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至九世纪亚洲第一国际商贸大港--中国扬州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港论文,扬州论文,中国论文,亚洲第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扬州城建于公元前486年，始称“邗城”，公元前319年改名“广陵”，公元前221年后称“江都”、“濞城”、“舆县”、“南兖”、 “东广”、“吴州”；公元581年改为“扬州”、“邗江”、“江阳”；618年后又称“扬州”、“维扬”、 “邗州”等〔1〕。
扬州府地处江淮平原南部，南临长江，紧接吴越平原；北连淮水，与中原大平原接壤，中贯直达京都长安的大运河；东濒大海，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它与南西北三面相连的数十州，在隋唐时期不仅地势冲要，而且经济极为富庶，故被誉为“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2〕。
一、扬州成为国际商贸大港的原因
公元7至9世纪扬州港繁华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它是中国水陆交通的最大枢纽。扬州港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北岸，与大运河相交，为中国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外航线的中继大港。内河航线，通过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接，西北可抵洛阳、长安，南面通达杭州、明州。经长江水系可达湖北、四川、至江西江州（今九江市）、洪州（今南昌市）与东南由梅岭等通道北上的广州、福建陆运相衔接，成为广州、泉州等港口与长安间的接节中继港。陆路交通也是以扬州为中心，由汴州达扬州，以及由扬州到吴、越、湘、粤的驿路，都是沿着重要的河流双线并行的。海外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扬州港起航，与日本唐津港对渡，或通过江南运河经明州起航，横渡东海抵日本庵美大岛、益求（今屋久岛）、多称（种子岛）、博多、三津浦（大阪三津寺町）等；从扬州东出长江口，经明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通航；自扬州沿运河北上，经楚州（今淮安市）出淮河口，可抵高丽、新罗。
第二，它是江淮与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唐朝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淮南采访使、江淮盐铁转运使的治所和州郡官衙，都设在扬州子城（亦称“牙城”或“衙城”），城周长7.25公里。市舶、漕运、盐运、茶运、造船、河工、堰闸、专卖物品等均由扬州转运使统一管理，故唐朝廷往往派遣皇亲国戚或能臣干吏出任扬州的水陆转运使（亦称江淮转运使、淮南转运使），甚至兼理漕运和盐运，有时还兼任地方行政长官--淮南节度使。名相姚崇、裴耀卿、元载、刘晏等都曾出任过此职。于是，扬州的政治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它是江淮与东南地区货物的集散地。8世纪以后， 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3〕，人口集中，天宝元年（743）已达7150户，467857口人。商品以粮食、盐、茶为大宗，土贡有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殿额莞席、水兕甲、黄稑米、乌节米、鱼脐、鱼
、糖蟹、蜜薑、藕、铁精、空青、白芒、兔丝、蛇粟、括蒌粉等〔4〕，故史载：“扬州富庶， 甲于天下，自唐及五季称为扬一益二。今鱼盐谷粟布帛丝絮之饶，商贾百工技艺之众，及陂塘堤堰耕屯种植之宜，于古未有改也。”〔5 〕港口停泊的货船多得惊人，《河东记》载贞元年间（785-805）扬州“舳舻万艘，溢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江淮漕粮集中扬州装船、编队，然后由邗沟（即江淮运河）进入淮水，再经汴水入黄河转渭水，抵洛阳、长安，或运北方边塞。天宝八年东都洛阳含嘉仓储粮多达5833400石〔6〕，扬州每年中转漕粮至少200至300万石〔7〕。榷盐、 榷茶是唐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两项重要经济措施， 开元二十二年（734）江淮转运使裴耀卿设扬州转运院，专门运销淮南通州、泰州11处盐场所产的淮盐。乾元元年（758）制定榷盐法，规定煮盐归民， 运销归官。两淮盐都先集中在扬州港，然后发往京师或上江各州郡，由官卖予商民，每斗价110钱，比天宝、至德时增加11倍〔8〕。乾元三年，刘晏任江淮盐铁使后改进榷盐法，将官运官销部分改为商运商销，并设“常平盐”与“漕盐”，故“岁得钱百万余缗，以当百余州之赋”〔9 〕。于是扬州港成为盐商汇集、盐监众多、盐船不断的运销中心。茶的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仅江南道“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10〕。当时北方已出现饮茶习惯，北运的茶叶都在扬州中转，贞元年间开始榷茶，“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11〕。近年扬州出土大量唐代瓷器，品类繁多，色彩丰富。其他各种手工业品、海货、进口药材和土特产等，从扬州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和边远地区，故史载“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12〕，“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13〕
