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斌[1]2010年在《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商业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又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自身的成败,也关系到经济的安危。自商业银行诞生之日起,风险管理就被作为商业银行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商业银行自身、专家学者、国际组织相继推出了不少的风险管理理论及技术工具模型,特别是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协议对全球银行业开展全面风险工作制订了新的标准。民生银行郑州分行成立时间短,业务发展快,发展中面临的风险管理压力与日俱增,需要尽快构建以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保驾护航。本文构建的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结合了国内优秀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吸取其成功经验,并结合了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自身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同时明确了全面风险管理中个案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民生银行郑州分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客户首选的银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其次吸取了国内优秀商业银行的成功经验,构建了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全面风险管理的逻辑体系,然后重点就民生银行郑州分行信用、流动性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重点研究,最后就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解决个性化问题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黄平[2]1999年在《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经营管理体制研究》文中认为相比于国有企业来说，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可以说是悄然进行。但这绝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力度不大，相反，从逐步分离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到剥离不良资产，从实行统一法人制度、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到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改变行政机关化管理模式，可以说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并仍在继续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实践证明，这场改革是稳定而有成效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化职能定位及相关的经营管理理念的认识逐渐清晰。论文第一部分，结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当前的经济环境及国内外诸多历史经验，归纳出这样两方面的认识：一是统一管理、集中决策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主线，由于省分行既是一级管理机构，又与经营部门直接联系，是管理职能向经营职能过渡的转折点，因此研究在各项主要业务领域省级分行的集中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当前环境下有必要加大省分行的经营力度，即省级分行的定位从主要是管理职能向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并重转变。第二部分，研究在各项主要业务的经营或管理上向省级分行集中程度。集中统一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是贯穿于商业银行经营体制改革的宏线。本部分主要想说明在省级分行这一层次，其应当集中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存贷款比例管理问题。当前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对省级分行实施了存贷比例管理，但省分行在对所辖二级分行、县支行的管理上可以作一些更具体细致的研究。对二级分行实行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存贷比管理，既用利益机制调动各二级分行的积极<WP=3>性，也有效地保证省分行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对县级支行不宜实行存贷款比例管理，采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有利于二级分行逐步成为区域性的经营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信贷方面的集中管理，需突出效益目标。信贷经营上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目标，为方便客户，让信贷经营的触角（包括省分行信贷经营部门的高级客户经理）深入基层捕捉客户信息，信贷决策的层级也要尽量的简捷。省分行信贷业务管理的重点：做好信贷授权授信工作，联系重要贷款客户；建立健全电脑储存、联网查询的信贷企业档案；审批决策大额、高风险贷款项目；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监控体系；柜面业务的集中，主要体现在严格规范服务质量。柜面业务的服务，要改变服务水平地方化的情况，实现统一的高素质高水平，适应柜面业务职能综合化发展的要求。通过省分行零售业务部门的培训、纪律要求、建立考核制度等等手段，既保证服务质量的高度规范，也促使各分支机构力争上游，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科技工作上，笔者认为，要使科技网络优势充分发挥，必须由总行全盘考虑统一决策，即硬件购买、软件开发均应自上而下的推行。考虑到我国在人事政策及地域广阔等一些具体原因，省分行保留大部分科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主要负责辖内各级行软件和电子设备的维护，在软件开发时，总行根据需要抽调各省分行的科技人员。市场开拓应建立相当集中的领导机构作为保障。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手段仍显单一，力度也不够。在市场开发上，应改变以职能部门或是分支行为单位在点上各自为阵的做法，在省级分行由一个超脱于一般业务部门的专门机构来完成这样一种职能：发现问题、检讨得失，研究市场、创新产品（或者是制定经营战略）。这个部门由精通业务、富有经验的人员来具体办<WP=4>理日常对客户信息和各分支机构经营情况的调查了解，以及对出现的矛盾综合协调、制定和实施目标战略。省分行应集中掌握人力资源、大胆制定适合于本地实际情况的激励政策。观念上应把人才作为一种资源看待，在全省范围内优化配置。省分行把全省每位员工及管理人员有关情况集中掌握，然后在权力范围内确定干部提拨的基本条件、制定员工发展计划。第三部分，适应国有商业银行逐步走向集中统一的趋势，及省分行直接经营力度加大的要求，笔者就省级分行内部治理结构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省分行应充分运用政策导向职能，对不同经营基础的二级分行具体研究、区别对待，在奖金占工资的比重，奖励挂钩指标等政策方面作出区别，以更有效地调动所辖各分支行的积极性。在思考如何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时，应想办法让员工的付出与其获得的报酬保持正相关关系。对二级分行负责人的激励性报酬，部分依据其经营单位的业绩，另一部分依据全省分行的总业绩，形成一个适当的激励混合。在激励员工上，当前迫切需要改进的是：在工作计划的编制上让计划的执行者参与，激励其实施的积极性；象关心利润一样关注员工的需求，形成尊重重视每位员工的氛围，特别是不能忽略年青人和一线储蓄人员；充分发挥职代会制度的作用；塑造企业精神。适应集中管理的需要，组织结构上可以设想，由省分行派驻二级分行负责人，改变二级分行负责人员地方化状况。省分行直接派驻二级分行负责人，通过定期轮换使省分行储备一大批熟悉基层情况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现代通讯工具也为省分行的集中管理与决策创造了条件，改变了管理上的时空概念。目前省分行对辖内二级分行的管<WP=5>理，既有最先进金融电子网络的运用，也仍?
