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专题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路径——新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建设与中国实践——构建适应市场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77—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路径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
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形成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要求的，它的科学意义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人们对经济生活的认识是否科学与他们的世界观是直接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第一次有了科学的理论，从而把人们对社会经济过程的认识牢固地建立在了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其意义正如列宁概括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① 历史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科学指南。
二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立场或价值观。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一门科学，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其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经济运动规律，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然科学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像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学科一样，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含义，总是或明或暗地反映着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要求、价值标准或伦理规范，这一点与自然科学明显不同。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毫不掩饰自己对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的关注，并力图用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中，坚持正确的立场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的价值尺度。
三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特有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框架。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反映了人们对所处时代的任务和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在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框架，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包括了以下一些重要的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的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在主动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的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活的灵魂。
四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认识经济世界的一种独立完整的分析范式，它是由以下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组成的有机的整体：（1）一般的方法论或一般原理。 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目的的统一，等等。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2）特殊的方法论或特殊的原理。包括劳动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等等。这些特殊的方法或特殊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部分。（3）个别的方法论或个别原理。 包括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关于工厂内部分工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理论，关于社会再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理论，关于信用和股份公司的理论，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理论，等等。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的个别的观点。上述三个层次的方法或原理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而不是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理论；同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而不是仅仅发展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理论。正如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对象与任务的转换。理论的创新首先来源于“问题框架的转换”，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题和任务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调整。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揭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对当代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所作的回应。它所面对的挑战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迈向了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正经历着从反市场到亲市场的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陷入严重危机，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以现代科技革命为基础的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揭示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体系运动的规律，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大众的福利服务。
2.理论的反思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当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克服这些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的那些与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如经济信息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要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和典范。
3.正确的比较与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是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断对话和交锋中产生和发展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②。必须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些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要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其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成分，在学习和借鉴中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要准确和科学地辨别其中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意识形态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和不科学的东西。
4.概念与话语的更新。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③ 概念和话语的创新与理论的创新一样，同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概念体系的更新可以有以下途径：（1）改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改造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源配置实质上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和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问题，经济制度是指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社会规则。（2）创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需要用新的概念加以概括。如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描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结构的“中心—外围—半外围”等。（3）引进。一些描述客观经济现象的概念，可以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理论中直接引进。如供给弹性、需求弹性、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储蓄倾向、消费倾向、货币乘数等。（4）发展。有些概念的内涵随着现实的发展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商品关系看作私有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之后，商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5）挖掘。一些在马克思时代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现象和反映这一现象的概念，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运用。如虚拟资本、国际价值、“精神生产力”等概念。
