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苦难与新闻——试论抗战时期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舆论论文,苦难论文,试论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现代中国报刊史的传播内容而论，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变动的战争与革命这两大主题是主导性的方面，而193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更是深刻地改变了朝野之间报刊的传播内容与方式，同时加速了晚清以降中国报刊的现代转型。简而言之，受士大夫文化传统之影响的近代中国报刊，注重的是政论与主笔，也就是意见或政见的传播(或者说所谓“文人论政”或“报人报国”)，这一点在胡适发表于《努力周报》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有明确的体现，他认为最好的政论家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种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却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①受这种新闻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报刊比较忽视对新闻事实本身的挖掘，访员(新闻记者)在报馆的地位远低于主笔。②而到抗战时期，被隔离在广阔中国不同区域的读者，则更希望通过报纸了解战事的进展，尤其是战争受害者的情况，这就导致《大公报》《申报》等在保持原有政论特质的前提下，发展出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采集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给读者，在新闻事实上辅之以评论，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可以说，至此，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方得以形成。 于是，战时报刊就成为记录战争与革命动态的最重要的媒介，在面对民族危机的历史时刻，甚至有一部分肯定自由民主价值的知识人也开始认可所谓“新式独裁”的国家治理方式，这在《大公报》《独立评论》《国闻周报》等主流报刊中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③对外战争与民族主义构成一种复杂的关联，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主为对外战争提供了义理上的正当性，而对外战争形成的社会氛围和集体心态，又为民族主义观念向社会精英和一般民众的传播提供了土壤，甚至可以说，战争所呈现的国家力量的对比，全盘地展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精神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也最直接地反映民族国家追寻现代化的效果。民国时期的战时报刊，就成了民族主义体温的测量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传感器。同时，也可以发现，基于战争而形成的报刊舆论动员，基本上沿着两条平行但又时有交叉的轨道进行：一个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如何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自存和发展，即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作为人类共享价值的平等、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价值。无论是反战还是呼吁“明耻教战”或者“全民抗战”，都是在这两种价值观念主导下的舆论动员，但显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虽有合集，但也时有分野甚至内在的紧张，④因此从这个线索出发来考察抗战时期的新闻报道和各种评论，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探寻民国报人和知识人对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苦难的认知结构。本文拟从抗战时期对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报道、评论的分析，来纵深地讨论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的关系，战时报刊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而探讨战时报刊进行舆论动员时所诉诸的新闻话语的文本特质与思想资源。 一、台儿庄之战与舆论动员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首次获得的重要胜利。《大公报》作为当时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大报，通过新闻、通讯、社评和特约评论等各种新闻形式，面对中国民众进行了多层次的舆论动员。仔细考察这些新闻话语，就会发现，《大公报》构建的舆论话语基本上围绕道德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三个维度展开。道德主义表现为儒家文化传统在新闻话语中的被激活和挪用，用来刺激国民回向自我的道德反省和人格觉醒。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日本侵略的反复控诉而凝聚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觉醒，同时也表达为借此机会而将中国各种族群、区域的个人凝结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成员。有了共同的外部敌人，内部的团结和整合才具有强劲的动力。文化主义表现为这套舆论话语通过分析日本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关系，以及日本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弃旧取新的行径，来揭穿日本在文化上的投机性与虚伪性。以上可以说是支撑台儿庄报道和评论的核心结构，也是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1938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大公报》全程跟踪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并配置社评引导读者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持久的战争。