第四，它是东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商贸大港。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说明7至9世纪的扬州港，是东亚和西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港。日本大化革新后掀起学习唐文化的热潮，自630年至894年派出遣唐使19次，第8次开始取道南路， 直接从日本横渡东海到扬州登陆，或经明州北上到扬州，再往长安。 来华使团人员第7 次后每次500人左右，最多两次达557和594人。他们有通晓经史、擅长文墨和精通唐朝情况的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四等级官，以及很多学问僧、留学生及其傔从等随行人员〔14〕。扬州寺院众多，大明寺鉴真和尚是东南地区佛教首领，故不少学问僧散居扬州各寺院读经修行，有的长达数十年。留学生广泛接触唐朝的政治、文化、技术等，尤对汉学有较深的研究，归国后把在中国所学的成果去丰富日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鉴真应第11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人邀请，率24名弟子于753 年东渡日本弘扬佛法，教授戒律。他把盛唐佛学、建筑学、医药、文学、绘画、书法、雕塑、印刷术、手工技艺等传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与两国民间友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日本人民称誉鉴真为“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大恩人”。新罗与唐朝关系最密切，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楚州登陆，再去长安，故楚州建有新罗坊、馆，接待新罗使臣、留学生、学问僧和商人，其中不少人从楚州南下扬州经商做官，崔致远就是代表人物，所著《桂苑笔耕录》，记下了不少有关扬州与中韩交流的史事〔15〕。西亚诸国与扬州交往也很频繁，唐人笔记常提到扬州“波斯邸”，今江都县东部仍保留“波斯庄”地名〔16〕。扬州出土的唐陶俑，有不少是高鼻深目，栩栩如生的波斯胡人的造像。唐代阿拉伯穆斯林来扬州已达到顶峰，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道：“默德那国有吗喊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1980年扬州城东北郊的唐墓中，发掘出一件烧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铭文的背水扁瓷壶〔17〕，这不仅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史上的一大空白，而且确证阿拉伯人在唐代传教于扬州的历史事实。同时，扬州还有昆仑人、占婆国（今越南占城）人等。
二、公元七至九世纪扬州港的商贸盛况
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富饶、商旅群聚，使得扬州港城十分繁华，成为公元7至9世纪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亚洲最大的国际商贸大港。现从商业、手工业、旅游业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繁华的商贸市场
1.城市和街道
唐代扬州城由略呈方形的子城（衙城）和长方形的罗城（商城）组合而成，总面积20平方公里（方圆20公里）。子城又称牙城，为官衙办事区，罗城又称大城，是商业区。838 年日本学问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1088年科学家沈括《梦溪补笔谈》载：“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并录市内24座桥和东西南水门位置。对照考古材料可测知扬州城东西约3.4公里，南北约5.9公里，说明文献记载基本确实，故南宋人楼钥在《北行日记》中叹道：“大率今之所谓扬州者，视故地东南一角，无虑四分之一尔。其唐故地，皆秦莽也”。洪迈也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及唐之什一，今日可酸鼻也。”〔18〕唐城遗址的四周方位：“西距蜀岗”，“北抱雷陂”，南界保障河，东临黄金坝。 中心位置在东经119度27分，北纬32度24分，地理位置：“淮南，江北，海西头”。
城内有河流两条。一称官河（即运河，又称合渎渠，宽31米），自东水门向西，过驿桥以北，向南北分流：向南穿过罗城中部出南水门连接长江；向北沿蜀岗下折转向西沿子城南墙出西水门。二曰市河（今汶河路），也贯穿罗城南北，与官河并行，它东距官河350米。 官河出东水门往东北过湾头、山光寺北流至山阳；官河出东水门向南与七里港河相接，往东南通扬子津；官河出西水门与距城7.5 公里的勾城湖（即勾城塘）、爱敬陂（陈公塘）相连，可以获得方圆百里的大水库的水源相济。官河上有桥24座。《梦溪补笔谈》写道：“最西浊河桥、茶园桥，次东大明桥（桥北为大明寺），入西水门有九曲桥（桥北为迷楼，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牙城）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在今州城北门外，可能漏记桥名），又南阿师桥（在此桥以北漏记一座驿桥）、周家桥、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今存）、利国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桥北有参佐衙门，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东出有山光桥（今山光寺前。