5.分析手段的更新。特别是应当对数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应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众所周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一门科学只有在能够应用数学的时候，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他还为我们留下了《数学手稿》④。由于其理论任务所限，马克思只应用了他丰富的数学知识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应用数学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围绕“转型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此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为目标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正确使用数学可以增强经济分析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把数学作为其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对对数学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把数学当作经济理论科学性的唯一试金石的做法。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体现了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就业决定的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等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都是有条件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理论的生产者特殊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因此，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复杂的国情的。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应当允许并鼓励理论的创新和不同学派的并存与发展。但是，作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它必须反映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基本价值观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过渡经济学研究。］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④ 马克思：《数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新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
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性质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它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因而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定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
大体上说，自约翰·穆勒（John S.Mill）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就逐渐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的探讨，把研究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上。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所说的“人”，只是一般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歇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① 当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有各种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② 以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认为：“经济学的要旨是承认稀缺性是真实存在的，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③ 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4）谁作出经济决策，依据什么程序？④
上述这些定义说明，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进行研究，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和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显然有很大差别。我们可以批评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研究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只研究一些经济现象。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正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研究这些问题，就难以了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运行规律。研究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固然重要，因为这种研究可以抓住经济问题的实质和根本。但是，对于认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管理经济活动来说，把握经济现象（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了解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同样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我们的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本质关系，但是不能仅仅限于研究本质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对于普及市场经济学的知识，改变学生的经济学知识结构，提高我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和经济研究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理论认识，它是意识形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纯”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在对经济问题分析的结论中和提出的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
在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性质上要防止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忽视或贬低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意义。另一种偏向是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否认西方经济学包含有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前一种偏向已经从总体上得到了纠正，但后一种偏向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虽然探讨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有其科学的内容，但它仍然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科学，它不可能超脱政治、文化和历史而成为“纯”科学。这是由经济学自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经济学研究的是具有情感并具有利益动机的“人”，而不是自然界中的“物”；而且经济学家本身也是有价值取向和利益动机的，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经济制度也是有不同信仰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当年直言不讳地宣称他在阶级斗争中是站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出版《通论》的目的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使这个制度恢复活力。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却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就是出于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信念不同。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论著中总是或明或暗地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率，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和价值观推广到其他国家。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最有利于个人自由、最有利于人们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方面取得创造性成就、最有利于为普通人提供最广泛的发展机遇的经济制度”。新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不但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而且主张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传统和信念也一并移植到非西方国家，他认为这些默识性原则是这种制度的基础。
因此，经济学的性质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是不同的。经济学中虽然有许多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但也有一些它赖以产生的那个地方、那个国度的“方言”。事实上，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内容。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⑤ 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⑥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 S.Eichner ）在谈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时明确地说：“新古典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相应的方法论。”⑦ 我们知道，正是新古典主义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调。
二、在中国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
根据以上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判断，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我们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在经济研究中，不能不加分析、不顾中国的实际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联系中国实际来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并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成为能够说明中国经济问题的有用的工具。