姜建清[3]2001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管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分支机构管理 ,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中努力探索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有银行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管理阶段、以放权搞活为中心的企业化改革阶段、以法人授权分级管理为核心的商业化改革阶段。管理体制的变迁都是围绕集权和分权而展开 ,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从理论基因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特征、效率特征、控制特征和技术特征是影响集权、分权选择和尺度把握的根源。现代企业组织理论和国外商业银行经验告诉我们 ,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应有利于一级法人体制的实施 ;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整体效益的提高 ;有利于建立合理的分权体制和激励机制。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两条路径 ,即组织体系创新和组织体系下管理创新 ,而后者则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实选择。其基本思路就是一级法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延伸总行的可视力和掌控力 ,通过对分支机构的评价、评级和实时监控 ,对机构调整、资源配置、经营授权、班子任免和奖励惩处提出意见 ,引导管理行对所辖行的管理行为 ,实现经营目标以及法人风险承担与风险控制的对称 ,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程芬[4]2014年在《国内上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绩效分析及考核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银行内部控制、外部管理完善和法律制度规制三个维度,对国内上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绩效考核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上市商业银行主要面临来自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多种金融风险因素的挑战。如何进行国内上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绩效考核,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是上市商业银行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金融市场,应对复杂多变的潜在金融市场风险所面临的一道难题。本文根据上市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通过经济理论分析了上市商业银行风险产生的原因和风险管理的必要性。论文立足上市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与内控组织结构完善、外部管理部门绩效考核标准提升和法律制度框架规制能力提高三个方面,论述如何促进国内上市商业银行稳健发展。随着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对风险和资本运营收益关系认知的不断深化,做为向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学习的后来者,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可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借鉴国外先进银行的经验,积极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风险监控管理绩效考核体系。现代商业银行价值管理的新理念取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银行风险和收益匹配问题,使资本在抵御风险和创造经济价值方面,呈现其平衡能力,这也是国际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不可否认,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绩效考核体系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能力尚须进一步挖掘,尤其是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在波谲云诡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尚缺乏足够的风险管理和绩效提高能力。结合分析论述,作者提出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出具有针对性的某银行风险管理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并在方案中对实施原则、程序、考核指标和考核结果加以阐述。文章认为,以某银行为代表的上市商业银行为对象,开展风险管理绩效考核体系研究,既有其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案例分析方面,本文结合国内某上市商业银行在进行风险管理绩效考核给出的相应指标数据,分别从效益类、风险类、发展转型类、协调发展类四个主要类型入手,展开具有针对性的指标数据分析,并对国家金融改革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新的风险控制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优化建议。
卢春阳[5]2017年在《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Z银行省级分行内部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内外部形势异常严峻,国内外金融市场都弥漫着焦虑不安甚至恐慌的情绪。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汇率市场剧烈波动,新兴市场货币也大幅走弱。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进入了经济周期,并且预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国经济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银行业进入了“利润增速放缓,不良资产陡升”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频繁发生风险案件,居高不下的涉案金额以及层出不穷的作案手段,足以看出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仍存在许多漏洞,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约束,是其为完成经营目标,对人员及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以及相互制约的措施和程序。银行作为具有极高风险的行业,其经营的各项业务因特点不同,所产生的风险也各不相同。为了保证商业银行能够稳定的发展,必须建立起一套与其自身匹配的、有侧重点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内部控制的强化不仅能够提高商业银行对风险的防范能力,而且对营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经营环境有很大帮助。现阶段除了需要加强外部监管,更需要加快内部控制体系的转型,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角度使其能够适应各类业务的发展需要,防范各类风险的发生。本文的研究首先根据相关文献阐述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并引入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提出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而介绍了Z银行省级分行的内部控制管理模式以及内部控制现状,根据其经营的不同业务,按照个人金融业务、贷款业务、电子银行业务、国际业务、会计结算业务这五大主营业务提出了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结合审计学、货币金融学以及管理学理论对Z银行省级分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而针对不同业务提出相关完善风险管控的措施,并在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提出完善Z银行省级分行内部控制建设的相关建议,如优化内部控制体系、完善风险识别及评估机制、建立有效信息交流及反馈机制等。
