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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D062（CLC D062）
1950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就提出1950年主要任务的第一项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表达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已经把解放西藏作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各族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步骤和迫切任务之一的坚定立场。党中央借鉴历史经验，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条件和民族宗教的特点考虑，决定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这样可以避免伤害民族感情，减少无谓消耗，保存国家元气，有利于民族团结。
从1950年初中央政府作出解放西藏的部署到该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从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到该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历时近两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此期间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非常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特殊方针、政策，成功地解决了西藏这一令历代中央政权颇感棘手的难题。
西藏之所以能够获得和平解放，主要是因为党中央与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符合了广大藏族人民和西藏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利益和愿望，具体的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团结争取之下，藏族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的爱国有识之土焕发出内向的积极性，形成了一股心向祖国的强大力量，使西藏和平解放得以顺利实现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西藏上层，还在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在电文中叮嘱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在新中国的感召下，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称“义师所至，全国腾飞”。“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集团的态度使中央看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前景和希望。
中央在团结班禅集团的同时，侧重点放在争取团结达赖集团上。195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中，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2月2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电文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拟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西南局负责同志经过审慎地研究之后，由邓小平执笔拟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项谈判条件》（后称“十条政策”），于5月27日电呈中央后，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成为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基本依据。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先期到达藏区的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与藏区的一些有影响的上层知名人物交往，宣传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和平谈判的方针，得到了他们的拥护。
昌都解放后，为了继续争取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对被俘的藏军官兵实行了特殊的宽大政策。在发布的布告中，也一再申明中央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头人照常供职的方针。这一切，都使在昌都地区的藏政府官员备受感动，他们很快地消除了顾虑，不少人都加入到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行列中来。
1950年11月9日，原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四十多名官员联名写信给达赖，列举广大藏军官兵备受优待的事实，叙述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政策的理解，请求派代表迅速前往北京谈判。此信由阿沛派亲信官员日夜兼程送往拉萨。
1950年底，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和十一世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内的许多上层人士担任了领导职务。解委会首先致力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政治活动，成立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并在1951年1月发起了和平解放西藏签名书。这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对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0年11月，15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双方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西藏和平解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要使协议条文付诸实现，斗争仍然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在这以前，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离主义分子挟持刚亲政的达赖从拉萨移住亚东边境，伺机出走印度，给和平解放西藏增添了许多困难。在7月上旬召开的有30余人参加的“噶厦会议”上，分离主义分子对“十七条协议”的内容极为不满，攻击和谈代表出卖原则，坑害了西藏的政教宏业。而以达赖的秘书长群培土登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则普遍认为，“十七条协议”并未妨碍达赖的职权、地位和寺院生活。群培土登从新德里来亚东之前，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曾拜见过他，并请其转交毛泽东祝贺达赖亲政的信。看了这封信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大多数都认为只有依靠祖国，争取和平解放才是最好的出路。由于群培土登等人的坚决态度，会议最后作出了达赖返回拉萨的决定。
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抵达亚东，向达赖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达赖读后当即表示愿意遵守和服从“十七条协议”。
9月28日，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地方政府“民众大会”，在会上，为了消除顾虑，团结爱国，深明大义的阿沛·阿旺晋美用了一个多小时向与会者介绍了和平谈判的情况和协议的主要内容，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并据实驳斥了一些人为破坏协议所制造的谣言。经过讨论，西藏上层中的大多数表示理解和赞成协议，建议达赖认可。
10月24日，达赖正式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拥护“十七条协议”，毛泽东于26日复电表示欢迎。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党中央成功地实现了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的政治争取工作，赢得了爱国进步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格达活佛、喜饶加措大师等宗教爱国人士的奔走呼吁；如果没有阿沛·阿旺晋美和群培土登等举足轻重的西藏地方上层爱国有识人士的共同努力，西藏的和平解放是难以实现的。
二、配合政治争取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发动了昌都战役，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谈判，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早日成功