从1938年3月30日起，一直到同年4月16日，该报高频度地通过简讯和通讯的形式报道台儿庄拉锯战的情况。纵观这些新闻报道，可以感受当时战况之激烈。其时的战况报道用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3月30日的报道：“台儿庄之敌，已成瓮中之鳖，现作最后挣扎，正在激战中，临沂方面，我军阵地转稳，今更出击反攻，扫荡当面之敌。”⑤“瓮中之鳖”是将敌人拟物化，并且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敌军被围困的处境，“鳖”本身也带有价值褒贬的意涵。“阵地转稳”说明此前国民党军队并未能稳守阵地，此时才有战事的转机。第二天的报道延续了这种思路，将日军比喻成陷入重围的“困兽”，通过渲染战场气氛，如“敌尸枕藉遍野，沙场易色”⑥等突出战争的残酷性。而对于国民党军人，则突出其“骁勇善战”“士气甚旺”等，对于战争伤亡，对日军则用“扫荡”“重创”“歼灭”“肃清”“清剿”“顿挫”“痛击”等极具现场感的语词来召唤读者的共鸣，而对于己方之伤亡，则用“殉难，悲壮事迹，可歌可泣”等语词来传达悲痛感，依照“分清敌我”的战争思维，形成对同胞之伤亡悲痛、对敌军之伤亡称快的战争年代感受模式。⑦ 上述简讯只能极为简要地传播战场上的基本信息，无法将双方反复拉锯战的实况详细地呈现出来，或许正因为此，《大公报》派出著名记者范长江去现场采访，写出了《台儿庄血战之经过》一文，将这场战争的情形具体而微地传达给读者：“敌一面调兵以迟滞汤关各军之进攻，一面则加强对台儿庄之突击，故四月三日为台儿庄最危险期间。此时池师战斗员兵所余不及四分之一，黄张两师干部亦皆伤亡殆尽，反攻之力已甚微弱，幸我东西各路合围之形势日渐紧逼，敌处处被攻，随地防守，锐气沮丧，军心动摇，其兵力不得不随我攻击力之大小，而被动地分配以应付各方面。于是敌之全盘计划，根本摧毁。四五两日，已发现敌之手忙脚乱，张皇失措状态。六日晚，我各军奉令并力反攻。台儿庄方面，则我军除一部在城内正面压迫外，以一部绕至城北，攻占各村，一部则将敌所占之东北两门截断，然后自城外爬城，向城内进攻。敌此时城内炸弹药库皆为我击中爆炸，敌遂慌乱。故经七日晨六七小时之突袭，敌不但丧失在台儿庄内已得之据点，而且尽失庄北十余里内之军事要地。”⑧这篇报道将敌我双方在台儿庄的攻防战的展开过程清楚地呈现了出来，包括敌我双方投入的部队、战略，而且并不因为弘扬士气的需要而隐瞒我军伤亡或者暂时在战场处于劣势的状况。相对于前述消息报道中的渲染，这篇通讯报道的语言更为简洁，试图在一种客观报道准则下如实地将敌我双方拉锯作战的境况描述出来，这充分说明作为当时《大公报》的知名记者，范长江深谙当时中国读者心理，更注重军事报道的场景、细节与战略，而非简单刻意地将对方丑化、将己方神化，他深知读者在此时此刻最想了解的是真实、完整而客观的信息，而不是媒体传播的情绪。就民间报刊的战时社会动员效果而论，两者各有千秋，前述消息的“情感渗透”初始时有效，但长久就会让读者产生怀疑，而后者的相对“价值中立”，恰恰可以让读者对报刊的公信力形成基本的信任，进而也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形成精神的共同体来关切抗战的进程。 《大公报》号称是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大报，⑨并且在一个主义竞逐政党竞争的时代彰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独立办报风骨。⑩在抗战前后，《大公报》发表诸多社评和专论，从不同层面剖析中日冲突的前因后果，及中国政府和民众应该持有的对策。后来曾经担任《大公报》主笔的王芸生也编撰了史料价值极高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国闻周报》连载。考察《大公报》的涉日言论，会发现民族主义的论述中深深渗透着道德主义的内涵，一方面自然有基于民族国家大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欲望极盛，其最后目标，确在征服全中国，特分期行之已耳。”(11)另一方面，《大公报》并未简单地将战争失利归因于日本的力量，而同时指向中国社会和民众存在的弊病，折射出儒家道德主义的思想取向在讨论中日危机等民族主义议题时的影响。(12)“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艰难危险中一切新创造》，指出：“是以今日之祸，过去虚伪散漫之国民生活招之，今日者，中国一切暴露，凡国民所有之一切事业财产以至生命，皆完全不能以寻常方法保障。此诚中国国民之当头巨棒，使一切人今后无可苟安偷活，便无可眷恋于繁华逸乐，且从此将无可分阶级，计贫富，惟有至勤至俭，至劳苦，至紧张，加倍的节约与工作，方有出路。世界近状，正义公论显然助我，此固势之所必至，然天助自动者，必须中国一切人——尤其社会中坚之一切人——其一切思想行动，俱表示知耻，知悔，知奋，方可以得正义之援。”(13)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因为战争的危急时刻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勾连，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国家是个人生存和幸福的前提，而正因为此，个人便负有一种服务于国家的“神圣责任”，(14)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深受儒家士大夫政治传统影响的张季鸾，(15)既领会到现代政治正当性来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基本事实，同时又意识到精英阶层的政治技艺、政治勇气和政治成熟对于一个民族走出政治危机的意义。考察张季鸾的政论，就会发现其政论写作的词汇、语法和心智结构，与蒋介石存在一种“相似性”，这也是政治人物与报人之所以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16)从整体来看张季鸾战时写作的评论，可见其主要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都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简言之，更多的是从儒家伦理与价值观念引申出来的一套公共话语，对于普通读者阶层来说，这套公共话语自然在抗战的精神动员与公共说理上更有效果。正如台湾学者郑静敏所指出的那样：“张季鸾的政论，无疑是较能于理性和情感的双重思考中，取得平衡。根据时势的发展，张一方面强烈抗议日本侵略的暴行，赞扬抗日英雄‘已永共民族生命以不朽’的爱国精神，但另一方面却以为‘在今日而号召宣战，却适中日阀之陷阱’，故提出了反对立即动武抗日的‘备战论’，并强调在维护主权独立与完整上，绝不妥协，以为对日折冲樽俎的原则与限度。”(17) 台儿庄战役发生后，《大公报》发表一系列社评和特约评论，从中国与世界、中国与日本、战争与普通人等关系视角展开论述。仔细研究其文本结构与写作旨趣，会发现其评论立意高远而又能切近战事与战局，既有理性论证的逻辑力量，同时又不乏情感动员的感召力，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说理文化很好的范本。