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6)02-0114-05
“唱反调”有有意刁难、无理取闹的意味，还有哗众取宠的意味。所以，在当代中国，“唱反调”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很不受欢迎的文学批评。但我认为，“唱反调”的文学批评对克服和纠正文学批评的不正之风，对促进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唱反调”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当代中国文坛特别需要“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把“唱反调”的文学批评称为“求疵的批评”。在蒂博代的描述中，“求疵的批评”是下定决心要挑作品的毛病，不挑出毛病批评家就好像显得没有水平或者没有学问似的。并且，蒂博代引用了伏尔泰的一段话：“我们看到，在致力于文学发展的现代国家里，有些人成为职业批评家，正像人们为了检查送往市场的猪是否有病而设立了专门检查猪舌头的人一样。文学猪舌检查者没有发现一个健康的作家。”[1] (P.33)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笔下，似乎没有一个当代的作家不是文学大师，似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优秀的作品，似乎每一作家以及每一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进入文学史的经典行列。文学“批评”完全变成了文学“表扬”，变成了文学的歌功颂德，变成了人际关系的工具。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活力？为什么没有重大的理论建树？为什么没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批评大家？为什么没有产生文学大师？应该说与文学批评本身的未尽职责也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产生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创作了那么多经典性作品，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批评的监督作用功不可没。概括起来，文学批评无非是两种类型，一是表扬，对某些文学现象的肯定和正面提倡，对某些探索的鼓励，对某些新的具有艺术性的文学的发现并指出它的艺术性之所在。二是批评，对某些不健康、错误、鄙俗、低级趣味、有损艺术声誉的文学现象的批评，对文学创作中重复、抄袭、知识错误以及不道德现象的揭露。前者是肯定，后者是否定。肯定和提倡，扶持新人等固然重要，但批评和揭露文学创作中的不良现象也同样重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健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它既具有肯定性的批评，又具有否定性的批评。而“唱反调”的批评或“求疵的批评”就是否定性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实际上，“唱反调”的批评或“求疵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文学批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谁是不可以批评的，没有哪一位著名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过的，不敢说每部(或篇)经典作品都被批评过，但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经典作品都被批评过，并且越是大名作家，越是大名作品越是容易被批评。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的名气是最大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地位也是最高的，是公认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毛泽东称赞他是中国现代的“圣人”。但恰恰是鲁迅遭受的批评最多，从林纾、章士钊、陈源到苏雪林，从各类文化名人到各类无名小卒，从封建顽固派到封建复古派，到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再到激进的“左翼”，我们能列出一长串的名单。鲁迅的《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更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名著，但却遭到成仿吾的激烈批评。成仿吾明明知道鲁迅“是万人崇仰的人，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明明知道鲁迅“名闻天下，门人弟子随处皆是”，可他就是要“干众怒”，“吹毛求疵”，就是要和普遍的“共识”“唱反调”。在成仿吾看来：“《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评论；《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2] 郭沫若更是大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3]。这已经不是“求疵”，而近乎人身攻击了。
历史自有公论，现在看来，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批评在观点和看法上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学观过于褊狭，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和鲁迅的文学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鲁迅的批评本身并没有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凡是批评过鲁迅的人，不管其批评的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一律都遭到人身打击和政治上的迫害，这是非常荒谬的。郭沫若批评鲁迅是法西斯，但政府的公安机关并没因此就把他抓捕起来；梁实秋说鲁迅“领卢布”，这是绝对不怀好意，是“政治构陷”，所以鲁迅非常生气，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公安机关并没有因此就把鲁迅当作共产党“嫌疑犯”。这说明当时的文学批评环境是正常的。