我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包括三重含义：第一，把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经济实践相结合；第二，对不适合中国实际的那些西方经济学结论进行改造调整；第三，分析和摈弃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包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的理论或结论。
为什么要提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如何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
即便撇开制度差别和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西方经济学也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莫不如此。而中国现在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其一，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时期。其二，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新旧体制都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其三，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特有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类研究，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哪些结论是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哪些观点包含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哪些内容是目前中国经济条件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当摈弃的。
在自然界，淮南的“橘”之所以到淮北变成了“枳”，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气候和环境不同。同样的规律也适合经济学。如果我们不注意中西方的差异，不加区别地把西方经济学搬到中国来，也可能会出现“西橘”变“中枳”的结果。
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掌握其结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把握具体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经济背景，还要注意不同的经济制度（或体制）、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所造成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的动机和目标的差别。这些差别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西方是正确的结论在中国现阶段可能是不正确的；在西方有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现阶段不一定有效。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一书中谈到西方经济学与南亚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时说：“……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⑧ 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雷诺兹（Lloyd G.Reynolds）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欠发达经济分析。他指出：“人们把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时，很少会发现这些工具是完全适用的或完全无用的，一般是经过适当的改造有些用处。”⑨
我可以举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的理论来说明我的上述观点。
1.就目前来说，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是不同的，因而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所包含的自变量或者消费函数本身是有差别的。用现在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消费函数理论似乎难以合理地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数量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
2.目前中国的企业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经营户，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目标函数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国有企业不能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国有企业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如果用西方流行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统一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3.西方产权经济学只关注如何设计产权制度来处理好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如何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并约束其对所有者利益的侵害，很少关心如何调动企业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处理好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这是因为，西方学者是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和雇佣劳动制度下来讨论企业问题的。中国的企业则以国有企业为典型代表，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谈产权，而不谈工人的劳动权。我们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而不是雇佣劳动者。我们要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唤醒广大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时，应当有这样的基本判断。
4.菲利普斯曲线是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来的一个经验结论，后来经过利普西（R.G.Lipsey）和萨缪尔森等人的改造，这条曲线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的替换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时，至少要作出两点分析：其一，这条曲线是建立在劳动的供给是货币工资的函数的假设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当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就业率或失业率）发生变化时，货币工资会发生变化，而货币工资的变化会通过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导致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这就使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有了一种交替关系。这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经济条件是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都是发达、成熟的市场，货币工资形成机制和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是完善的。其二，它所描述的关系已经被一些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事实所“证实”，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情况，也不能证明它适合一切国家的经济情况。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分析，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得出一个形状怪异、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曲线。
5.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利息率是市场化的利息率，而中国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利息率，这两种利息率的决定方式和变动规律都大不相同。因此，建立在市场化利息率基础上的有些理论不能照套过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投资增加会通过利率提高来排挤私人投资的理论，IS－LM模型所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利息率下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刺激投资的机制，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中国目前的相关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改造。
那么，如何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可以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呢？
我认为，需要对西方经济学实施以下三种“手术”，通过这三种“手术”，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中国化”改造。
一是“剔除术”。这是为了剔除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内容。比如，西方经济学中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终极制度的内容；论证发达国家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有理的内容；论证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规则合理的内容。
二是“整形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些内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需要经过调整和改造来进行运用。例如，近些年一些中国学者在学习、借用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构造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提出了适合中国现阶段情况的IS－LM模型。
三是“移植术”。所谓移植术，是指联系中国实际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根据前面所述的西方经济学的性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没有阶级性和国情差别的，在西方可以用，在中国也同样可以用。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总供给—总需求分析，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消费、投资、净出口与总需求的关系分析，等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和以运用为主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和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体一致的，是和我们的思想解放进程大体同步的，也是和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大体上吻合的。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由批判为主转向以运用为主。我认为，大量运用西方经济学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需要。最终目的是要创立一种适合中国实际需要，能够解释或描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径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需要走“三化”之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必要准备之一。
