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学院 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藏族文化翻译人员严重不足阻碍着藏文化英译工作的有效开展，藏区“藏汉英三语交叉教学”忽略了藏族学生英语学习的“双语负迁移”负担，不利于藏族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造成了能够直接从事“藏译英”的译者少之又少，使得藏族文化英译过程中的“二次翻译”和“再翻译”现象难以规避，导致文化信息缺失甚至变异，不利于藏族文化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二次翻译”和“再翻译”；“藏授英语”；“译者认知失真”；藏英跨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藏族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与藏英跨文化传播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SB0230）；项目主持人：彭宇
一、藏族文化英译概述
藏族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是藏民族在其经济、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意识形态映射，是藏民族智慧之精髓。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我国当前重大方针政策之一。传播藏族文化，加强国家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而在这一过程中，“藏译英”则成为藏族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藏族文化英译问题
1. 译者数量严重不足
藏族文化翻译人员的不足一直以来都是藏文化英译工作的直接影响因素。一方面，相比较而言，深受汉族中心主义影响，鲜有学者认识到藏族文化英译的重要性。积极投身于藏族文化英译工作的译者、学者呈极少数。其次，在我国藏区英语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其中之一在于“藏汉英三语交叉教学”，即许多藏区英语教师以汉语作为语言媒介进行英语教学实践，忽略了藏族学生母语对其英语习得的重要影响作用，导致部分藏族学生承担着“双语负迁移”负担，不利于藏族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阻碍着藏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2. 藏译英过程中的“二次解读”
翻译是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译入语文字再现原文思想内容的语言过程[1]。第一步是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第二步是表达。理解过程体现了译者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模式，表达过程中的选词择句、琢磨加工、润色修饰等等，无不体现“译者主体性”。[如图一]
(图一)
然而，从事藏族文化英译工作的译者、学者并不多，藏族本土译者则是少之又少，以致众多藏语作品的英译本并不是从藏语直接翻译成英语，而是途经了的一次或几次的“中转商”，比如：藏族第一部哲理格言诗集《萨迦格言》以藏文发行之后，先是被译成八思巴文，接着被译为汉文、蒙古文，随后又被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等语言[2]。
再比如，在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众多英译本中，较为突出的是王国振、道格拉斯·潘尼克以及大卫·尼尔的译本。某种程度上，三个译本均经历了“二次翻译”和“再翻译”过程。如下：
案例一：法国藏学家、学者大卫·尼尔在对《格萨尔》这本宏大巨著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于1931年出版了法文译本《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该法文巨著在两年后被译为英文。案例二：在借鉴大卫·尼尔英译本精髓之基础上，道格拉斯·潘尼克在1996 年于波士顿智慧出版社发行了《The Warrior Song of King Gesar》，即《格萨尔王战歌》。案例三：国家人事部翻译职称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国振和朱咏梅、汉佳三人合作的《格萨尔王》英文本是从降边嘉措和吴伟编撰的《格萨尔王》编译选择翻译后得来的。
三个案例中，其英译本都经历了基于原文本的第二语言翻译和再翻译过程：第一次翻译是通过西藏口头载体叙述并记录到蒙古文书写的版本中，然后进一步翻译为德语、俄语、汉语等语言；第二次翻译是根据德语、俄语、汉语等版本再翻译为英文[3]。[如图二]
（图二）
而这样的翻译“中转商”现象之消极意义却不容小觑，因为每一次翻译过程都体现了不同译者不同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模式，体现了“译者主体性”，而这些认知差异就会造成“译者认知失真”，最终导致“译文信息失真”[ “译者认知失真”是指译者在接收文本信息时，由于其个人经验、思维、想象、阅历、态度以及期待等不同，而对文本信息形成的理解、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带有一定的主体性和选择性，从而造成信息转换的部分缺失。汉族译者在进行藏文化英译时，由于其生活习惯、环境以及语言差异等原因，对藏文化的感知和理解会有一定的偏差，进而造成藏文化的信息转换失真。]甚至“文化变异”现象，这对于藏族文化英译及对外传播实属不利。
三、藏族文化英译建议
1. 在藏族文化英译的问题上，汉族译者并不能等效地替代藏族译者，藏族英语人才与藏英跨文化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密切关系，为了使得藏英跨文化传播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就应该改变藏区“汉授英语”的教学现状，推动“民族院校特色教育——藏授英语教学课程”的形成，促进民族院校“藏授英语教师团队”和“英语专业藏族班”的建设，进而使得藏族英语专业人才能够满足我国对藏族文化外译日益增长的需要，促进藏族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加强藏族文化对外传播能力，保障我国优秀而丰富的藏族文化能够顺利而高效地“走出去”。
2. 要从根本上减少“二次翻译”和“再翻译”造成的藏族文化英译的信息缺失，我们就必须大力培养“本土译者”，这种培养途径可以是“双向的”：一方面，为英语综合实力强的汉族学生提供藏语专业训练；另一方面，在藏文系中挑选出英语底子扎实的藏族学生，为其提供专业的英语培训，提高英语翻译能力，即“藏族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已有个别高校在摸索相应的培养模式，比如四川师范大学的“陶行知藏汉英三语实验班”（从2012 年开始，从英语专业2011级起，从每个年级中选拔最优秀的学生，单独组建面向四川藏区并兼顾全国藏区和内地藏族学校“陶行知三语实验班”[4]）就是值得借鉴的例子。
参考文献：
[1] 王振国, 李艳林. 新英汉翻译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张杏玲. 藏族格言诗英译困境与对策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5(3). 114-117.
[3] 刘彭恺. 跨文化语境下藏族史诗《格萨尔》英译比较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2). 144-147.
[4] 王慧，孔令翠. 藏区英语教学媒介语问题与基于藏族学生母语的藏授英语教师培养[J]. 外语学刊, 2013(5).109-113.
论文作者:彭宇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5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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