(18)1938年3月3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指出：“因为今天的斗争，是为一个大的原则。在中国，以平和为国策，保卫自己，同时尊重他人。中国无宗族偏见，无侵略野心，对各国，对日本，都是这样。我们抗战，是反对日本之侵略，不是要侵略日本。中国抗战目标的最后胜利，只是教日本放弃侵略与征服之凶暴的野心，尊重平和共存的原则。所以中国胜，则东亚和平，顿时确定，从此永无战祸。反过来说：中国假令失败了，则日本军阀之侵略主义，当然更要扩张。且国际均衡既破，当然要摩擦，要冲突。何况自日德意三国结合之后，欧亚政局，息息相关，东亚的变局一定牵动欧洲。所以我们敢断言，假若无独立的中国之健全存在，则一定引动欧亚绝大的战争。”(19)中国抗战是反侵略的战争，因此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中国文化强调和平、尊重、共存的原则，这是从抽象的普遍原则进行的公共说理；中国抗战的成败关系到东亚地区的稳定，而东亚的政局关系到欧亚政局的变动，这是从利害、利益关系进行的说理论证，预设受众除了国内的公务员、知识精英、军官之外，自然还有苏联、美国等大国的政要与民众。 与此同时，《大公报》也发表知名学者对日本文化和政治意识的评论，援引平津地区著名学府名教授对这类主题的分析评论，可以增强民间报刊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比如久负盛名的新儒家张君劢就在台儿庄战役后发表《日本：东方文化之罪人》，他指出：“日本是不是能为黄种人保持东方文化的光荣，而发展下去，是一个大大的问题。用一句中国的评语来说，日本国民，不免‘器小易盈’。因为他器小，所以好胜心强，所以事事不甘人后，但自己容易志得意满，容易看不起人，对于四周国家的局面，没有一种长期忍耐性，作一步一步的开拓，而妄想把人一朝并吞。他真想独霸东亚，他应该将东方与西方文化比较一下，在他行为上表现东方宽大精神，优容他人，亲仁善邻，而后可以说得真正实行东方文化，现在不过偷窃了人家一点法西斯主义强权主义，而自托于东方文化名义下，这不是外交上一个大撒谎吗?究竟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中，中日两国应如何维持自己东方文化，原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偏偏先要把造成东方文化的中国，先行打倒，而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美苏等反而向他们打躬作揖，或者赔钱道歉，这可以够得上做东方文化的护法大师吗?日本人所自夸武士道，为大和魂，这种不惜生，不怕死的精神，我们固然佩服，但是在此种精神背后，有两种缺点：一理智浅薄，二度量狭小，他自信对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硬要实现他的主张，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他以切腹了事，好像有了切腹牺牲的精神，虽然一件不对的事，也变成对了。”(20)张君劢精准地切中了日本文化政治的核心，所谓抵抗西方的亚洲主义，其实质就是以日本为盟主的新型东亚殖民式的政治秩序，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是一种强者崇拜文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被等级化和内化以后，这个社会对失败者是没有同情感的)，此前的学习汉唐文化和明治以后的脱亚入欧，都是这种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所言的“优等生文化”的体现(也就是张君劢说的“好胜心强，事事不甘人后”)，(21)究其实质，日本文化一直存在强烈的主体性焦虑，它的价值自我因为不断地“转向”(竹内好很有创见地提出中国文化的“回心”与日本文化的“转向”之别)而面目模糊。《大公报》发表张君劢等有相当社会知名度的学者对日本文化和集体心态的深度解读，自然有助于读者从日本文化的源流及其在近代的转折、日本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冒险性与局限等视角去了解日本，可以说是通过大众报刊和专业学者的合作，来绘制普通读者关于日本文化与政治的知识地图。 台儿庄战役发生后，日本利用媒体等造势，刻意渲染中国的南北差异，有意通过族群政治的操作，来形成一种南北分离或离心的局面。此时此刻，《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和“星期论文”专评，(22)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是一个整全的民族国家。(23)4月2日，《大公报》的社评指出：“日本是受中国文化的涵育而长成的，但至近代，一部分野心家却发生了一种肤浅的优越感，以为我们北方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薄弱，以为北方人民可以做异族的顺民，北方军人可以供它驱使，做它奴隶……日本军阀一贯的幻觉，以为中国的抗日意识及力量都在南方，北方人易受愚弄。其实，这完全是日阀的一种错觉，中国这民族国家是单一的，不可分的。北方人，在性格上是沉勇朴质，绝非愚钝，在国家感情上，因受外患最多，痛感最深，爱国爱族，同其热烈。河淮猛士，燕赵悲歌，灿烂的历史更足以说明北方人的勇敢牺牲精神。”(24)日人受满清入关历史的影响，并借题发挥，突出渲染北方人较易顺从异族政权的历史，其实质就是试图制造中国的民族分裂。《大公报》人和中国的知识界对此极其敏感，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有学者在该报的“星期论文”撰文指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从历史脉络和文化渊源上建构一套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论述，来应对单一民族独立建国论。(25)南北问题，在民族主义发酵的过程中更显尖锐，政治意识形态上操弄南北的族群、文化差异，其实质是为瓦解中华一体论奠定基础，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由于来自南北的官员在政府机构中占据的比例相当悬殊，日人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傅斯年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南京有些领袖，时时觉得北方应该格外重视，如戴季陶院长即其一人。他的政论，我向不敢恭维，但他有一句话，我非常觉得有见地。他说，北方人若不起来担负政治上文化上之责任，中国无宏大之前途，政府若不能把北方人的同情唤起，政府终归失败。这不是戴先生一人的见解，见解确能代表南京的清流。”(26) 傅斯年在发表于《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的文章中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的风度。”