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中国书目研究的基本特征_目录学论文

论21世纪中国书目研究的基本特征_目录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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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高速互联网将全球上亿台计算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筑起一个电子化的、虚拟的网络世界。作为一门脱胎于文献整理和传播、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实用性和时代特征非常明显的学科,21世纪的目录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怎样发展,应具有何种学科形态和社会功能,是每一位目录学工作者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纵观当今世界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21世纪的目录学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目录学领域中的最基本最主要矛盾,仍然是“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1]而且有强化之势,但在目录学基本矛盾的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所变化。读者对特定的文献信息需求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使目录学的学科形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一些新的质的规定性。

《矛盾论》认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2]传统的目录学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文献供给和文献整理,翻开中国目录学史的画卷和任何一本目录学史教科书,让人惊叹的是中国目录学的源远流长,历史上一次次著名的编目活动,以及这些编目活动中所留下的一个个伟大成果。王心裁博士也认为“古典目录学的重点是在文献整理,由此深化即为学术整理,这不是说古代就完全忽视文献需求,而是这种需求在文化大背景中隐没了。”[3]应当说,当时的目录学,尽管不是完全忽视文献需求,也是相当忽视文献需求的,因为在当时,社会的文献生产、文献传播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多样性的文献需求。文献整理的功能十分强大,目录编制的成就十分突出,以至人们将本门学科定义为目录学,目录学也就成了以研究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一门学科。至今也还有人认为目录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我们并非苛求古人,因为当时文献的有效供给不足,整理与保存的任务又十分迫切,制约了人们对文献资源的利用。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献供给过剩,有人作过估算,一份周末版的伦敦《泰晤士报》所包含的信息比17世纪的英格兰人在一生中平均接触到的信息还多。[4]“我们被信息所淹没,但却渴求知识。”[5]现在人们编制目录,主要不再是为了文献整理的目的,而是一切为了使用、一切方便使用。如何满足特定需求,就成为目录学主要矛盾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代变了,观念必须随之发生变化。

1 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将要注重研究读者

人们普遍反映,读者越来越不愿意使用图书馆的目录柜,出版社花费巨资出版的书本式书目、索引、文摘及其它书目文献产品也少人问津。一方面读者查找特定文献资料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读者似乎对检索工具丧失信心。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检索工具,他们的多样性需求和检索偏好我们都知之不多,缺乏深入的研究。21世纪的目录学应当大力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兴趣,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过程。离开了对读者的研究,目录学将不复存在,忽视了对读者的研究,目录学将失去生命力。在《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6]一书中,作者向全国几百个单位的读者进行问卷和跟踪调查,全书的内容集中在: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文献情报需求调查与分析;文献情报保障分析;书目情报工作的效益及其评价;书目情报服务体制的优化与改革。在此之前,中国还从来没有人以读者、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为中心来研究目录学。这是中国目录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变革,标志着目录学已开始研究其自身的营销策略、自身的读者市场。在经济领域,短缺经济条件下,工厂生产什么,消费者购买什么,较少有选择的余地。而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消费者需要什么,工厂才会生产什么。消费者成了上帝,厂家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研究消费者、满足消费者。目录学研究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图书馆学情报科学正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广泛的适应性、注重与技术的结合,因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目录学争夺市场,交叉融合越来越明显。目录学如果不把握历史的发展机遇,有可能被吞并,而退出21世纪学术舞台。17世纪,王鸣盛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7]足以让整个时代振聋发聩,而在当今信息时代,目录学如果不能适应读者,不为读者所接受,则任何口号都只能是无病呻吟。还有《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8]、《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等,人们从这些文献中已看到了目录学家对此的关注。只有搞清楚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目录学及目录工作才能有的放矢。

