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共领导人的批判与基层党组织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领导人论文,基层党组织论文,困境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3-0059-09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由于匆忙推出的“加速发展战略”考虑不周，经济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在执行中都不是很顺利。经济改革遇到挫折，戈尔巴乔夫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以及政治制度存在问题，因此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苏联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斯大林，也指向苏共早期其他领导人，实质是指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歪曲历史，完全丑化了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在党的基层，人心涣散，党员退党，基层党组织几乎失去作用。到1990年前后，苏共基层党组织陷于严重困境。
一、批判斯大林以及苏共领导人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
在中央，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一些有关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公开，因为“党和社会还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事实的教训，必须将那一时期的真相公之于众”。一批历史档案开始对外开放，成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也逐渐从劳改营或国内流放地释放回来，他们成了国家实行政治迫害的活证据。如，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两个月后，电影《阿戈尼亚》被解禁；1986年初，著名政治犯阿诺托利·夏兰斯基被释放出狱；年底，著名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也从流放地高尔基市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最初的举动就令世界震惊。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扩大公开性，还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他对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感到不满意，于是，在这几个领域里进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动员。为扩大宣传阵地，《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的主编相继换成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87-1988年，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达到了高潮。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再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并几次声明要抛弃“斯大林极权体制”。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清楚地写道：“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①对斯大林的批判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
于是，在苏共上层的主导下，苏联掀起了一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潮。各种批判斯大林的材料，无论是旧的谎言，还是新的神话，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出自国外，都登上了苏联报刊。斯大林的全部历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革命活动、思想政治观点，甚至他的家庭生活和亲戚朋友等等，全部被翻腾了一遍。照一些人的说法，苏联过去的挫折和失误都是由斯大林造成的，而成绩和进步则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作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灾星，“独裁者”、“暴君”、“阴谋家”、“杀人犯”等等成为他的常用称谓，在几年之内，斯大林被完全妖魔化了。
随着批判斯大林的进一步升温，自然提出了对“导致斯大林现象产生的苏共其他领袖人物”的批判问题。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扩大到批判与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本人。开始时，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联系。也有人干脆说，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1990年，在准备纪念列宁120周年诞辰时，戈尔巴乔夫向手下人提出，应该“结束把列宁‘描绘为神’并加以崇拜的现象，设法使列宁归入历史上活动家的行列，理应根据‘他的时代背景’对他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和认识”②。于是，对列宁也“动起手来”。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月革命并非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组织并调唆完成的一次‘政变’”③。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此外我对列宁通过加涅茨基得到的资金格外感兴趣。”“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④这件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⑤。有作家公然宣称“十月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列宁“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具有革命的残酷性的人”；“斯大林一点也不比他的导师更残酷，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列宁长期居留在国外，所以不热爱自己的祖国。”⑥从1989年起，苏联各地连续发生了多起推倒列宁纪念像，或向列宁像涂抹油漆、投掷赃物的事件。
戈尔巴乔夫还提出要追究作为“斯大林亲信”的苏共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在1988年的全国州委书记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肯定加里宁市要求改名为“特维尔市”的行动，谴责了加里宁，说：“斯大林把加里宁的老婆送进了监狱，称她是‘人民公敌’，而加里宁继续颂扬斯大林，对他卑躬屈膝。道德何在？”他还批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也是一样。他的女婿在全国接受贿赂约100万。而且全家都受贿……我们又怎么能阻止人们更改以他命名的城市、地区、工厂的名称呢？”⑦一时间，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人的塑像在全国各地被推翻和销毁，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基本上都被更名。