此桥与东水门间漏记禅智桥，桥北蜀岗有禅智寺。禅智桥可能亦称月明桥）。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为市河，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1971年发现阿师桥（今称螺丝桥）遗址。1978年在今石塔寺前出土一座木构桥桩，桥为五跨：中跨8.2米，次跨约5.5米，边跨约4.5米（桩中心线距离），桥总宽约7.2米，总长约30米，同时出土陶翁，内有若干“开元通宝”钱，从而可知唐扬州城内的桥梁情况。官河在罗城中心周家桥又分流向西穿过市河，出西城墙与潮河（亦称古城河）相接（现在瘦西湖五亭桥以南，双桥附近处）〔19〕。这就足以说明唐代扬州是一座多桥的水城。“无船不行”，有似今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一般，故新罗人崔致远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时，高骈特地借给他舟舫，作为交通工具〔20〕。
扬州唐城的市街均为绳直，设在城里的市街坊里似同棋盘格子一般，最著名的有贯穿罗城东西南北的两条十里长街。一条是横贯东西的十里长街，从禅智寺前的月明桥以北，向西穿过官河上的南桥和市河上的北三桥第一桥抵西门外，与双桥驿路相连，按地形图测算长约4.2公里， 与杜牧称“九里三十步”基本吻合；另一条是官河与市河间南北走向的商业街，从罗城北壁到南水门，据地形图测算约长4.4公里。
这种前临街后临河的建筑布局，反映了当时江南水乡城市建设的特色。城内官河上的17座桥梁和市河上9座桥梁的两端，都有道路相通， 这些大小街道形成了密集的市内交通网。日本学者井上靖在《天平之薨》一书中，也对扬州唐城的市街作过精彩的描述：“眺望市区罗城一带，大运河从南到北，穿过中部，东西通着二十二条街道……大小江河上二十四桥中的几座桥和并峙岸边仓库的屋顶，以及大小的伽兰，掩覆在丛生的树荫之中……从禅智寺境内的一角，可以俯瞰沿高地流过的运河，看到河中挤满了无数大小船只，舷舷相摩……”
唐代扬州城市居民的居住区划分为里坊，四周筑起高墙，与商业区分开，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市民的控制。扬州城的里坊由江都、江阳两县分管，官河以西以北的里坊，隶属江都县；官河以东以南的里坊，隶属江阳县。仅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的里坊，江阳县内就有通化坊、崇儒坊、孝儒坊、布政坊、仁风坊、廷喜坊、道化坊、弦歌坊、临湾坊和瑞政里、集贤里、来风里、端芝里等。江都县内有会同坊、通润坊、赞善里、安邑里等〔21〕。
2.商业和飞钱
唐代扬州是“雄富冠天下”的“一方都会”，在20平方公里的城内，河道四通八达，街市纵横交错，商业非常繁华。沈括在《平山堂记》中说：“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富商大贾，动逾百数”〔22〕。市场上“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23〕。日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下了当时参与交易的情况：开成三年（838）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扬州）市头令交易。市头称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诗人姚合颂曰：“满廊是清光，街衢土亦香”〔24〕。唐代扬州已出现夜市。诗人们唱道：“夜市千灯照碧空，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25〕。又载：“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26〕
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增大，扬州又出现“柜坊”与“飞钱”。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保管钱币和金银等财物，收取保管费，或经营高利贷，以信物或凭帖作凭证，帖上注明贷款数目、日期、姓名等，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支票。“飞钱”亦称“便换”，是我国最早采用的汇兑制度，它不仅解决了搬运大量铜钱的困难，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人认为当时扬州已出现各地商人的同乡会组织，有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岭南、浙绍、嘉兴、湖州等会馆，可见各地的商帮在扬州非常活跃〔27〕。
扬州市场经营的主要商品，有米、盐、茶、铁器、丝绸、木材、瓷器、铜器、药材、珠宝等，几乎应有尽有。
3.海外贸易
公元9世纪大食著名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Abúl-Kasimubaid-Allah lbnk-hordà dbeh，约830-912 ）在其《道程和郡国志》一书中，提到唐代中国有四座海外贸易大港， 自南往北有交州（alwakin）、广州（Khanfou）、明州（Dianfou）、扬州（Kanfou）〔28〕。扬州与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在7至8世纪是波斯（伊朗）和大食（阿拉伯）等西亚商人来华经商最集中的地方。很多波斯人在扬州开设胡店（亦称波斯店），经营珠宝、香料、药材等〔29〕，当时胡商人数多达数千口。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展作乱， 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引“平庐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30〕唐代出土文物中，有不少波斯的翠绿釉大陶壶和翠绿釉、蓝釉、灰蓝釉罐、壶、盘的大量陶片，西域僧人头像、马来人陶范像，以及出土的阿拉伯文青釉背水扁瓷壶等，充分反映出扬州港的国际性和繁荣性。