中央人民政府确立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后，在贯彻实施中采取了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策略，即在政治争取达赖集团的同时，在军事上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的进军西藏。
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主要负责人时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对西藏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1〕邓小平的讲话最早提出了解放西藏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思想。同年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和西北局的复电中，进一步给予肯定。电文说：“在解放西藏的方针和采取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在进军西藏的决策中，中央人民政府采纳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决定从康、青、滇、新四省“多路向心进兵”。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正式揭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到8月，十八军由川西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云南军区第126团进至贡山；青海骑兵支队进至玉树；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至西藏阿里地区，已成大军压境之态势。
在不得巳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解放昌都，以打求和。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果断而又幽默的说：“在西藏问题上，我看打一仗也有好处，中国有句古话，不打不相识，你不打，人家就不理睬你，就要翘尾巴”。〔2〕
1950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昌都战役，于10月19日一举攻克了昌都，并适时截断退路，使藏军逃跑的计划彻底破产。这一战役全歼了藏军6个代本及3个代本的大部，争取了第9代本的起义和阿沛·阿旺晋美率部投诚。昌都战役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使得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离主义分子们胆战心惊。
昌都战役后，为了减轻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压力，创造争取和谈的环境条件，人民解放军按兵不动，不再向拉萨进军，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争取工作上，给了西藏爱国进步力量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可以说，没有昌都战役的胜利，西藏地方政府决不肯轻言谈判，爱国进步力量也不可能得到滋长。正是中央人民政府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高超策略，才为和平解放西藏争得了主动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急剧分化，开始由对抗转为对话。就象毛泽东在1950年8月23日致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的那样：“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地方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3〕
不出毛泽东所料，1951年5月，和谈成为现实。根据“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于10月26日到达拉萨，接着，又先后进驻各边防要点，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三、人民解放军在进军途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获得广大藏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的各路入藏先遣部队进抵邻近西藏的各省藏区后，他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官兵们学习藏语，熟悉藏族的风俗习惯，决心与藏族人民“见好面”。十八军还专门成立了政治研究 室，草拟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守则》、《入城守则》上报。
这些地区的各界藏族人士，亲眼目睹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尊重藏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动人事迹。部队宁可挨饿也不拿群众一粒粮，宁可挨冻也不住喇嘛寺，广大指战员处处为群众做好事，同欺压人民的国民党军队和藏军完全不一样，很快出现拥军的热情，他们称解放军为“甲萨巴”（新汉人），藏汉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开始消融。1950年6月至8月，各地藏区有三百多名藏族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50年底，由于运输未能跟上，进驻甘孜的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三千余人面临断粮的严重威胁。这时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德格大头人夏格刀登和甘孜的孔萨土司、麻书土司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先后售给部队数十万斤存粮，以及柴草、牛羊、酥油等物品，对于缓解部队的“粮荒”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藏区交通极端不便，物资严重匮乏，补给运输成了人民解放军实施昌都战役的最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金沙江东岸的石渠、邓柯、德格、白玉、巴塘等县的藏胞自动组织起来，积极地为参战部队提供各种物资。如邓柯县供应了50余万斤柴草、马 料；石渠县集中了2500个皮口袋运粮食；巴塘县赶造了渡江的大小船只60余艘……
昌都战役发起后，许多藏民船夫在枪林弹雨中为解放军划船渡江；成百上千的藏民挥鞭驱畜，为解放军运送粮食、物资，并组织担架队运送解放军伤员。正是由于藏胞的大力支援，昌都战役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假如没有上述支前工作，昌都战役的发起和取胜都是不能想象的。
解放后的昌都地区藏胞也很快消除了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疑虑，他们同金沙江以东的藏胞一样，以粮食、酥油、柴草等物资支援部队在当地度过冬天，并组织牦牛帮助部队运输，重新建立起藏汉民族关系的“黄金桥”。
人民解放军各路入藏部队在向西藏腹地进军途中，继续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仍然受到沿途藏族各界人士的赞同和藏族人民的支持，部队所需运输畜力，大部分都由沿途藏胞出动牦牛骡马等解决；部队所需少量主副食，也靠沿途藏胞售给。十八军先遣部队抵达太昭（工布江达）时，同行的阿沛·阿旺晋美见部队缺粮，立即要求他在附近庄园的庄户连夜炒磨糌粑万余斤供应部队，对先遣部队完成从太昭到拉萨的最后一段行军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广大藏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才使得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进军西藏这一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在藏族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
四、新中国的强大、巩固以及中国政府统一祖国的坚定立场，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对西藏问题的干预活动，大大减缓了国际阻力，使得和平解放西藏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制造的“驱汉事件”所表明的严正态度，使得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英国和印度不得不认真考虑其对华政策。