对斯大林以及其他苏共领导人的批判伴随着“公开性”铺天盖地而来，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极大混乱。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社会思想意识被错误引导，是非完全颠倒。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的那样“改革的意识形态机器在破坏苏联社会集体的历史记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⑧当时，不止是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被严重扭曲，他所领导的党、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形象也被严重损毁，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破坏，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据一份抽样调查显示，1988年以前，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率为70％左右，到1990年下降到20％，1991年更下降到百分之十几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曾分析：“根据我的观察，戈尔巴乔夫从1990年起已经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了……而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⑩思想上的混乱在党组织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员人数上的大起大落。在1989年以前三十多年间，苏共党员人数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1989年达到人数最高点1950万，进入1990年，党员人数开始下降，这年6月苏共28大后，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党的力量严重流失。同时，基层党组织工作越来越困难。
二、党员的流失
苏联改革之初，人们对党、对党的领导人寄予希望，用实际行动支持改革。自1987年以后，被开除出苏共的人数开始增多。1987年头9个月，被开除的党员人数为81042人，退党的正式党员有17974人，退党的预备党员16634人，就是说，在1987年前9个月中党员共流失115650人；1988年前9个月中，被开除的党员人数为73358人，退党的正式党员有26016人，退党的预备党员有21217人，在这一年前9个月中党员共流失120591人(11)；1990年被开除出党的党员人数大为增加，有585088人，这一年退党的人数达1809424人；而到1991年，仅第一季度苏共党员退党人数就超过587000人(12)。由于被开除出党和退党党员数量增加，导致苏共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1989年初苏共党员人数达到建党以来的最高点19487822人，到1991年1月降到16516100人，两年间减少290万(13)。
1990年苏共28大以后，退党声浪开始高涨。在苏共28大上，叶利钦与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先后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些企业或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交出党证已经屡见不鲜。1989年，在秋明地区的下聂瓦尔多夫斯克，企业主要领导退党的只有两人，到1990年就增加到37人(14)。党的干部退党在广大党员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企业中“带动”起大规模的退党风潮，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业工厂，从1990年初以后一年半的时间内，党员从1700人缩减到500名，仅在苏共28大以后的半年中退党的就有900人，剩下的党员还有很多不愿参加党的会议，在组织生活中根本不露面，与党组织实际上中断了联系。有些原来的党委成员和老党员退出党组织后，加入到其他组织，甚至加入与外国有联系的组织中(15)。1991年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曾总结道：“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72人，到1991年初就只剩下1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16)另外，基层党的领导退党也导致基层党组织数量的减少。据俄罗斯联邦科马共和国党委第二书记科尔什科夫估算，从1990年夏到1991年夏，在一年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有260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副书记退党。共和国失去了28个基层党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014个党小组。党组织数量削减了27.5％(17)。而根据俄罗斯学者后来的估算，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就从约1900万急降至约1500万(18)。如果说，在苏共28大之前，退党还不是普遍现象，那么，28大后，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基层普通党员，退党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洪流，从内部冲击着苏共党的组织。
在流失的党员中，主要有两种情况：被党开除或自动退党。党员被开除的主要原因是，到1986年以后，苏共对党员的管理有所加强，以对改革的态度作为评价党员的一个重要标准。苏共27大后，一些党的工作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有不少党员不符合要求，他们“很少与组织联系，不主动参加党的生活”，成了党的“包袱”。处理这些“包袱”的办法，有人提出进行清党或者自我评议两种方式，当时主要采纳了第二种方式，进行党员“社会鉴定”，开展对党员的公开评议，在评议中不合格党员经教育后仍不改正的则予以开除。1986年苏共27大以后的两年中，有372000名党员被开除，比两年前开除的人数多41300人(19)。对党员的评议到1990年上半年还在进行，并且，由于各种因素影响，1989-1990年被开除出党的人数有很大增加。例如，在塔什干州，1989-1990年春有12万人交出党证，其中就有7万人是被开除出党的(20)。
党员退党的原因比较复杂。根据一位党务工作者在1990年春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有些党员因在工作中表现懒散消极，不愿意交纳党费，不想履行党员的义务。如一位在森工企业工作的打枝机操作员B.叶鲁科夫，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很少参加党的会议，不止一次地拖延交纳党费，由于这些行为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1988年底他在车间党组织会议上自己提出了将他开除出党的要求；有的党员是由于不愿接受行政部门或党组织委派的工作，辞去党政职务，或降职，对生活待遇不满意等原因退党；有一些曾参加过卫国战争、已经退休的老党员，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与党联系在一起，党性很强，但由于年龄大了，身体状况不好，完全不能履行党员的义务，根据党章规定(第8条)，自行退党；还有一些老战士在外地领取退休金，与党组织中断联系。
还有一部分人退党是由于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党内生活中的缺点，甚至对党的改革缓慢不满。如，在卡列尔州党组织中，很大一部分党员退党的原因是由于不满意改革的低速，党的威信降低，不相信党的政策，对党没有积极解决居民粮食以及日常用品供应等问题不满。这位党务工作者还指出，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基层或车间党组织书记或担任其他职务的党的工作者厌倦了基层组织工作中的怠惰，因党的活动和党的会议中的形式主义、毫无吸引力而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还有党员因对工作不满意而引出退党问题，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斯克市，一位建筑队长B·奥贝杰尼科对所在单位和所从事的简单体力劳动不满意，向上级领导和党委会反映情况，在得不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交出党证。他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也没有弄清楚他这样做的原因，就由阿尔谢尼耶夫斯克市党委以奥贝杰尼科违反党纪作出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后经滨海边疆区党委会干预市党委才被迫撤销上述决定(21)。