新罗商人和日本商人为数比波斯、大食更多。日本遣唐使船在扬州登陆，促进了扬州港的繁华。唐朝出使的船队也都从扬州下海，如鉴真东渡日本弘法，有三次是从扬州启航的。为管理海外贸易，优待和鼓励外国船只的到来，唐政府在扬州港口设立管理机构，收取较轻的“船脚”等税，《唐文宗大和八年上谕》：“南海蕃客，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31〕
海外贸易的商品以西南亚的珠宝、香料、药材和扬州的丝绸、陶瓷器、茶叶、铜器、铸钱和书籍等印刷品为大宗，其他各类物资也相当丰富。鉴真第二次东渡筹备的海粮和大批物品，是在短期内选购的，有脂红绿米100石、甜豉（豆豉）30石、牛苏90公斤、面50石、 干胡饼（烧饼）2车、干蒸饼1车、干薄饼1万、捻头（油煎麻球）一半车、 漆合子盘30具、兼将画五顶像1铺、宝像1铺、金漆泥像1躯、 六扇佛菩萨障子1具、《金字华严经》1部、《金字大品经》1部、《金字大集经》1部、《金字大涅槃经》1部、杂经、章疏等都100部；月令障子1具、 行天障子1具、道场幡120口、珠幡14条、玉环手幡8口、螺钿经函50 口、铜瓶20口、花毡24领、袈裟1000领、裙衫1000对、坐具1000床；大铜盂4口、竹叶盂30口、大铜盘20面、中铜盘20面、小铜盘44面、 一尺铜叠80面、少铜叠300面；白
簟16领、 五色（岭南或琼州产）簟6领、麝香20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 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300余公斤； 又有毕钵（又名毕茇，印度等东南亚产）、诃黎勒（药用，产于印度等东南亚一带）、胡椒、阿魏（药用，产于波斯、印度等地）、石蜜（冰糖）、蔗糖等250 公斤；蜂蜜10斛、甘蔗20束；青钱（青铜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紫铜钱）五千贯；罗补头2000枚、麻靴30量、
（有后带的僧帽）30个等〔32〕，这就说明了当时扬州港口货物之多和贸易之盛了。
（二）发达的手工业
唐代扬州的手工业和手工行业多而发达，有造船、制盐、制糖、制茶、制药、酿酒、丝织、麻织、成衣、制帽、土木建筑、铸钱、造纸、雕板印刷、乐器制造、乐器制作、石刻、制镜、青铜器、铁器、金银器、漆器、木器、竹器、骨器、玉器等数十种手工制造业。可分为衣、食、住、行、用（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日用等方面）五大类，出现了“铜坊、纸新、冶成坊、官锦坊、雕刻制骨坊”等行业〔33〕，而且有比较繁荣的手工作坊坊市出现。手工作坊主要位置在罗城内西部扫垢山一带〔34〕和现在的西门外双桥附近。为了鼓励技艺高超的工匠生产优质产品，市场上已出现不同工钱的工匠，有“厚悬市估价募工晓者”〔35〕，技艺好的工匠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有按日计工资的“日用人”，按月计工资的“月作人”。史载：“扬、益、岭表剌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36〕扬州被列为全国手工技术发达地区的首位，也说明扬州是能工巧匠荟萃之区。
扬州极负盛名的手工业产品颇多，如扬州毡帽深受当时长安权贵们的珍视，元和十年（815）六月， 御史中丞裴度和宰相武元衡同时遇剌，裴度因戴扬州毡帽幸免于难。《续定命录》载：“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帅（指淮南节度使）献公（指裴度）新样者（扬州毡帽）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即栉，乃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掩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37〕再如铜镜也闻名海内外，李肇《唐国史补》说：“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端午节）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即止，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张旗鷟《朝野佥载》卷三载：“中宗（李显）令扬州造方丈铜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38〕可见其制作的工艺美术水平已经非常高超，从制模、翻花、浇铸、修整直到成镜，都有一套繁复的生产工艺。所谓“金花银叶”，系在镜背上，用胶漆贴以金、银薄片裁成的人物、花卉、虫兽等花样，再于上面髹漆数重之后细加研磨，直至金银片纹露于平面，这叫“金银平脱法”。扬州铜镜分动物、植物纹饰镜和铭文、人物故事镜两大类。制糖业已很先进。我国在南北朝时代已知道制造砂糖，唐太宗时曾派人到天竺（印度）“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39〕。到开元年间已能生产纯真的高级食糖制品--石蜜（冰糖）了。