(27)这是从社群主义的历史脉络来说明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同时也指出在中华民族这个框架内的各少数民族是平等的。在傅斯年看来，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并未能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国民党反而迅速地“四化”(腐化、恶化、软化、消极化)，(28)这导致当时中国社会“中年颓废，青年‘左倾’”，即便如此，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傅斯年认为，中国精英和民众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会坚守民族大义的：“然而在如此情势之下，仍然统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国之善良国民，仍然拥护中央政府者，岂不因为中华民族本是一体，前者以临时的阻力，偶呈极不自然的分裂现象，一朝水到渠成，谁能御之?所以这些年以来，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29) 抗战在《大公报》人看来绝非军人单独的责任，而是跟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战争的成败关系每个人的命运。报刊的存在及其传播，就提供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30)在传统中国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天高皇帝远，在现代中国，政治开始跟每个人发生或深或浅的关联。《大公报》就成为传播和强化民族意识的重要媒介，而强化民族意识又是与孕育读者的现代国民意识无法切割的，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形成是一体两面双轨并行的过程，既是“再造国家”的过程，又是“制造国民”的过程。(31)在《尊敬受伤的将士》一文中，《大公报》编辑呼吁道：“大家想一想：我们不参加抗战的人，特别是比较有钱的人们，对于自己毕竟作何打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人，与战士的责任，本来完全一样。而我们又不能做战士，并且靠战士保护生命财产，保护家族不被杀，不受辱。这样说来，我们已经愧不可当了，假若再要一事不做，或者一毛不拔，那么，相形之下，战士人格那样高，而我们这样矮。我相信除非是真正凉血者，一定由愧而奋，顷刻不安了。那么，怎样办?我以为甚简，就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32)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其实是现代观念，在传统中国是精英治国的士大夫政治，可以说匹夫是没有政治参与的资格和机会的，而现代政治强调每个人都是国家的政治主体，从而论证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承担责任，尤其在国家有难之际。但是同时，《大公报》同仁又知道社会精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种社评写作具有灵活的策略性，或者说较强的受众意识。《大公报》诉诸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理由，甚至带有某种激将法的意味，进而试图激发出读者对直接承受战争的战士的苦难的一种内在的连带感，在此前提下，《大公报》社评再指出在战争年代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本分是什么，这就比较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也就容易在危难之际凝聚起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从《大公报》的社评来看，这个时段中国的报刊舆论已经摆脱了早期报纸政论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强调，而更加尊重读者的意志与选择，政论的态度与语气更像是与读者坐在一起谈心那样亲切自然。 台儿庄战役胜利以后，在全国人民举国若狂之际，(33)《大公报》却发表一篇“低调”甚至“沉痛”的社评，指出：“大家今天祝捷之时，要记着：只南京市我们多少非战斗同胞被暴敌残害!其确实数字虽不能得，但慈善界计算，至少不下十万。大家同时要想到在广大的被占领区域，多少女性同胞，被敌人杀辱!这个数字也不能统计了，但合南北各地而论，要有几十万遇害者。现时在沪在杭在苏在京在其他地方，不知有多少青年妇女，其中且不知有多少受教育的闺秀，被敌人监禁，视为营娼，正过着暗无天日求死不得的悲苦日月!”(34)报刊对胜利的宣传有其必要性，但不能因为这种集体欢腾的气氛，而导致国民对持久抗战的精神松懈，更不能让民众在后方遗忘那些在沦陷区里遭受战争之苦的同胞。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一方面要诉诸理性，比如中国抗战与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联，国际形势的变迁对于中日力量对比的影响等，另一方面，又要诉诸“同情心”，也就是对于他人的痛苦的感知能力。对战争之悲剧和苦难的持续报道，其立足点是对民众的舆论动员，但也可能导致读者长久的接触媒介同类信息之后的心理倦怠甚至麻木，如何在战争题材的报道和评论之中开拓新的公共议题，并且使民众保持对这种题材的兴趣，是《大公报》以及当时中国很多报刊必须面对的难题。与此同时，抗战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普通国民的大局精神，而这往往是要借助《大公报》《申报》等这样的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来完成，政府控制的官方报纸容易引发读者对宣传性报道和评论的反感，或许有鉴于此，蒋介石越来越重视《大公报》在抗战舆论动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给予了《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国十”的待遇。(35)曾任《大公报》记者的陈纪滢的一段回忆颇能说明蒋介石与张季鸾之间的默契：“(‘九一八’后)政府政策，不为国人谅解。‘左派’刊物，趁时兴起，人民阵线，大形活跃。全国多数报刊，鼓噪对日宣战，大有不惜以拼全民族生命为孤注一掷之概。惟有大公报在这种叫嚣空气中，力主镇静，警告国人，不可逞一时的意气，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同时一再劝告，惟团结努力，征服环境，将政治制度纲领与社会生活彻底改造，以应救国自存的急需。并说到今日的变局，无论扩大到什么范围，牺牲到何种程度，果能唤起民众，一致努力，终必得最后的昭雪，所最怕的是虚度岁月!