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失衡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G20所设指标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指标论文,战略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选题背景与文献回顾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其复杂性及杀伤力堪称百年一遇。这场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在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虚拟资本被过度包装，监管缺失，以至于风险被无限放大所造成的。但从根本而言，此次危机的爆发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不断制造金融虚拟产品泡沫，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实体经济所能创造的经济利益，这种资本非理性的扩张强烈地预示了金融市场的严重异化。正如《资本论》第三卷所言，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不外乎不顾实际需要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衡自然演变成包括经济失衡在内的全球发展失衡。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复苏势头继续巩固，但步调不一，进程仍不均衡，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企；新兴经济体则相反，表现出增长强劲，甚至出现“过热”现象。尤其是美国为拯救本国遭受重创的实体经济，不断借助其美元的中心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压低美元汇率，向其他国家输出通胀、输出资产泡沫转嫁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失衡格局。
所谓国际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通常是指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出现净逆差或净顺差，尤其是指“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Rodrigode Rato，2005)。对于这一命题，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作过大量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失衡的成因及调整方面。早期如米德冲突、丁伯格法则、斯旺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分析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汇率逐渐被纳入经济失衡尤其是外部失衡的研究重点，如Richard Cooper(1985)及Williamson Krugman(1994)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及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以实现经济的内外部均衡等。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2005年之前，投资与储蓄不平衡、全球分工体系、资金流动及金融中介等方面因素较多地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如Bernanke(2005)认为经济失衡的原因是由于亚洲等新兴地区“过多储蓄”及“投资枯竭”。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Mundell(2007)通过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指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与全球失衡密切相关，除非其地位被取代，否则这种失衡将会持续下去；Bertau，Kamin和Thomas(2008)等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个局部均衡模型，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还会继续扩大。
相对而言，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依据经典理论立足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现实展开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姜波克(1999)提出我国内外均衡目标应细分为若干个子目标，并进行政策搭配；徐忠(2000)提出要保证内外平衡需要改革我国汇率机制；余永定(2006)、姜巍(2006)等认为我国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李中秋和王超(2006)认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表现为贸易盈余的迅速上升，内部失衡表现为投资相对于消费的过快增长等。针对近几年中国被置于国际经济不平衡争议的中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下，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李扬(2009)认为，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对全球分工格局和增长模式的主导，单纯依靠汇率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周小川(2009)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杜大伟(2010)更是明确提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美国应承担主要责任。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状况及实践来看，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失衡的成因，但对于如何建立一套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接受的合理的指标，用以度量内外部经济失衡，并未形成最终定论。
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明显不均衡的背景下，2011年2月19日在巴黎召开了G20国峰会，经过各方谈判妥协，最终形成基本共识，达成了对一国经济失衡考量的一揽子指标：内部和外部失衡指标。内部失衡指标为公共债务及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营部门债务。外部失衡指标定义则较为模糊，包括贸易余额与短期资本流动。同时充分考虑实际有效汇率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尽管各指标的“警戒线”尚未作出量化裁定，约束力仍然有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可能的新起点。本文拟从本次G20国会议所确立的失衡指标切入，分析当前国际经济失衡格局，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再平衡”中的角色及战略选择。
二、国际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
国际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只是随着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当前的国际经济失衡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这三类国家也被形象地比喻成“知识生产型的头脑国家、物质生产型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型的手脚国家”。正是这个国际分工的格局，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全球贸易失衡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一)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失衡