当时一些精致的日用品和奇巧的玩品也出现在扬州的市场和手工作坊。如扬州的柏木床，《稽神录》三载：“广陵商人以柏木造床，凡什物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今南京市）卖以求利”。《文苑英华》中《薛鼎代崔大夫进铜灯树表》提到灯树说：“臣窃以所造灯树，匠人计料用钱四万贯，道路运致又约一万贯，百姓辛苦，将办实难。况扬州到上都三千余里，州县所过，人皆见之。”表文虽考虑到享用过奢会遭到非议，但制作精美绝伦也确是难得。当时国内市场买不到的手工业品，一般都可到扬州去寻找。鉴真第一次东渡时就带了玉作人、画师、雕檩、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说明扬州手工业人材齐全，分工细密，为商品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广泛的基础。杨贵妃时，“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40〕杨贵妃死后〔41〕，扬州仍为皇室制造高级手工业品，《旧唐书·穆宗纪》提到长庆三年（823）三月“敕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等道合供进者， 一切权停”，就是证据，这也说明扬州手工业的发达确为全国首屈一指。
（三）促使商业繁荣的旅游业
唐代扬州的旅游业已很发展，主要有大运河的伟大工程、“广陵涛”和水上都会扬州唐城的巧妙布局、宫苑遍地与寺院林立的名胜古迹，以及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购物中心等四大因素。独具特色的旅游业不仅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达官贵族、文人墨士、商人与游客的青睐，而且促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购物中心。
1.大运河的伟大工程
万里长城和南北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两项最宏伟的建筑工程。隋开皇七年（587）至大业六年（610），先后开凿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并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山阳至扬子渠旁筑御道，树以柳〔42〕。扬州港城不但成为运河通江的门户，而且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最讲究享乐的隋炀帝，也经常离开都城洛阳，跑到江都去寻欢作乐，先后于大业五年（609）、六年、十二年（616）三次兴师动众游江都，并且久留不归，最后被他的臣僚们缢死在扬州。游览大运河，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便吸引着大批人们，诗人白居易留下了咏御道隋柳的诗：“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姚江写得更令人陶醉：“江北烟光里，淮南胜事多。市鄽持烛入，邻里漾船过；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春风荡城廓，满耳是笙歌。”〔43〕
2.“广陵潮”和水上都会
古代长江口呈喇叭形，起初江口深入内地。汉以前长江流经蜀岗以南附近，至隋唐以前长江已经离开蜀岗逐渐南移。唐朝时扬州距长江北岸仍不远，东距海陵（今泰州）45公里，离大海100公里。 开元以前长江北岸抵扬子津，海潮可抵扬州城内运河和湾头古邗沟。梁肃说：“岁在戊辰（贞元四年，788）， 扬州牧杜公（亚）命新作西门所以通水……当开元以前，京江岸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过茱萸湾（扬州城东郊湾头与黄金坝一带），北至邵伯堰，汤汤焕焕，无溢滞之患。其后江流南徙，波不及远，河流侵恶，日淤月填，若岁不雨，则鞠为泥涂，舟楫陆沉，困于牛车，积臭含败，人中其气为疾，百有余年矣。贞元初，相川源度水势，自江都而西循蜀岗之右，得其浸曰‘勾城湖’，又得其浸曰‘爱敬陂’，方圆百里……于是变浊为清，然漕挽以兴，商旅以通，自北而南，泰然欢康。”〔44〕李绅于唐武宗时（841-846），在《入扬州郭》的序文中也说：“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766-779）以后，潮汛不通”。而开成年间（836-840）仍有外国船舶在扬州附近登陆的记载。可见唐朝中期前后，“广陵潮”仍是天下奇观。于是八月观潮和水上都会同时闻名天下，不少诗人留下这样的篇章：“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45〕；“雁来秋色里，曙起早潮东”〔46〕；“广陵三月花正开，花里逢君醉一回。南北相过殊不远，暮潮从去早潮来。”〔47〕这和现在阴历八月十八日壮观的杭州钱江潮一样，吸引了盛唐时代的四方人士，人们纷纷雇船坐轿前往扬州观潮览城。
3.宫苑遍地与寺院林立的名胜古迹
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又在扬州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园囿。大业元年（605）在城西3.5公里处大仪乡修建“江都宫”。宫西北，辟“隋苑”（又称上林苑，《雍正扬州府志·名胜志》称西苑）。隋苑西南1.5公里又辟“萤苑”。炀帝宫建在城北2.5公里处（今上方寺），后来又在城西北筑新宫，名“迷楼”。在城北2.5 公里还另辟“长阜苑”，内建归雁、迥流、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光汾、九里等十宫。这些宫殿古迹大都在今扬州西北郊蜀岗、雷塘一带〔48〕。迷楼的建筑，“凌云摘星，飞云宿雾，玉柱金楹，千门万户，复道连绵，洞房回互。……翠华戾止，杳不知其何所”。炀帝在迷楼上安置四座宝帐：“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归，三曰夜含光，四曰延秋月，皆集宝所成。”〔49〕扬州城南7.5公里扬子津（又名扬子渡、 扬子桥）筑“临江宫”（又名扬子宫）。权德舆诗云：“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大旗映空色，笳箫发连营；层台出重宵，金碧摩颢清。”