［方福前（1954—），男，安徽省庐江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研究”（批准号为05BJL047）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 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② 大卫·W·皮尔斯编：《现代经济学辞典》，第380页，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1。
③ Paul A.Samuelson & William D.Nordhaus(2005),Economics,18[th] Edition,p.4,McGraw-Hill Companies.
④ 参见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⑤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⑥ 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⑦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⑧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第9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⑨ 劳埃德·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第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中国经济学建设与中国实践
沈越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它不是具有一般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转型时期，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同时，这也决定了推进中国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路径与中国经济学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路径不同，根植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没有给中国提供可资利用的经济理论，这给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是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伴随资本主义制度成长起来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原生的秩序，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则是一种后生的秩序。两者在形成路径上存在重大差异：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原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①，或者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它的产生发展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②；后生的市场经济则是哈耶克所谓的“人为设置的秩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后生特点非常典型。
经济秩序的两种不同形成路径决定了经济学的任务的不同：在原生的市场模式中，由于经济秩序主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不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也无须经济学插手其间，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局限于“解释世界”。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准确地说，应是构成这种经济学硬核的新古典经济学，是这种解释经济学的典型。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上天赐予的天然制度，根本无需有推动市场秩序形成的理论。因此也可以理解，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经济制度被视为外生的，是一个无需了解的黑箱。在后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自发力量未能造就出成熟的市场秩序。这就赋予了经济学更多的任务，除了解释世界以外，还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改造世界”③ 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中国经济学家总结计划模式的弊病，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
围绕自发形成和人为形成的两种秩序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撇开这些价值判断不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中国经济学的推动有密切关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学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生长的空间：
第一，作为解释经济学，与自发形成的秩序相适应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经济体制形成的理论。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后生的市场秩序的制度创新过程，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与原生市场秩序的不同特点，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作为解释经济学所特有的任务。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违背新古典原则的渐进式改革比遵从这些原则的激进式转型的效果更佳，而中国经济学家却有独到建树，许多学者如樊纲④、张宇⑤、盛洪⑥、张军⑦ 等做了大量工作， 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成功案例，更是不胜枚举。难怪西方学者不时发出感叹，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说清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在于西方学者在解释非西方现象上的经济学知识匮乏。
第二，作为改造世界的经济学，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理论的缺项，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这项功能。如果硬要把它政策化，新古典理论实际上只有英、美国家所实行的几条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在不具备英、美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实施这些政策，大都以不成功告终。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和拉美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就是最突出的例证。按照新古典理论设计的激进式转型，假定转型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具有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可以事前安排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一巨大系统工程的总体方案和所有细节，但在事实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掌握的信息也不充分，尤其是对未来的信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看似经验主义的说法，其实暗含着理性有限和信息不充分的经济学假设，承认改革实践者不可能在转型的初始阶段就拿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方案，本着错了再试的精神，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积累理性，并不断获得补充信息来完善体制的过渡方案和措施。
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
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方面，中国实践也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笔者把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分为两大类：一是体制政策或制度政策，它通过立法和司法以及行政性规制影响甚至创造经济体制框架而发挥作用。二是过程政策，它是通过干预经济活动而发挥作用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和东亚国家普遍采取的产业政策就属于这一范畴。
体制政策又可以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对市场经济而言，消极的体制政策是指政府在体制创新方面不发挥主动作用，主要听凭产权主体的自发交易形成秩序。当然，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其职能主要是对自发形成的产权制度和竞争秩序加以维护，通过立法强化其合法性，并把它们置于法制的保护之下。积极的体制政策是指政府主动“入市”干预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改变自发形成的经济秩序，甚至由政府推动创造一种新的体制。大体说来，在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是消极的；而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的职能要积极得多，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欧盟倡导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它们被更多地打上由积极的体制政策留下的痕迹；在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中，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更加积极。作为东亚模式后起之秀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更为主动、积极，政府甚至发挥了积极的“造市”功能。无论是在市场主体的形成方面，还是在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市场秩序的完善上，都能清晰地看到政府的积极推动的作用。
过程政策都具有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特征，它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需求管理政策，它通过干预需求来影响经济运行过程，具有短期管理的特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其典型形态。二是供给管理政策，它通过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经济活动，因为新的供给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形成，这种政策具有长期管理的特征。战后日本率先实施的产业政策是其典型代表。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视为这种政策的一种特例。
