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转型与不特殊的增长——对中国经济两个宏观变化的一个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从一个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与肯尼亚人均收入相当的低收入国家到一个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低中等收入国家①，中国经历了两个交错复合的经济变化过程：一是渐进的市场化转型，二是快速的经济增长。
经济市场化、建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体制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与制度基础，也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基本教义之一。一般来说，市场化转型与实现经济增长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共生性。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俄罗斯为典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推行一步到位的、以价格放开、产权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大爆炸式”或“休克式”的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如期带来较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相反，在短期内还导致了增长的灾难。对比这些国家，中国的在渐进的转型中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持续增长中实现分阶段转型的变化过程引人入胜。已被冠名“中国奇迹”。
正如其他领域的情形一样，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复兴与上升，在国际范围的经济学界，形成了愈演愈烈的“中国热”。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首先出现在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会产生两个基本结论：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历的转型是特殊的，但经历的经济增长却不是特殊的。这两个基本结论并不一定能被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而且对持“中国现行体制优越论”，试图中止市场化改革的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个打击。
二、特殊的转型
众多学者对中国转型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的转型是特殊的转型，但是，对中国转型特殊性，各有不同观点。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转型与俄罗斯的一夜之间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大爆炸式”转型相反，它是一个渐进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从1978年恢复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直至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再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过程。这一渐进的过程是否在初期就朝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改革初期，发动者就有意识地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甚至受到了国际环境中里根—撒切尔的市场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转型的特点在于其试错特征，改革初期并无明确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例如，张维迎认为，中国的初期改革并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它只是一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走走停停的试错过程，改革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激励和效率低下问题（张维迎，2008）305－325。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专家诺顿教授也认为在改革之初，中国改革者确实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他们进行的是没有蓝图的改革，他们只是在寻找一条改进计划经济严重问题的路径”（诺顿，2010）76－78。而周其仁（2008）也指出，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因为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什么叫“华盛顿共识”，这是后来总结的（张维迎，2008）。
在笔者看来，中国转型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渐进的表现和谨慎试错的方式，而在于遵循了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形成的“增长至上”的实用主义哲学。改革初期的措施似乎都源于领导人对基本国情的客观认识，中国的领导人正确地将中国视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并认为“发展是硬道理”②，因而，人们常常根据每项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是对体制转变的贡献来评价改革方案。这与东欧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转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国家，“改革者有一个目标模式，即他们毗邻的西欧经济体相同的模式。他们想尽快甩掉共产主义的遗产迅速靠近这一模式”（诺顿，2010）78－79。因而，他们只用体制目标标准来评判改革措施的正确与否。
总之，中国转型的最主要特殊性在于，它是增长导向型的转型，而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转型却是体制导向型的转型，即苏东国家以离标准市场体制有多远为标准，而中国的转型则以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为标准，这一区别或许与地理意义上各自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空间距离有关。东欧国家与市场经济传统国家毗邻，而中国显然离市场经济的轴心较远。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西方国家的“演变策划”的诱导作用。
但是，就中国的转型来说，之所以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建立市场体制作为出发点，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改革决策者对于本国贫穷落后状况的敏感性。中国在改革之初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而东欧在市场化转型前却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前不仅是一个计划体制国家，而且也是一个人均收入只有675美元的穷国③，中国改革者看到的主要问题显然是方方面面未能得到满足的需求，有些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因为太穷，有些是因为指令性计划的浪费。但改革者无法区分这两种形式，因而，他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允许个人和组织去满足未能满足的需求，赚取额外的收入。于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依据，也成了八十年代改革措施的核心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转型过程采用标准的区别导致了渐进与急进的表层区别，而不是相反。