自唐以来，扬州不仅山水秀丽，而且以园林古刹和名胜古迹驰名中外。扬州是佛教胜地，城内有大明寺、既济寺、开元寺、龙兴寺、崇福寺、延先寺、禅智寺、山光寺、梵寺、大云寺、白塔寺等三四十所之多。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唐朝寺院，有各自的寺产，经济独立，佛学派系独立传播，并有各自的思想体系。当时佛教共有13种派别和学说，主要有8种，其中律宗、净土宗、禅宗最为盛行， 东渡日本传法的鉴真和尚是律宗大师。他主持的大明寺因建于南朝大明年间（457-864）而命名。蜀岗产茶，寺内井水有名，于是盛行饮茶风气的大明寺西廊前壁上，有一首“大明寺水，天下无比”的8句谜语。隋文帝时在大明寺内建起9层高的木塔，名“栖灵塔”，可以登高远眺四望：“千里看不隔”、“天涯近如迫”。这些可观的宫殿梵刹和宝塔，吸引了大批佛门信徒和海内外游客前去光顾。他们登上栖灵塔的诗篇是最好的说明：“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迥然碧海西，独立飞鸟外。始知高兴尽，适与赏心会。连山黯吴门，乔木吞楚塞。城池满窗下，物象归掌内。”〔50〕
4.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购物中心
扬州是7至9世纪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购物中心和亚洲最大的商贸大港。史书载道：“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遍百数”〔51〕。扬州是官绅、富商大贾的“乐园”，也是四方人士旅游和购物的好场所，曾经使向往者发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宏愿。不少唐人的诗句倾吐了这种心情：“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52〕，“春风十里扬州路，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53〕；“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需开口问迷楼”〔54〕；“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迷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55〕。李白《江夏行》又描述了扬州商人之家眷的思念：“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常相思。谁家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君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后，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如断，恨君情悠悠。”
扬州市场物品之稀罕和贵重，从下面两条材料可以说明。《太平广记》讲到开元时，韦弇“东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以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肃宗时，有波斯商人以百万之价购得内装有12粒珠子的小瓶。“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靺鞨。……有其物而无其价’。”
三、扬州港的历史地位
二千四百多年（公元前486-公元1997）来， 扬州港经历了大自然的变迁和人为的灾害，几起几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扬州港城的兴衰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与盛衰的一个缩影。
春秋时期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吴国在开凿邗沟的同时构筑了邗城，中间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开发与营建，到隋唐时期扬州港的繁华达到了顶峰。唐末五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之际，“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兵火之余十室九空”，扬州变成“芜城”，“仅存居民百户”〔56〕。北宋统一全国后，重视大运河的治理，扬州港得到苏复，南宋初年一度以扬州为“行在”。建炎三年（1129）金兵占领扬州，又“纵火焚城，士民皆死，存者只有数千人而已”〔57〕。再次重创后的扬州，又经南宋与元政权对运道和扬州城的修治，开始有些起色，但到元末又遭到地主武装张明鑒毁灭性的破坏，“日屠城中居民为食”，到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部队进扬州时，“按籍城中，仅余居民十八家”〔58〕。明初实行让步政策，大力治理京杭大运河，扬州再度成为江淮重镇。但到明末，清军攻破扬州，屠城十天，人民死亡八十余万〔59〕，于是血流成河，城郭荡尽。清初康熙亲政后，把“三藩、河务、漕运”列为施政的三大主要任务〔60〕，亲自督治黄、淮两河，疏通运河。加上康熙、乾隆12次南巡江南，使扬州的繁华仅仅次于唐代而已。然而乾隆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扬州也日益走向衰落。一部扬州古代港城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兴衰的历史。