G20峰会提出以“贸易余额”作为衡量经济失衡的外部指标之一。事实上，国际经济失衡，首先就体现为各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这一点可从各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差额(CA)失衡反映出来。从世界主要经济体来看，顺差最典型的当属中国和德国。中国主要体现为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顺差，而德国主要体现为对欧元区内部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家的顺差。从逆差国来看，作为全球最成熟、最富裕、占比最高的经济体，美国的国际收支贸易高逆差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无疑最具代表性。图1反映了欧盟27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统计。
图1 2000-2010年欧盟27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情况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网站，其中2010年贸易顺差余额统计仅包括1-11月数据
当然，更受关注的仍是美国对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数据显示，从1973年到1992年，中美贸易额从2.6亿美元增加到174.9亿美元，20年间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为280.2亿美元。从1993年到2009年，中美贸易额从276.5亿美元增加到2982.6亿美元，加上1972年，18年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0583.36亿美元，近四年中美贸易顺差增长率及逆差增长率如表1所示。
注：由于中美两国统计口径不同，美国在计算中国对美国出口时，将中国大陆经由中国香港或其他国家和地区再出口的产品总价值均算作是中国的出口，因此美国统计的中国贸易逆差数据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美国贸易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网站。
究其原因，除了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逆差被高估外，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升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陆续转移至别国。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取代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成为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承接地。加之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仍然面临着既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又要确保美元稳定的两难窘境。由此导致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不断扩大，如表2所示。
(二)主要经济体的内部失衡——以美国为例
G20峰会提出衡量内部经济失衡的指标为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及私人部门债务。为了更好地揭示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以美国为例，以财政赤字、私人储蓄—投资状况、国债发行规模为指标分析其内部失衡状况，以探究美国的内部失衡与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的密切联系。
1.财政赤字
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预算财政开始由盈余向赤字转变，到2004年，预算状况从占GDP的2.6%急剧下降为2004年的-3.6%，财政预算赤字达到4130亿美元。小布什的赤字财政政策试图将收入为基础的税收体系改革为消费为基础的税收体系，以降低边际税率的方式，使美国的私人投资和储蓄水平逐步提高，增加未来的税收总额。2005年，小布什的减税效应初见端倪，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绝对数都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国防、军事财政支出猛增，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刺激及救助计划，使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率不断攀升。尤其是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是2008财年的3.1倍，赤字率也从2008财年的3.2%猛增至10.0%，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最高水平，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增至6.71万亿美元，占GDP的47.2%，如图2及图3所示。
2.公共债务及私人负债规模
面对高额贸易逆差及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往往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资金缺口。资本流入一方面为经常账户逆差提供了大量融资；另一方面通过压低美国的利率水平，降低了美国的负债成本。从表3可以看出，购买美国国债最主要的国家，除个别发达国家之外，主要是对其存在贸易顺差的东亚国家、石油出口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通过出口资源或商品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为避免过多外汇储备带来机会成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值增值。而美国作为全球实力最雄厚的经济体，自然吸引了大量投资者。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外部经济体持有国债数量占美国国债总量的30%以上。正是这些经济体的存在，才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国债获得大量的外部融资。除公共债务之外，美国私人债务规模也很庞大。从1975年到2008年，美国非金融部门的年平均债务增长率为8.6%。家庭的负债收入比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7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102.14%，2008年已经超过130%。申请破产的人数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2039214人，2006和2007年有所下降，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又继续上升。2009年第2季度，美国家庭的未偿付债务已经达到13.7万亿美元，家庭部门是仅次于金融部门的第二大债务人，过度负债使很多家庭陷入财务困境，不得不申请破产。庞大的债务规模也意味着巨额的利息支出，影响居民的继续消费能力。
图2 美国2000-2010年财政赤字规模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网站，世界银行网站
图3 美国2000-2010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2
图4 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
注：此处美国居民储蓄率由居民储蓄额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统计而得。数据来源：美国BEA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3.私人储蓄率
从公共及私人部门负债率不难看出，美国一方面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依靠其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元的中心地位，通过发行国债等手段，源源不断地吸收资本流入，使美元回笼，促使美元流动性增加，保证了美国居民便利、低成本地进行高消费，实现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低消费特征恰好相反。图4可反映出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的对比情况。