在这种正常的文学批评环境里，我认为什么都是可以批评的，至于批评的正确与错误则当由批评者个人负责，所谓“文责自负”是也。所以，不仅郭沫若、成仿吾批评鲁迅应该被容许，其他一切鲁迅批评都应该被容许。我认为，这些批评不仅不会损害鲁迅的伟大，反而会成就鲁迅的伟大。对于批评，鲁迅一方面是反批评，并在反批评的过程进行正面的建构，鲁迅杂文中很多精彩的篇章都是属于这种反批评性的建构；另一方面，面对批评，鲁迅常常会自觉地反省自己，反省使他不断地学习，也不断地进步，比如鲁迅就是在和“左翼”文人的争论过程中读了很多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的，这些理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全面性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批评也使鲁迅非常慎重地对待他的写作，尽量的严谨以便不给论敌留下把柄。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批评对鲁迅来说是一件好事，试想想，如果没有批评，鲁迅还是现在的鲁迅吗？我们过去讲鲁迅，认为其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其“战斗性”，而“战斗性”不正是在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吗？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绝大多数都曾被批评，鲁迅是这样，郭沫若也是这样。沈从文曾专门写过一篇《论郭沫若》的文章，这也是一篇“唱反调”的文章。沈从文认为：“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不能节制便是“废话”，“所以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由“节制”出发，他还捎带性地批评茅盾：“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他批评成仿吾是“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恶骂”。沈从文对整个创造社的批评可以说是非常尖锐：“创造后出，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4] (PP.155～156)现在看来，这可以说是太苛刻了，并且对错参半。
沈从文的批评虽然有错误，其主要原因是从他自己的艺术爱好出发，以自己的文学标准为一切文学的标准，属于典型的“作家批评”，是一种排斥异己的批评，有一己之见，虽失之片面，但我仍然要为沈从文辩护，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批评，对于作家来说，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更为根本的是，这种文学批评对于整个文学事业来说，可以说是有益无害的。对于郭沫若和创造社的一些成员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提醒，他们应该意识到“喊叫”在小说创作包括诗歌创作中的缺陷。沈从文的批评不会使郭沫若从根本上改变文学信念，改变创作方式，但它或多或少会对郭沫若有所影响，这对郭沫若在创作时的情感上的“节制”应该说是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新文学派与林纾之争、与学衡派之争、与甲寅派之争、与鸳鸯蝴蝶派之争，左翼文学派与新月派之争、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争、与论语派之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京派与海派之争，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两个口号”之争，周扬与胡风之争，关于大众语文之争，关于现实主义之争，关于民族形式之争，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争论。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看到，批评者的动机各种各样，有纯粹的文学爱好、文学信念、文学观念的不同，有文化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还有个人的私怨以及文人几乎与生俱来的“相轻”。批评的程度也不一，有的激烈，有的温和。批评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虽然最终来看未必正确，但必须承认它讲得“有道理”，有的则纯粹只是一种态度，甚至连“观点”都称不上，有的则纯粹是个人攻讦，属于杂音。但总体上，我们不能不说，这些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是作用巨大的，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生机、创造和活力。在争论中明辨是非，在批评中建构理论。文学和文学理论正是在这种批评中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从而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但反观当代文学批评，我们甚至可以用“死气沉沉”来形容。没有性格鲜明的文学流派，没有具有独立艺术主张的文学社团，没有真正艺术观念之间的交锋。文学批评似乎变得高度统一，一种理论模式，一种文学观念、批评模式的统一，批评标准的统一，甚至于批评的文风都非常接近。文学批评和争论大多是“艺术内部矛盾”，即没有艺术原则上的分歧，也没有艺术根本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是站在同一平台上说话，不同的只是限于局部的。有些文学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尖锐对立，但内在上却惊人的一致。很多争论都不是艺术观念上的根本分歧，而是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或细枝末节的个人趣味。对某一部作品，大家不用通气就会有共同的看法，并且好坏的标准和好坏的具体内容都是一样的。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太和气，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太客气。大多数的批评文章都是拈好的说，尽量往好处说，最后来点缺点作为点缀以示公正。当今文坛上可以说充满了太多吹捧的批评，太多肉麻的批评。批评家的诚信度已经降到冰点，读者已经不再相信批评家，作家也不再相信批评家。