第二，扬州港和大运河是唐王朝赖以维持政权的经济命脉。
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经济的重心已南移到长江流域和江淮地区，而政治中心仍在关中的长安和洛阳，如何运输东南和江淮财物，尤其是粮食供应京师，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迫切。贞元年间（785-805），韩愈曾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九”〔61〕。“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权能够维持和巩固，全赖东南各道财赋的供给。于是，大运河成了唐王朝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生命线，各代帝王都付出极大的代价，务求维持这条水路的畅通和扬州港城的繁荣与安定。德宗兴元元年（784 ），中原战乱，运河陷于瘫痪，镇海军（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韩滉用武装力量护送江淮漕米3万石到长安， 德宗欣喜若狂，对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62〕。时人李敬用诗阐明了大运河与唐政权的密切关系：“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从此，扬州港城和大运河才世世代代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与保护。
第三，扬州港城是7至9世纪东西亚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
公元7至9世纪的中国，不但是东亚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而且对波斯湾一带的西亚地区来说，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食（伊朗）、波斯（阿拉伯）的珠宝商人，最早沿着我国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长安，再抵扬州，然后又乘坐扬州制造的航海大船出入波斯湾，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往于东西亚之间。当时在扬州的波斯人数以千计，有他们聚居的村落--“波斯庄”，有他们开设的珠宝商店--“波斯店”。大批古代波斯釉陶器和阿拉伯文背水扁瓷壶的出土，说明扬州也是波斯商人的“乐园”，是他们进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都会。
就东亚日本、新罗、越南等邻国来说，他们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政治军事制度等，都深受隋唐两代的影响。他们在派遣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长期留学的同时，又积极邀请中国的学者、高僧前往日本、新罗传授知识和文化。天宝年间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就有越南和西亚各国的僧人，说明扬州已成为东亚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
注：
〔1〕参阅《史记·六国表》、《汉书·地理志》、 《后汉书·郡国志三》、《后汉书·地理志》、《南史·竟陵王诞传》、《旧唐书·地理志三·淮南道》、《雍正扬州府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等。
〔2〕陆贽：《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
〔3〕〔13〕《唐会要》卷八六《市》。
〔4〕《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扬州广陵郡大都督府》。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序》。
〔6〕杜佑：《通典》卷一二《食货》。
〔7〕《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8〕〔9〕《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10〕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八《江南道》。
〔11〕《旧唐书》卷一五《德宗纪下》。
〔12〕《新唐书》卷九一《李袭志传附弟袭誉传》。
〔14〕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二《隋唐篇·第二章遣唐使》，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15〕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集部，上海涵芬楼借印无锡孙氏藏高丽旧刊本。
〔16〕参阅房仲甫、汪政平：《唐代扬州的大食和波斯商人》，《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集》。
〔17 〕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 《考古》1985年第2期。
〔18〕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