2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将更加强调目录学的应用性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线。“近年来目录学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开始走向社会。目录学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9]但不可否认,应用问题仍是目录学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原有的以具体书目为核心的研究体系尚未彻底打破。书目情报咨询服务、检索服务、技术服务等研究内容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导致目录学在学科领域中缺乏扩张力、渗透力,在文献需求者中缺乏影响力、号召力。随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的明显加快,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流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可以预见,人们对目录学的需求也将日益迫切。目录学应用性增强的结果,目录学家的作用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将其定义为“知识矿工”。过去的矿工挖掘的是各种矿藏,而新的“矿工”将要寻找的是信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目录工作者将要面临的新的挑战是:如何开采书目情报资料,并从业已存在的大量文献中挑选出读者需要的珍贵信息。这些信息应当具备如下特点:(1)相关性。要排除冗余的、非相关的信息。(2)及时。当读者在需要的时候能收到它,过早的信息容易过时,过晚的信息又派不上用场。(3)准确可靠。现在信息来源很多,真伪难辨。(4)充足。提供的资料全面。(5)值得。预期的收益大于成本。目录学朝应用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将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科学的相关成果和技术。

传统的科学研究往往遵循一定的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基础研究阶段形成一门学科的知识,应用研究阶段形成一门技术,而在开发阶段才形成产品。同样,在《目录学概论》[10]、《目录学》[11]等著作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作者对构造理论体系的追求。而在《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和管理》中我们看到了作者不再着意体系的完善,更多地着眼于应用。“书目情报理论是传统书目工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新思想,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目录学理论的彻底革命,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的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12]这一成果的引进同样也结束了国内目录学以具体的目录成果为核心的历史。正因为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目录学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书目情报工作的电子化、网络化。书目情报产品因为主要供检索而非全文阅读最适于制作电子版本,再加上其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而最适合在网上传播。

书目情报工作的电子化在我国已取得很大成就,以书目情报产品电子化而论,1997年10月成立全国图书联合编目中心,目前中心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数据量达110万条。报道性的有《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目次信息数据库》、《中文图书预编书书目数据库》,回溯性的有《民国时期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建国50年中文图书书目光盘1949-1999》。

书目情报工作的网络化主要有三层含义:(1)书目情报产品在传统的印刷、卡片形式外出现了电子版、网络版,如覆盖世界范围的OCLC(Online Library Center)目前已成为连接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0000多个图书馆,有书目记录3700万条,反映2.5万个图书馆6亿条馆藏记录,年书目情报资料更新量达210万条的联机书目情报网。中国国家图书馆建立在因特网上的网站,至1999年6月底,提供的各类书目数据500万条,中文图书全文影像数据800万页。[13]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及《中国图书年鉴》(1993年开始,每年一册),在出印刷版的同时,所有资料全部上网,供免费查询。(2)书目产品传输的网络化。网络传输速度快、容量大。(3)读者通过网络使用书目情报产品。读者使用网络文献资源较少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网上文献信息资源则更多地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消费者只需花很少或不花费即可获得网络资源。

现在,中型以上的图书馆都有电子文献检索和阅览室,物理实体的国家图书馆日均接待读者8000人次,而其网上用户访问量日均达到70万人次。[14]所以我们认为,21世纪的目录学必须立足于因特网网络环境。主要包括网上书目情报资源标准化研究,网上书目情报资源保障体系研究,网络传播技术研究,读者网上书目情报资源获取研究等。

由于网络功能十分强大,信息的大容量储存、多媒体远距离传输、交互式人机对话,因而书目情报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有待书目情报工作者深入研究。如亚马逊(amazon.com)网上书店,可供书目超过372万种,而且每月以2.7万种的速度增加,其全部物品的选项已超过2800万种。以目录学家的眼光,亚马逊网上书店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书目信息的完备性,亚马逊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不仅每种书有详细的内容提要,而且各种媒体上所有对该书的评论都一罗列在该书目下,累积书评资料已超过500万页,供读者参考,读者自己的读书心得、评论也可放入其中。第二是最友善的个性化服务,任何人只要将自己的阅读兴趣、爱好存入亚马逊客户档案,或者购买过亚马逊的图书,计算机会自动处理读者的相关资料,在经过推理、筛选之后,可将新书信息自动发给客户电子邮件信箱,下次购书时,计算机会自动弹出推荐书目,并显示客户以前的购买经验和购书清单,供购书时参考,当客户点击选中的书目时,网络会自动帮你完成所有手续。界面友好,整个购书过程迅速而无任何障碍。第三是全球化市场和服务,到2000年底,书店2900万客户中,分别来自160个国家和地区,书店销售的23%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第四是检索方便,一共28种检索方式,只要输入书名、著者、主题、ISBN或者最零星的关键字,搜索引擎会自动帮你完成检索。[15]