抗战爆发后，当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一齐奋起抵抗日本的时候，季鸾先生领导的大公报则奋笔而支持政府抗战到底，并且不打到日本退出全中国去，断难罢休。”(36)从这段记述可见，作为民间报刊的《大公报》在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传播国民政府长期抗战的政策上更占优势，其非官方的属性，而实质上在抗日基本方略上又与政府高度一致，就使这份民间报刊在抗战时期的舆论动员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成为联结政界、学界与民众界的“媒介”。 二、南京悲剧与报刊使命的自觉 战争除了正义、团结、勇敢等正面的意象之外，往往也与牺牲、伤残、生离死别等人世间最深的苦痛联结在一起，而对于战争的报道常常离不开对发生在战时的悲剧的呈现。对于八年抗战的中国来说，最让国人创深痛剧的就是南京的陷落和之后的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因战时信息传递的受阻，在一段时间之后才陆续为大后方人民所知晓。《申报》《大公报》等民间报刊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的访谈，对这一事件的深度分析评论，来激发读者对中华民国首都陷落的痛感。面对如此情景，此前曾一度对国民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上海《申报》也转而大量发表支持政府的言论，严守民族大义，增进民族团结。从这些新闻话语来看，民间报刊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文化自觉极为明显，既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指斥日寇之凶残与非人性，又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出发，提醒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应该站出来，同仇敌忾，勇猛精进，为实现这场关涉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的胜利而尽一己之力。这就构造了一套有效的战时舆论话语，能够起到动员民众团结知日、反日和抗日的作用。 这正如美国犹太裔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讨论“世界的物性”时说：“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记忆，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活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代替了从‘活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东西。”(37)回头来看发生在1937年年底的南京屠城这一20世纪最大的战争悲剧之一，其历史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依靠的就是历史见证人的“看、听和记忆”，依靠的就是“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南京大屠杀至今已经快80年了，若没有当年留下的文本、影像、遗物等记录，(38)则这场浩劫就会随着亲历者、见证者的代际凋谢而迅速地湮没无闻。 南京陷落后详情如何，因当时通信条件之限制和战争的特殊情境，《大公报》直到1937年12月25日才通过外媒信息对南京城内发生的悲剧略有认知，比如当天的转载消息《美报揭露敌军暴行》，28日的消息稿《京敌暴行又一端：竟杀我伤兵医士，美教会医院遭劫掠》。一直到1938年2月，才有从南京逃离出来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提供信息，相对完整地揭露了日军的所作所为，比如2月20日和21日的连续报道《陷后南京惨象——倭敌失却人性凶残绝伦，屠杀市民，八万妇女半数被污》。“暴行”“惨象”等词汇准确地传递了当时的国人对于南京浩劫的感受与态度，同时也是对该报读者的一种“国难动员”。上海《申报》一度强烈主张抗日，后来也采取了更为稳健务实的态度。据有关研究，“《申报》立场的转变，不但对于抗日不再以激烈的文字评论，甚至对于政府的立场也能体会谅解。不过在此必须强调一点，即《申报》抗日态度并非软化，也不是因为受到政治控制而不得不作出违心之论；事实上只是与执政当局采取一致的立场，这或许正是一般的民意；也许《申报》的态度也正是如此。”(39)《申报》没有采取为反对而反对的立场，而是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有深切的同情之了解，因此就会刊发一系列能够起到战争动员作用的文章。《申报》几乎差不多是同时展开对南京浩劫的报道，比如《京敌军暴行：两月以来凶残屠杀，惨死市民不下八万》(1938年2月20日、21日和23日)，到了3月9日，《申报》发表连续报道《京敌穷凶极恶：烧杀奸掠引起外人愤慨，色厉内荏已成强弩之末》。从这标题的设计来看，当时的中国报人是希望国际力量能够早日介入对战争暴行的制止之中，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是寄希望于国联等力量。可见，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存在对欧美自由力量的依赖。在南京失守之前，蒋介石对苏联介入进而牵制日本军队寄予了很大希望，这在他关于南京的“攻与守”的指示变动中可以管窥端倪。据杨天石研究，1937年12月11日，蒋介石已经指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到了第二天，蒋介石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介石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40)这都折射了蒋介石对苏联出兵的期待。 1938年2月，《申报》发表社评《我们应留守出生的土地》，指出：“我们要觉悟，敌人已决心歼灭我们，谁也没有侥幸脱逃的机会，我们惟一的生路，只有向敌人来的方向冲过去；有了这种信念和决心，才可以实现真正军队化的民众，才可以巩固我全国抗战的基础……敌人的压迫，大家共同抗拒之，整个集团的生存和抗战的力量，大家共同促进生产机构以维持之。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独不怕敌人的包围，不怕敌人的断我交通，并且使敌人军事的成功发生不了任何政治的成效，想要利用中国人力物力来灭亡中国的迷梦，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其结果，军事扩展愈速，侵略阵线的推进愈长，它本身的消耗愈大。”(41)标题就耐人寻味，“应留守出生的土地”包含着复杂的情味，中国文化安土重迁，尤其重视对祖宗埋骨之地的守卫，可是战争一来却只能离别故土，“应留守”说的是道理上的“应当”，而事实上却只能“以空间换时间”的撤退。这篇社评强调这场抗日战争与晚清以降的其他对外战争有很大的差别，它是深入中国腹地的持久战争，而在现代战争观的视野中，“民众军队化”或者说军事化是走向总体战争从而集聚全国之力的有效方式。