黄劲[6]2004年在《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扁平化管理》文中指出随着外资银行不断登陆各大城市,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银行业的多层次管理的组织结构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客户要求、环境变化的需要,银行先进管理模式对我国现有的传统管理模式不断产生冲击,而我国在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改造中又不断暴露出新问题,进行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改革和深入探索已是势在必行。 企业组织结构是组织管理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对组织结构的理论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古典组织观、新古典组织观和现代组织观。在古典组织理论分析中,劳动分工、等级与职能、组织结构和控制幅度四项要素的研究构成了古典组织理论体系的四大支柱。通过一种层级制的高度正式安排,组织生活由统一规定的事无巨细的计划和制度来支配。新古典组织观认为,组织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集合体。主张员工参与管理。强调直线制与参谋制的关系、职工参与决策制、上下沟通制、事前协商制等。 现代组织理论内涵更为丰富,结构权变理论把整个组织系统看成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因此管理者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的组织结构设计,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是权变结构理论的基本方法。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组织变革的主要机制并不是由单个组织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而是一个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因此,当一个组织在总体水平上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将会被新的适应性强的组织所取代。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对外部资源有依赖性,因而力求通过许多手段去控制这些资源,组织有维持独立的倾向。在组织经济理论分析中,威廉姆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系统地分析了组织的经济性质。在他看来,交易是研究经济组织的基本分折单位,对交易费用节约的认识是理解经济组织的关键。企业的有效边界决定于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技术性质,以及企业自营是否比市场交易更具有经济性。 扁平化管理通过拓展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来提高管理的效率和企业竞争。其理论基础是准时化生产(JIT)和企业再造理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组织的扁平化成为可能。知识经济时代柔性化,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一体化,且服务产业将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管理的重点是知识的生产与开发,以及掌握知识的人的培训,其管理的效率标准是知识的生产率,以及组织成员结构
周孟亮[7]2006年在《我国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正处于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时期，我国各区域的金融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容易使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陷入两难处境。本文选取区域金融差异作为研究切入点，强调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金融体系的作用，从货币政策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传导机制两方面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的区域差异性。 论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对全文写作的背景、选题目的、意义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是全文的文献回顾与评述部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含义和理论出发，对相关文献综述进行了回顾与评述，指出已有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我国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第三章描述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和现状，分析改革以来货币政策逐渐取代财政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信贷传导是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我国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容易使宏观经济调控陷入两难处境。第四章介绍了货币政策内部传导机制的含义，分析金融体系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内部传导机制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第五章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机制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第六章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从实证角度支持前面部分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第七章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全文的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区域金融差异与基于区域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要求国家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区域金融差异对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处理好货币政策调控中区域与总体、局部与一般的关系。
黄瑞峰[8]2002年在《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改革与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是箭在弦上 ,国有银行如何遵循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探索改革和优化自身的组织结构 ,促进业务经营 ,是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从银行的组织层次、内设机构、职权划分三个方面探讨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的途径。
庄岁林[9]2007年在《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金融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在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出现了绝对值的下降。“三农”问题成了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难题。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七个“一号”文件支持“三农”的发展，但以前的“一号”文件都只是侧重于某一个方面，“三农”问题也只是从局部在缓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我国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又进一步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将开创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纪元。经验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这符合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预期。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与投资需求为现实出发点，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理论出发点，对农村金融改革问题，以及农村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与保障。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1)新农村建设归根结蒂是解决农村地区的投资与发展问题。“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增长是农村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而投资进而增加农村的资产存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最重要的两条渠道为政府财政与农村金融，前者主要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后者主要帮助农村微观经营主体(农户和企业)融通资金进而解决要素投入不足的问题。财政与金融必须形成合力以支持新农村建设。(2)通过对农村金融理论的回顾与比较，认为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市场机制本身是一个良好的机制，竞争是一种发现信息、减少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有时会出现失效，因此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间接监管，提供良好的授能环境，建立与维护市场框架和市场秩序，在竞争性市场的边际之外发挥作用。