美国并不是唯一负债的发达国家，英国、日本、德国等也有大规模债务，但美国与其他国家有根本的不同，原因就在于在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基本上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证券融资来维持其“储蓄赤字”、“财政赤字”，并通过发行美元来维持自身的“贸易赤字”。而“与美贸易国”如中国等，通过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盈余而赚取美元，并通过发放本币获取美元形成本国的外汇储备，促使本国出现流动性过剩，同时在美元本位制下，“与美贸易国”最终会将这些美元储备以购买美国金融产品这种“金融投资”的形式返回到美国，以维持其流动性，又反过来促进其负债消费。
可见，正是贸易分工与金融分工的失衡导致全球债权与债务分布的失衡，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国内经济失衡的外部化。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所处地位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最受关注的焦点便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等。在此，我们仍然以G20峰会所拟定指标为基础，以中国经常项目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以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究竟处在何种位置上。
(一)理论依据
根据凯恩斯的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即：Y=C+I+G+(X-M)。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为出口，M为进口，(X-M)可看成贸易差额=(Y-C)-G-I=S-G-I。
从公式来看，储蓄大于政府支出及投资的部分，即是一国的贸易差额。因此，一般推论，一个国家只要存在贸易顺差，就意味着储蓄没有转化为投资。当然，当今世界贸易早已由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同时，随着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日益发达，资本跨境流动也日趋增加。一个国家的投资和储蓄不再是自身国内的事情了。影响一国贸易失衡的因素也日益多样化。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的影响因素时，应进一步细分恒等式各变量的决定因素。
(二)变量的选取
根据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结合G20峰会提出的内外部失衡指标，在进行实证检验时，本文选取以下变量进行建模：
1.被解释变量(Y)——经常项目差额/GDP
为了保证模型的真实性，我们必须要在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中剔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经常项目差额与GDP的比，为简便起见，用CA表示。
2.解释变量——人均GDP(以下简称PCP)、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以下简称REER)、居民储蓄率(以下简称SR)、M2/GDP(以下简称MONT)、政府收支差额/GDP(DEFICIT)、进出口总额/GDP(以下简称IMET)、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以下简称TIFA)、实际利用外资额/GDP(以下简称FC)。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实证分析拟选取1983-2009年各变量的年度数据。源数据中，经常项目差额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政府财政收支差额来源于中国财政部网站，居民储蓄率、M2、进出口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经常项目差额CA/GDP、人均GDP、M2/GDP、政府财政收支差额/GDP、进出口总额/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实际利用外资额/GDP，这些变量的年度数据由笔者根据相关源数据计算所得。
(四)主成分分析
为了全方位、多角度分析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决定因素，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有8个之多。众多的解释变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是，这些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又增加了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首先对众多解释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将相关数据输入SPSS软件，通过KMO及巴特利球形检验，指标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又由表4可知，删除变量时取因子载荷0.6为一临界值，输出结果表明，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即所有指标均可保留进行主成分分析。
为尽可能做到更少的公因子数包含更多的数据信息，提取累积贡献率大于85%以上的因子(即保留原变量信息的85%)，由表5可知，经主成分法提取因子后，只有三个特征值大于1，其解释方差达到了90.386%。表6为因子旋转后的效果。
主成分解释如下：
包括PCP、SR、IMET、TIFA、MONT；可用来解释开放条件下恒等式中的投资I、消费C、国民收入Y等因素；
包括REER(系数为负，即与REER负相关)和FC，主要影响资本流动；
包括DEFICIT，即财政赤字规模，表示恒等式中的G(政府行为)。采用回归法估计成分得分系数，如表3-4所示。
(五)主成分变量及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检验
1.直接回归法
根据主成分提取结果，对CA及、、(三个主成分)利用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
其中，
为0.8902，调整后的为0.8760，DW为1.275468。考察回归方程的系数，除之外，在5%的检验水平下均为显著的。的不显著说明其所含成分变量对CA无明显相关关系，可将其从模型中剔除。同时，模型存在自相关。
2.引入滞后项的回归
剔除与CA无显著关系的，考察CA的偏自相关图，发现其存在一阶自相关，故引入AR(1)模型。同时，考察及的交互相关图，可判断，对CA的影响存在一阶及二阶滞后，对CA的影响不存在滞后。
图5 残差散点分布图
4.修正后的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及调整，可得最终回归模型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即与经济总量相关的人均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货币投放量、外贸依存度等因素的复合变量，是影响我国当期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最显著因素。同时，的变动对CA有明显的时滞效应。滞后一期每增加一个单位，经常项目差额会增加5.4153个单位。值得注意的是的滞后二阶对CA的影响呈负相关，但反向作用明显较弱。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从1991年后基本为国际收支顺差，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增长非常强劲。在这样的背景下，滞后一阶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为正，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而滞后二阶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为负，可能原因是随着顺差的持续增加，国内通胀压力上升及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政府会通过调整出口退税、产业政策等措施适当控制出口增速、同时使人民币适度升值，从而对经常项目差额产生轻微的反向作用。