英国在19世纪、20世纪曾两次公开武装侵略西藏，攫取了大量侵略利益。但随着国力的衰落和印度的独立，英国已经丧失了在西藏的特权，在藏已无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英国从与印度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别从今后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意再直接插手西藏问题，1950年初，英国承认了新中国。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于1947年独立，1950年1月，印度成立共和国，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在西藏问题上，它既有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寄于同情，渴求世界和平的一面；又有想继承巩固在西藏的特权，向外扩张的一面，它希望同中国睦邻友好相处，能保持它在西藏的利益，不愿意为西藏问题而损害与中国的关系。1950年4月，印度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历史材料证明，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西藏问题上，帝国主义的真正代表是美国。美国为了称霸世界，从全球和远东战略考虑，认为西藏是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屏障，如被中共控制，就会成为中共向南亚“渗透和颠覆”的基地，要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所以，美国不遗余力地暗中支持西藏地方政府大搞“独立”活动。但是，美国很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原因，西藏与英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比与美国的关系密切，在地理上，印度还是西藏与西方联系的唯一通道。所以，美国要帮助企图“独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就必须使英国、印度与其同步。但就如前所述，英国和印度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想与美国合作的打算。在西藏地方政府派“亲善使团”赴英美等国求援问题上，195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严正警告说，“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一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慑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英国表示不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团到本国，而印度在此问题上与英国保持一致，美国孤掌难鸣，不得不放弃了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派团的主张，使得这场闹剧以失败收场。
昌都战役后，印度政府出自于继承英国在藏特权、称霸南亚的野心，于1950年10月21日、28日、11月1日连续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次照会，干涉中国解放西藏。〔4〕中国政府对此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复照中——加以驳斥，同时又采取了斗争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使印度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以及对印度在西藏权益适当照顾的积极方面。另外，在达赖今后的去向上，1951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提出，如在亚东的达赖去了印度，将会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5〕中国领导人的严正表态令印度有所收敛，在这以后，印度显然对西藏问题缺乏足够的热情。
1950年11月15日，美国指使中美州小国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出一个干涉西藏问题的提案，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自己国土西藏的行动是“外国入侵”，要求联合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对应措施。为了及时揭露美国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中国人民对西藏的解放，《人民日报》于1950年11月22日发表了题为《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指出美国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以后，现在又妄图用种种阴谋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但是一切这些无耻的罪恶行为，除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由于西藏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联合国各会员国对萨尔瓦多提案响应者寥寥，表示冷淡。24日，苏联代表马立克等发言反对，以后，印度代表要求推迟表决，英国代表唯印度马首是瞻，最后，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决定延期审理，“提案”被搁置起来，美国的企图未能得逞。〔6〕
此后，美国又千方百计地干涉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达成和实施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成为阴谋活动的主角。1951年3月，美国国务院通过驻印度大使汉德森秘密捎信给达赖喇嘛，怂恿他与中央作对，并设法寻求外国的支持〔7〕，美国驻印度大使馆、领事馆的官员，还多次利用各种机会与在印的西藏上层分离主义分子频繁会晤，说服他们去影响达赖不要与中共签订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对美国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美国并末死心，反而选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在1951年7月初，美驻印大使馆发出的一封秘密信函中，竟建议达赖发表否定协议的声明，若如此，美国将支持其向联合国递交呼吁书，并提供避难场所和超型武器。〔8〕到9月30日，美国驻印大使馆又发秘密信函给西藏当局，再次鼓动达赖出国避难。并声称：美国将支持达赖“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自治领袖”，在适当的时候尽早返回西藏。〔9〕
可是，美国的干涉是徒劳的，它除了得不到英国和印度的合作外，就连西藏上层的大多教也感到疑感不安，他们认为，美国坚持军火援助必须经过印度并无积极意义，因为印度不可能同意。此外，美国虽然一再同意给达赖出走提供避难所，但在那种环境中，达赖几乎不可能再获得自己的政教统治地位。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爱国进步力量逐渐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美国的阴谋不可能实现。
最主要的是，由于有了藏汉人民千百年来通过各种联系所形成的内聚力，由于有了自元代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容抹杀的事实存在。美国对西藏的一系列考虑和行动都只能在暗地里进行。正是由于有了一个强大而巩固的新中国的诞生，才极大地制约了国外敌对势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阻力。使它们的干涉活动被和平解放的巨大洪流所淹没。同样，今天那些受敌对势力支持在国外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人，如果不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也只会在日益强盛的伟大祖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总之，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自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并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因此，尽管外有国外敌对势力的重重困挠，内有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分离主义分子的负隅顽抗，但都无法阻止这奔涌向前的历史潮流。
收稿日期：1997—05—02
注释：
〔1〕阴法唐：《铭刻在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同志与西藏和平解放》，《中国藏学》1992年第一期，第3页。
〔2〕〔3〕引自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4〕印度关于西藏问题的三次照会全文，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7日。
〔5〕杨公素：《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1985年版第31页。
〔6〕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8日有关报道。
〔7〕〔8〕〔9〕美国国家档案，新德里邮局信稿件，第58F95包；美国国家档案79B.00/5—2951；美国国家档案793B.00／0一1851；材料出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688—689页，第809—812页；第838—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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