在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仅限于维护私有产权和竞争秩序、维护国内外和平环境等几项消极职能。凯恩斯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它赋予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职能，这种职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干预仅限于经济过程，不涉及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二是干预经济活动主要限于需求方，即通过扩张需求来弥补需求不足，或通过紧缩需求来平衡需求过度。这种管理基本不涉及供给方，需求管理主要是将潜在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而在后发展的东亚国家，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不仅有需求管理，也涉及供给方面。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通常只涉及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存在的健全市场，供给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政府只需在边际增量上对需求加以微调，就能缓解市场失灵造成的潜在产出损失，减小市场周期波动的代价。在后发展国家，由于制度不完善，市场自发力量调解供求均衡的能力较弱；同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快地实现赶超，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不仅有需求管理政策，而且可以实施积极的供给管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能一箭双雕，在扩张需求的同时调节产业结构，增加有效的供给能力。例如，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收到了这种双重效应，在拉动需求的同时缓解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矛盾，为21世纪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一般说来，后发展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要大于发达国家，这就存在一个政府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干预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完善，又存在政府如何积极地退出市场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无现成答案，而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回答的。
三、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指导地位，中国经济学和其他经济理论都不应背离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不是停留在19世纪的经济学，也不应固守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而应该是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与时俱进的经济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也离不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养分。这不仅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包括非主流经济学。即使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也能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学形成发展的一个多世纪中，从瓦尔拉斯到阿罗－德布鲁，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再到卢卡斯、基尔兰德和普里斯科特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间有无数经济学家为完善这一理论体系做了大量工作。其理论在假设设定的范围内已几近完美，即在抽象的意境下以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描述了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这对我们认识市场运行的规律大有裨益，其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所用。不过，在借鉴和应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时，也应该对它的局限性有充分认识，如制度外生假设缺乏历史感与结构分析，在描述市场均衡化过程时忽视非均衡状态的分析，以及因过度关注均衡现象而忽略了市场竞争过程的丰富内容等，不应盲目崇拜。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硬核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缺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在许多场合下，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特定问题的中国经济学来说，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进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激进主义经济学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可能更有借鉴价值。总之，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开放体系，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任何理论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中，也应处理好经济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因为封闭的经济学不会有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
有人认为，只存在国际通用的经济学，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价值。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很难赞同。其实，任何经济理论首先都只具有本土价值，随着其科学价值被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认可，才具有了国际性质。例如，现在被认为最具有国际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初也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本土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可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性与国际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德国工业革命初期，在德国经济学与英法经济学之间就产生过类似的争论。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反对英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主张建立反映德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其反对者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门本土的国民经济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争论，结果证明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各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又不完全正确。一方面，“国民经济学”的名称虽然保留下来，但是在内容和分析方法上却已被国际化，实际是英美化。以德国大学中的这门课程为例，其讲授的内容与英美通行的经济学原理差不多，德国特色主要体现在案例上；但在另一方面，本土经济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现在德国仍然有一门本土经济学，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或称为经济学的秩序理论与政策。这一理论体系以瓦尔特·欧肯的两种“理念类型”作为制度分析的出发点，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本土经济问题和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吸收各个流派的精华，尤其注重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弥补已经英美化的国民经济学的不足。德国经济学家处理经济学的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沈越（1952—），男，江苏省溧阳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注释：
①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④ 樊纲：《改革的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⑤ 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过渡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载《经济学动态》，2003(5)。
⑥ 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⑦ 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构建适应市场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
周冰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有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为整个社会提供一套新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提供一种新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这样一种观念的思想基础只能由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来提供。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与原计划经济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与此同时，社会的经济观念和经济伦理却没有根本转变。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被多数人所抛弃；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观念还没有建立，因此，在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思想、行为和秩序的混乱。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和谐、不稳定、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