〔19〕可参阅李伯先绘制的《唐扬州城平面想像图》（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唐代扬州的城市建设》； 吴家兴主编的《扬州古港史》第21页转载了此图）。罗元真先生认为开明桥、通泗桥、太平桥、新桥均“东西跨市河”，又说开明桥“桥上有楼，四面皆窗，二十四桥之一也”（罗元真《唐代扬州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说五代后周时，“开明桥之类，皆因旧徒（徙）置”。
〔20〕崔致远：《桂苑笔耕集》。
〔21〕参阅李伯先：《唐代扬州的城市建设》，朱江：《对扬州唐城遗址及有关问题的管见》、《唐扬州江阳县考》（均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
〔22〕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九○《吕用之》，中华书局铅印本。
〔23〕《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24〕姚合：《扬州春词三首》，载《全唐诗》。
〔25〕王建：《夜看扬州市》。
〔26〕于邺：《扬州梦记》，《樊川诗集》注引《唐阙史》。
〔27〕王煦柽、王庭槐：《略记扬州历史地理》，《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
〔28〕参阅沈福伟：《论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9〕《太平广记》中《卢李二生》、《守船者》、《玉清三宝》、《紫靺鞨》和《李勉》等条。
〔30〕《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
〔31〕《全唐文》卷七五《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册府元龟》卷一七○《唐文宗大和八年（834）上谕》。
〔32〕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8年8月第1版。
〔33〕刘惠英执笔：《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第三次发掘简报》，《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1981年3月版；《太平广记》卷二五七《纳锦人》、卷三三○《杨光英》。
〔34〕参阅姚迁：《唐代扬州考古综述》；李伯先：《唐代扬州的城市建设》；王煦柽、王庭槐：《略论扬州历史地理》等，均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
〔35〕《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
〔36〕《旧唐书》卷五一《玄宗杨贵妃传》。
〔37〕《太平广记》卷一五三《裴度》，《旧唐书·裴度传》与《新唐书·裴度传》也有记载。
〔38〕《格子镜原》卷五六《香奁器物类二·镜》。
〔39〕《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传》。
〔40〕《新唐书》卷七六《后妃列传上·杨贵妃传》。
〔41〕中国史书记载杨贵妃在756年被唐玄宗赐缢于马嵬驿。 1963年日本一位美丽的少女在电视荧屏上亮相，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并出示古代器物作证；日本渡边龙策撰《杨贵妃复活秘史》（阎肃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作了考证与阐述；浙江《钱江晚报》1991年3月15日，以《杨贵妃出亡日本记》为题作了报导。笔者曾于1991年7月偕夫人、长女赴日本京都泉涌寺杨贵妃观音堂，在友人王建生博士陪同下参观了唐玄宗赐制的“杨贵妃观音坐像”，这是用香木雕塑的，由学问僧湛海带回日本。据渡边龙策先生考证，杨贵妃未死，她与杨国忠的后代一起由日本遣唐使船从扬州起航，护送到日本隐居下来。真假如何，有待深入研究。
〔42〕《隋书》卷一《文帝本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
〔43〕姚合：《扬州春词三首》（载《全唐诗》）。
〔44〕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古今图书集成》卷七五三。
〔45〕李颀：《送刘昱》。
〔46〕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
〔47〕韦应物：《酬柳郎中春日归扬州南郭见别之作》。
〔48〕《雍正扬州府志》卷二三《古迹》。
〔49〕《南部烟花记》。
〔50〕《全唐诗》卷二一二，高适：《登广陵栖灵寺塔》。
〔51〕《太平广记》卷二九○《妖妄三·吕用之》。
〔52〕张祜：《纵游淮南诗》。
〔53〕杜牧诗。
〔54〕李绅：《宿扬州》。
〔55〕杜甫：《解闷十三首》之二。
〔56〕参阅《广陵通典》卷九；《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秦彦传》；《资治通鉴》宣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条。
〔57〕参阅《嘉定瓜州志》卷三《兵志》。
〔58〕参阅《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五。
〔59〕参阅王秀楚：《扬州十日记》和《扬州府志》、《弘光实录》等记载。
〔60〕《清圣祖康熙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条。
〔61〕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全唐文》卷五五五；《昌黎集》。
〔62〕《资治通鉴》，贞元二年四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