其次，即财政赤字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经常项目差额降低0.6699个单位。这主要是当政府投资或购买支出增加时，进口支出会有所增加，使国内企业内销比例上升。加之，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而政府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规模显然远不如私人投资，这将使得经常项目顺差减少。
再次，从模型中还可看出，经常项目差额存在正相关的一阶自回归。其原因主要是上一期的经常项目差额会影响本期的汇率预期。若上期为顺差尤其是持续顺差，会使后面一期或后几期的本币汇率产生升值预期，从而套利性资金会加大流入规模；反之，若上期为逆差尤其是持续逆差，会使后面一期或后几期的本币汇率产生贬值预期，从而套利性资金会加大流出规模。
最后，实证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的主要构成因素即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无直接影响。这就较有为有力地驳斥了美国等经济体指责中国的“汇率操纵说”。把世界贸易失衡的责任推在中国身上是站不住脚的，要解决国际经济外部失衡，单纯依靠汇率调整，如人民币不断升值是远远不够的。
显然，从本次G20国峰会来看，各国无不表现出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一主题的关注，尽管仍然存在分歧，但不容否认，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无疑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调整的一条主线，国际分工体系也必然会在“再平衡”原则基础上实现重塑。中国必须直面这一重大现实，将其转化为中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强大动力，适时推进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
(一)中国的战略调整思路
对于中国而言，“国际经济再平衡”既是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战略取向，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内经济均衡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国际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中，中国应当把握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使经济实现更为协调、健康的发展。具体来说，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战略调整应遵循“立足国情、抓住机遇、寻求主动、内外均衡”原则。“立足国情”是指中国是世界瞩目的新兴国家，必须在国际经济再平衡的新格局中探寻自身的发展模式，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化、私有化及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遭受挫折后，更应认清唯有遵循战略调整的特色性原则，定位于“中国特色”，才能走适合自身的改革发展之路。“抓住机遇”则是指危机也孕育着机遇，国际经济的再平衡之路，同时也是倒逼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之路。纠正自身经济失衡是后危机时代化危为机的必然选择。“寻求主动”则是指各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动权不同，尤其在面临贸易或汇率争端时话语权也不同。作为GDP排名第二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中国只有遵循战略调整的主动性原则，以我为主，保持自身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才是防范经济失衡风险的积极手段。“内外均衡”则主要是指，针对我国大国经济的现实，应确立以内需和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以内需促发展的战略思想。对本国发展模式实施战略性调整，以实现自身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推动国际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途径。
(二)实施路径
1.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扩大进口及对外投资
出口导向战略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长期依靠外需显然是不稳定的。现在应该是改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了。应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逐步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同时，通过调整关税等手段，鼓励企业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资源、能源及原材料等，对一些技术产品、设备、软件可考虑实行零关税；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投资，实施“出口”转移战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给予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优惠政策及信息支持。
2.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
要改变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局面，就要积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应抓住国际技术贸易发展、产业转移的机遇，逐渐淘汰增值比例低、高耗能、高污染、税收贡献小、资信差的加工贸易企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由制造环节向技术创新、营销设计、产品研发等领域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扩大产业集聚及辐射效应，促进产业链的调整，提升出口商品竞争力。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根据经常项目的变动状况，居民储蓄—投资结构的失衡是导致中国经常项目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储蓄—投资失衡的矛盾主要在于高储蓄率。因此，应当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如通过加大公共财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居民储蓄率，释放其消费能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份额。缩小贫富差距，从整体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有效地扩大内需。
4.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积极参与构建多极化制衡体系
根据“寻求主动”的战略思想，改变以往被动接受全球金融制度的局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谋求与我国经济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在国际经济由失衡到再平衡的演进过程中，只有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才能逐步实现未来改革的最终目标，即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大宗商品贸易的结算货币的状况。同时推动对话及政策互动机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强化各种经济政策和机制的国际协调，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多元化的步伐，使国际经济再平衡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的方向发展。
标签：国际经济论文; 经常项目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财政赤字论文; g20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