那么，什么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呢？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都必然地包含着社会的财富观、从经济角度来看待的人生价值观、社会经济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原则和道德规范、社会的公平观和效率观。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而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稳定和发展的经济伦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自主自立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市场经济是在个体利益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系统，个人人身和政治上的自由独立是经济利益独立的前提，独立自主的经济利益是市场交换关系的基础，因此，个人的自由、独立，也就是自主和自立，是市场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个人自主自立的人生观，是以人本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也可以称为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人本主义哲学有两条核心的思想原则：第一条是在宇宙万事万物中人是第一位的。这是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反对中世纪宗教由至高无上的神主宰一切、人只是神的奴仆的哲学观念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原则使人获得了解放。第二条是在人类社会一切关系中个人是第一位的。这一思想原则不承认所谓“大河没水小河干”的思想方法，而是相反，把思考的顺序颠倒了过来，把集体看作是个人的集合，国家只是全体个人的加总，它不能拥有超出所有个人之上的特殊的权力和利益。这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不论其地位高低、能力大小，或者多么特殊和与众不同，都是同等的社会主体，同样拥有其社会权利，同样应当受到尊重。这也是现代西方国家突出强调人权观念的思想基础。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为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强社会凝聚力，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具有造成人们的依赖思想和对他人随意干预的弊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而是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主决策，自享利益，自担风险。它倡导和维护的是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是对抗传统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下的主子和奴才思想的先进理念，是一种反对“等、靠、要”思想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这种自立自强的思想观念支配下，虽然社会通过建立保障系统对失业、陷入困境和贫穷的人进行救助，但是当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能自食其力时是没有尊严的。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念中，自立比富有更值得尊敬，依附比贫穷更加可怜。
第二，以权利和责任为基础的交换互惠的人际交往观。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交换要以行为人的独立和平等为前提，以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或者责任为基础。权利责任归属不明、界线不清的事物是不能进行交换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制度，因此，市场经济的伦理和道德观念是以保护产权制度为己任，围绕着权利责任这个社会关系或人际交往的中心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制观和诚信观。健全的法制观念是人人都自觉遵纪守法，一切按照平等的法律和规则办事，反对各种形式的特权。诚信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之一，是信用制度的道德体现。信用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指在承认交往对象的产权基础上作出的不损害对方产权的承诺。不讲信用、有欺诈行为和缺乏诚信的人，在正常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会被社会共同排斥和唾弃的。交换不同于分配、馈赠和施予，不是单方面的给予和索取，而是一种利益对等基础上的互利互惠行为。正常的交换是以等价为条件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私奉献虽然被看作高尚行为，但并不普遍提倡，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帮助他人也应得到对方的同意，否则就是对他人权利包括尊严的侵犯。因此，自利并不是可耻的行为，侵犯他人的权利和不尽自己的责任才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第三，以财富为度量标准的人生成就观。市场经济以所拥有的财富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和社会价值。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一切劳动产品和有用的资源都成为了商品，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表现为价值关系，价值则由货币来表现，货币就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化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同时又指出，它是比历史上的其他一切社会都要先进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破除了各种以出身和血统、种族、职业、教育等标准把人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等级，使整个社会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它是商品关系平等性的观念体现，是社会反对等级和特权的重要力量。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经营和节俭、继承和运气获得财富，积累财富，因此是鼓励人们进取上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四，以效率和贡献为依据的社会公平观。市场经济的公平观是以效率为基础、贡献为核心的公平观，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看重的不是结果的平均，而是机会的平等。社会公平首先要体现在制度的公正和平等上，也就是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经济参与机会。在制度公正的前提下，人们收入和贫富的差距，不仅不是社会不公平的反映，反而是个人的效率和对社会贡献的一个衡量尺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乞丐很少，固然有社会对贫困救助的保障系统比较完善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价值观中，这种以出卖人的尊严换取财货的做法，不仅很难博得社会的同情，反而会被视为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蔑视。因为在一个平衡的市场经济结构中，从长期来看，每个人的收益和所付出的辛劳和效率都是对称的，各种行业和职位的收入与其中具有的技术含量和承担的风险责任也是对称的。如果出现了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工作之间收益极不平衡的情况，如果普通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都不鼓励自己的子女“子承父业”，而是希望他们去当“官”(公务员)，就说明这个社会的结构是不平衡的，已经处在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当前中国贫富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存的制度缺陷和制度不平等造成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诚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治标不治本。根本的办法是要加快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废除各种行政特权和制度性的歧视，建立保障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的制度条件，鼓励平等竞争。在思想道德领域，对于从结果出发比较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封建社会长期流传下来的“劫富济贫”的思想，不仅不能鼓励，而且应当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不应当挑动贫富的对立和仇视情绪，而应当提倡贫富之间的理解、对话与交流，创造贫富和睦与和谐相处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以贡献和效率为基础的公平观，是构建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心理基础。
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经济伦理，是一个健全、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社会不可缺少的思想文化观念。但是，中国的改革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伦理观念之后，新的市场体制的经济伦理在什么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呢？我认为，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两点：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的集体精神和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强调集体精神和社会共同利益，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大量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有制经济，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集体精神并不是对个人自立自强精神的否定，其实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因为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构成的，但是整体又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和，因此，超出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社会的共同富裕，不仅要靠每个个人利益的增长，而且有赖于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当然不反对人们追求享乐，但是坚决反对一切不劳而获和巧取豪夺的行为，因此，凡一切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造发明以及特殊的运气牟取的暴利，都应该受到谴责并从制度上加以消除；而那种不愿自食其力，企图坐享其成的行为，也是应当被社会所摒弃的。只有当树立起一种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观念，形成一个人人都勤劳，分配讲贡献，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风气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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