在当代中国，“唱反调”的批评，或者“求疵的批评”可以说是“久违”了，已经变得非常稀有。“从众”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大家都说某个作家好，有一位批评家跳出来说这个作家不好，那么这个批评家肯定会遭到冷遇甚至嘲笑、讥讽。如果批评家仍然坚持己见、一意孤行，就会遭到孤立甚至围攻，就会被排挤在文学批评圈之外，成为“另类”。
另外，行政干预、半行政干预和其他种种非文学批评方式的干预仍然时有发生，这不仅使批评者感到精神上的压力，也使发表批评文章的报纸杂志有来自行政上干预的压力。对于批评，我们的作家有着太多的误解，有着太多的敏感，太害怕批评，太承受不起批评，包括不正确的批评，有“文革”“草蛇症”或“惊弓症”，以为批评就是批判，就会遭来“杀身之祸”，就会身败名裂，就会从此抬不起头来。很多作家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批评”的。因此，批评家在评论时，不论是对人还是对己，都非常小心谨慎，尽量以和为贵。
其实，今天的文学批评环境虽然不能说绝对宽松，但批评家自由表达文学观念哪怕是错误的观念还是被容许的，文学批评家不会因为文学观念错误而遭受人身自由方面的压力和限制，起码公安机关不会按照批评家的指责包括政治指责去抓人。王朔曾经批评鲁迅，认为鲁迅的小说并不好，“苍白”、“食洋不化”、“概念化”、“游戏”，没有写长篇小说，属于没有“真本事”[5] (P.124)，因而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唱反调”的批评。王朔的批评让很多人惊慌、愤慨，因而大加挞伐，一时甚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王朔的批评引起了那么多的议论和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正常。对于王朔的批评，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实际上，王朔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而且我认为就目前王朔所达到的艺术和思想的深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理解鲁迅，在这一意义上，王朔的鲁迅批评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认真对待的，也是不值得一驳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极力为王朔的批评辩护，王朔有他表达观念的权力和自由，并且有表达不正确观念的权力和自由，当然王朔也必须承担表达不正确的责任，必须承担文学批评由于学养不够从而给他带来的声誉上的后果。王朔批评鲁迅的意义不在于具体的观念，而在于批评本身，在今天，敢于批评鲁迅，敢于对鲁迅提出不同意见，这是王朔的了不起。
鲁迅生前遭受过那么多人的批评，且批评者中不乏名人，包括政治名人、文化名人、文学名人，这么多批评都没能扼杀或摧毁鲁迅，反而使鲁迅愈来愈高大，难道王朔的批评能撼动鲁迅吗？如果王朔这样的批评都能使鲁迅受损，那鲁迅还是鲁迅吗？所以，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来说，关键还不在于如何批评鲁迅，而在于鲁迅是否可以批评。鲁迅也可以批评，这才是批评的正常。“唱反调”的批评更在于监督作家、激励作家、帮助作家。鲁迅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现在的批评不会对鲁迅本人有影响，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鲁迅。但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批评的作用和意义就不同，批评将使作家对他的写作非常慎重。当今文学，低水平重复比比皆是，模仿成风，抄袭时有发生，这其实是批评的严重失职。对有些偷懒的作家，对有些自我感觉过好的作家，对有些心术不正的作家，尤其需要尖刻的批评。
最近读了李建军先生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对他的很多观点，我都不同意，我认为它明显具有某种偏执，主要体现在他对贾平凹的批评和对先锋文学的批评。老实说，我不同意他关于《废都》和《怀念狼》的总体评论，也不同意他对贾平凹后期创作的基本估计和定位。贾平凹的创作当然存在着某些问题，包括知识方面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硬伤”，但他作为当代中国文坛大作家的地位是不能被否定的，他是当代中国少数的几位重量级作家之一。从《废都》到《怀念狼》，贾平凹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退步了，而是进步了，在艺术上成熟了，在思想上更加丰富从而具有了立体感和深度，表现了更多的探索，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意味，也更加耐读。当然有些尝试和探索富于争议，不论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原因，还是出于艺术的原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李建军先生批评贾平凹的标准过于传统，有过多的个人艺术爱好和个人艺术趣味的成分在里面。
然而，对李先生的坦诚、大胆、勇气、探索，不怕得罪人，我又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对李先生对当代文坛的忧虑、对文学批评的执着、倾尽心力，我同样怀着深深的敬意。我非常欣赏李建军先生的这种“直谏式”的批评，我觉得当代文坛需要这样一种尖锐的批评，不论是对文学批评本身还是对文学创作都是好事。李建军先生的文章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文笔也很优美。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他的很多描述都符合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他的很多批评也是一针见血的，值得我们深思。
