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的开发与高校的文化传承责任——“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个案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湄公河论文,个案论文,民间文化论文,校本课程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8)02-0079-07
云南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粹数不胜数，“作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集成块’的云南，人口达7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其中22个民族使用着26种语言和23种文字，民间文化形式的丰富令人惊叹。仅舞蹈一项，就有1095个舞蹈的品种，有6718个舞蹈的套路！”[1]但如此璀璨的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及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强势话语挤压下，渐渐被侵蚀和边缘化，逐步走向衰弱，部分已经消弭。如何保护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并弘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是民族文化发展之要义，更是培育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筑和谐边疆之必需。地方高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何有效地保护、利用并借以开发个性鲜明的校本课程，理当成为义不容辞的现实议题。
就当前的现状看，地方高校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多年从事云南民族文化田野调查的黄泽教授在总结和概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模式①时，云南地方高校竟然缺位！近年来，一些云南地方高校开始在这方面有所尝试和突破，其中玉溪师范学院设立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俗文化传习馆”（以下简称“传习馆”）就是很好的个案。
一、玉溪师范学院传习馆的开设及课程运作
2005年12月2日，玉溪师范学院与泰国清莱皇家大学共同主办的“首届湄公河次区域民族研究：民族文化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玉溪市隆重开幕，泰国教育部部长图龙·差桑就湄公河次区域的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共享与教育合作表达了最美好的愿望。作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俗文化传习馆”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院长熊术新教授在访谈中谈到民族文化与地方高校的使命时说：“湄公河次区域优秀灿烂的民族文化是区域高校丰富的科研、教学资源。学院作为区域性高等教育的龙头，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当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传习馆”成为课程载体进行运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酝酿已久。早在2000年，熊院长便带领一个团队就玉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考察和整理。他们先后走进元江羊街阿诗党、易门歪头山、峨山大西和新平大沐浴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开展学术研究，同时也为“传习馆”的课程化运作作幕后的奠基——先对哪些民族民间的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并纳入课程体系，哪些文化资源在先期运作取得一定经验后再行纳入；区域民族文化资源该作何取舍，取舍的依据是什么等等。为期几年的调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发掘民间艺人，以储备师资。现在，“传习馆”开设的比较成型的课程有：蜡染、刺绣、陶艺、绝版木刻，这些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传习馆”的课程全部是以选修课的形式进入课程体系。由于师资局限，刚开始是有针对性地向学生开放——只允许几个与课程相关专业的学生选修，比如美术学、艺术教育、艺术设计等，而且选修学生数量有一定的限制。后来，“传习馆”的课程影响力愈来愈大，要求参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学校就有步骤地向全体学生开放。现在，选修这些课程的除了来自专业相关性比较高的院系之外，还有来自数学、经济、外语等专业的学生。
经费是保障课程正常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传习馆”课程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在商业上的要价相对较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费渠道，课程就难以维系。“传习馆”的课程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专项支出，学校在预算中将“传习馆”的课程运作经费单独做一个专项来进行拨款保障；另一途径是来自其他方面的资助，比如政府相关机构的资助及通过一些有效途径申请课程建设经费。这些经费主要用于“传习馆”的日常运作、课程建设以及聘请兼职教师的薪酬。至于学生的日常学习花费则采取这样的方式：学校垫支购买课程所需原材料，然后，学生先以借用方式取得原材料参与课程实践。由于“传习馆”的课程都是实践性课程，做出来的成品一般已具备商业价值。所以，学校提供一些商业途径供学生出售课程作品。出售后的收益除掉归还原材料的费用外，剩余的归学生所有。学生如果自己保存作品，那就得自己掏钱来付上成本。
课程师资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构成。专职教师主要由学校相关系科的专业教师组成。由于专业相近或相关，有些教师本身就具有云南当地少数民族背景，对民族民间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前些年的准备，已能初步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兼职教师主要是由熟悉或精通该艺术形式的民间艺人担当。早在熊院长带领团队成员进行田野调查时，他们就格外留意当地这类特殊人才。在考察时，我们还看到在“传习馆”里有一张玉溪地区各种民间“绝活”高人的情况简介。这些高人就是“传习馆”最好的兼职师资。
在“传习馆”，课程考核是开发式的。主要的考核方式是实习作品以及上课态度。在考察中我们得知，在选课时，同学们对课程已经有很全面的了解②，加上这些课程本身就贴近生活，注重实作，趣味性较强，教师上课认真，学生的兴趣也很大，上课的态度都非常好。学校还为每个学生提供机会以展示他们的作品。在展览上，他们的作品不仅供来宾观赏，亦可接受交易。
二、“传习馆”的意义