在1990年春季以前，苏共28大之后，退党情况又由一些新的因素引发。如前述叶利钦等苏共内部反对派中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退党引起的波动；实行多党制后有的党员加入到其他党派中，尤其是原来一些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或基层的干部，有丰富的组织或宣传工作经验，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加入其他党派后担任一定职务，对原来所在党组织的党员和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各加盟共和国退党情况与民族独立情绪有很大关系。在1990年夏到当年底，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主权宣言，有的党员因对苏共不满或支持民族独立而退出苏联共产党。如，1991年夏，在立陶宛就有人宣布苏联共产党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而立陶宛共产党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他加入立共但不是苏共党员(22)。此外，还有一些党员因对自己所处的经济状况不满或改信宗教而退出共产党。
苏共党员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十分复杂的，总体看来，苏共上层对苏共早期领导人的否定，使基层党员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不再把党员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身份；而在改革过程中，对苏联改革的失望，对改革几年后物质生活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对苏共所实行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不满，也是党员流失的重要原因；多党制的实行，民族分离情绪的蔓延，从外部加剧了党员流失。
三、基层党组织的困境
党员的流失使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困难。尽管苏共一再强调给基层党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权，但到1990年以后，很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失去原有的职能与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要求入党的人员数量越来越少，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多失去了吸引力，基层党务工作者在党员发展方面几乎无事可做。据一位党务工作者计算，在切良宾斯克地区，1986年入党的有6000人，到1989年就降到750人，1990年仅为81人，1991年第一季度则只有4人(23)。萨拉托夫法学院党组织1990年接收35人入党，1991年前五个月仅接收14人入党(2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退党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在苏共党章中，只规定基层党组织在接收新党员时应做的工作(介绍人，考验期，入党宣誓大会等)，没有对基层党组织在党员退党过程中应有的程序作规定(25)。因此，对于退党风潮，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第二，有些没有退出共产党的党员长期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与基层党组织失去联系，基层党组织在召集党员大会或组织党员学习时，经常遇到党员缺席的情况。在与一些党员缺乏联系的同时，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出现与上级党组织脱节的现象。如，1990年，萨朗斯克市仪表制造厂党委书记尼·麦德维杰夫因发表文章《克服机关事务的无序》，对萨朗斯克市和区党委机关活动提出批评，被市党委以“在思想和组织上分裂苏联共产党的实际行动”而开除出党，并被解除厂党委书记职务。但这时，在基层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中，他却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无产阶级区”民族区域的人民代表，这就引出一个难题：麦德维杰夫的人民代表资格不能取消，但人民代表又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不能由非党员担任。最后，市党委作出决定：保留对麦德维杰夫开除党籍的决定，但他仍担任厂党委书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担任党委书记(26)。在这件事中，胜利者实际上是作为苏维埃人民代表的麦德维杰夫，市党委则对苏维埃作出了让步。这件事反映出党组织工作中的脱节现象，同时，从中也可看出，在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面前，党已经失去了执政党的权威与严肃性。第三，基层党组织在工厂企业生产中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全国有五分之一的车间党组织、二分之一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不能构成一个组织。即使有组织的集体，也因党务工作人员“老化”，缺乏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没有吸引力。如，在斯霍德涅斯克市“俄罗斯”家具生产联合企业，新当选的党委书记希·尼库拉耶维奇，对党的工作漠不关心，甚至连续九个月不召开车间党组织会议(27)。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自身对工作不负责任，降低了党组织的威信。第四，企业不需要党组织。1990年起，基层党组织被逐出工厂企业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1991年夏召开的地区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综合情况看，到1991年春，在科梅洛夫州，被禁止活动的工厂党委会就达32个。在维尔纽斯“艾尔法”生产联合企业公司，党委书记B·И·马克西莫维奇无权了解企业生产情况，甚至被没收了工厂的出入证，企业裁员时首先裁减共产党员。更早一些，还在1990年8月，科梅洛夫州尤尔金机器制造联合企业公司就作出决定，将党委会逐出企业，理由是党委会在劳动集体中已经不起积极作用了(28)。
到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或者说，到1991年夏，党已经处于十分艰难的时候，基层党组织所面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29)。一位国营农场的党委书记就提出这样的疑问：当前党组织不参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只做思想工作，那么，在企业中还要基层党组织干什么(30)？尽管苏共一再强调给基层党组织以自主权，实现基层党的工作的民主化，实际上基层党组织已经失去原有的权力与威信。
当然，并不是所有党员和基层党组织都对党失去信心，在共产党处境艰难的日子里，仍有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工作者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大规模退党风潮中，仍有一些群众支持共产党。1991年8月，当苏联政治动荡的时候，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位名叫伊里亚·瓦西里耶夫的人写道，自己在党遇到困难时坚决要求入党，因为“党在困难时刻，需要新鲜血液”；他相信“只有苏联共产党才能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使人们过上好生活”(31)。有的处于困境中的基层党组织工作者，仍在继续坚持工作。在布良斯克州一个基层党组织中，有许多领取退休金的老党员，他们因年老多病而不能经常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但这个基层党组织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每月一次的例会，在会上听取基层党组织书记介绍当前形势，交流居住区的生活情况，检查上次例会要做的工作是否落实，还要为居住区的党员群众解决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32)。有些基层党组织在没有工作场所，缺乏经费的情况下，还组织各种学习和讨论活动，出版报刊，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协作，共同发挥作用。不过，这样的基层党组织所占比例已经是非常小了。