报刊的舆论动员，其实就是将战争意识普及到民间社会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大公报》通过外电和其他方式获知南京浩劫的真实情况后，张季鸾发表社评呼吁为“匹夫匹妇复仇”：“南京难民区，是旅京外侨发起，得敌军默契而成立的。固然其事并非正式性质，但既是人类，总不应完全无信。南京居民本来多数已走开，其最后留京者，当然是贫民居多，也是因为信任难民区之故。奈何于攻城之后，竞这样残忍，这样凶淫，虽古代野蛮民族也不至如此，日本戴着现代强国之面具，且口称是反对抗日的中国政府，不是反对中国的人们，现在竞这样杀戮，并且污辱良善女性，不计其数，何况到处皆然，不止南京，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这真是赤裸裸的凶残之兽行，不是人类所应有。”(42)张季鸾指斥日军之背信弃义，涂屠难民区是践踏人类文明之底线，这就不仅仅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立论，而是站在捍卫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立场上“起诉”日本之野蛮行径，这自然更容易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也更容易激发国内读者的悲悯、共鸣。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其起源而言，就是与丧权辱国、战败赔款的屈辱感链接在一起的，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更是强化了这种创伤性的民族主义情感。(43)而从张季鸾的叙述可知，按照普遍国际准则，难民区是不受交战双方之侵害的，何况南京难民区的设立是得到日军“默许”的，从规则文化和战争道义来说，日军也是在出尔反尔。因此，可见《大公报》的这种社论在战时中国是较有策略和道义力量的。 1938年春节，《大公报》发表了《春节念受难同胞》一文，认为在交通阻断、消息封锁的情况下，依靠各地逃难出来的孑遗之民与外国人辗转报道所知道的事实只能是冰山一角。根据英国记者田伯烈的报告，日军在京沪线杀戮的平民至少三十万人，而上海《字林西报》是最老成持重的报纸，“近来为敌军兽行，也激动义愤。因为沪租界西区就常发生这类事，所以敌军之无纪律，无人道，在一般外国人业已成了常识和定评。”(44)这是借第三者之消息源和言说，来说明日军暴行的严重程度，比单独依靠自身之报道更添说服力。幸存的逃离者，确实成了被封锁的南京城内信息的重要来源，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官员的陈克文，也是在南京沦陷后的第10天才从其学生处获知大致情况：“学生颜退省从南京逃出，今晨到汉，来四明银行相见。鬓长寸许，面目黧黑，身穿破军衣，几不相识。彼于十一日晚间离去行政院，十二日离去南京，时敌人已进城。渡江时沉桌于水中，顺流而渡，复受敌机机枪之扫射，危险万状。政院议事科及机要室文件，彼已于围城中奉命焚去，总算为政府尽了相当力量矣。彼又言，中山门外及下关一带，已尽成焦土，城内被毁之地亦甚多，固意中事也。”(45) 这篇同样出于张季鸾手笔的社评，对于日军阀严词谴责：“丧尽天良的日军阀，对着日本人民鼓吹‘神圣战争’，对着世界宣传不仇视中国人民，而百分之百的事实，是这样彻底的野兽化，凶匪化，我们若非知道事实，将不能轻信其为事实!因为其凶残卑劣的程度，是出于人类想象以外的。”(46)这种社论的功能绝非局限于对国内读者进行民族主义动员，同时也是一种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社会的发言，张季鸾素来认为：“近代报纸本有国民外交之意义，以拥护国家利益为其主要使命。”(47)在张季鸾的报刊观念里，《大公报》是区别于《中央日报》的民间报刊，因此才能扮演“国民外交”之角色，《大公报》舆论不是一种简单的灌输式宣传，而是表达最广大民众的意志和情感的舆论机关。这种舆论并非将民众的意志和情绪叠加而成，而是通过最有理性能力的知识人的公共讨论形成一种公共理性文化。正因为此，张季鸾才能批评日本战时报刊的“虚假性”，进而拆穿其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宣传性”。 南京等地惨案的发生，让中国的报刊反省自身的使命，探讨作为大众报刊在应对民族国家存亡一线之际，应该如何作为来尽一己之力。《申报》社评指出：“吾人不反对暴露敌人之弱点，且勿宁主张应尽量暴露之，惟关于其本身者，吾人殊不必视之过重。今日者，唯一方法，即在于暴露敌人之兽性，揭发敌人之暴行，使其野蛮残酷之狰狞面目，赤裸裸的陈列于世界之前，一以激励国人愤慨之心，加紧团结而抗战，一以唤起世人同情之念，共同奋起以制裁，是为我报人当前之重大使命也。”(48)该报通过系列连载的方式呈现南京被攻占之后的惨剧，试图唤起读者同仇敌忾的情感，形成休戚与共的连带感，从而通过对悲剧的哀悼和对仇敌的愤恨，来形成一种具有复杂情感的民族主义，就此而言，现代报纸具有资讯传递、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如果说《申报》这篇社评是从正面来阐述报刊的时代使命，那么此前《大公报》附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同样聚焦在报刊使命的文章，则更多的是从自我反省的视角来展开的。张季鸾在该文中说：“在九一八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到现在四省沉沦，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种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教育，仗社会优待，吃过多年饱饭的人，一面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则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49)“恬不知耻”“羞愧欲死”等语词说明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义取向，在国家面临危机的历史时刻，能够成功地给民族主义灌注精神动力，而依照张季鸾反复申述的舆论应该是精英经过充分而精密的理性讨论，而形成的“最终判断”，毫无疑问，他持有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即“受过若干教育，仗社会优待，吃过多年饱饭”的文化阶层应该担当起复兴民族抵御日寇的重任。(50)出路在哪里?张季鸾指出：“挽救之策，第一就要大家真愧真急!佛家讲悲悔，这悲字好极了。人人从心坎里至诚悲悔，则无论政界，军界，经济界，学术界，定立刻有长足进步!这一种伟大的心力，两三年就可表现不可思议的效果。……假若中国各方面一旦事事进步，人人自新，无形中登时增高国家地位，日本到了不轻视中国及中国人之时，对日问题，一定有办法。归根结底，中国人的面子要自己恢复，怎样使中国民族为名誉的生存，这个解答，就在我们自己。”