“传习馆”这一民族文化保护模式在云南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994年作曲家田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就曾组建过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传习馆通过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撑吸纳各民族中有威望的民间艺人以及热爱民族民间文化的青少年学员研习舞蹈等传统少数民族艺术形式。但“传习馆”以课程形式进入地方高校的课程体系，在云南尚属首次。因此，无论是从文化学意义上还是从教育学视角看“传习馆”的课程模式，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文化与人并存共荣，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因为人的薪火相传，才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然而，现代化、城市文明、工业喧嚣无情地撕碎了传统民族文化脆弱的支持系统——人，包括其观念系统、行动规范。“传习馆”将民族文化精粹整理纳入课程体系之中，吸引青年学子自觉研习，在研习中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真切认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支持系统最好的复兴和培育，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阐扬有了活的载体。而一般对于濒临绝境或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所开展的抢救式的保护，大多是用影像、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存进博物馆、研究所供后代人怀念和慨叹。但是，民族文化中很多因素是无法用文案和影像来记忆的。比如少数民族舞蹈。杨丽萍对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舞蹈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人在舞就在，人不在，舞就不在。录像也好，照片也好，总是没有质感。”[2]显然，“传习馆”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阐扬上的意义比博物馆、研究所等直接和有价值得多。它以课程的形式，在赋予文化以新的意义的同时，也在塑造民族文化传承最好的载体——人。概括起来，“传习馆”以“活”的形式将民族文化保存下来，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有了新的机制，符合文化传承的规律。
民族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个保护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传习馆”以一种教育的形式来执行文化保护的使命。从教育的视角来审视其存在的价值，意义非凡。首先，“传习馆”为学校教育和课程找到了具象的文化资源平台，为课程注入了生活气息，让课程不再苍白和空洞。其次，“传习馆”里的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感受和接纳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良好的自我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使他们更能客观清醒地认识自己，增强其自信心；而对于外界的学生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全面、更实在地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其在内心产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再次，“传习馆”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课程就是其中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民族学生在掌握现代文化的同时，也能更加有效地了解自己族群和其他族群的亚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更容易走向沟通和合作。因为，课程中所彰显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他们架起了一道桥梁。
三、“传习馆”对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开发的借鉴意义
“传习馆”以课程形式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有效地融入教学体系当中去，不但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贡献了力量，而且也为云南地方高校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概括起来，“传习馆”对云南地方高校校本课程的开发有几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一）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开发必须就地寻“根”
在人类的教育活动中，课程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文化是课程的源泉和灵魂，“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了课程的文化品性，并为课程设定了基本的逻辑规则与范畴来源，抛开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课程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价值判断，并根据受教育者的身心特征，有选择性地将文化中的一部分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结构化的结晶。离开了文化的课程注定没有生命力。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高校校本课程开发也进入一个新时期。一些高校对校本课程倾注了相当的热情，撇开其中的功利性因素不谈，就校本课程开发对高校发展的实际效用来说，其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当下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开发，拿什么来开发。
显然，玉溪师院“传习馆”的开发路径值得深入研究。一是就地取材。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资源分布甚广，纵观云南地方各高校所处之区域，每一处都有丰富而又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校本课程开发最有用的资源宝库。地方高校所要做的就是抱着对民族文化虔诚的心，去挖掘，去整理。而且只有来自本区域的民族文化才会在学校生根发芽，因为区域文化为学校校本课程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舞台。高校一定要坚守其区域文化阵地，不应随波逐流，舍本逐末，骑马找马。二是调查研究。诚如前述，课程是对文化资源中有价值成分的系统化、结构化和逻辑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哪些可以成为课程的基本元素、哪些与课程的主旨不相吻合、这些有价值的元素渗入课程以后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什么作用、与学校已有课程体系如何衔接、其地位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学校作大量的前期调查和研究工作。如果想当然地打着自然、生态的名号，将民族传统文化不加扬弃、不加修饰、生硬地加入课程体系中，并不符合教育规律和课程规律。
（二）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开发要与办学宗旨相协调
校本课程的开发受制于地方高校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理念。换言之，明确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理念是校本课程开发和区域性民族文化资源挖掘的源动力。
地方高校是区域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助推器，其内隐的价值取向是不言自明的。但多年来，由于高校办学的行政化取向，使得急功近利之风泛滥校园。对民族文化的凝炼、整理是一项艰巨的事情，需要时间、耐心和汗水。很多地方高校放弃了对这一理念的坚守，转而去迎合外部的种种要求。如果办学者对本土传统民族文化的消失感觉心痛与焦虑、对民族文化的精粹有所认同和理解，主动挤出时间和空间来挽救和阐扬本土文化并非不可能。
