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感到传统经济学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面对我国理论经济学落后于迅速变革的经济实践，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独特命运。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教授。高教授就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学作了精辟的分析。现将谈话内容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一、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
不论就马克思主义、还是就西方经济学而言，研究经济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西方经济学宣称：研究经济学是为了在稀缺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来寻求最优的配置方法，以便解决社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
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学却未能很好地完成它应有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任务。有时经济理论还和社会经济实践相脱节，甚至相矛盾。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前苏联的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我所说的前苏联经济学是指苏联在建国初期形成并且被凝固下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的本身未必完全正确，即使存在着正确的地方，它也是前苏联学者根据他们当时面临的情况而作出的；由于国情的差异，未必适用于我国。尽管如此，前苏联的经济学还是在很大程度为我国所接受并且在长时期中广为流行，以致使我国的经济理论在今天难于满足我国经济实践的要求，特别是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的要求。
前苏联对我国经济学的影响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前苏联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置之于产品经济的范围，即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一家大工厂。而该工厂的几乎全部生产活动均由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例如，数十年前一度在我国非常流行的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公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的企业联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成了可能……无产阶级国家规定出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所必需的各个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另一本前苏联向外国解释什么是计划经济的著作也说：对生产的管理，对交换的调节和以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的计划和经济管理机关加以执行。可以看到，前苏联学者把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看成为是价值规律不发生作用而全然由中央计划机关所管理的产品经济。
前苏联涉及“产品经济”的说法不能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因为，除了对共产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作出片断的提示以外，科学态度严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可能由于缺乏实践的基础，没有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论述。他们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
第二，前苏联也倾向于着重从政治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以解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据。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强调这些著作的政治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前苏联教科书说：由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各部门间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以及商品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劳动的巨大损失作代价而获得的并且使得商品经济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化。该书又说：竞争使一些商品生产者破产并变为无产者，使另一些商品生产者发财致富而成为资本家。前苏联的上述解释的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当时的苏联处于集中计划的体制之下，经济问题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解决，从而，很少有在政治以外的方面，如经济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解释的必要。例如，在经济方面，马克思指出，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发挥出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他把竞争称为“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原因正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但前苏联教科书没有提及这些，只着重指出竞争的政治后果。
以上提及的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当时的理论界所接受并在过去一段长时期中广为传播。这种被接受了的解释虽然对我国建国后一段时期中所实施的集中计划体制尚能大体适用，但在体改以后，特别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它的适用性大为降低，有时甚至和经济实践相矛盾。强调经典著作的政治方面往往使人们忽视经典著作在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的重大意义，而有关管理和操作方面的内容又是处理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二、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道路，这是因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国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从经济方面，首先，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加强。我国的粮食、棉花、煤炭产量在1988年时就居于世界第一位，粗钢和石油均占世界第四位。根据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能表示一国经济实力的综合产值数字，1987年时，我国的农业和纺织产品的产值品分别居世界第七位和第五位，机电和化工产品的产值均为第七位。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从沦为半殖民地的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实力可言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前列国家之一。其次，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据《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中的数字显示，大致在建国后的整个期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约为印度的三倍并且和被称为“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相差不多。这种发展速度显然是值得称许的。最后，我国城乡居民的福利迅速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判别经济成就的重要指标。对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10%而要养活多于世界人口20%的我国而言，这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成就。
总之，从整体实力、发展速度和人民福利来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一辉煌成就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体改之所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坚持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体改方向。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觉察到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还使用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宏观调控。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利用市场的讯息灵通和反应迅速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实施以公有制为主的指导方针。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不拘泥于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注意到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中的主人翁地位并且通过它的提高来增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凡此种种都能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分不开的。二者的关系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持相反意见的人，即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会使我国体改失败的西方经济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魏茨曼教授，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说法，以便解释我国体改的巨大成就的现实。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会走上覆灭的道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剧变都能提供深刻的教训。以前苏联为例，前苏联的解体并不只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直到它的方向成问题的体改以前，前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当然前苏联也面临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优质消费品的短缺等。以面临经济问题而论，这是一切国家在一切时期都存在的现象。