(51) 三、结语 革命与战争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主题，而民族主义始终是贯穿在战争与革命过程中的主旋律，中国报人在面对存亡绝续的国家危机时左中右的不同立场，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曾担任《观察》杂志主编的储安平是典型的亲英美宪政民主的报人，可是他在受邀采访二战前的德国奥运会时留下的是这样一份记录：“二十年前的德国人民，都在困苦艰难里挣扎，他们的命运都操在死神的手里。一九一八年，他们在凡尔赛和约里，受尽了辱国丧权，割地赔款的莫大的耻辱!然而，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今日的德国还是一九一八年时候的德国吗?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跃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他们是德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的振臂一呼在什么时候呢?”(52)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面对这个世纪的政治与苦难，承担的责任是多重的，它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同时又可能是历史的推动者。从本文截取的抗战史在报刊中的体现这个片段来看，报刊毫无疑问是刺激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成的最重要的媒介，对于战争近况的跟踪报道，对于战争灾难的详细再现，对于战争记忆的不断竞逐，都在构成战争与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战争报道如何在形成民族国家同仇敌忾意识的同时，又不煽动一种极端嗜血的暴力文化，真是一个历史的两难。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注释： ①胡适：《政论家与政党》，《努力周报》1922年6月4日。 ②相关详情可参阅路鹏程：《中国近代公雇访员与专职记者的新陈代谢——以1920～1930年代上海新闻业为中心的讨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第30～45页。 ③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 ④可参阅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⑤《犯台儿庄敌已败退，鲁西出击包围泰安》，《大公报》1938年3月30日。 ⑥《临台支线战事最烈：台儿庄敌陷重围犹作困兽斗，临沂敌又重创据报全线北退，敌后方空虚济南一带无援军》，《大公报》1938年3月31日。 ⑦日本军人同样如此，比如《东史郎日记》所记载的对于伤残、死难的国民党士兵的无动于衷甚至厌恶，而对于日本军人的哀悼之情。就东亚国家的基本情感方式而言，战争年代的死者，并不能被放置在一个人道主义的普世架构里同等地被追悼。 ⑧范长江：《台儿庄血战经过》，《大公报》1938年4月12日。 ⑨参阅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刘小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大公报》的评论。关于近代中国报刊传统，可参阅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⑩近来有学者根据台湾新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认为张季鸾时代的《大公报》并非如其标榜那样的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基本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详见俞凡：《试论新记〈大公报〉与蒋政府之关系——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 (11)张季鸾：《中日问题之根本讨论》，《大公报》1933年2月15日。 (12)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3)张季鸾：《艰难危险中一切新创造》，《大公报》1932年2月6日。 (14)或许正因为中国的近代化是伴随着一系列的内外战争和革命而进行的，便天然地助长着一种集体性的个人主义，即使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也是一种类似于从传统共同体解放自我的个性主义，而并非基于群己权界的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中国式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责任优先于权利的价值论述。沈松侨在研究晚清的国民论述时便发现：“在表面上洋溢着一片对‘国民’的歌颂声中，斯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真正唱出的，却是将‘国家’加以神化、圣化、物化的魔咒。其结果，当然只能召唤出一个霍布斯所谓的‘巨灵’(Leviathan)。这么一个强雄耸峙的国家巨灵，既等于国民之整体，享有国民所赋予的高度正当性与炫目的道德光环，却又超拔于任何个别国民之外，而自有其独立的意志与人格，且其意志与利益，永远高于国民的个别意志与利益。换句话说，作为抽象整体的‘国民’乃是掌握统治权威的‘主体’(subject)，个别具体的‘国民’却只能是被支配、被宰制的客体(the subjected)。”详见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载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 (15)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6)关于蒋介石的词汇与思想根源，可参阅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合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17)郑静敏：《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的社评——三零年代文人论政研究之一》，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第157～158页。 (18)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19)《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大公报》1938年3月31日，社评。 (20)张君劢：《日本：东方文化之罪人》，《大公报》1938年4月14日。 (2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另外，亦可阅读戴季陶、蒋百里：《日本论 日本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 (22)对《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研究，可参阅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3)葛兆光的著作更多是从文化上论述中国的“整全性”：“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详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页。 (24)《北方健儿吐气!》，《大公报》1938年4月2日，社评。 (25)民族、国家与认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可以参考台湾学者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26)傅斯年：《北方人民与国难》，《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 (27)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公报》1935年12月1日，“星期论文”。 (28)详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 (29)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公报》1935年12月1日，“星期论文”。 (30)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1)详见唐小兵：《公共讨论与国民意识之建构：以1930年代〈大公报〉“读者论坛”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2)《尊敬受伤的将士》，《大公报》1938年4月7日，社评。 (33)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之一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渲染了战争获胜后的民众心态：“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地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详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1页。 (34)《台儿庄胜利以后》，《大公报》1938年4月8日，社评。 (35)张瑞德：《侍从室与战时国民政府的宣传工作(1937～1945)》，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二册：变局与肆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212页。 (36)陈纪滢：《报人张季鸾》，香港：文友出版社，1967年，第16、19、20页。 (37)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0页。 (38)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都是这一页历史的真实记录。 (39)倪心正：《政治控制与新闻媒体之关系——上海〈申报〉社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第166页。 (40)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241页。 (41)《我们应留守出生的土地》，《申报》1938年2月21日，社评。 (42)张季鸾：《为匹夫匹妇复仇》，《大公报》1937年12月28日，社评。 (43)刘擎在讨论伯林的自由民族主义观念时，曾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质是“创伤记忆”和“复兴想象”的相互激荡，他认为：“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情绪性的集体宣言，同时也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详见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44)张季鸾：《春节念受难同胞》，《大公报》1938年1月31日，社评。 (45)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2012年，第155页。 (46)张季鸾：《春节念受难同胞》，《大公报》1938年1月31日，社评。 (47)《季鸾文存》，转引自郑静敏：《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的社评——三十年代文人论政研究之一》，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 (48)《报人之当前使命》，《申报》1938年3月1日，社评。 (49)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大公报》1935年1月17日，社评。 (50)张季鸾的《归乡记》有一段肺腑之言：“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知识，是从孤儿的孺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载1934年12月25日《国闻周报》。中国文化重责任，西方文化重权利，张季鸾通过历史脉络的叙述，和个体生命经验的代入，而凸显了中国式的民族主义的特质，这方面的中西之别亦可参阅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1)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1935年1月17日)。张季鸾这种反求诸己的变革之路，自然充满了儒家式的色彩。正如竹内好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回心的文化”，因此在面对西方时是有抵抗感的，而日本文化则是一种“转向的文化”，是不断追随强者的优等生文化。详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52)储安平：《柏林奥运采访录》，载韩戍、黎晓玲编：《强国的开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484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大公报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抗战精神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申报论文; 张季鸾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