其实，以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当下高等教育系统中地方高校的失语和失位，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高校放弃了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承继，从而丧失了特色。从高校的实质来看，知识后面的隐喻就是权力，而失语只是表征，丧失对知识性权力的把握才是内涵。找回知识性权力的路径之一就是追求知识之独特性。而区域性文化资源为高校追求独特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是高校办学者不自觉地丢弃了这一文化领地，一味地随大流，反而适得其反。
（三）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开发需要着眼于未来
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要掉进狭隘民族主义的漩涡。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地方高校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校本课程的过程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必须要避免的。民族文化只有不断地走出去，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得到认同才会焕发精神活力；也只有在别人的认同中才会产生共鸣，才会造就文化与文化之间共享的平台和空间。在谈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时，熊院长对“传习馆”的署名进行了简单的阐释：“之所以要冠之以‘湄公河次区域’，而不仅仅是‘云南’，主要是着力于开展国际交流，实现区域文化的共享与合作。尽管我们现在着眼的还是玉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理。”
地方校本课程在充分承继文化资源的同时，必须要具备更开放的眼光与更宽广的胸怀。一言以蔽之，地方校本课程既来自民族传统文化，又高于传统文化。它在吸引了本土化的精华之后，必须具备国际化的品质，惟其如此，校本课程和民族文化才会在全球化的步伐中既不落伍，又光彩夺目。
（四）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开发要尊重学生需求
传统民族文化资源是课程的载体，而学生则是校本课程的接受对象。因此，把握当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是校本课程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传习馆”的开发策略显然是在尊重学生需要的基础上做出的：先试行——小范围推广——学生自愿要求加入。整个过程中都能看到学生参与的影子。由于有效地吸纳了学生的参与，课程才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他们更能在这种参与当中体会到民族民间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同时也能体验课程开发中“在场”的快乐和由此萌生的成就感。
开放式是其另一个特色。在“传习馆”看不到生涩的理论，有的是活生生的生活气息，蜡染、刺绣、陶艺、木刻都是具象的存在，能够触摸，能够演示。
灵活的考核方式将学生的兴趣与内心对文化的渴求结合起来。从心理学上来说，人天生有一种希望被别人认同、被别人欣赏的特质。只不过后天测验主义、优等主义的教学模式遮蔽了这种内隐的激情，代之以挫败感。“传习馆”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本性的平台。这里没有考核，没有评优，只有相互欣赏和相互认同，而学生也正是在这种相互欣赏和相互认同中获得内心的高峰体验。值得一提的还有“传习馆”所附带的产品开发功能，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习得与市场接轨的初步经验。学生能通过课程的学习获得一定的经济独立，反而会增加他的自我认同感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所以，基于民族文化挖掘的校本课程开发只有在尊重学生需求的基础上才会获得学生的青睐，进而走向一条良性循环之路。
四、未来的挑战
“传习馆”的课程模式刚刚开始，其经费支持并不令人担心——有高校作为后盾，终究比田丰③的孤军奋战要踏实得多，但依然会有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如何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现代与传统一直以来都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现代性的东西太多势必冲淡传统的意蕴，而传统的东西太多又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而言，保护传统中的精粹部分当是首要议题，但如何在其脉搏里渗入现代化的元素，以使其既具传统的风骨又有现代的气息，是非常重要的。从考察中看到，很多学生在学完之后，干脆将所学用于商业途径，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传统文化一旦商业化，会遭遇许多问题——向资本献媚、迎合大众、放弃标准等；如果固守传统、孤芳自赏也会遭遇现代化的抛弃。田丰的传习馆因为太固守传统，在没有被现代化抛弃之前，反而遭到了传统的抛弃。所以，如何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点，以保持两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传习馆”未来要付出精力去研究和应对的。
二是师资问题。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融汇于田间地头的老艺人身上，浸润于其血脉中。但依照高校相关法律和制度，这些老艺人可能永远也进不了正式的讲席，偶尔做一下兼职于文化的系统传递无异于隔靴搔痒。如何将这些老艺人真正当做“传习馆”的无价财富，给予固定的处所潜心研习，并在研习中自由创新，同时配备专门人员，倾听其言诉、感受其神韵，系统整理、挖掘其身心所蕴藏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价值可能并不亚于一个“传习馆”！
于云南地方高校而言，“传习馆”只是一个开始。在考察结束的时候，我们又欣喜地得知，思茅师专、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等都在进行有益的尝试。云南地方高校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看来也得来点不争论政策。毕竟，做比什么都重要，诸多问题也必须在做中才会得到发现和修正。
收稿日期：2008-02-27
注释：
①黄泽《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几种模式》，载《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在该文中，黄教授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种模式概括为七种：1.以舞蹈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当数田丰创立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2.以音乐艺术为文化传承途径，有宣科、杨曾烈及一批纳西族民间音乐家创立的大研古乐会模式；3.以传统民族文字典籍为文化传承途径，有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模式；4.以本民族传统教育形式为文化传承途径，有傣族寺庙教育模式；5.以现代学术研究为途径，有刘尧汉创立的彝族文化学派模式；6.以介入现代旅游业为途径，有云南民族村模式；7.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导向及途径，有“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模式。
②“传习馆”每期都会举办很多展览会，同学们可以参观，在参观的同时会对课程有所了解。再加上同学之间的交流，所以，很多同学在选课时都非常有针对性。
③田丰的传习馆后来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与他坚持“求真禁变”的原则不无关系。有关田丰传习馆的资料可参阅下列文章：杜庆云《田丰和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载《人民音乐》1994年第4期；亚妮《传习馆的故事：云南采访杞记》，载《电视研究》1996年第1期；程肇琳《传习馆后续故事》，载《滇池》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