中国转型的渐进性表现为改革的阶段性。中国的改革分为几个阶段？主要有两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两阶段论主要把中国的改革分为八十年代改革和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两个阶段，认为这两个阶段的改革无论从实质和内容还是手段和形式方面都存在差别。例如，国内一些学者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将八十年代的改革归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而将九十年代改革看成是强制型变迁过程；有的学者从改革产生的利益再分配角度，将八十年代改革看成是主要在增量上发生的改革，而九十年代后的改革是在存量基础上展开的。三阶段论主要根据中国市场化程度，将三个重点时间节点作为分阶段的界线：1978—1994年为第一阶段，1994—2001年为第二阶段，2001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之所以将1994年作为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是因为中国在1994年启动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税、金融和企业制度建构，意味着市场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将2001年作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分界线的原因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市场化国家。坚持两阶段论的诺顿教授强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第一阶段改革并非朝着典型的市场经济目标，而1992年之后以财税（分税制）、金融（银行体系改革）和公司制度（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为内容的第二阶段改革显然是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部曲为题的典型的建立市场经济国家模式的过程。但是，中国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改革集中了其市场化转型的全部特色，诠释了中国转型的“个性”（诺顿，2010）79。
中国的转型演绎了什么样的动态机制？就目前来看，代表性说法主要有两种：过渡制度创新说和体制外增长说。前者主要指钱颖一教授所说的以双轨制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后者主要指巴里·诺顿所说的“计划外增长”理论。在笔者看来，后者具有更强的概括性，也更能揭示中国转型机制的特殊性。
钱颖一（2009）④ 认为，中国以实用主义态度创造了四个成功的过渡性制度，即：双轨制、地方政府所有权企业、财政包干制和匿名银行存款制度。这几个过渡性制度的核心是价格双轨制，双轨制可以用来概括中国转型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双轨制是渐进市场化的一种巧妙安排，它让价格在边际上自由化，引入了市场轨迹，在超边际层面上保留计划价格和配额。在市场机制成长过程中，既在政治上保护了预先计划下的既得租金，也能够给潜在损失者提供暗中补偿，从而创造了一个没有利益受损者的改革过程。之所以说价格双轨制是核心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因为它不仅指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工业企业利润包干改革中实施的措施，而且在本质上与其他的改革措施，例如七十年代末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财政包干制以及九十年代对外贸企业实行的外汇留成和结售汇制度的基本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中国改革的经验似乎在于将农村改革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双轨制”，搬用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
但是，钱颖一并没有运用“泛双轨制”范式来解释中国转型过程，双轨制只是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一个部分，乡镇企业、银行匿名存款制度是与之不同的制度创新。钱颖一将乡镇企业命名为地方政府所有权企业，认为它是地方政府（尤其乡镇基层政府）在私人产权缺乏保护前提下，规避原有体制和意识形态下对私人所有制的排斥而作出的组织创新。作为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提款机”，乡镇企业能够满足地方提供公共物品的需要，减轻了中央政府面对的公共品需求压力，因而，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获得存在的基础。
诺顿（2010）用“计划外增长”概括了中国转型过程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什么是计划外增长？诺顿将1978-1993的改革总结为前后环环相扣的系列过程：用“双轨制”使中国脱离计划经济，通过固定计划使之变成固定税额一样的可信承诺，因而企业个体能够面对边际市场价格进行生产决策；随着国企垄断局面的打破和利润减少，地方政府创办社队企业以增加可控财力，其结果是日益增多的小型乡镇企业进入了工业产品市场，增强了竞争，改变了市场结构，推动了市场价格发挥作用；而随着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的交易和合作的开展，经营体制和主体出现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国实施了不断地确认与计划机制没有联系的经济活动“脱钩”战略。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是作为重要影响力量的地方政府，在辖区内国企利润减少的前提下，从组织地方企业、发展地方经济中实现了可支配财力的增长，最终演变成了市场化的推动力量。
诺顿（2010）将这一改革过程的实质性机制表达为“计划外增长”，不仅是指通过中央与企业、中央与地方通过订立有协商的计划合同、固化计划指标，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对超计划的边际价格激励，而且是指，这一过程形成了市场经济扩大、计划经济缩小的宏观变化。
笔者认为相比过渡制度创新或双轨制的分析范式，计划外增长理论更能说明中国转型机制的特殊性。首先，双轨制本身是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计划体制下哪怕存在零星的市场交易，便存在双轨制。如果没有发生计划外的增长过程，双轨制本身便不会自动并轨为单一市场价格机制。价格双轨制之所以对转型起了推动作用是因为，企业在计划固定之后，面对边际市场价格形成了竞争，而且它促进和推动了国有企业与当时的社队企业合作，为多种经营体制和方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概言之，双轨制成为有效的市场化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因为它推动了计划外增长。其次，钱颖一所说的其他的制度创新，都可以用“计划外增长”来统一阐释。例如，一方面，乡镇企业本身可以看成是工业企业价格双轨制实施后，计划外出现增长的产物。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是社队副业，但是其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来自于大型国有企业，其发展伴随了国企的计划外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作用与功能是促进了市场竞争和国有垄断租金的稀释，这个稀释过程在促成计划外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导致了计划内的衰落。计划外增长和计划内衰落并存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原体制下政府的收入结构，随着国有企业垄断利润的减少，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新的财力来源，乡镇企业只是地方政府开辟新财源的产物，这进一步推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转型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促进增长为目标的过程，而不以某个成熟的典型的西方经济体模式为目标。计划外增长能够概括中国转型特殊性的实质。正如诺顿指出的那样，“在所有转型经济体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独此一家，维持——事实上——加速了——经济增长”（诺顿，2010）5。中国朝着明确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转型是九十年代后期进行的改革，不过，至今仍未也无意于完成一个符合西方市场经济标准的转型过程。