例如，在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滞胀问题存在于美国，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徘徊于10%左右。因此把各种因素考虑在内，经济上的缺点并不能构成其解体的主要原因。导致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反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为改革的对象。按照他们的体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被看成为是“精神垄断”，而“精神垄断”又妨碍人们对新思想的吸收，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吸收新思想，必须摒弃马克思主义。在这种体改方针下，既然马克思主义已被摒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面的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体系自然便会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强国被解体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实践而得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使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经济学能为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它只能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着重从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势必引起至少两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即：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管理的问题以及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具体操作问题。例如，要想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宏观管理，必须首先了解价值规律的作用如何使资金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建设中国经济学时，必须着重从管理和操作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这两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第一，虽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寻求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但在进行研究时必然涉及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方面的实践。关于这一方面，马克思有着丰富的论述。例如，股份制、交易所、虚拟资本、资本有机构成、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或委托代理关系）、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差别等等。
第二，这些为数众多的概念、论点和原理，其中有一些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另一些则往往被人们从政治上加以解释，以致未能觉察到它们在经济方面的意义。而在事实上，由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共同之处，所以马克思的上述概念、论点和原理有助于理解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从而对邓小平同志所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高、精、尖技术的使用，而高、精、尖技术的使用又会导致产品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以及新产品的出现。所有这一切不但代表我国体改所追求的部分目标，而且也是我国转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按照日本进步学者伊藤诚的分析，前苏联的国民经济在70年代以后之所以增长迟缓，原因在于简单外延式的资本积累方式，即单纯地以原有的技术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方式不能节约资源的使用量，甚至造成劳动力的不足，从而使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的限制。这一不良后果显然是由于忽视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导致的。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例。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指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有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妥善处理和严格界定所有者（企业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企业经理）之间的关系是提高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委托代理关系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然而，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的我国却由于忽视马克思的著作在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进行解释和研究，以致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注意。
第三，把马克思关于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的论述加以规范化、系统化，使它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更有力的武器。
第四，除了对马克思有关管理和操作方面的论述加以规范化和系统化以外，还必须对它们加以发展，包括对人类一切先进和有用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利用。这里试举两件研究成果为例。
例一，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这一本世纪30年代后形成的方法主要使用数理统计来对经济事物进行测定和验证。在充分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的前提下，它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管理和操作上的发展。
第二，费尔德曼的增长模型。前苏联学者费尔德曼于1927年发表的经济增长模型假设资金不足是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劳动力的供给量是无限的。这两条假设条件与我国目前的国情比较符合。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为基础，费尔德曼模型的结论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长时期中与第一部类的投资量的比重成正比，而与该部类的资本—产量之比成反比。换言之，对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投资比重越大，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而每生产一单位生产资料所消耗的资金量越大，增长速度越慢。由于该模型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其假设条件又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所以该模型应该被引入我国经济学之中作为参考。
除了以上两个例子，其他如供求曲线、消费函数、生产函数等等，在经过应有的修改之后，也可以被纳入中国经济学的体系之中。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现在社会上对西方经济学有些误导、误解。原因有四：1.西方经济学掩盖其意识形态的目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形式。但在表述这个目的时，不公开讲或尽量不公开讲，这样使人们觉得它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2.西方经济学使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曲线、统计表等等，使人误解它是非常现代化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它们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至少出现在50—60年代以前，甚至出现在200年前左右。3.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使用了科学的方法，但是误用了科学的方法。表面上看很科学，但导致的成果并不科学。使用数学、计量学等科学工具，并不能保证全部结果都是科学的。4.内容比较庞杂。一个极端的方面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新自由主义。另一个极端的方面是纯粹的技术分析，如关于股票市场的分析。在这两者之间存在大量的著作，这么庞杂的内容使人不容易看清西方经济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误导为：1.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现代化的。2.西方经济学纯粹只是分析的工具。3.西方经济学纯粹是科学。由此而导致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们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决不能全盘加以接受。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在精神文明方面值得为之而奋斗的跨世纪的宏伟任务
我深信，发展中国经济学，在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直接论述不超过130个字，而根据这区区130个字，西方学者推演出了目前占西方经济学一半比重的微观经济学。既然西方学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含有如此丰富的有关经济管理和操作的内容，没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经济工作者不能作出类似的成果，甚至作出在性质上远为更加宏伟的成果。当然由于其规模的宏伟，很可能需要跨世纪的时间才能完成。
对于这样一项跨世纪的宏伟任务，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满足完成该项任务的要求，从而国家的作用成为必要。国家应发挥其组织、督导、协调、宣扬和激励的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学的建设。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不但直接地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而且还能通过管理与操作的改善，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信心的提高又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顺利。因此说，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是一个在精神文明方面值得为之而奋斗的跨世纪的宏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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