趣味无争辩。我本人比较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但这构不成反对别人不喜欢贾平凹的理由。的确，趣味不同，爱好不同，理论基础不同，批评标准不同，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更进一步，对于贾平凹来说，由于他的创作在艺术风格、思想主题、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他不同时期的创作肯定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其实，不只是评论贾平凹如此，对大多数作家的评论都存在着这一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虽然不同意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总体评价，但我充分尊重他的观点，特别是尊重批评本身，这是批评家的权力和职责。这是正常的批评，我们应该保护这种批评。对贾平凹这样知名的作家，过去的批评缺乏尖锐性，恰恰是不正常的。我觉得作家本人也应该对这种批评抱着善意，也应该理解这种批评。
就像政治需要监督一样，文学也需要监督。政治如果没有监督就会出现腐败，文学如果没有监督同样也会腐败。文学的腐败不同于政治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作家在文学精神乃至整个人文精神上的堕落，甘于平庸，不思进取，小有成绩便沾沾自喜、自满自得。如何防止文学的腐败，文学批评则是最重要的监督之一，而“唱反调”的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批评中的“反对派”，其监督性尤其不可或缺，不论是对作家来说还是对文学批评本身来说，它都是一种监督。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敢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应该说这与文学批评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唱反调”的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作用是双重的，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是一种制约、激励和压力，对文学批评本身则具有反思性和挑战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批评吹毛求疵，挑毛病可以说是普遍的现象，只有言之成理，才可以得到认可，才可以获得声誉，才可以流传，这可以说是社会对这种“唱反调”文学批评的一种奖励，这种奖励的后果之一便是促进文学的繁荣。
中国当代作家在作家的层面上可以说过得太轻松了，也太容易了，只要写出几部甚至几篇像样的作品就能出名，就能成为知名的作家，有的作家，甚至根本就没有像样的作品，却也莫名其妙地成了“知名作家”。中国的作家，一旦出名便会终身受益，一旦成名便会被国家养起来，便会终身不愁饭碗问题。在中国，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很多，但却缺乏激烈的竞争，不管什么人，似乎只要愿意，就可以在文学这个行当里混饭吃，所以，文学界实际上充斥着“闲人”。
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还非常落后，其重要的表现就是缺乏大师级的作家和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精品，所以，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艰苦的努力。但现实却是，我们的作家整天生活在自得之中，生活在社会的恩宠之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太多了，他们没有艺术精神上追求创造这一层面的痛苦，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痛苦缺乏敏感，更不能承载社会的痛苦。他们在思想上缺乏先觉性，岂但不是“先知先觉”，简直就是“后知后觉”，因为他们不是走在时代思想的前面，而是走在时代思想的后面，当代文学中可以说充满了思想上的“媚俗”。在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意识中，似乎到处都是文学大师，似乎每个作家都是大作家。
当代中国文学的这种不争气状况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过于温和有很大的关系，作家们缺乏深刻的思想，缺乏进取的精神，享乐主义至上，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学习，在知识储备上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批评家太客气，或者说姑息迁就所致。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并没有尽到批评的责任。对那些陈旧的艺术观念，重复性的创作，没有创造性、没有新鲜意义的创作，我们的批评家不敢批评。生活中的和气和团结是好事，但文学批评上的一团和气绝对不是好事，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太客气了，太一团和气了。一味地表扬，对作家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学事业都是不利的。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尖锐的批评，需要“唱反调”的批评。当今中国不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为这种“唱反调”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保障。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郭沫若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贾平凹论文; 王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