三、并不特殊的增长
官方数据表明，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年均6％，但从1978年至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前一时期的4.1％上升到8.5％，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中国都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增长。尽管罗斯基等国外学者曾基于统计方法和政治体制等现实因素，质疑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但是，正如诺顿教授指出的那样，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统计覆盖面以及政治因素，对中国的官方数据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人均GDP增长仍然高达7％以上，而且这一高速增长过程持续了30年之久。那么这些事实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用“奇迹”来冠称？结合诺顿、钱颖一、陈志武等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被许多人冠以“中国奇迹”的三十年持续高增长并不特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从增长的成果来看，并不特殊
正确看待中国的三十年持续高增长，至少必须正视两个经济史事实。首先，2006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700美元的水平也只达到美国1850年前后的水平。其次，中国现在经历的不是什么奇迹，只是在复兴。根据麦迪逊的研究，在1820年时中国人口估计已达到世界人口的36％，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最大经济体。因此，即使如麦迪逊所说，到2015年，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奇迹⑤。
（二）从世界范围来看，持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以上的增长并非中国仅有
对世界范围经济增长的观察表明，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持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以上的增长现象：第一次是日本在1955—1973持续18年实现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的增长；第二次是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几个东亚经济体从1982—1996年14年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年均7％的增长；第三次是中国从1978年开始持续了三十年的高增长。换言之，除中国之外，有八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类似今日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高速增长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其特殊性或许仅在于经历的时间更长而已。钱颖一曾指出，对于有过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来说，每个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年份或者说增长曲线的拐点并不相同，人为地设定某个历史起点将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考察，产生的结论不可靠。笔者基于麦迪逊数据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
图1 1978—2008中国与其他东亚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的增长表现比较
原始数据来自http://www.ggdc.net/Maddison。
图1为中国内地与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从1978年以来人均GDP的增长比较，数据取自MADDISON（2010）的计算结果。以1978年的人均GDP水平作起点，中国2008年的人均GDP6725美元（1990年国际元）是1978年978美元的6.88倍，远高于日本的1.81倍、韩国的4.83倍、泰国3.61倍、中国台湾的4.44倍、新加坡的3.63倍和中国香港的3.61倍的同期变化水平。中国的增长表现是突出的。
图2 中国与东亚几个高速增长国家与地区各自从不同年份取起点，三十年增长表现的比较
原始数据来自于http://www.ggdc.net/Maddison。
图2表明，如果重新取对比起点，日本从1955年开始，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从1958年开始，韩国从1962年开始，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⑥，中国内地仍从1978年开始，分别以这些年份的人均GDP作为考察基点，则各自三十年的增长表现并无多大差异。在进行对比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三十年间人均GDP增长了6.88倍，日本的三十年增长了6.99倍，韩国增长了7.87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增长了6.90和6.79倍，只有泰国三十年增长水平3.88和香港地区5.15倍低于中国及上述国家和地区。
上述表明，1978年并非所有涉及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拐点，如果不以1978年作为经济增长比较的共同起点，中国的增长表现并不突出。
（三）从增长的机制来看，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不特殊
诺顿分析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曾指出，“很显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如此之快这一问题，大部分可以简单答以‘因为投资如此之高’”（诺顿，2010）75。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只要劳动力比较充裕，总能与新增资本搭配，固定资本投资就是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根据g＝i/k，如果资本产出系数k既定，那么投资率i决定了增长率。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运行良好的经济体里，k是介与3和6之间的常数，如果假定为4，则凡是经济增长率达到10％，则其投资率须达到40％。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经济增长率持续达7％以上，投资率须保持在30％以上。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率在70年代以后攀高到30％以上，在2004年更达到40％，2008年甚至达到45％，这说明了中国与其他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样，依靠的是高投资率推动。高投资率附带的特征必然是高储蓄率，因为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赖吸引外资实现高额投资，中国也不例外。尽管许多国内学者认为80年代由海外华人带动的外资投资对中国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外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4％的比重。是不是高投资都能带来相同的高增长？从国际范围来看，确实存在同样的投资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率的情况，中国的高投资的特殊之处也许在于，中国每年的高额投资中大量的政府投资投向了基础设施，使经济体生产能力得到逐步改善，克服了投资回报率下降。