长期以来,我国目录学研究者一直较为忽视对技术的研究,目录学与现代科技结合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解决。可以设想,当人们可以检索到来自世界的信息而不必上图书馆,除非图书馆积极地改变现状,否则对于作为社会信息提供者的图书馆而言,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同样,目录学如果再漠视技术的发展,读者丝毫不能感受到这门学科给他们带来的用处,目录学本身的存在也就危险了。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经历了两次大的开放过程,产生了两次大的飞跃,大大提高了目录学的学科地位,21世纪中国目录除了将表现出更强的开放性、兼容性、渗透性、扩张性之外,在目录学整体化发展道路上,将形成大目录学观。

我国目录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自刘向、刘歆以后的2000年中,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无意识、无组织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的阶段。期间尽管有郑樵、章学诚两个理论高峰,至清末目录学更被尊为学中之学,但也无法使目录学摆脱经验目录学的状态,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进入20世纪后,中国目录学经历两次大的开放过程,取得了辉煌成就。[16]第一次是20世纪20-30年代,将传统的经验目录学上升到理论目录学的高度,最终踏上了理论目录学的进程,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产生了大批目录学理论成果,如1928年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1930年杜定友的《校雠新义》、1931年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胡朴安、胡道静的《校雠学》、程全昌的《目录学丛考》、1932年余嘉锡作《目录学发微》、1993年姚名达作《目录学》、1934年刘咸昕的《目录学》、毛坤《目录学通论》、汪国垣的《目录学研究》。这是一次质的飞跃。第一次飞跃主要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西学东渐,外国的目录学理论和目录学著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和中国传统目录学发生碰撞,使我国目录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形成了许多派别。

第二次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论目录学进一步完善,目录学的实践性又一次得到强调,这同样是一次新的飞跃。这次目录学高潮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目录学自身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首先是对异域目录学的引进、消化、吸收。中国目录学体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概念、新的思维形式、新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如书目情报理论的引进和目录学研究基点的重新确立。“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区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是书目文献这种具体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18]这是目录学体系内部的整合,是在目录学现有框架里解决自身的问题,使其沿固有的轨道向前推进。这种整合调整了目录学家的研究视点,既深化了目录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又拓展了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使目录学体系内生出一种逻辑力量。中国目录学的两次开放过程,首先都表现为异域目录学的引进,处于优势的异域目录学对传统的中国目录学产生冲击,处于劣势的中国目录学被动地吸收,学科发生主要来自外力,这在第一次开放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第二次开放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目录学的发展,除了外部驱动力量以外,学科内在动力已上升为主要因素。其次是目录学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与其他学科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从知识—文化—社会意识的路向考察,目录学将与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融为一体,使目录学融进广义文化学的整体化中心中来,使目录学成为研究人类精神财富的学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知识—信息—交流的路向考察,目录学将与符号学、交流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众多学科交叉结合,将目录学融进信息科学的整体化中心中来。”[18]这个过程刚刚开始,远未完成。第三,在知识经济、网络环境条件下,目录学必须融入整个社会,以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如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怎样发挥目录学在文献整理、知识组织等方面的作用,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保障。书目情报工作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本身如何走出一条优质高效低耗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长期以来我国书目情报产业投入高、产出少、规模小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不同系统各自为战,缺乏协调,而一个成熟的书目情报产业不但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投入,而且可以直接创造财富。美国的一系列书目、索引、文摘、数据库都是出版商或数据公司通过市场机制来生存和发展的,值得我们充分借鉴。从这三个层面来考察目录学,就形成了大目录学观,这也是21世纪目录学家的使命。

在中国,理论目录学的构建已近70年了,目录学在学科之林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成为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但我们也要看到,70年来,目录学校多地是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东西,学科建设始终具有内敛性、封闭性的特征,缺乏大的创新,缺乏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扩张、渗透,目录学始终有不够强大的感觉。当今世界的学科体系是开放的,学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1世纪的目录学在加强自身的建设同时,更要以自己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目录学要成为学科之林中的有影响的学科,这是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200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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