(3)以1978年～2005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采用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农村生产总值的增长、农村存款、农村贷款这组序列是协整的，农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农村金融(农村存款、农村贷款)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进行的8对Granger因果检验、16种关系中，只验证存在以下四种关系，即农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对农村贷款的增长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农民收入对农村存款的增长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存款的增长对农村消费增长的速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存款的增长对农村投资的增长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4)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制度历史沿革的分析，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存在如下特征：机构调整表现出反复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在两个不同层次上表现为“二元”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政府制度供给为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着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不相适应。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视角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评价是：2000年以前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没走出“以农兴工”的政策格局；农村金融改革缺乏系统性构想，监管者和金融机构间缺乏协调机制；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协调，供给难以满足需求；非正规金融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5)基于“金融功能观”视角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反思，认为我国长期以来的金融改革主要遵循金融机构观，其局限性在于，它仅仅着眼于既有农村金融体系的所谓改革，忽略对农村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农村金融体系到底应承担何种功能等基本问题的回答。如果继续依照金融机构观指导农村金融改革，则改革必然走入死胡同，而运用金融功能观的思路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村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化趋势，使农村金融体系更好的适应外部环境对其功能要求的变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6)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面，通过对农信社产权制度模式——“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比较研究，以及农信社组织制度模式——“总分行”、“单元行”的比较研究，认为应明确的将股份制作为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选择，并按照总分行制度的组织模式建立全国性的垂直型农村信用社体系，成立中国农村商业银行总行—省农村商业银行—县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与机制完善要相互协调，信用社改革应该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相配套。(7)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面，通过分析农发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认为农发行，应该积极调整其职能定位，完善和创新农发行的运行机制，包括：完善粮棉油收购融资：放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开办农村综合开发等中长期贷款；实行政策性和经营性业务分开管理的体制改革；创新同业协议存款模式；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尝试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运作；进行内部改革；建立财政补偿机制；立法明确农发行的权力与义务，保障其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运营。(8)中国农业银行改革方面，认为农业银行从支农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改革目标和模式的特殊性。通过对农行股改的“分拆”方案与“整体改制、择机上市”方案的深入比较分析，认为后者更符合农行自身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强调农行必须业务下乡，定位县域经济，服务“三农”。(9)邮政储蓄改革方面，认为现阶段人民银行将邮政储蓄资金推向市场，邮政储蓄必须为自己吸收的存款寻找出路，因此成立邮政储蓄银行是必然的选择。但对于邮政储蓄银行如何定位尚存在争议，目前只能肯定的是邮政储蓄银行应不同于普通的商业银行，筹建邮政储蓄银行必须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公司治理原则进行。(10)农业保险改革方面，认为要发挥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政府、保险人和农民必须形成良性互动。在农业保险模式选择上，应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互助保险与商业保险为两翼，并采取政府支持+商业化运作的方式运营。农业保险改革发展的对策：加强相关立法，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将支持农业保险财政政策形成制度；制定农业保险风险转移分摊政策，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科学地确定保险费率等。(11)基于河南、湖北两省的调查数据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虽然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非正规金融借贷发生率普遍高于正规金融，但是非正规金融的借贷规模存在金额多次重复累计的情况，而且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资金多投于非生产性用途，而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资金一般投于生产性用途，非正规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不及正规金融。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改革建议方面，认为应该创建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的制度平台，把非正规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给非正规金融一个合法的、与正规金融公平竞争的活动平台，从而减少其在躲避管制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也可减少其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12)在农村金融创新方面。认为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存在差距突出反映为七大矛盾，农村金融创新迫在眉睫。尤其要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大力发展在农村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金融布局：同时要创新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交易工具，完善金融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崔鸿雁[10]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三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参考文献：
[1]. 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研究[D]. 董斌. 西安理工大学. 2010
[2]. 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经营管理体制研究[D]. 黄平. 西南财经大学. 1999
[3]. 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管理问题研究[J]. 姜建清. 金融研究. 2001
[4]. 国内上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绩效分析及考核研究[D]. 程芬. 重庆交通大学. 2014
[5].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Z银行省级分行内部控制研究[D]. 卢春阳. 吉林财经大学. 2017
[6]. 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扁平化管理[D]. 黄劲. 武汉大学. 2004
[7]. 我国区域金融差异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研究[D]. 周孟亮. 暨南大学. 2006
[8]. 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改革与优化[J]. 黄瑞峰.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 2002
[9].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金融改革研究[D]. 庄岁林.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10]. 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 崔鸿雁.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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