表2是中国与几个曾经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期的投资率比较情况。中国在1978—2008年三十年高速增长期年均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是33.39％，这一比率与日本从1960—1973年的高速增长期的水平是相同的，也与新加坡1967年以来的投资率水平相当，与在九十年代实现快速增长的韩国和泰国的水平也无太大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1978年之前一直接近30％，1975年曾达30％，但在1978年以后，中国的储蓄率保持在30％以上，1993年以后甚至上升到40％以上，2006、2007、2008、2009年四个年度攀升至50％以上，中国高速增长过程的高储蓄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比几个曾经实现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与地区，这一表现并非独一无二。新加坡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接近30％，1975年以后一直在30％以上，80年代均值在40％以上，1998年高达51.79％；日本的储蓄率在1960—1995年间一直在30％以上，1995年后有所下降；韩国在1975年以前储蓄率比较低，平均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0％，70年代末期，韩国的储蓄率不断上升，1984年后一直在30％以上；泰国在1988以后储蓄率也一直高达30％以上。几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储蓄率水平的年均值见表3。
四、危险的增长奇迹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国的转型是特殊的，但特殊之处不在于它的渐进的过程特征和非私有化目标取向，而是一个以增长为目标的改革和试错过程，或者说中国的转型最大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计划外的增长”过程，中国的转型本身意味着经济增长。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从水平和机制来看，都不是特殊的。第三，中国特殊的转型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特殊论，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反观这三点提示，尤其在经历一场源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中国仍然保持增长活力的今天，需要冷静地思考如下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会从无体制目标的改革坚定地走向有体制目标的改革？第二，是不是中国成功地避开金融危机意味着中国具有优越的现存体制无须再改革？第三，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增长是不是永远处于首要位置？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计划外增长、计划内衰落的结果？答案是常识性的。所谓计划外增长即已故马里兰大学转型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说的自发性市场的扩展和政府规划型市场的培育（奥尔森，2005）。计划外增长的实质是日益扩大的市场形成了分工、竞争和激励机制，导致了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计划内衰落意味着一场体制竞赛在中国的胜负结局。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本畅销书叫《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专栏作家马德里克通过对经济史的考察，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真正推动英国和美国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巨人的不是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而是市场的扩大和世界贸易的发展（杰夫·马德里克，2003）。陈志武教授（2008）也曾精辟地表达过如下观点：如果是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物质量上升，市场地理范围的扩展则促进了人类创造东西的价值量上升。姚明的年收入是1000万美元，不是因为他多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多的人在看，如果没有电视电影造成的市场范围扩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只不过是模仿和利用了成熟的世界工业技术、顺应世界潮流加入了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⑧。对照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三十年高速增长几乎与市场化是同步的，是市场经济的增长。计划外市场机制的扩展保证了中国高速增长的实现，这意味着只有市场的扩展与深化才能保证中国的进一步增长，也是使“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国为什么会自觉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内在原因。在当前提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从中国突出的增长表现和特殊的转型中会解读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将中国在自然灾害和危机面前的杰出表现以及长期持续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在改革过程的“中国特色”取向，甚至归功于现存的体制。在他们看来，即便是计划体制未改革掉的尾巴，也具有独特的功效。反观美国自由市场体制在现阶段出现的某些弊端，有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一些逆市场化的措施。
诺顿（2010）曾用一种中性的语气描述了中国近年来表现出的“个性”：“中国从一个低收入的计划经济国家到一个低中等收入的市场经济体，中国朝着更为正常的方向转变，但是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和政府无处不在的干预似乎已成为它与其他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的区别，在过去五年，政府似乎强化了政府控制经济的制度，所以，尽管它在朝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模式趋进，但危机中暴露出的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领导层的结论，即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导向相结合的特点。中国在朝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变，但不会与现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趋同”（诺顿，2010）7－8。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个性”如果升华为一种现行体制的优越感则会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在危机和灾难面前的超强能力得力于集权体制在特殊环境下动员社会资源的高效率特征，但这种高效率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时期一些国家的战时措施的效率也不亚于此。因此，特殊情况下集权高效率处理危机的成功在逻辑上丝毫不会动摇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市场扩展才能促进现代经济增长这一命题。