如前所述，在苏联改革年代，党员退党、交出党证有各种原因，包括经济上对改革失去信心，民族分离情绪的影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等等，但最初的主因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对斯大林和列宁以及苏共早期其他领导人的批判，严重损伤了共产党的领袖的形象，也摧毁了广大党员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他们困惑、茫然，继而自由散漫，不再把党的组织纪律当作一种约束力量，无论是在组织上是否退出，实际上在思想上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党组织不再具有凝聚力，它的权威性也就逐渐失去。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的那样，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时，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时刻，还有谁会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而在事实上，直到那时，多数苏联人还不知道自己可能失去什么，应当保卫什么，不应该破坏什么，因为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甚了了”(33)。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的涣散、无所作为、陷于困境也是势所必然。这是苏共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留下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正确看待自己的历史、自己国家的历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没有坚定的信仰，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改革大业不可能取得成功。
注释：
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第2、29、88页。
②[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
③[俄]《莫斯科新闻》，2007年6月1日。
④[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原文如此，没有注明货币单位。
⑤吴恩远：《苏联解体研究综述》，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
⑥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⑦[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⑧[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瀚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⑨参见陈之骅：《8·19事件及其失败原因》，载于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⑩[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64页。
(11)C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1989.M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с.590.
(12)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1.1991г.с.31,с.33.
(13)C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M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с.589; Известия ЦK KПCC.июнь 1991 г.с.33.
(14)H.C.Cтоляров.Hастро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载Известия ЦK KПCC.май 1991г.с.47.
(15)A.Логвинов.Cпираль взлетов и падений.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4.1991г.
(16)Известия ЦK KПCC.июнь 1991г.с.33.
(17)A.Kоршиков.Aритмия.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4.1991г.
(18)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9)参见《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46页。
(20)B.Илюшин.Из партии выбыл или иcключен?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4.1990г.
(21)上述情况参见B.Илюшин Из партии выбыл или иcключен?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4.1990г.
(22)Тересе.Лейнартене.люблю мою литва.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6.1991г.
(23)"Трудные дни пауткома”(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Челябинске)载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июнъ 1991г.с.55.
(24)B.Родионов.Наразвилке.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ъ.No14.1991г.
(25)B.Илюшин.Из партии выбыл или исключен?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ъ.No11.1990г.
(26)A.Горенков.Беспартий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1.1990г.
(27)A.Oвчинников.Aх,анкета,анкета……(Как теряетcя авторитет)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 18.1990г.
(28)К итогам зоналъных совешаний секретарей первичных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3.1991г.
(29)A.Коршиков.Aритмия.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4.1991г.
(30)A.Коршиков.Aритмия.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4.1991г.
(31)"Будут сподвижники”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6.1991г.
(32)H.Cагайдак.A мы работаем.载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No14.1991г.
(33)这是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一句话，戈尔巴乔夫经常引用。参见[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