作能起支配作用的系事如继续在动字之后，这就与时间顺序的原则相矛盾，因而在使动式缺乏形式标记的情况下就必须对结构单位的排列顺序进行必要的调整，不然就无法准确地表达语义。调整的方向，一是把定指性的系事成分挪至动字之前，并在其前面再加上一个“使”类动字，产生“连动”“兼语”之类的“连谓式”；一是系事性成分仍旧处于动字之后，但在之后再加上一个，产生所谓，“动补式”。这两种调整的方向语义上各有特点，一般说来，前一种方向的系事在语义上多为有生和有定，后一种方向不受这种语义条件的限制。这两种方向的调整一旦完成以后，在语言中就形成一种固定的结构格式，人们就可以根据这种格式进行类推造句，使之成为一种日常的句式，而它的来源人们则日渐淡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自动和使动是汉语语义句法的两种基本句式，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点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把握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