中国对经济增长的迫切感同样能够从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得到诠释。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衰败落后注定了取得民族独立后首要的任务是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由于建国后错误的“大推进”战略（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特殊的环境（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环境中失去了发展良机，所以，19世纪70年末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同时也很容易将这一命题转化为最易于操作的“增长是首要目标”。
但是，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至少有四个：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仅从实体经济方面也至少有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之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总是根据经济周期和现实经济问题，在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中有所选择。可见，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是永远的首要目标。
中国已经步入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如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那样，当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时，一系列发展问题已经如期而至：环境恶化、收入分化、腐败升级等等。如果一味地追求GDP增长、无视其他一些发展指标，或者一味地沿用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显然不可持续。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且，需要改变“增长至上”的观念。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步入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当前并不需要无太多实质性和缺乏均衡发展的增长。
五、结语：中国的增长成果不能成为中止转型的理由
本文的基本观点可归结如下：从1978年伊始，中国经历了两大最深刻的变化，一是市场化的转型，二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是特殊的，但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渐进的试错过程，最重要的在于，转型过程是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实现经济增长为试错标准和动态目标。中国的“增长至上”观念根源于改革之初贫穷的国情与近代落后的百年经历，转型的这一特殊性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持续性。但是，无论从增长的水平和增长的动力，中国与其他实现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相比，并无特殊之处。中国增长导向型改革除了能够解释中国高速增长的长期持续性之外，并不能从其他任何角度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顺应或坚持了正确的市场化方向。本文提供的启示是，将中国经济增长成就归结为现存的体制，形成“中国特色”论和体制优越论是值得商榷的，以中国经历的高速增长作为中止市场化改革的借口更是具有实践危害性。从当前来看，增长至上的观念也到了非转不可的阶段，它将无助于中国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按当年价格，肯尼亚1978年的人均GDP是351.79美元、中国在1978年人均GDP是154.97美元，肯尼亚的人均GDP高于中国，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肯尼亚1972年的水平（152.61美元）。但是，按麦迪逊的计算，中国在1978年的人均GDP为978美元（1990年国际元），肯尼亚为1039国际元，中国与肯尼亚在1978年的人均GDP水平是相当的。同样是世行的数据，按现行价格，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590美元，是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肯尼亚人均GDP仅为770美元，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而麦迪逊教授的计算结果是，中国在2008年达到了6725国际元，接近了世界平均水平，而肯尼亚仅为1524国际元。
② 尽管在发展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是两个相区别的范畴，但是，中国八九十年代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在现实中几乎是“增长至上”的同义语。
③ 麦迪逊的数据是人均GDP 978国际元，见表1。
④ 钱颖一．中国改革是如何成功的；见丹尼·罗德里克．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25－367页。
⑤ 此为诺顿所引用的麦迪逊的研究数据。原数据可见安格斯．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译本附录C和附录D，2008年，第159－175页。
⑥ 确立这些起点的依据是：战后日本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经济恢复，1955年日本达到战时最高水平，并从此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末，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日本，此后直至九十年代，尽管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洲和美国，但是，一般认为日本的高速增长在七十年代中期基本上结束了；韩国的高速增长始于朴正熙上台后实施的三个五年计划（1962—1976），前三个五年计划就使韩国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7％、10.5％和11％的增长；新加坡的高速增长始于其独立建国以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告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1968年至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4％，1975年，新加坡迅速从危机影响中复苏，实现了5.7％以上的增长，因而新加坡成了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典范；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高速增长被认为是始于五十年代末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⑦ 括号中数据为同期固定资本形成占GDP达30％以上的年数，韩国数据中第一个数据是1982—1997年的平均固定资本形成比率。下表同。
⑧ 陈志武的观点，详见陈志武：改革开放160年——对中国奇迹的改革路径的再思考，载张维迎：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C].第232－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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